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可信吗（历史上竹书纪年和史记哪个真实）
看到这个标题的大部分读者想必都是一脸茫然，毕竟《竹书纪年》这个名字实在是陌生。
但标题却又将其与《史记》相提并论，这又是为何呢？实际上，这正是近百年来史学界的一个争议点之一。《竹书纪年》其中的真伪价值，到底可信与否。
一、竹书纪年
这本书的发现，来自于晋国太康二年（281）年的一次“盗墓”活动。
这一年，在今河南省卫辉市的一座战国墓之中，出土了大量的古文竹简，其中记载的，竟都是些五帝以及夏商周时期的历史。晋朝之人根据其中文字考订之后，将其命名为《竹书纪年》。
这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批编年体的史书之一，也是唯一一个留存下来的，未经秦火焚烧的编年通史。
大约是在公元前300年左右成书的，比《史记》要早了200余年，可以说对于研究先秦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按道理来说，这样一本史书的成书年代比司马迁的《史记》更为久远，其中记载应是更为可靠。
那么这本书本应在史学界大放异彩的，但事实上这本书其实一直都被史学界认为是“伪书”，甚至在宋朝时期完全销声匿迹，没有任何踪影。
直到明朝时期，此书才在明代藏书家范钦的藏书楼之中，重见天日。因此，《竹书纪年》这本书也由此引来了一争论，那就是古本与今本之争。
其中所说的“古本”，自然就是当年在晋朝时期在战国墓之中挖掘出来的那一本。而“今本”指代的就是范钦藏书阁之中翻出来的那一本。后世有人怀疑，范钦的那本，是被人为篡改了一部分内容的记载。
但即使是被人篡改之后，古本与今本之中的价值取向依旧是相同的。因此，这本书的史学地位一直都没有被承认过，那么到底是为何，《竹书纪年》竟是落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呢？
二、儒家思想——《史记》
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的古史体系一直以来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而天下之读书人无不拜孔祭孔。但《竹书纪年》之中所记载的一切，却都和传统儒家思想大相径庭。
司马迁对历史的态度无不令人动容，谁也不能否认他对于历史的贡献。但同时，他也是儒家中人。因此对于他不了解的历史，也就是对于久远的五帝时代，他的记载毫无疑问地延续了儒家的观点。
在儒家理想化的描述之下，“五帝时期”以及"夏商周"是历史的一个黄金时代。孔子一生都在追随的也是延续“周礼”，这段时期的历史是文明的代言，他们的王位更迭都是文明礼貌的禅让。
在《论语》等一系列的儒家著作之中，尧舜禹等，都是圣人般的存在。也是儒家的道德楷模。而《竹书纪年》的存在，却打碎了圣人的神像，将儒家的一切都拉进了阴谋与暴力的深渊。
因此，在数千年以儒家思想为主基调的封建王权社会之中，《竹书纪年》这本书被隐匿于世界，也就情有可原了。那么，这本书内到底是讲了什么呢？
三、“怪异”而又违背世俗的价值观——《竹书纪年》
在《竹书纪年》之中，关于五帝时期的资料一共有四条，但都是将圣人神像打破的存在。在他的描述之中，尧舜之间的王位更迭，都充斥着阴谋与暴力。如：
“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后稷放帝丹朱于水”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礼仪之周”始祖的后稷，是帮助舜帝囚父夺权的“帮凶”，是将丹朱流放于丹水的“主谋”。其圣人的形象，在《竹书纪年》之中完全被颠覆。而后来禹以及启的继位，几乎是重复了舜的道路。
而在有关夏商的记载之中，除了商汤以武力取天下的记载之外，其余的记载也都与阴谋论撇不开关系。特别是在儒家体系之中，也是《史记》中的美谈“伊尹放太甲”这一记载：
“帝太甲继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与桐宫，三年，伊尹摄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于宫中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多么好的一幕君臣相得啊，君王不德于是臣子代政，君王反善臣子又一点也不留恋的归政。
这是多好的教材，可以说是所有读书人的理想乡。但在《竹书纪年》之中，详细记录的却是丞相伊尹与帝太甲争夺王权的故事。
在这个版本之中，是所谓的贤臣伊尹在老王仲壬（第三代商王）去世之后，将新王太甲流放到了桐宫并自立为王。而太甲则是卧薪尝胆七年，终于回归夺回王位的故事。与之一比，简直就是黑暗童话。
所以想当然的，在以儒家为主导的近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之中。这样黑暗且残酷，所记载的一切都直戳人们内心阴暗的“史书”，自然也就成为了那些儒家学子口中的“伪书”了。
至今为止，关于《竹书纪年》其中所记载历史事件的真假在史学界依旧还存在着争议。毕竟此书曾经失传良久，其中的许多证据也都成为了所谓的“孤证”，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其实并不可信。
但若是此书一旦被证明了是真实的历史，那么儒家文化上千年来的根基，便会摇摇欲坠。在古代那种所有有话语权的人都必须是儒家忠实信徒的情况下，这本书必定是“伪书”。
但在思想不再固定，百花齐放的现代。我们的历史学家们将会以更加科学的，客观的眼光去看待《竹书纪年》与《史记》中近乎分道而驰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