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普通话的时代，「官话」是怎么玩的？

以前没有普通话，人们怎么沟通的？看过一篇文章说光绪召见康有为（广东人），听他的长篇大论一句话都听不懂。那个时候也没有新闻联播看，也学不了普通话，现在一些广东福建老人都不会说普通话，人们出远门怎么沟通呢？今天，历史君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

古代没有普通话，但有官话。

没有声音类资料可供复制，语音的传承，在古代主要依赖图书与口耳。哪一种语音能够成为“官话”，主要取决于谁在人际交往中拥有的权力最大。一般来说，这个“谁”就是皇帝，皇帝选择在哪里建都、选择在哪里生活，哪里的的语音就大概率会成为那个时代的“官话”。

先秦的“雅言”，大体相当于一种以当时周天子所在的镐京、洛邑地区发音为基准的书面语。孔子周游列国，依赖的就是“雅言”。因为没有语音保存工具，“雅言”传播出去后，会与传播者及接受者的地域口音发生结合，产生一些变化。到了两汉，朝廷的通用语“雅言”，就变成了皇帝所在的长安与洛阳地区的口音了。

图：中国第一部辞书《尔雅》，“接近雅言”之意

东晋的皇帝与贵族集体南迁至金陵，他们带去的“洛语”与金陵方言发音结合到一起，形成了“金陵雅音”。之后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朝堂之上都用“金陵雅音”。读书人想要去金陵做官，生意人想要去金陵发财，佛教徒想要去金陵传教，都要学着说“金陵雅音”。同期的北方，则因胡汉交融产生了另一种“中原雅音”。

隋朝统一中国后，两种雅音的存在很自然地给上层社会的交流造成了困扰，于是就有了公元601年的“长安论韵会议”，以陆法言为首的8位语言学者讨论出了中国第一部韵书《切韵》，将金陵雅言与中原雅言折中兼顾起来，成为一种新的“中原正音”。隋唐之人读书做官、吟诗作赋，一度以这种口音为准。但《切韵》的折中做法，与现实中唐朝皇帝所在的关中秦音存在一定差距，所以在唐朝中后期，又出现了修正版的《韵英》《考声切韵》，以关中秦音为唐朝的口语标准音。

五代与北宋的政治中心首推开封，次为洛阳。皇帝在哪里，标准音自然也在哪里，“河洛方言”成了当时“中原正音”的基础。南宋偏安江南，也仍以赵家皇室和南迁士大夫惯用的“中原正音”作为朝廷的通用语言，陆游曾感慨“中原唯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大约杭州的“正音”已与当地的吴语产生了某种结合，才使得陆游有这种感触。在金人统治的北方，“中原正音”与胡语结合，产生了另一个通用语言分支。

元朝曾尝试全面推行蒙古话，未果。元朝中期出现的《中原音韵》，大体是以大都话为基础，也就是以元朝皇帝所在的北京地区的发音为准。朱元璋建都南京，推广《洪武正韵》，自然是以朱熟悉的江淮方言为基础。朱棣迁都北京，将数十万南京人一并驱赶北上，改变了北京的人口结构与语音结构，这种新北京话，也就成了新的官话。清朝入关后，一开始要求朝堂之上必须使用满语，但不久之后也全面换成了明朝的北京官话，不过，这种官话中掺入了不少满语元素（比如“罢了”）。

图：洪武正韵内文序言

清朝中期，由雍正发起，曾有过一场持续了大约80年之久的“官话推广运动”。推广的原因是雍正发现自己听不懂福建、广东等地官员说话，于是要求两省设立“正音书院”，教两省官员学说标准官话，不能说标准官话者，不许参加科举考试。这场推广工作持续到嘉庆时代，但收效甚微。

“官话”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皇帝及官僚士绅系统，旨在便利他们之间的沟通。这也是帝制时代制定“标准音”的主要动力所在，以皇帝所在主要活动区域的方言为官话基础，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到了晚清，知识分子的现代国家意识觉醒，才开始变“官话”为“国音”。但在标准音的选定上，南北学者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出现了“北音派”和“南音派”。北音派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音，南音派主张以南京话为标准音。

进入民国后，新政权成立了“读音统一会”，由19省代表“每省一票，服从多数、逐字审音”的方式，确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标准读音，称之为“国音”。但这种国音需要民众从头学习，语言学家赵元任的评价是：“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于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推出了“新国音”方案，该方案“以现代的北平音为标准音”。

其实，无论是哪种“普通话”方案，其最终能否被全面推广，成为全民普及通用的语音，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合适的手段，将这种语音直观地推送到民众耳边。这也是为什么普通话的普及，会与广播、电视的普及高度同步。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才是普通话最得力的推手。

图：1912年，孙中山在香港总督府

回到文首的问题。在没有普通话的帝制时代，官绅与读书人需要学习官话；普通民众大多没有学习官话的途径，也没有出远门的机会。如果必须要出远门，最好掌握基本的文字书写能力，如果不会说官话，也不掌握文字书写能力，那必然是困难重重事实上，即便到了民国，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政界核心人物，也会因为没有普通话可用，而在信息传递上陷入困境。

孙中山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幼时说的是粤语。13岁到夏威夷，开始说英语。回国后从事政治活动，又学会了官话。据张永福回忆，孙平时讲话“多用广东方言或国语，对于英文，不轻易出口，演说时，亦不讲英语”。1912年元旦，孙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是用粤语发表的演讲，据参加典礼的戢翼翘回忆，他对演讲的内容“根本听不懂”。这大约说明，孙的官话水平比较有限，不足以应付这种大场面。

孙的官话水平如何，可以听一听下面这段孙的录音。音频内容为“诸君：我们大家是中国的人。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来，是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文字较长，就不全文转载了。

蒋介石一生说话，都带着浓重的宁波方言（奉化方言）口音，学习新国音对他而言有不小的难度。蒋的宁波话演讲，常让听者一头雾水。抗战时期流亡大后方的学生韦晓萍，听过蒋的演讲，她说：

第二天报上刊出讲话全文，韦晓萍才知道，蒋“讲的是抗战时期青年人应有的责任和努力方向”。

在四川参加过“游干班”的黄开仁也回忆，蒋给学员训话时，“讲话是用奉化口音，我们不太听得懂，最后由班主任王旭夫补充重述一遍”。听蒋演讲，实在是一个辛苦活。具体情形，可参考下面这段蒋的讲话录音：

不止演讲，平常对话中，蒋的口音也常常让人难以理解。蒋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常找学生单独谈话。据郑洞国回忆：

1944年，蒋到南开中学参加校庆，当时还是学生的唐贤可，正好见到张伯苓送蒋出来。唐回忆说，“蒋介石的奉化口音我听不懂”。

这种语言障碍，有时候会影响到公务的处理。有传言称，1933年，蒋打算起用被免职的徐庭瑶。会面时，徐一再解释之前领兵失利的原因，蒋用宁波话怒斥他“强辩”，徐错听为“枪毙”，吓得不轻。还有传言称，抗战时期，蒋给顾祝同交代任务，对话务员说“要顾总司令电话”，结果接电话的是朱绍良，原来话务员把宁波话的“顾”错听成了“朱”。这些传言未必真实，但会有这样的传言，自然是因为众人都觉得蒋的宁波话难懂，这也是他身边有常有奉化籍工作人员的原因之一。

附带一提，蒋介石骂人的口头禅，并不是“娘希匹”。

“娘希匹”之说，出自唐人的长篇小说《金陵春梦》。该书极爱让蒋介石使用“娘希匹”一词，凡描述蒋介石发怒处，皆可见到“娘希匹”的身影，受其影响，许多影视剧也有类似情节。而据研究宁波方言的周志锋考据，“希匹”二字，“是一个很粗俗的、宁波人个个心知肚明而口里一般不说的方言词”。

图：蒋介石与他极为痛恨的史迪威合影

按说，蒋是宁波人，“娘希匹”是宁波的粗鄙骂人话，唐人在书中让蒋骂“娘希匹”，似乎也很顺理成章。但据蒋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蒋最经常使用的是当时的国骂“混蛋”，而不是“娘希匹”。比如：

其实，这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无论什么时代，无论是谁，只要是离开了家乡出来闯荡，都会很自然地投入国骂的怀抱，而不会继续使用家乡土骂。因为别人听不懂的土骂（比如“希匹”），是毫无杀伤力的，也是毫无意义的。走出宁波奉化的蒋介石，身边有宁波奉化籍工作人员，但更多被他痛骂的对象，肯定听不懂“娘希匹”。

皇帝早就没有了，“娘希匹”成不了官话。蒋介石必须使用“混蛋”之类的国骂，才能切实传递自己的情绪。

参考资料

①《汉字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邵铭煌：《孙中山影音档案与政治宣传之探究》。

③陈蕴茜：《崇拜与记忆 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④周志锋：《“娘希匹”小考》，语文出版社，2012年。

⑤韦晓萍：《联合·斗争·坚持·胜利》，《鱼峰文史（第13辑）》，1995年。

⑥黄开仁：《回忆解放前夕“游干班”受训经过》，《蒲江文史资料选辑 （第7辑）》，1993年。

⑦郑洞国：《我的戎马生：郑洞国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2年。

⑧唐贤可：《怀念张伯苓校长》，《张伯苓纪念文集》，1986年。

⑨言九林：《蒋介石骂人的口头禅，并不是“娘希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