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剽窃与维权：一桩因剽窃引发的谋杀案
中国古代的剽窃与维权：一桩因剽窃引发的谋杀案，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唐朝有一宗因剽窃引发的谋杀案，杀人者是以人品低劣、趋炎附势着称的宋之问。他的外甥刘希夷极有才华，写过一首《代悲白头翁》，诗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句。宋之问很是喜欢，要求外甥将诗让给自己。刘希夷起初碍于面子答应，后又反悔，宋之问竟令家奴用土袋将他活活压死，并将诗作据为己有。《全唐诗》收入了刘希夷的原版和宋之问的剽窃版，算是将宋之问钉在了耻辱柱上。中国古代并无着作权一说，尤其是早期的重要经书压根就无署名。诸子百家的着作倒是多以人名为书名，但它们大多是弟子们集体创作，假托于诸子，这么一说反倒是弟子们的着作权被漠视。因为没署名，秦始皇读韩非的《五蠹》，汉武帝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都不知作者是谁，甚至还闹出了以为作者是前人，感慨我生也晚的笑话。着作权法更是欠奉，各种剽窃案例数不胜数。「剽客」们虽不及宋之问极端，但德行也不怎么样。「剽窃」一词诞生于唐代，柳宗元指《文子》一书「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但剽窃行为可是早已有之，除《文子》外，《礼》中有「毋剿说，毋雷同」之语，「剿说」即剽窃意，可见东周人写文章就已有抄袭现象。《孟子》中则有「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义袭」也是剽窃意。东汉后期的大名士蔡邕曾上疏称「今待诏之士，或窃成文，虚冒姓氏」，可见剽窃之举已「登堂入室」。这其实是历史必然，因为两汉时想做官，先得会「做文」。许多没能力写好文章的人便打起了歪主意。不过因为蔡邕并未指名道姓，于是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剽客」诞生就延后至西晋——郭象在「竹林七贤」之一向秀死后，将其未完成的《庄子注》据为己有，顾炎武就据此认为郭象是「剽界」第一人。郭象并非无才之人，其见解和文字并不亚于向秀，却有如此举动，足证其道德低下。唐代剽风更盛，因为读书人若要入仕，往往要找有名望之人引荐，敲门砖便是诗文，此即「行卷」。许多人拿不出文章，便只能剽窃。有时，李鬼还会遇上李逵，比如李播在蕲州做官时，有举子李生投来行卷。李播看着眼熟，原来是自己旧作。李生被揭穿后，虽然惭愧，却表示希望李播将诗作「借」给他。李播说自己年老，留诗无用，可以相借。李生告退时，李播又问他去向，对方说要去江陵见表丈卢尚书。李播大笑，说卢尚书明明是自己的表丈，你怎么又冒认。李生羞愧表示，既然借了诗，就连表丈一起借了。宋代剽窃前人诗句现象也颇严重，此风亦蔓延至朝堂之上和科场之中，与宋太祖赵匡胤同为后周旧臣的陶谷，在宋朝建立后入翰林院负责起草文书，可赵匡胤选择的宰相并非出身本应是「宰辅人才培育基地」的翰林院，名望也在陶谷之下。陶谷心中不平，动员心腹举荐自己。赵匡胤却大笑说「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尔，何宣力之有」，「依样画葫芦」一词便从此而来。明清两代「剽风」亦盛。比如张之象编定《唐诗类苑》，书稿流落，卓明卿得到后据为己有，将此书的初唐和盛唐部分先行刊刻。此外，王良枢的《藻林》也被卓明卿整本剽窃，书名改为《卓氏藻林》。清代学者钱大昕说：「顾宁人谓有明一代之人所着书，无非盗窃，语虽太过，实切中隐微深痼之病。」剽窃并不只是拿别人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有时也会倒过来，比如康熙年间的徐乾学就曾把家传文章署上别人的名字，进行「逆剽窃」。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门生，即明珠之子纳兰性德。明珠权倾一时，徐乾学为巴结他，不仅尽心教导纳兰，还拿出自家所藏的宋元经解，署上纳兰之名拿去刊刻。以上所说都是个人行为，为害更大的应属出版业的盗版。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书籍从手抄逐渐变为普及性的印刷出版。雕版印刷术出现的唐代，剽窃风渐盛，雕版印刷术大规模使用，活字印刷也随之诞生的宋代，剽窃之风更烈，可见二者联繫。有盗版就有维权，大儒朱熹的家族就是一例。朱熹名气大，写什么都是畅销书，而且他既打字，又是成功商人，与如今的郭敬明相若。他外祖父是徽州富商，以刻书为业，富甲一方。朱熹从小耳濡目染，也将刻书做成生意，而且是举家上阵的规模化运作。据说他一生出版收入达两百多万贯，是名副其实的顶级富豪。他的《论孟精义》一书曾遭非法盗印，他坚决维权，向好友吕祖谦致信求助，希望身为地方官的后者出手相助，禁止翻印销售。他的后代也守成有方，代代相传，独家出版《朱子文集》达八百年之久，直至清代，谁也不敢盗印。
朱熹中国现存最早的版权保护文件也出自朱熹家族。朱熹的表侄祝穆曾着有《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共有71卷，既然家里有条件，他当然自行刊刻。因为卷数多，成本高，为防盗版，他于南宋嘉颐二年（1238年）请求两浙路转运司与福建路转运司颁发榜文：「穷年矻矻，接手自抄录，寝食为废，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这个榜文还被祝穆引用于书的自序后，表示一旦发现盗版，有权告发，追人毁版，严惩不贷。这个榜文还真起作用，正版销路极高，曾有「蜀中人士来购，一次竟以千部计」的记载。宋代程舍人也在自己刻印的《东都事略》目录后刊载「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版」等字样。不过，以上的维权行为都属于作者或书坊的个体行为，是民间倒追官方的保护，而非官方主动保护。而且，它与身份有很大关係，朱熹若非当世大儒，谁又会买他的帐？宋代向以法律健全细致着称，但并无版权保护的内容。与之相反，因为宋代崇文，盗版泛滥有助于传播普及，「文纲甚宽，故官书均未申禁。」清初大文人李渔曾开设芥子园，从事刊刻，且领域很宽，除本人作品外，还涉及通俗读物、考试用书和工具书等，用今日眼光来看相当于大牌民营出版社。可销量一大，便难免盗版，尤其是出版业极度发达的苏州，更成了盗版基地。李渔为此还亲自前往苏州暗访，得到证据后，修书向苏松道道台求助。道台调查后封存所有盗版书，并颁布公告，禁止书坊翻刻。可苏州盗版势力强大，又利用关係纠缠，拒不赔偿，折腾不止。李渔后来写道：「蝇头之利几何，而此辈趋之若鹜。似此东蕩西除，南征北讨，何年是寝戈晏甲时？」可见维权之举简直如战争一般，不但旷日持久，取胜机会也渺茫。
李渔但凡畅销书，盗版都难禁绝。《水浒传》和《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之所以风行，其实也与盗版的普及效应有关。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写道：「《聊斋志异》青柯亭刊本一出，就风行天下，翻刻本竞相问世。」《官场现形记》里也有关于盗版的片段，有书坊受盗版之苦，找官员求助，希望禁止翻印，官员的回复是只能禁人为非，哪能禁人向善。可见在官方眼中，盗版未必是坏事，至于着作权，大家都没放在眼里。直至1910年，清廷才颁布《大清着作权律》。个人剽窃也好，盗版翻印也好，未必名利双收，有时也会带来风险，甚至危及性命。有些有钱人为了留名，常以重金购买他人作品或请人创作，然后署自己名字。清初有位庄廷鑨，出身豪富，可惜双目失明。他有心效仿「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便花重金购得一部明史遗稿，请名家润色，补写崇祯朝事，改书名为《明史辑略》，作者当然是他自己。后庄廷鑨病故，其父庄允诚将书刻印刊行。此书因「意识形态」问题遭告发。庄允诚被捕上京，死于狱中，庄廷鑨被掘尸焚骨。凡此书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株连极广。这桩惨烈的文字狱，可证满清之暴虐，但庄家若无剽窃求名之举，也不会招来这大祸。本文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