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口海战：中日历史上的首次海战 让日本近千年不敢再和中国叫板
公元663年，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百济联军于白江口发生了一次水战。此战，唐朝水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倭国水军打得大败，堪称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水战。
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存有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其中，高句丽名声最大，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隋炀帝亡国，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征高句丽，致使国内民生凋敝，国力大耗。唐高祖李渊称帝后，对高句丽“遗使称臣并不感兴趣，对臣下说：“高句丽虽臣于隋，而终拒炀帝，何臣之为。朕务安人，何必受其臣。”[6]裴矩、温彦博谏劝：“辽东本箕子封国，魏晋时故封内，不可不臣。中国与夷狄，犹太阳于列星，不可以降。”当时的高句丽国王，是隋炀帝时一直和帝国叫板的国王高元异母弟高建武。高建武也想察看新帝国虚实，遣使臣献上封域图，表示臣服。唐高祖命人去辽东旧战场，收埋战没隋朝将士尸骨，平毁高句丽人夸功耀武的京观。高建武害怕，下令国人“建长城千里，东北首扶余，西南属之海”。
后来，高句丽内部政变，东部大人盖苏文杀大臣一百多人，并入宫把高句丽王高建武也宰掉，“残其尸投诸沟”，立高建的侄子高藏为傀儡王，自为莫离支。这位高句丽种群，“貌魁秀，美须髯，冠服皆饰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盖苏文每次上下马，国内贵人大臣都争抢伏地，蹶屁股趴在那里给他当“脚垫”。
高句丽内变，臣下劝太宗讨伐其弑主之罪，“因丧伐人，朕不取也”。太宗挺厚道，下诏拜高藏为辽东郡王。不久，高句丽、百济二国联合，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乞援。众臣商议，最后李绩力劝征辽。此次征伐高句丽，唐太宗总共攻克高句丽的玄菟、横山、盖牟、磨米、白岩、辽东、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迁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加入唐朝户籍共七万人。新城、建安、驻骅三次较大的战役，杀死高句丽兵四万多人，唐朝将士死近二千人，战马损失十分七八。但之后寒冷的冬季到来，而唐军将士大都来自关中无法适应辽东寒冷的冬季，而唐军的后勤运输也因辽东寒冷的冬季受到严重影响，最终唐太宗被迫班师。
公元645年，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率陆军六万，水军四万，又发契丹、奚、新罗等国兵，进击高句丽。唐军初进克捷，攻克盖牟城、沙卑城，并克陷辽东坚城。不久，唐军又陷白崖城，进向安市进发。高句丽大将高延寿等人率高句丽及靺鞨兵十五万来救援，被唐太宗君臣设计大破。高延寿势屈，悉众投降，膝行匍匐入辕门求请饶命。太宗怒喝：“以后还敢和天子交虞吗！”高延寿“惶汗不能对”。高句丽举国震恐，坚壁清野，向后方紧缩战线。黄城、银城一带顿时空无一人。
唐军进至安市，此城“地险众悍”，城上高句丽兵将见太宗旌旗仪征，竟敢乘城鼓噪示威。太宗大怒。李绩一旁也气愤，劝太宗说，城下之日，尽屠受战男丁。安市城内守兵闻知此讯，“故死战”。胶着数日，城不能下，又遇酷寒天气，太宗惜爱将士性命，只得下令班师。其实，安市城是高句丽国内一方诸侯，盖苏文执政后也曾派兵攻打，“击之不能下，因与之”。地险，人死战，又遇酷寒，唐军人再多兵再强也无可施展。临行，安市城“屏息偃旗”，城主登城再拜。虽然没有被攻屠，高句丽守军也知晓了唐军的勇武。“太宗嘉其守，赐绢百匹”。
公元648年，太宗本准备集三十万大军，以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一举击灭高句丽。不料，太宗因病崩逝，高句丽又逃过一劫。公元655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句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公元660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当时，唐朝刚刚生擒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又分西突厥为两部，设昆陵、蒙池督护府。北方突厥问题解决，唐朝自然要“料理”朝鲜半岛上窜下跳的高句丽和百济。
围魏救赵，断其一方。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句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句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唐军从城山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
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治。同年十月，一行囚俘至京城，“诏释不诛”。扶余义慈也是倒霉蛋，本来此人上孝下亲，很有荣名，有“海东曾子”的时誉。战前，唐高宗还下诏劝谕：“王所兼城宜还之，新罗所俘亦畀还王。不如诏者，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百济王总以为唐兵不会轻出，继续当高句丽帮凶。殊不料，苏定方诸将一出，百济立时破灭，他自己也被生俘，行数千里地归罪长安。不久，扶余义慈病死，唐廷施恩，赠卫尉卿，并允许其被俘旧臣临丧，“诏葬孙皓、陈叔宝墓左”――此举意味深长，同为降臣，下场也一样，终免横死。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不就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唐廷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愿。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退保任孝城。
公元661年，唐将苏定方又攻打高句丽，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班师。但是刘仁轨上表，表示要继续坚守在百济，高宗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而百济内部发生火并。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扶余福信被杀。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公元663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刘仁愿回长安后，高宗向他询问情况，这位大将不专功，说明战役主要指挥者以及表章主拟人均是刘仁轨。高宗“深叹赏之，因超加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并赐京城宅一区。”刘仁轨丝毫不敢懈怠。他安抚百济余众，屯田厉兵，积粮抚士，准备下一步进灭高丽的战争。同时，他连上表奏，极言百济之地不可轻弃，“伏惟陛下既得百济，欲取高丽，须外内同心，上下齐备，举无遗策，始可成功”高宗深纳其言。
百济亡国，下一个肯定轮到高丽，公元668年，唐朝大将李勣为师，在泉男生带路指引下，一举踏平高丽，终于完成了隋炀帝、唐太宗未竟之业，收一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唐朝置安东都护府，留大将薛仁贵等二万多唐兵于平壤，高丽终成唐朝治地。由于高丽王高藏一直是个傀儡，唐廷赦而不诛，还把他封为司平太常伯，只把负隅顽抗的泉男建流放黔州蛮荒之地。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奴还未从中国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倭奴军全都沉到白江口水底。
海上大败，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之，人间蒸发了。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当时，倭人好像还没养成临败自己用刀掏肚子的习惯，一系列小矬个子军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五、六万倭奴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跑的跑。
倭国在百济灭完后，接纳了许多的百济难民，在此同时。唐跟新罗之间的对立增加了。受到这种影响，天智天皇制定了称之为近江令的法令群，快速的重整了整个国家体制。到了天武天皇掌权时，其下令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以及律令法等，将日本快速的导向为律令制国家。 接着在701年时，由于大宝律令的制定，日本将国号从倭国改为日本。此时，新国家之建设也告一段落了。
白江口之战，日本虽大败。日本此后一直数百年间不断派使臣向唐朝拜师学艺，逐渐形成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日本数百年间几乎就是唐朝的一个“具体而微”的翻版模型。直到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近一千年间日本未敢再和中国叫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