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什么重农抑商（我国古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利弊）

最好采用重农抑商的标准说法。

统治者重视农业、抑制商业。但这种所谓的重视，完全上升不到“扶”的地步。因为古代国家没有“给予农民福利、助推农业发展”的动机和职能，关键也没有这个能力。

个别地区、个别时段以及个别官吏，或许会有，但不具普遍性。

同理，抑制商业，也就那么回事。既然没有能力扶助农业，那也没有能力抑制商业。顶多搞点儿流于表面的“整风”运动，商人不许衣绸、不能乘马、不得为官。

但时间长了，也就该啥样就啥样。商人有钱了，照样歌照唱、舞照跳。

所以，所谓重农抑商，可以是一种认知框架、一种意识形态，但算不上对事实的描述。

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但，所谓的古代工业，是嵌入到了农业和商业之中的。虽然工商业往往并提，但工业更多地融于农业。每年九月以后的农闲时节，农民会从事一些诸如食品加工、纺纱织布、农具修理、制革制陶以及货物运输等工商业活动。生产力的水平就那么高，所以工业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

或许，在有些地区会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产生一定量级的精细分工，甚至还有一批世袭匠人，但仍旧不具普遍性。所以，古代的所谓工业，只能是从属地位。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无农不稳而无商不富。

既然商业能够造富，为什么历代统治者还要重农抑商呢？

甚至，重农抑商不止是统治者的必选项，而且是社会和民众的潜意识。难道中国古人一定要跟钱有仇、不懂钱的好吗？

1.一定不要认为农业是落后的、商业才是先进的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认为农业是史上最大的骗局。因为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人类的劳动时间更长、营养也不均衡、传染病还增多了。农业社会，远远不如曾经的狩猎采集社会更绿色、环保和健康。

但是，赫拉利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农业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狩猎采集才能养活多少人，而垦田种地又能养活多少人？

能养活更多的人，就说明农业是一种进步，它更先进。甚至，这都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彼此分割的不同人类族群都发展到了农业社会。

但是，相比商业呢？商业可是能赚好多钱的。

农业VS商业，这么对比不显著。换个比较，如果是工业VS商业呢？

这时候，我们能说：因为工业赚钱能力不如商业的赚钱能力，所以工业不如商业先进吗？肯定不能采取这个因为所以吧。如果没有工业作为基础，那商业根本没钱赚。

同理，在古代，农业和商业也是这个道理。

古代的商业，是建立在农业这个基础之上的。不能因为谁更赚钱，就说谁更先进。不同质的东西，很难采取单一评价标准来比权量力。

可以说，在前现代社会，农业就是现代的工业，是诸多经济部门中，最先进的产业。无农不稳，先稳了、先让人活下来，然后才能追求赚钱的事业。

2.农业是国力基础，但重农未必一定要抑商‍

秦以耕战立国，最终统一天下。秦军所向披靡，但支撑秦军的，是秦国强大的农业基础。所以，农业强则国家强，国家强则统一天下。商鞅变法后的秦战国，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甚至将其摆在与军功同等重要的位置。

那汉朝呢？

汉初百废待兴，所以更需要重视农业。农业生产不能恢复，那老百姓就没法活，动乱也就不能停。无农不稳，农业才是统治者最为关心的经济部门。但是，重视农业，未必一定要抑制商业。

汉朝抑商，只是表面说说，实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史记》记载：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如果汉朝抑商，那这些个周流天下的富商大贾是从哪冒出来的？

同时，你都不能说秦战国、秦朝抑商。战国到西汉，是中国商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很多大商人，如盐商猗顿、铁商郭纵，甚至还有秦国的畜牧豪商乌氏倮、女商人巴寡妇清，等等。在司马迁写《史记》的西汉时代，这些大商人是能够彪炳史册的。在这之后，商人何时有过这种待遇？

所以，农业和商业并非一块跷跷板：重农就要抑商、兴商则会伤农。但是，中国历史为什么会走向重农抑商呢？

3.历史在偶然的事件后发展出了必然趋势‍

至汉武帝以前，虽然士大夫精英积极主张重农，如晁错的《论贵粟疏》，但统治者并没有要重农而抑商。因为这农商本就可以齐头并进，甚至还能互相促进。

汉初百废待兴，所以实施过一段时间的抑商之策。如“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但是，汉初的统治思想是黄老无为而治，简单说国家能不管就不管、能少管就少管，老百姓开心就好。于是，“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史记》中记载的那些豪杰人物和游侠之士，很多都不是农村人，而是城里人。所以，这时候不仅商业高速发展，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城市和城市人口。

但是，汉武帝要打匈奴。打匈奴就要花钱。钱谁出？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话题。于是，汉武帝把目光瞄向了商人，出台了中国最为超前的“财产税”，即算缗令。

说实话，算缗令的税率并不过分，大约在6%到10%。一缗也就是1000钱的财产，上交一算也就是120钱。

但是，商人和富人们肯定不会拿当时的税率跟现在比，也不会理性衡量这个税率到底高不高，而一定会跟过去比。

这个税率比过去提高了五倍，这谁能受得了？于是，大家开始瞒报财产、集体偷税漏税。

汉武帝是什么人？一个吊打了整个地理视界的人，怎么可能收拾不服偷税的商人？接着就出台了告缗令，发动群众斗群众。谁能揭发偷税的商人，就“以其半畀之”。于是，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多被告发得倾家荡产。

汉武帝的算缗、告缗，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但这种偶然却促成了一个必然趋势。

那就是拥有资本的富人和商人，不再投资工商业了，而转向投资农业。农业的生产资料是土地，所以土地只能越来越贵。到这个时候，中国也就只能在小农经济和豪族庄园经济中交替往复了。

而重农抑商也开始成为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在豪族被逐渐干废之后，小农经济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

于是，重农抑商不仅是统治者的工具手段，而且也成了千百年来的意识形态。

4.必然之外还有必然，还有比汉武帝更大的决定因素‍

汉武帝搞废了自战国到西汉的工商业经济。然后，大汉重农抑商，以后历代也有样学样、也重农抑商，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你怎么解释宋朝，更不用说元朝。甚至，往前推算，我们都无法解释唐朝。

“唐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关键是“不赍粮”这三个字。如果不是广泛的货币流通和商业经济，怎么可能“行数千里”而“不赍粮”？

所以，抑制商业也就是说说。即便老农民朱元璋的大明朝，也是先期雷霆万钧，后期无足轻重。大明朝的工商经济甚至不必宋朝差，特别是江南地区。

但是，不管怎么说，小农经济以及重农抑商却一直萦绕于统治者和百姓的认知框架中。而中国也确实是一种小农经济的模式。

原因就是还有比汉武帝更大的决定因素，那就是中国的资源禀赋。

相比于人口，欧洲的土地资源更为富足。所以，欧洲农民可以拿出土地进行休耕，休耕的土地可以用来喂养牲畜。但是，中国农民却不能如此奢侈。

因为人口众多，所以中国农民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开展农业生产。广袤的大平原创造了统一的大帝国，统一的大帝国促进了人口的大增长，而增长的人口只能在相对不足的土地上耕耘稼穑。

这是土地资源禀赋。

同时，还有农作物的资源禀赋。美洲种植玉米，而玉米易于成活、产量也高，所以玛雅人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修建巨大的金字塔。

但是，中国北方以稷、黍为主，中国南方以水稻为主。这两种农作物完全没法跟玉米比。中国农民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生产出足以养活自己的粮食。

这是作物资源禀赋。

土地资源有限、作物资源有限，庞大而不断增长的人口怎么才能养活自己？只能向技术要生产力。所以，古代中国的农业虽然起步晚，但技术水准却相当高。

在春秋时代，中国农民已经采用了垄耕种植法，即：庄稼成排种植在较高的田垄上，垄与垄之间以沟为间隔。而这个方法，欧洲农民直到公元17世纪才开始使用。

汉代的《汜胜之书》记载，当时的单位亩产已经非常高，两个农民种十亩地就可以供这两个人吃26年。这肯定是夸张了，却足以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准相当高。尤其是熟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中国农业的技术水准更是完胜其他地区。

于是，中国农业生长为一种精耕细作的劳动密集型模式。一是需要精耕细作，因为可以耕作的土地不多；二是需要大量人力投入，因为农作物的产量不高。

所以，中国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进入到了一种较为先进的均衡态。这就相当于世界各地都在比赛谁能爬上更高的山，而中国农民早早就爬上了一座较高的山，这是先进；然后自己不爬了，悠闲地看着别人慢慢爬，而这就是均衡，也就是不发展了。

甚至，直到现代中国，很多偏远农村的农业工具，仍跟古代中国大体不差。

土地资源禀赋、作物资源禀赋，都是很偶然、很随机的条件。而这些偶然却催生了中国独特的农业生产模式。

精耕细作加劳动密集，其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最适合小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生产模式。你只有给自己家干，才能精耕细作；你只有不断投入劳动力，才能生产足够多的粮食。

而这就是小农经济。

一旦这个路径依赖形成，那中国只能把农业摆在比商业更高的位置上。重农抑商也就在所难免。士农工商这个排序，就说明农业的重要；而耕读之家，更为说明农业才是国之根本。

这是中国独特资源禀赋所决定的。

5.重农是重农了，为什么还要抑商？‍

这就需要把之前的几个因素综合起来。

首先还是资源禀赋的问题。

打开一张中国地形图、再打开一张欧洲地形图，你会发现欧洲支离破碎而中国的华北和华东大平原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就为历代中国王朝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国家可以低成本的收税。于是，国家的能力更强，足可镇压周围一起政治势力。所以，中国偶有分裂却总会统一。

其次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有偶然事件。

欧洲的封建制直到近代才结束。而中国在夏商周三代之后，就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即秦朝。中央集权、官僚制加郡县制，这就是政治上的早熟。

别人还是贵族时代，而中国已经是国家时代。国家的追求目标是什么？清晰化、均质化、单一化，只有这样的社会，国家才能理解也才能治理。于是，编户齐民的小家庭才是古代国家的追求目标。

朱元璋的认知框架就是大明帝国最好全是一家一户的农民，然后自己作为唯一的地主去收租子。那商人呢？

第三是历史在跌宕起伏中不断演化。

汉高祖消灭了异姓诸侯、汉景帝打废了同姓诸侯，诸侯都给干废了。接着还要干谁？就是商人，还有富人。这些人挡在国家和农民之间，一直做中间商吃差价。他们收钱多了，国家还怎么收钱？于是，汉武帝一出手，就干废了这些人。

但是，基层社会一定要有组织者。所以，投资农业的富人和商人，摇身一变成了豪族。从西汉末年到南北朝，中国一直是豪族不死而国家不兴的局面。

因为资源都被豪族抽走了，所以国家没有能力抵抗胡人，也没有能力强化统治。国家与豪族的斗争持续了千年之久，安史之乱加黄巢起义这两个大事件，才算把豪族彻底干废。

这个演化逻辑走下来，重农抑商也就成了古代中国的特有认知框架。这个认知框架得出的结论就是：农业重要，商业无足轻重；国力竞争就是农业竞争，商业多了自然伤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