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经济繁荣 但军事实力薄弱 宋朝的军事实力为什么那么弱，宋朝军队是如何越变越弱的？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朝代，也是军事实力非常羸弱的朝代。北宋军队战斗力之低可谓是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北方强大的辽国它搞不定，西北弱小的西夏它也搞不定，大部分人在谈到北宋军事实力的时候，往往只能发出一声叹息。宋朝军队是如何越变越弱的？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宋朝是一个极具有争论点的王朝，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除了“积贫积弱”、“靖康之耻”、“昏庸无能”和“幽云十六州”等等这些负面记忆的同时，又给我们留下了“清明上河图”所描述的繁荣景象。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生产力水平已达到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点，但是为何我们会说宋朝越来越弱，这里的“弱”并不是指代宋朝的全部方面，而是仅仅代表着宋朝军队势力偏弱，而国家却是富有的，形成了“国富军弱”的局面，正所谓“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依靠着经济的发展”。
那么在宋朝经济发展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又是如何造成屡战屡败，国富军弱的政治局面的呢?这和宋朝统治者的上进心脱离不了关系，宋太祖是马背上打的天下，所以在宋太祖时期文臣和武臣地位相当，且政治攻略一直是采取“进取”的方式。但是到了宋太宗时期已经成功收复了吴越、泉漳两地，并靠武力征服了北汉，实现了基本的统一。
所以当时的政治策略已经逐步从“进取”转移到“内缩”，而在宋真宗时期已经完全脱离了“马背上打天下的局面”，他只需守住上一辈打下来的江山即可，所以说上进心是宋朝国富军弱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宋太祖到宋真宗这一时期又具体是那些政治策略导致了宋朝越来越弱?
重文抑武、以文治国，武将主观能动性难以发挥
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从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因而宋朝的统治者明白一旦武将的势力过大，便容易造成兵变，不利于政权的稳固，所以在宋朝时期，为了防止地方藩镇拥兵自重，占地为王的现象产生。便需将武将的势力逐步分割，于是便产生了“杯酒释兵权”的方法。
为了进一步的分割武将势力，又采取了兵将分离、将从中御的方针，来实现中央集权，但是却造成了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局面，士兵对于将军没有绝对的忠诚度，从而导致配合度下降，从而影响军队的作战能力。
1、重文抑武、武将地位下降
在宋朝以前有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流言、但是到了宋朝时期却转变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至理名言;由此可见，在宋朝时期文人的地位之高，在一朝代中文武本就是两方不同的势力，而且一直都是彼消此长的趋势，因此武将的地位肯定会比文臣低。
而且宋太祖说过：“宰相需用读书人”，便可知宋朝统治者重文抑武的思想，武将不仅失去了军权，也逐渐失去了对财权以及行政权的掌控，而文臣不仅接手了武将在中央的权利，也掌握着对地方军事权利的管辖，武将的地位也随之降低;
2、枢密院及三府统兵制的建立，武将兵权被消弱
据史料记载：“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于枢密院;凡统制、训练、番守、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从这里我们便可得知，管理军队的最高级别便是枢密院，但它虽掌管兵符，有调兵之权却无掌管军队的权利，而三府有掌管军队的权利，却无调兵之权，两者相互牵制，有利于中央集权，且最后出征的将领是由皇帝临时授权，消弱了武将的兵权;
3、军队体制异化，采取兵将分离制度
为了防止武将权利过大，宋朝实行兵将分离、将从中御的制度，虽然维护了中央集权，但是违背了军事作战规律，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受，有所不受。”朝廷应给与作战将领根据战场形式，而采取合适的作战方法的权利，因地制宜，出其不意乃是取胜的关键因素，但是据史料记载：“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与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逆上旨。”
由此可见，宋朝的将领是没有独立作战的权利的，他只能根据中央下达的指令指挥作战，而在古代通讯并不发达，中央王朝并不能及时掌握战况，因此更不可能给与合理的作战方针，并且由一群文臣指定作战方针本就是纸上谈兵，战败便是理所当然的事，而这一政策的实施又极大的抑制了武将的作战能力，使作战将领即使拥有作战头脑，也无发挥之地。
其中最能代表的事件便是当时岳家军在攻打金时，宋高祖以十二道“金子牌”崔令其班师回朝;由此可见中央对军队的把控能力是极其之强的，这便容易武将的作战积极性，因为在作战中，胜利则是中央作战方针正确，失败则是武将能力不行，将领在这并不能得到任何好处，便使得武将不愿在出征，养成消极备战的习惯。
重经济轻军事、消极防御实行“内缩”的政治方针、导致军力不强
在宋太宗时期已经基本完成了统一，而在宋真宗时期则完全脱离了马背打天下的政治局面，从“打天下”转变成了“治天下”，中心思想也从强军强国转变成为了文治和稳定，逐渐的也就形成了以和缓战的战略方针，但是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强大起来，取决于统治者的志向、格局以及进取心，显而易见宋朝的统治者没有，这也是宋朝越来越弱的根本原因
在宋真宗时期，辽军大举南下，虽辽军受到了宋军强力的抗击，不分上下，但是因为上段落所说的重文抑武，以文治国的方针，宋朝在和辽军对抗时，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朝中文臣主张接受辽军议和休战的条件，从而签订了“澶渊之盟”这一不平等条约，也正是这一约定的签订，让宋朝统治者和中央文臣觉得既然能够通过金钱来换取和平。
那又何必主张武力呢?于是主和反战的呼声逐渐高涨，而主张加强边防和军力的官员和武将便逐渐被边缘化;
宋朝从宋太宗时期政策就已经向“内缩”转化，不再以扩展疆土，加强防御为重点，而是转化为内部治理，再加上“澶渊之盟”的签订，让宋朝统治者误以为找到了两全其美的长久之计，更加倾向以和解的方式解决边疆危害。
然而宋朝的统治者并不知，人心可吞象，金钱只能维持片面的和平，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撑，便只能成为刀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也正是因为宋朝统治者的狭小格局，以及不思进取的心在经济繁荣昌盛的背后留下了灭亡的祸根。
“募兵制”导致兵员素质不高
说到宋朝的军队，我们首先想到的因该是“冗兵”，按理说宋朝时期的军队数量是庞大的，然而如此庞大的军队数量，为何没有产生出一只作战优良的军队，究其原因除了上面写道的武将不受重视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便是兵员素质不高。据史料记载宋朝军队的主要来源是“或募士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吏给役”这四种途径。
从这四种途径我们便可看出，宋朝士兵多是一些穷途末路之人，且人物混杂，再加上士兵地位极低，出生良好家境的男丁是不会去当兵的，所以军队中大多数都是一些穷凶恶极之人以及难民，这极大的增加了军队的管理难度，并且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此导致军队战斗力十分低弱。
其次据《国史大纲》中记载“募兵终身在营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间四十余年，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禀之终身，实际既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无用而仰食。”从这里我们便可看出，北宋服役实行终身制，而士兵真正能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也就十几年而已，其余时间都靠国家养着。
这种制度造成北宋士兵易招难退的局面，导致军队数量只增不减，而这一群老弱士兵，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战斗力低下。就是一群无用之兵，花费大量的费用饲养一批战斗力极低的士兵，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
养马场地和重要防御地点的丢失，导致宋朝失去了军事主动权
一个军队是否强大，除了士兵自身素质及战斗力外，也离不开战马的供给，而自安史之乱后，中原王朝便丢失了辽东及河西走廊这一带有利于战马培养的良地，而后宋朝的“燕云十六州”又被辽占领，更是使宋朝失去了第一道天然屏障，因为过了“燕云十六州”便是八百里平川，宋朝没有了天险可守，北方游牧民族便可轻而易举的攻击中原，而想要收复“燕云十六州”便得依靠骑兵，但是中原丧失了战马的供养地。
在马匹资源上处于弱势，而“燕云十六州”的失守，不仅使宋朝失去了天然屏障，更使辽国拥有了长城内的各种农业资源，可以为辽军的军事活动提供支援，从而使宋朝对抗辽军时处于劣势，面对养马场地和重要防御地点的丢失，宋朝丧失了对军事的主导权利。一直处于被动方，在加上军队战斗力弱，所以宋朝最后才会从经济大国走向衰落。
统治者的狭小格局，以及官场的腐败
在宋朝时期也并非没有英勇的将领出现，宋朝时期的岳家军便是很好的体现，在这里只能说岳飞生不逢时，在宋真宗之后的几位统治者都极其的重文抑武，而这些统治者本身就极具文学风采，所以他们更加的欣赏具有文学天赋的文臣，因而过于的重视文采以至于忽视了文臣的人品道德，导致奸臣当道，这些文臣只会在乎自身个人利益，并不会考虑到国家利益，更有甚者，会为了个人利益而放弃国家利益，所以宋朝的官场极其腐败。
在加上宋朝的统治者缺少魄力，没有宏观的政治格局，更加导致宋朝的衰弱，其中最直观的例子便是在宋徽宗时期，联金抗辽，但是在拥有明显的优势时，宋军却没有攻城成功，这便让金军看到了宋军的弱势，更让宋朝统治者意料不到的是金军叛变，攻打宋军，在加上宋朝统治者一直打压主战官员，因此宋军失去了最佳反抗时期。
尽管最后出现了岳家军，一路胜利，直到河南境内，眼看就要收复故地，宋朝统治者却想采取议和的政治策略，以十二道“金字牌”责令岳飞班师回朝，只因他不相信岳飞能够抗金成功，害怕金军再次南下，宋朝便不复存在，在加上当时奸臣当道，秦桧被金军收买，为了个人利益他主张议和，于是便再一次与成功失之交臂。
富有并不等同于强大，在封建王朝，军事和经济向来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当然在一个朝代，如果一个人只是一味的追崇文学，没有尚武精神，那么这个人或许可以成为一名文坛大家，但却不能成为一名政治家，如果一个君王，只是一味的追崇文学，而忽视甚至打压武学，那么他便不会成为也不会是一名合格的君主，因为一个国家纵使经济再发达，如果没有强而有力的军事力量作后盾的话，这个国家便只能沦落为刀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而宋朝之所以逐渐走向没落，除了宋朝统治者重文抑武导致军事力量降低以外，也逃脱不掉宋朝统治者不再上进的政治格局，在宋真宗以后的几位君主缺少了统一疆土的野心以及上进心，也缺少了面对外敌入侵时，拼死反抗的魄力。终其一生守着先祖打下来的土地，反而忘记了不破不立这一道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