中国传统学术以重人道而重人性,并以性善论为主流思想.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性善之论日趋式微.近儒刘咸通古今、贯中西,对传统性善论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与发挥.他把“生”确立为绝对价值和评判善恶的根本尺度,并继承了《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思想传统,认定大自然本善,故人与万物之性皆善;而人得天地理气之粹,故拥有天地间至贵至灵的至善之性.在方法论上,刘咸论性善还有一重大突破,就是提出了“自当一体”之论.此论有三个要点:其一,当然(善)本于自然,是对于自然的肯定与实现,不自然者必不当然;其二,不当然(恶)是对于自然的否定与背离,不当然者必非自然;其三,善(当然)与恶(不当然)并非并存之二物,而是一物之二态,即正常之态与负变之态.明乎此,乃能知恶是非自然的,因而也是反人性的.中国古代历史的各种哲学流派,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按故往历史中国十分惯常思维的“大是大非”原则来看,人性的善与恶,是两个绝然相反的人类社会哲学元素,荀子与孟子应被归为两个不同的学说流派。但中国流传至今的传统学术却把两位持泾渭分明哲学观点的人,同称为“儒家”。不知两位已作古二千多年的大学者会不会在黄土之下跃骨而起?春秋末期,早于荀子孟子一百年的孔子仅谈到了人类哲学“仁”的思想,而荀孟则开始了人性恶和人性善的争论。众所周知,自后两千多年中国皇朝历史遵循了孔孟之道,而荀子的“性恶”人类哲学思想早已被皇朝历史自我消弭于无形之中。有当代考古学家指出,人类文明历史数千年以来,人们的物质与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类的性情几无改变。笔者以为,人类历史从来一直存在着这么一个人性现象:越是缺什么,便越是提倡什么。这就像表决心发誓要克服自我一样。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提到孔子“仁”思想时这么说:“按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说性恶可使但凡是人都受到“性恶”遏制,说“性善”则可以使一部分“圣人”免于遏制。这在今天的人看来,道理很简单。假如古人因受人类社会认识论的局限而偏入旁门(轻视实践的古人先给予认知上的定义,再寻找“理”;现代人在实践中寻找“理”),那么,今天的人如果再提“性善”论,则别有它图了人类历史证明:提倡“善”的人就是“善人”,那是一种是人都不信的鬼话。正如明代那位深陷一元论而难于自拔的哲学家李贽所揭示:孔孟“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孔子序十翼(易传),明道(一阴一阳谓之道)始乃中和,赤子之心乃后皆两面(阴阳)存在。子曰仁(仁者爱人)亦因善需以扬,子曰礼(克己复礼)亦因恶需以束。孟荀皆师承子学,孟性善(阳)重仁义以扬,荀性恶(阴)重礼法以抑,各出其极,而忽略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