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曹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曹操成为话题人物。2009年底,时隔半个多世纪,一座位于河南安阳安丰的古墓被发现。有声音说墓主人是曹操,这个墓就是高陵。曹操一下子成了时代话题。
在真伪之争还将继续,出土资料还需进一步科学分析的情况下,如何认识这位已经逝去1000多年的历史人物?
恐怕还得从传世文献中关于曹操的材料和记载入手,力求尽可能真实地认识一个曹操。这就涉及到如何阅读这些史料和史书,也就是如何寻求真理。
目前关于曹操最早、比较全面的历史记载是西晋人陈寿编著的《三国志》。从史书的编纂体例来看,《三国志》是一部传记和断代史,这就决定了《三国志》以人物为中心。
但史书的叙述有其局限性,不可能详细反映出大师的生平事迹。以曹操为例。《三国志·武帝纪》是曹操的编年史。全文按照时间线索一路往下,最后以陈寿的评论结束。
除了对年轻的曹操的五光十色的描写——“少机警,权数,与任侠放荡,不待业”,其余的基本都是与事相连,很多人和地方纷至沓来,流水账奇迹般地翻过一页。
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叙事没有主题,缺乏细节,叙述者的形象过于模糊,使得处于一个陌生时间空的后世读者基本上很难理解一个多肉的曹操。
然而,从编纂史书的角度来看,纪传体史书中的“纪”作为帝王人物的专属版面,具有双重任务。一个繁重的任务,来反映主的事迹;第二个任务是建立时间坐标。
在编译技术上采取简单的方式是最好的选择。否则几万字如何实现展现曹操风采,记录曹操在时代背景下的方方面面?
史料的缺失,很容易让后人评价“孤证”。后来《三国志》中的简化本曹操逐渐有色。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有新材料。
陈寿《三国志》传世约百年后,南宋出现了裴松之《三国志注》(以下简称裴氏注)。按裴松之自己的话说,他的目的是为了弥补陈的短暂历史。
据记载,裴松之注《三国志》是托付给他的一项政治任务。这意味着,在当时,政府不方便从《三国志》中获取管理天下的经验和教训。
裴松之完成任务后,呈献给朝廷,当时的皇帝对此大加赞赏,认为朱培可以“长生不老”。“不朽”是很高的评价,是对裴松之还原历史形态的认可。
也就是说,从朱培诞生之日起,它就已经与陈寿的文章融为一体了。没有朱培,三国的魅力就要打折扣。
通过裴松之的作品,出现在后世读者面前的曹操形象变得丰满起来,从《三国志·武帝》中一个单纯的曹操,到裴注中引用的诸多材料中的曹操。
裴松之引用的这些材料,除训诂外,用于补充史实的约有30种。而这30种左右的资料多为史书,史料较少。我们知道,史料是编纂和修订史书的基础,是史实的来源。
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很可能很难判断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朱培流传下来的许多史书,无论是汉魏作为当代人所写的当代史,还是晋人所编的前朝史。
与陈寿的《三国志》相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多情节叙事。这也构成了后世描写曹操时不尽如人意的源头。
有剧情的叙事可以营造一种历史情境,但人物一旦进入剧情,必然会带有色彩和情绪。就曹操杀害吕伯奢一家而言,大家都知道这一节。但《三国志·武帝纪》并未载有此事。
王诜的《舒威》,陈寿在上面编《三国志》说,杀人动机是吕伯奢的儿子和客人有抢夺曹操财物的不良企图,曹操属于正当防卫;西晋人郭法认为曹操多疑,在时宇杀了人。
东晋时,孙胜让曹操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后人对这件事的判断,第一,谋杀成立;第二,王诜是个陈为,想为旧主遮丑,王诜的《舒威》是本忌讳的、没什么价值的书。
其实这种歧视还是有问题的。怀疑是理所当然的。有什么证据可以查一下别人对我的评价吗?没人找。是不是离历史现场越远,真相就会重现?——以简单化的方式对待材料的倾向,用孤立的证据,是彩色化对后来读者影响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