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清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身无分文,却不用为温饱发愁。他们不是有权有势的人,却能居高临下。
皇甫规,本名卫明,出身西北豪强,官至东汉末年最著名的将领之一杜辽。他不怕勇敢的羌人,不怕厉害的宦官,只怕名士。解除武装回家后,一个曾经做过雁门太守的老乡来拜访,皇甫规很冷淡地把他打发走了。一天,一位名叫王符的年轻学者来到门前求见。皇甫将军“惊得跳了起来,穿着鞋子出去迎接他”,原因很简单,王符是清派的著名人物。
汉末枭雄曹操,曾经以这样一种心慌却又极其热情的方式对待来自袁绍的许由。人们都认为这是因为曹操想要许由,但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许由是一个伟大的名人。在那个名人傲慢的年代,得罪名人会招来非议,失去人心,相当于自毁前程。史书记载:名人“言危,不掩豪强。”从下面,不要怕它的诋毁,走到门口。"
名人对清朝的看法有如此大的能量,这是东汉末年特有的现象。纵观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堪称绝无仅有。东汉末年的“清议”,本质上是一种民意。制造舆论的主体是清派的士大夫,外戚、宦官、平庸的官僚都是被批判的对象,而清廉、忠厚、敢作敢为的名士、官僚则成为被歌颂的对象。
曹腾让汉武帝刘智做了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追封为皇帝的太监。
东汉的“清议”对宦官集团的批判和打击最为严厉。“各位圣贤,远小人,此先汉如此盛;各位小人,远非贤臣,从此汉朝如此萧条。先帝在时,每次与群臣讨论此事,总叹恨桓、凌。”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痛斥的“小人”,主要是外戚和宦官,尤其是宦官。
男人阉割,在宫中侍奉皇帝和皇后,俗称太监。宦官并非中国独有,古埃及和波斯宫殿中也有使用。《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被任命为刺史。东汉时期,宫外培养了一大批士大夫,宫内培养了同样可观的一批宦官。到东汉末年,宦官人数已达2000多人。历史研究发现,最早的宫刑出现在商代,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就出现了宦官。他们大多数是奴隶和罪犯,在法庭上做一些基本的“家务”。
自舜帝刘保时期开始,东汉宦官对政治事务的介入程度加深。在刘智和刘虹统治时期,宦官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成为东汉末年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到了二年(159),桓帝在宦官的帮助下,铲除了、单超、曹腾、菊园等掌权一时的宦官,东汉王朝进入宦官专制时代。
汉灵帝最喜欢的太监是张翔和赵忠。他曾公开宣称:“张长史是我的父亲,赵昌世是我的母亲。”靠着皇帝的宠幸,这些宦官手握皇位,口中有天宪,上下其手,掌控朝政。他们深居宫中,但其亲友、旧友、追随者遍布京城及国外,霸气横行,作恶多端,形成强大的影响力网络。“移背山海,呼吸成霜露”,史书用来形容宦官集团的势力。
曹腾是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宦官之一。他侍奉过四个皇帝,在朝廷里服务了30年。他被任命为费,并成为皇帝最信任的政治顾问。曹腾死后,养子曹嵩继承了爵位,得到了邱这样的高官。曹嵩之子曹操,年轻时放荡不羁,二十出头就进入官场。如果没有太监爷爷曹腾提供的荫庇,这个乱世枭雄未必能成为汉朝的颠覆者。后来曹魏政权尊称曹腾为“高皇帝”,曹腾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获得“皇帝”称号的宦官。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曹腾是一个正派的太监。一个堂堂正正的太监还有这样的能量,其他太监的处境可想而知。
“看着不像人,看着不像人的脸,听着不像人的声音,观察着不像人。”这是明末清初唐甄在《藏书阁》中描绘的太监形象。在正统观念里,这些失去了男人根本“异类”的人,不过是被天罚的,只适合干粗活的人,根本没有资格登上圣殿。在东汉士大夫的眼中,宦官是万恶之源,国家的一切不幸都与宦官掌权有关。如果不铲除这些害群之马,韩家的命运将堪忧。
永康元年(167年)的冬天异常寒冷。但是被监禁的共产主义者明显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十二月,昏昏沉沉、无能的汉桓帝下西洋,年仅十三岁的即位。这是汉灵帝。清派领袖窦武、陈蕃被重新洗牌。大将军窦武是灵帝窦太后的父亲。他很谦虚,渴望学习。他没有外戚的种种恶习,却有着汉末名士羡慕的种种美德。教师陈蕃以清廉著称,一直被视为士大夫的典范。两人的联手执政,让人看到了韩重整旗鼓的希望。自东汉中期以来,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了三个截然不同的政治集团:外戚、宦官和清代士大夫。现在,外戚与清派官员结成联盟。太监的末日还会远吗?
汉帝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一旦外戚和士人联手,就会形成一个无敌的巨型铁钳。公元前74年,外戚霍光和士大夫一起完成了代皇帝的壮举。外戚王莽在士大夫的鼓励下,用8年时间把刘氏王朝变成了王氏新王朝。在很多人看来,用这种巨型铁钳子对付一群太监简直是小菜一碟。然而,在168年的政治斗争中,这个曾经令人不寒而栗的巨型铁钳却莫名其妙地生锈了。
灵帝建宁元年(168年)五月的一天,洛阳空上发生日食,朝政内外的人都吓坏了。在汉人的观念里,这是上天对皇帝施政不当做出的谴责。窦武和陈蕃立即借机发挥,称宦官的干预引起了天怒人怨,必须将其全部革职,绳之以法。8月,他们在两个都城地区完成警力部署后,又打了起来,要求立即处死宦官头子曹节等人。最终清算即将开始。
太监被逼得走投无路。桓帝的死,让他们有了失去靠山的危机感。李颖、杜密和其他党员的复出使他们坐立不安。但是他们不准备坐以待毙。就像魔爪下狡猾的兔子,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给对手致命一击。窦武和陈凡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忘了,太监手里还握着最后的筹码——皇帝和太后。
窦武与刘舒、陈蕃并称为“三王”。
太监的奏章呈上给窦太后看,那晚太监却偷看了那些杀人的话。一些平时没有什么行为的太监,明显被激怒了。他们怒吼:“作恶多端的太监都该杀,我们却是无辜的,为什么要被宗族消灭!”宦官们众志成城,连夜行动。他们把窦太后软禁起来,把汉灵帝劫持到德阳殿,以皇帝和皇太后的名义发布诏令平息混乱。窦武急忙召集五名北军大队长出战,但他的士卒不敢进攻皇帝的羽林军,都叛变了。窦武被兵败围困,被迫自杀。最惨烈的一幕随即上演。八十多岁的教师陈蕃听到宫廷政变和窦武的死讯,非常震惊。他没有撤退,而是带领80多名学生和官员进入皇宫的程明门,像飞蛾扑火一样做最后的挣扎,最后被杀死。
陈凡,本名中居,汝南县平舆(今河南省平舆)人。他十几岁时就有远大抱负。据说在他十岁的时候,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秦雪来拜访他,看到院子很乱。他说:“你为什么不打扫房子,招待客人呢?”陈蕃回答说:“君子要扫除世间的污垢,怎么会在乎一个小房子呢?”这位忠诚的老兵最终以死捍卫了自己“不畏强大”的崇高原则,却未能实现“横扫天下”的野心。千百年来,“扫天下”和“扫房子”哪个更重要,一直是考试中的重要命题。如果陈太傅和窦将军能再细心一点,以“扫屋”的姿态“扫天下”,或许这场悲剧就不会上演了。只是历史承担不起。
天下是汉家的,天下的主人是刘。如果主人像泥鳅一样离不开污泥,而陈凡还坚持要清理,那么只有陈凡一个人要清理。在东汉末年的专制政治制度中,皇权的行使离不开宦官。深度攻击宦官,必然伤害皇帝。伤了皇帝,就是犯了作乱罪,有悖常理。所谓“船”就是这个道理。陈蕃、窦武和清派士大夫的悲剧都源于此。
窦武和陈蕃形成的反宦官集团之所以容易被宦官集团击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他们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把所有的宦官都当成了靶子,不仅引起了窦太后的反感,也团结了一直不和的宦官。还有一点很重要:窦武的死当然是因为事情仓促;而且在陈蕃走向灾难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多少文人的援助。显然,清派并不是官僚队伍的主流,他们与普通官僚有很大的距离。在这前后的一系列党派之争的事件中,很多官员落马就打人,也说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反宦官行动的最终失败,让昏庸的东汉王朝失去了一次内部调整的最佳时机。
以上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唯一获得“皇帝”称号的宦官。本文摘自《中国通史(第二卷)秦汉魏晋南北朝》,作者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授权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