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学说的核心是什么
墨子热心救世，其学说的基本内容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皆为救世术。墨子围绕救世这一目标而阐发的尚贤、尚同等相互关联，不可分割、替代，给我们认识其理论体系的核心带来了巨大困难。学者们见仁见智，观点各异。张尔田、郭沫若等认为墨子学术的宗旨是天志，天志是墨子的规矩，墨子的其他思想都由天志推衍而来。这种观点强调墨子学说的宗教色彩、神学气息，影响较大。孟子说“：墨氏兼爱”，尸子说“墨子贵兼”，《吕氏春秋》亦云“墨翟贵兼（原作‘廉’）”。梁启超、伍非百等便认为墨子思想（或的根本是“兼爱“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出自兼爱，天志、明鬼是借宗教迷信推行兼爱，尚贤、尚同是兼爱社会的“组织法（”详见梁启超《墨子学案》）。这种观点祖先秦诸子之言，注意到墨学和儒、道的旨趣不同，影响较为广泛。梁启超又认为“利之一字，实墨子学说全体之纲领”（《子墨子学说，从之者有张岱年、周继旨等人。周继旨指出：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出发点是“利”，墨子正是“以‘利’为出发点建立起一套关于道德、宗教、哲理、政治观点，并且在‘利’的基础上对孔丘和儒家的仁、义、忠、孝观念作了新的解释”“；利”贯串一切，天、鬼、人同利“，王公大人和“农与工肆之人，也同利（参见《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墨翟。这种观点重视儒、墨义利观的本质差异，影响不大。杨俊光认为墨子学说主要由尚同、尚贤、非攻的政治思想，兼爱的伦理思想，节用、节葬、非乐的经济思想，非命、天志、明鬼的哲学思想所组成；“政治思想是他的救世主义理论的核心，伦理、哲学思想是他的观点和方法，经济思想则是一些具体的政策。三者之中，实以政治思想为主体。在政治思想中，又以‘尚同’为第一义，‘尚贤’、‘非攻都是它的推衍（”《墨子新论》）。这种观点认为政治思想，尤其是尚同，是墨子学说之根本。影响如何，有待时间检验。以上诸家看法，都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又都有缺憾。天志说视墨学为宗教、墨子为宗教家，与事实不符。郭沫若凭依的“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墨子天志上》），仅指依天志判定仁义，顺从天意才算仁义，非若郭氏云：天志“是他的规矩。这正是墨子思想的一条脊梁（”《孔墨的批判》）。兼爱说有孟、尸、吕的言论支撑，又有墨子政治理想“兼相爱，交相利”支持，但孟子“墨氏兼爱”与“杨氏为我”相对；尸子“墨子贵兼”与“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尸子广泽篇相对；《吕氏春秋不二》“墨翟贵兼”与“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关尹贵清”相对，均谓墨子与诸子学术上的差别，非言墨子主旨。墨子理想未必是核心，况且，理想中“兼相爱”与“交相利”并列。“利”说抓住墨子“交相利”，看出墨子重利思想表现于政治、哲学、道德、宗教诸方面，同兼爱说陷入同样的误区：重利意在反对孔子的轻利，标识儒墨思想，尤其是义利观的分歧；墨子处处言利，亦时时言爱，“爱”也贯穿于墨子学说的每一个方面。墨子是一位政治家，他的学说本质上是政治学说，他的哲学观、伦理观、经济观立足于政治，可以而且应该纳入政治思想的范畴。这样，就不必说墨子学说的核心是政治思想，因为政治思想就是墨子学说的基本内容。尚同说以“尚同，为政之本而治要也”（《墨子尚同下》）为证，我们也可以“尚贤，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论证尚贤是墨子思想的根本。其实，墨子所言“政之本”指政治之根本，绝不是杨俊光先生所理解的学说之根本。墨子学说的核心到底是什么，现有的各家说法都不能令人满意，很难从中作出选择。我们相信，随着学术界对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会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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