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艺术与设计
中国古代艺术设计思想的三个主要观点一、“坚而后论工拙”以实用为根本中国古代设计注重产品的实用功能。这一点是中国古代的美学家和工艺家都十分强调和重视的,“坚而后论工拙”就是要求产品设计首先要有实用的价值,其次才考虑好不好用,最后才解决好不好看的向题。这与现代设计思想是相通的。比如,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中就强调,制作椅子要讲究如何让人坐得舒服。他认为,冬季和夏季的椅子做法要有所不同。对于茶壶,李渔同样要求以人的使用为中心进行设计。他说“置物但取其适用,何必幽渺其说,必至理穷尽而后止哉凡制茗壶,其嘴务直,购者亦然,一曲便可忧,再曲则称弃物矣。盖贮茶之物与贮酒不同,酒无渣滓,一斟即出,其嘴之曲直可以不论茶则有体之物也,星星之叶,人水即成大片,斟泄之时,纤毫入嘴则塞而不留,吸茗快事,斟之不出,大觉闷人。直则保无是患矣,即有时闭塞,亦可疏通,不似武夷九曲之难力导也。”〔1〕可见李渔十分重视产品“好不好用”的问题,这与现代“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十分吻合。二、“体舒神怡,实用和装饰互相促进实用与装饰是工艺品性能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只有巧妙结合,才会使两方面的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使工艺品设计趋于完美,满足使用者的需求。但是如果二者的关系处理不当,就会成为失败的设计。中国古代的美学家和工艺家很早就开始将工艺品的审美与实用相结合。中国陶瓷发展史就是一部装饰和实用互相促进的历史。陶瓷造型的不断变化,最初多是出于增强、改变器具实用功能的目的,与此同时带来陶瓷新的审美效果,发展到后来,出于审美考虑而对造型加以改进也就渐渐成为陶瓷发展的一个新动向。陶工们把实用和装饰两方面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陶瓷工艺品。比如陶扇的足是由陶鼎的三足而来,但在改进时,为了在使用中扩大陶扁的受热面积,缩短烧煮时间,因而把三个实心的足改为肥大中空的款足,在造型上给人以浑朴庄重的美感。此外,陶工们在许多器物上设置了方便使用的部件,如盖、钮、把手、高足等。这些部件的设计往往别具匠』臼,如将某些部件设计成动物形状等,体现了设计者追求实用和美观相结合的设计观念。有的美学家还提出了装饰对实用有促进作用的观点。李渔对实用与美观的问题作过很好的总结,他在《闲情偶寄》中多次表达了实用和装饰需要结合的思想。比如他在谈到“床”的制作时,就强调装饰和实用的结合问题“其法维何一曰床令生花,二日帐使有骨,三日帐宜加锁,四曰床要着裙。”〔3〕所谓“床令生花”,是说在床头摆上鲜花。李渔认为这样的摆设有两个好处一来花可以对卧室起装饰作用二来花的清香能给人以舒适的感觉,可助人入睡。李渔甚至把花的作用上升到了“庄周梦蝶”的审美境界,认为到此境界时,“人非人也,仙也”。“帐使有骨”,就是将蚊帐挂得平整利落,看去美观且实用“帐宜加锁”,就是在蚊帐上加上质料、色彩、造型相和谐的锁,不仅可以起到防蚊的作用,而且可以增强蚊帐外观的美感“床要着裙”,一方面是使整个床具完美统一,避免“精其始而不能善其终,美其上不得不污其下者”,另一方面又可以保持床的干净整洁。李渔对床的设计思想,不仅合乎人对床的生理要求,而且更注重生活环境对人的美感陶冶作用。三、“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琢”外观形式要简朴自然在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工艺设计一直崇尚简朴的风格。虽然个别时期的个别设计也有极尽雕琢之能事的情况,但从总体上讲,中国古代的工艺设计者对外观形式基本上都是强调适度,反对华丽奢侈的。李渔将中国古代工艺设计风格归结为“总其大纲,则有二语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琢。凡事物之理,简斯可继,繁则难久,顺其性者必坚,栽其体者易坏。”他还认为“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当崇简朴,即王公大人,亦当以此为尚。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中国古代工艺设计对简朴形式的崇尚有其丰厚悠久的文化渊源,占据封建意识形态重要地位的封建礼教对设计者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约束力。设计者设计得美还是不美,必须首先按封建礼教的要求来评价。礼乐精神主导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在中国你会发现任何事物都受到过礼乐的影响,古代设计自然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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