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经过漫长的战争,很多小诸侯国不复存在,几个大诸侯国越来越强,战争不断。战国时“天下无天子,天下无叔侄,胜者为权。”各诸侯国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相互之间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在战争空之前,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找在竞争中生存的方法。战胜敌人的方法首先在于强兵,一个富裕的国家。各诸侯国的统治者都在争先恐后地招贤纳士,不断调整国家政策,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目的。政治改革的火花以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
春秋时期大国晋国的分裂,使得战国时期的君主们开始防范那些世家大族,他们日益壮大的势力对君主们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各国国王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团队。于是,一些出身下层、毫无根基的才子,成为君主们委以重任的首选。由于君主们对人才的渴求,战国时期,早上还默默无闻的学者,晚上很可能已经戴上了金印上了宫廷。贫富差距吸引着读书人给自己找一个“好东家”。
在当时士人无常的观念下,士人不需要忠于君主。谁欣赏他,他就为谁工作。人才在诸侯国之间频繁流动。有些人甚至对自己的“老东家”有所行动,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
据《史记》记载,玉清穿着草鞋,打着伞去游说赵。第一次见面后,王召送给他一对金白玉。第二次拜见赵王,宇卿成了赵尚卿。落魄,在家吃剩饭的苏秦会被人看不起。当他游说其他国家宣传他的成功,组成纵向联盟时,他很快就成了纵向领导者,戴着许多国玺,对诸侯又气又怕。军事家孙膑,初为魏效力,遭受庞涓迫害,身体残疾。后来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任命为军师,帮助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奠定了齐国称霸的基础。
于青,名信,邯郸(今河北邯郸)人,是战国时期一位善于运筹帷幄的著名人物。
原来是魏国大臣的商鞅,在魏国不受重视,迁居秦国,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末期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通晓兵家、法家、儒家思想的吴起,在魏主持军事改革后被击败,但因的怀疑而投奔楚国。他亲身经历了魏国的变法,被楚王莫伦任命主持楚国的变法,站在了权力的顶峰。体制的变化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在《日知录》中写道:“春秋时尚尊礼信,七国从不说礼信;春秋时,纣王居犹,七国未曾言王。春秋时期,祭祀依然严格,重新就业,而七国则无所作为。春秋时期还在讨论姓氏的宗族,七国对此只字未提。春秋有宴有诗,七国不闻;春秋时期还有书可讲,七国就没有了。州无定友,士无定主。”
当诸侯抛弃出身,以人为本选择自己的官员时,出身贫寒的人看到了希望。“布衣青香”和“养士”成为战国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旅行家游走于各国之间,不提礼义廉耻,纯粹从利的角度为君主和权贵出谋划策。在士子无常的战国时代,君主们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前来投奔。有一段时间,“李习安下士”和游说君主成了潮流。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个国家如果做好了尊贤重道,培养了知识分子,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强大。
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发现,在战国时期,除了少数成为新王子的家族外,春秋时期世界上所有有权势的家族都消失了。他发现,不像春秋时期各国都执政,君主基本上没有权力任命他们执政。战国时期,宰相等高官大多由自己的君主任命,宰相由自己最亲近的子女公婆担任,或者由出身贫寒、不属于任何大家族的士人担任。与春秋时期的石清相比,战国时期的宰相不是终身制,也没有固定的任期。他们必须依靠君主来行使权力。
春秋时期,教育由贵族垄断,政治事务也由上层贵族掌控,代代相传。战国时期,教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著名学者聚集在一起讲学,宣传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各种思想流派涌现,百家争鸣。勤奋而有抱负的学者也渴望追随所有的学术大师,优秀的人才也是几个系的主任。
其中有一个被后人称为“法家”的群体,受到各国君主的重用。不同于战国时期的其他学派,法家是一个松散的体系,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实质性的门派,但是法家大部分都是人才辈出,才华横溢。战国时期的法家和学者,虽然没有特别明确的师生关系,但政治主张是相似的。他们在摒弃“礼治”、提倡“法治”的同时,主张以农富民、以战富民的目标,主张主权权力的高度集中,通过严刑峻法管理人民。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晓凤认为,法家思想是最新的一种,它综合了各家之长,对儒、道、墨三家提出的救国治天下的方案进行了总结和批判,提出了政治、经济、法制等方面的主张。为什么法家思想后来被各国君主采纳?事实上,法家的意见极具针对性,他们对打破原有的血缘贵族关系,建立新的法律秩序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设性意见。两千多年前法家倡导的一些法律理念甚至影响着今天的法制建设。
战国初期的魏国占据了中原大部分地区,但又被齐、楚、秦、所包围。第四次世界大战的土地上的先天环境使魏文侯非常不安,他对变化和力量的渴望非常强烈。魏文侯任命李悝为宰相,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改革。李悝在魏推行的变法对当时的其他国家和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自上而下地推行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张,李悝一方面制定法典进行严格的约束,另一方面从最根本的激励性耕作入手。战国时期的农民是劳动力和军事资源的基础,各国君主都希望有更多的人为自己效力。
后来商鞅入秦,带着《法经》。后来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在《法经》的基础上,逐步修改更新的。一个国家要称霸,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和开明政治是远远不够的。要建设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在与李悝一起进行经济、政治和法律改革的同时,吴起也在军队中进行他的军事改革。除了改善官兵关系之外,吴起军事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支能够招募精兵的常备军。吴起,一生经历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思想,可以说是代表之一。
吴起,一个爱国的人,年轻时家里很有钱,但他不喜欢从事生产,而是周游列国求官。但是直到家里的钱用完了才成功。失意之余,吴起受到邻居的鄙视和冷落。一怒之下,杀了曾经戏弄过他的三十多人,从魏国逃到鲁国,然后投奔魏国。在魏,吴起受到的高度重视。为了选拔勇士,吴起对军队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士兵不多,但精。他开创了选拔“军人”的方法。被选为军人的条件非常苛刻。他必须穿着全套盔甲,带着能开十二石的弩,背着能装五十箭的器械,扛着长肩,腰间挂着剑,带着三天的干粮,半天冲刺一百里。一旦士兵被选为士兵,国家将免除其家庭的徭役和宅地税。此举极大地调动了战士们的战斗热情。短短几年后,这些被吴起选拔出来的士兵,就被打造成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强大的步兵,震惊了其他国家。
战国时期,在绝对实力下,实力意味着扩张。得到魏文侯重用的吴起,在战场上仿佛被神灵附体。魏国时期,吴起率军与其他诸侯作战76次,获胜64次。公元前389年的殷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几十倍于秦军,短短几年就占领了原本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魏在此设西河郡,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在担任西河太守期间,吴起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撰写了《伍兹兵法》。这是一本在中国军事史上与《孙子兵法》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军事书籍,在秦汉以前相当流行。
吴起,战国初期中国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代表人物。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陈香玲认为,吴起的《孙子兵法》曾与《孙子兵法》齐名。其内容主要体现在战略思维上。吴起的《孙子兵法》将儒家思想与兵家思想相结合,其核心思想是“内修德,外治兵器”。治理国家,要用儒家思想;应该用军事家的思想对待外国,发展军队。
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承王位,任命田文为宰相。当时,魏武侯和吴起顺流而下,视察边境情况。魏武侯对吴起说:你看魏这么厉害,靠的就是巩固山河。吴起对魏武侯说:山河稳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心。魏武侯不会听这句话。很明显,魏武侯缺乏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所以最后在别人的挑衅下,他觉得吴起没用。在这种情况下,吴起身去了楚国。
采纳法家改革建议的国家在强兵取得了富国的效果,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新的经济制度也得以建立。而且每个诸侯国都致力于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对有功的士兵给予丰厚的奖励,最大程度的激发了他们的能量。在主持魏变法的同时,赵丞相也进行了变法。等到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的时候,邹忌在齐国,申不害在韩国,商鞅在秦国。吴起被杀二十二年后,商鞅总结他国失败的教训,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秦国。在秦国,商鞅使法家乱世用重刑的政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贯彻。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晓凤认为,法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韩非子总结说,惩一罪为重,重刑惩一罪就是在一个环境中止恶。这样的价值观、道德观念和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判断,导致法家最后基本上死在自己的法律上。法家的法律过于苛刻和残酷。
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持续了一百多年,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其范围和影响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在当时如此,对后世也是如此。变法期间,形成了中国两千年后的国家机器、经济结构和法律制度的雏形。虽然历经政权交替、朝代更迭,但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制度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制度,一直统治着中国大地,从未动摇。直到辛亥革命,一场更大的变革风暴,它才被连根拔起,轰然倒塌。
以上讲的是战国时期的内容,士人善变,草根纷纷登顶。本文摘自《中国通史》(第一卷)《从中华先民到春秋战国》,卜宪群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