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中，关于历史类影视剧作品的兴趣认证时应该选择“影视领域创作者”还是“历史领域创作者”？
应该是影视领域创作者不管分什么类它还是属于影视领域
感谢邀请
首先你要搞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后者是通过历史来分析剧情，前者是通过影片来分析剧情。
我认为你认证的是影视作品，虽然是历史类的，但前者对你应该会有所帮助。
黄兴在武昌登台拜将，黎元洪为何把湖北革命总司令一职让给黄兴？
这是黎元洪的阴谋！
黄兴是同盟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领袖、革命实干家，在辛亥革命时期，凡属著名的革命之役，多数他都参加了，在革命党中的威望很高。
辛亥武昌起义之前，湖北革命党的领导干部曾派人到香港邀请黄兴速来武汉主持领导，发动起义。但因为黄花岗之役的失败，当时的黄兴有些灰心丧气，加之对武汉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认识不足，所以他没能应邀及时来武汉。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黄兴得知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后，于10月24日赶到上海，28日便赶到了武昌。
此时，由于清军大举南下，汉口战事十分吃紧，大局岌岌可危。特别是前线指挥无人，前有总指挥何锡藩受伤辞职，后有总指挥张景良通敌正法，正是群龙无首时。
黄兴的到来，武汉革命军民都把他比作”天将下凡“，把收复汉口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莫不翘首以盼。
黄兴到达武昌，也给黎元洪及其同伙打了一剂强心针。黄兴南渡武昌时，黎元洪派出代表带着军乐队、仪仗队在江岸迎接，仪礼颇为隆重。
但黎元洪及其同伙在感到兴奋的同时，也有很强烈的担忧，他们担心威望卓著的黄兴，会有碍于黎元洪的都督地位。
黄兴太耿直，算不上成熟的政客，从上海赶赴武汉的途中，他曾在船上对同行者田桐等人说：”黎元洪本非革命党人，我到鄂后，必须取而代之，且称两湖大都督。“
11月2日，革命党人集议，田桐等人就提议公推黄兴为湖北湖南大都督，位在黎元洪之上。但这个提议遭到了湖北地域观念较重的首义人士刘公、孙武、吴兆麟等人的反对，这伙人主张由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最后宋教仁只得表示说：”此事不过征求大家意见，我们原无成见，既有利害冲突，即作罢论可也。“
最后大家复议定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湖北革命军及各省援救，均归其节制调遣。
黎元洪得知有人拟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后，更感到黄兴对他的地位是大威胁，他决不愿意受黄兴的节制，更不愿意让黄兴插足于湖北军政府之中。
但黄兴刚被迎来不久，又如何才能下手”驱黄“呢？
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黎元洪及其亲信孙发绪等人，便策划了一场”驱黄“的阴谋，所谓”登台拜将“就是这一阴谋的产物。
解放前出版的《新生月刊》曾详细描述了这一阴谋
正在这种沉默的空气中，孙发绪起而言曰：”此事不难，驱黄出省可也。“
黎元洪等讶曰：”今日才迎，怎好便驱？纵驱之，其如黄不去何？“
孙发绪道：”可用阳尊阴驱之策，请都督仿汉高祖登台拜韩信的故事，于明日就都督府前坪高搭将台，预备战时总司令印信一方，令箭一枝，总司令大旗一面，届时集合全军将士，由都督亲捧印、箭、旗三物，拜受于黄为战时总司令，请其率师北伐，并于汉阳设置战时总司令部，迨登台拜礼毕，即送黄渡江就职。这样一来，黄兴即被逐出于省垣了。尔后战事若利，则黄率师北上，自然离鄂日远。战事不利，则军法所在，纵不便持法相绳，黄亦无面见江东了。“
黎元洪等人听完，大赞高明。
11曰3日，一切照谋划如期登场，黎元洪一番表演后，黄兴丝毫不察其中暗藏的阴谋，慷慨陈词，热血澎湃。
其实，当时的黄兴要是能够多用一些灵活的手段，在政治上团结一切革命党人和其他同情者，孤立和分化封建势力，有步骤地解决湖北革命的领导权，他是有可能粉碎黎元洪的阴谋，并最终取代他的。
可惜他求胜心切，太急躁，一心单纯地扑在军事行动上。结果由于敌强我弱，革命党内部团结协同作战的问题又没解决好，最终战事失利。
当黄兴在汉阳几乎要丧命的时候，黎元洪却依然稳坐武昌，笑看计成。
26日汉阳失守，黄兴以十分悲痛的心情退回武昌。27日，在武昌军事会议上，黄兴由原来的求胜心切转变为悲观失望，痛不欲生，不理智的情况下甚至提出了放弃武昌而攻取南京的错误主张。
这无疑让黎元洪又抓到了新的把柄，于是所有的矛盾全部集中到了黄兴的身上。
最终黄兴在有口难辨的窘境下，抱愤辞去了总司令一职，当晚就离开武昌去了上海。
黎元洪这只披着菩萨外衣的老狐狸，对当时的局势以及黄兴的弱点抓的可谓是十分地精准，一出”登台拜将“的阴谋大戏明明不怀善意，不深究的人却往往将之奉为美谈。
黄兴与黎元洪，一个是革命党人，一个是清朝军队的协统，这来自不同阵营、不同立场的两个人，却因为辛亥革命的第一声枪响而站在了同一战壕，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所谓无巧不成书，历史的紧要关头，这二人确实阴差阳错地站在了一起，而且已经被拥戴为湖北革命军都督的黎元洪，按说他是当仁不让的革命军总司令，但他最后却把湖北革命军总司令这个显赫的职务让给了黄兴，更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如此。那么，黎元洪为什么让贤呢？说到底，还是立场问题。
1911年武昌起义放出首义第一枪的时候，黄兴其实还远在千里之外的香港，正手持在武昌策划起义的革命党人居正的信件，居正在信中说自上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并未气馁，预备在武昌起事，而且“弦满欲发”。黄兴读罢信后，作为革命党武装起义的总领导，自然要亲临现场，靠前指挥，因此他在香港从容处理了一些事情，再准备北上武汉时，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打响了。
之所以不得已，是因为自从革命军发动广州起义后，各地清军对革命党的防范越来越严密，搜查越来越细致，对新军的动向更加关注，而且还采取了防范措施，比如将新军队伍调防分散，同时开始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当时，武昌新军的革命党员名册却意外被清军搜获，在这紧急关头，时任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的熊秉坤放出了首义第一枪，由吴兆麟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武昌起义就在黄兴还没到达的情况下，仓促开始了。
革命党首先攻占了楚望台军械库，随后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中的革命党人马上响应，向楚望台集结，起义军达到3000多人。于是，清军自湖广总督瑞以下，纷纷弃城而逃，武昌起义因此取得初步胜利，武昌城被革命党人所占领。
但是，革命党有了武昌城，有了根据地，有了数千人的军队，但革命领袖孙中山还远在美国，黄兴还在香港赶往武昌的路上，起义军中没有威望能堪当首领的人物，因此，他们从起义俘虏中拖出清军协统黎元洪，强迫他担任中化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试想，革命党还没成气候，说不定哪天就给剿灭了，黎元洪作为革命军的俘虏，他怎么敢出任这个烫手山芋一样的革命军都督呢？
本意来说，黎元洪是不敢的，他后来在向清军将领萨镇冰上书中说：“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部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瑞）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说白了，他这个都督是遭到革命党人枪杆子逼迫的情况之下，为了保命而万般无奈应承的，他本身就不想当这个鄂都，至于率军冲锋在前的总司令，他就更不敢干了。
所以，黄兴没到之前，黎元洪就盼星星盼月亮，盼望黄兴到来。10月28日，黄兴一到，他就让人举着“黄兴到”字样的宣传牌，在武昌城到处游街宣传，十几天后，黎元洪就在都督府前登坛拜将，拜黄兴为湖北革命军战时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