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属
在古代,丈夫若战死沙场,作为妻子来说,她的选择其实是不多的。
一般来说有这样几种可能:
第一,再嫁。
不要以为古代人都是贞洁烈妇,其实再嫁的情形也不少。尤其在宋朝以前,女性再嫁之风是很正常的,一点也不伤风败俗。即便是到了明清时期,再嫁的情况仍然存在。尤其是普通人家的女性,失去丈夫就意味着失去收入来源和经济支柱,如果再有孩子,那就肯定没法活下去了,所以再嫁也是无奈之举。
第二,和其他男人保持不正当关系。
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尤其是穷人家,更是如此。理由跟再嫁一致,就是没钱,穷,但这类女人又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再嫁,比如家中还有年迈的公婆需要奉养,无法抽身改嫁,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就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出卖色相或身体,和其他男人保持不正当关系,以换取经济上的支持。
第三,守节。
这种情况更多发生在明清时期,因为经由宋明理学的发展,导致守节成为女性主流的价值理念。尤其是对于有钱有势的大家族,一般都会让丧夫的女子继续居家守节,侍奉公婆,除了没有丈夫的陪伴,其余与平常无异。当然,普通家庭的女性也有不少甘愿守节的,虽然经济条件艰苦,但女性依然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去奉养老人,教育儿女,维持生计。
而那些因经济问题无力守节的女性,乡绅也会出力助其守节。比如依靠清节堂,清节堂具备一定的幽禁性质,节妇在堂不允许外出,不允许接触外界的所有男人,但可以带年幼的子女一起入堂,待成年有经济能力了再放出。此外还可以通过恤嫠会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助,用以支撑节妇在家守节。
第四,殉夫。
得知丈夫战死沙场,还有一些女性会选择直接殉夫而死,这也差不多是明清时期才出现的一种现象。一般来说,官方不会随随便便就给寡妇们立贞节牌坊,给或不给,有几个原则:第一就是看守节守了多少年,年份越长,越容易获得;第二,看多大年龄丧的夫,丧夫年龄越小,越容易获得。还有特事特办的,就是有的女性年纪轻轻丧夫,然后立即殉夫而死,这种情况官方是肯定会给予贞节牌坊的,而且还会大肆表彰,追授各种荣誉称号,并奉为榜样和样板,被时常提起。
总得来说,由于中国古代女性从经济上就不得不从属、依附于男性,所以一旦妻子年龄尚轻而丈夫死去,无论是战死沙场也好,还是其他的死法也好,妻子一方的生活状况普遍都不会好到哪里去。
合肥在三国时期的战略意义真有那么大吗?孙吴为何五征合肥呢?
在三国时期,合肥南接巢水、濡须水直达长江,北接肥水,沟通淮河,的确扼守着关键的水路要道。表面正看如果东吴北上进占合肥,其水军可以经曲巢肥运河进入准河流域,辐射范围可以覆盖青州、兖州,直接威胁到曹魏腹地。曹魏政权如果想要南下,似乎也可以经合肥走濡须水入长江,直捣孙吴都城建业。但如果更仔细的探究当时曹孙两家在江淮地区的对峙态势,会发现并非如此,孙吴哪怕拿下合肥,也很难有力量北上正面面对曹魏江淮军团。而曹魏经由合肥南下,也会因为河道和水军的双重限制,只能冲到长江岸边,无法进一步扩大战场。
一、从曹魏防线来说,合肥地位有限,打不下来是东吴不争气
实际上,合肥城哪怕在曹魏江淮防线中,战略地位也相对有限。曹魏政权甚至在三国中后期相当长的时间里放弃了对合肥的防守。可以说,合肥在三国战争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主要仰仗的还是东吴军队的同行衬托。
要理解合肥城的战略地位,首先应该了解曹魏在江淮地区的防守战略。曹魏的防守战略其实和太平洋战争时日本打美军的预定战略是非常类似的,简单来说就是渐减迎击。具体来讲,即是把长江北岸的居巢作为防守的第一防线,巢湖-肥水地区的合肥作为第二防线,这些前线城池分别少量驻军,坚壁清野和吴军进行消耗战,以挫败吴军进攻锐气,拖延时间并且拉长吴军补给线。而最终曹魏江淮主力军团将在寿春以南,合肥以北的广袤平原上以逸待劳,发挥北方政权的骑兵优势,伺机和吴军主力决战。
在这套防御体系中,准河沿岩寿春才是真正的核心城市,合肥的地位则相对有限。事实上,经过诸多学者的考证,在公元241年芍陂之战发生前,曹魏就已经几乎放弃了在合肥的防守,全面转型到以寿春为核心,以平原大军团决战为主要方式的弹性防御策略上来。
那如果合肥战略地位不高,为什么孙吴政权还要五战合肥呢?如果合肥只是曹魏前沿防线的一个支点,为什么东吴都从来没有拿下过这座城市呢?原因很简单,孙吴政权五战合肥是因为没得选择,打不下合肥是因为孙吴军队太不争气。人家曹魏在寿春蓄势待发,就等着和东吴决一死战,突然前方传来捷报,东吴在合肥就直接败了,连主力决战的机会都不给。
二、对曹魏来说,合肥易攻难守,而以寿春为中心可以发挥骑兵优势那曹魏为什么要弃守合肥呢?简而言之就是易攻难守,进退不得。首先,合肥在地理上太靠近东吴,东吴北伐大本营濡须到合肥的距离,几乎和合肥到曹魏大本营寿春的距离一样近。这就导致一旦东吴北伐,留给曹魏集团反应的时间非常短。处于寿春的江淮军团尚且无暇支援,更不要谈更远的曹魏中军了。其次,由于连年战争以及曹操移民政策的失误,合肥周边地区人口大量锐减,其中绝大部分南下投奔了东吴。这削弱了合肥周边地区对合肥城的军事支撑作用,反倒是东吴接收了大量南下人口,北伐力量大大增强。另外,合肥城太靠近河流,而东吴在水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东吴军队可以乘船向合肥发动突袭,遇事不妙也可以迅速利用河流撤退,往来如风。
虽然后来满宠在远离河流的地区重新修筑了合肥新城,但当时曹魏正在全力经营寿春防线,合肥的战略意义已经严重下降了。而且由于淮河-长江分水岭的存在,巢湖-肥水运河吃水较浅,无法通航曹魏的大型战船,这就导致曹魏难以水陆并进,从合肥一线进入长江。如果直走陆路的话,最多只能打到江北,过不了长江,哪怕打了大胜依然无法扩大战果,对东吴没有实质威胁。实际上曹魏的历次南征也的确多走中渎水,从广陵南下。以上诸方面最终导致了合肥成为了进不能攻,退也不好守的“鸡肋”。
而放弃合肥,转而以寿春为核心,则能获得无数好处。第一,寿春是千年古城,更有袁术多年苦心经营,人口繁盛,经济发达,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远远胜过合肥。第二,寿春与长江之间有数百里的缓冲区,曹魏有充足的时间整备军力。在曹魏中后期“邻州救援”的防御制度下,甚至能够得到来自曹魏精锐部队中军的支援。第三,寿春一合肥之间是淮河流域同长江流域的分野,这片地区是两淮平原少有的多旱地,少水网的地方。这种地形有利于大兵团的展开和骑兵的穿插作战,而曹魏的大兵团作战和骑兵作战能力都远胜东吴。如果以寿春为据点,在合肥以北的平原作战,就能在最大化发挥曹魏骑兵优势的同时削减东吴的水军优势。第四,以寿春为起点,自淮河走中渎水入长江,可以通大型战舰之外,更是一路顺流而下,非常有利于快速机动。
二、孙权为了发挥水军优势,必须打合肥,其实就算打下也难守既然合肥城并不重要,孙吴又在合肥城屡战屡败,为什么孙吴还非打合肥不可呢?那就是因为孙吴没得选择。为了发挥水军优势,同时方便粮草车马运输,孙吴只能通过水路北伐,而可以用作北伐的三条线路中只有两条路有实际意义,一条是走濡须水经合肥北上,另一条是走中渎水经广陵北上。其中走中渎水的线路不仅全线需要逆江而行,长江出海口处复杂的水文条件更是让孙吴水师屡屡碰壁。这样一来,孙吴北伐实际上就只有濡须水一条路可以走,而合肥正好扼守在濡须水的上游。孙吴北伐,则必走濡须水,走濡须水,则必攻合肥。
但其实哪怕孙吴拿下了合肥城,也不能怎么样。在三国时期,人口的重要性远高于土地,而合肥城周边人口大部分都已经逃散到了东吴,占领合肥不会为东吴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好处。没有了周围人口作为凭据,哪怕孙吴占据了合肥城,兵力、粮草也都无法从当地得到补充,却要直接面对曹魏江淮集团的正面压力。这种情况下,如果屯驻重兵就需要从濡须口甚至建业千里运粮,少量屯兵又会被曹魏轻而易举的赶下长江喂鱼,占领这座城池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结束语事实上,这就是曹魏与东吴在三国中后期的均衡态势。由于合肥城在地理上不利于防守,曹魏主动让出了合肥以及周边接近150公里的地区,而东吴迫于实力无力占据这些地方,两国之间相隔数百里彼此相望,互相都没有动合肥城的念头。
然而在第一、第二次合肥之战时,合肥的确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那时候曹魏集团的江淮防线摇摇欲坠四处漏风,捉襟见肘的兵力使得当时的曹魏只能选择单线防守,毫无纵深,更没有战略可言,在那种情况下,曹魏只能孤注一掷在第一线的合肥阻击孙权,所幸天时站在了曹魏这一边。两次合肥之战,孙吴以万钧之势兵临城下,最终却都铩羽而归。合肥也是毫无疑问的奇迹之城。
当然,进攻不力的问题曹魏也有,三次濡须之战、石亭之战中,曹魏也都被孙吴杀的大败。实际上在三国时期,防守作战的优势总是远大于进攻作战,这也是魏蜀吴三家在数十年间可以保持一种很微妙的稳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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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肥在历史上的地位合肥之名出自于《水经注》的“夏水暴涨,施合于肥”。意思是说,每当夏季江河暴涨时,属于长江水系的施水(今南淝河)源头上溯,可与属于淮河水系的淝水(今东淝河)河源相合。合肥于秦代置县,先后是汝阴郡、汝阴县、庐州、庐江郡、庐州府、庐州路治所所在,旧时人们又称合肥为庐州。
合肥位于安徽省中部,为大别山地的延伸部分。地貌呈岗冲起伏的丘陵,西北高,东南低。其西有大蜀山、鸡鸣山;西南有紫逢山、大潜山等围绕。紫逢山又名李陵山,淝水源出于此,中有隘口可守,元末曾设竹林关。大潜山的龙凤口,是西向六安、舒城的通道。其东有四顶山、浮槎山等组成的江淮分水岭自巢湖北岸向东北延伸,长达110公里(今属肥东县),可作屏障。其南距巢湖仅20公里,发源于鸡鸣山的施水东流经合肥城西后,又贯城而东出注入巢湖。其北有淝水沟通淮河。
古代从中原南下长江,如走水路,无论是由淝水、施水下巢湖,再自巢湖经濡须水入江;还是沿滁水顺流而下,东抵六合瓜步,合肥都是必经之地。如走陆路,则可从寿县经合肥,过岘山昭关直插长江北岸的军事要地和县。由于其据淮南水陆要冲,顾祖禹称之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认为“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指今豫东南唐河、汝南一带),北向徐寿(指今江苏徐州和安徽寿县一带),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掮其背矣。”
三国时,合肥属曹魏所有。200年,扬州刺史刘馥到合肥招募流民,广营屯田,高筑城垒,备战备荒。209年,曹操亲率水军屯营合肥,同时在芍陂(今寿县南)大规模屯田,为常守合肥作物质准备。以后孙权几次出兵合肥,都因曹操防卫严密而失败。
369年,东晋桓温北伐,从姑孰(今安徽当涂)出发,曾率舟师屯营于此。南北朝时,合肥战事频繁,其中对城池破坏最严重的一次是在506年。当时合肥在北魏手中,梁遣韦睿攻合肥,堰淝水灌城,魏筑东西二小城夹守。韦睿破小城后,也在淝水岸边筑城守堰,但为魏军所拔。
韦睿再次在堤上筑垒自固,以水灌城,城遂溃破。于是,梁便将豫州治所从历阳(今安徽和县)迁至合肥。接着陈与东魏、北齐、北周也在此进行过争夺战。585年,隋在曹魏新城的故址上立镇建仓,为伐陈作准备。
唐代末期农民起义、藩镇割据以及宋金对峙等时期,淮南都是主要战扬。其时,合肥又饱经战争之苦,庞勋、王仙芝、孙儒、杨行密、金兀、金完颜亮等都占领过合肥。南宋端平以后,寇略合肥的主要是蒙古兵。1276年,宋将夏贵以合肥降蒙古,为其灭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
合肥城相传为东汉刘馥所筑,原系土城,唐时增以砖瓦,后又代有兴修,因城池险固,旧有“铁打庐州”之说。
二、合肥在三国时备受魏、吴重视的原因在三国的战争中,合肥被当作兵家必争之地,魏吴双方长期频繁地于此进行攻防战斗,其原因何在呢?这一地区在战略上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影响,以致引起两国关注和争夺呢?
(一)合肥所处之淮南西部对于东吴的安全保障极为重要
在三国南北对抗的政治形势下,东吴的基本经济区在太湖流域,都城常设在建业,它和曹魏的统治重心冀、兖、豫州(黄河中下游平原)之间,被淮水及淮南江北的广阔地带相隔。江淮之间的这一地段又以今洪泽湖、张八岭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区域:东部是苏北平原,即曹魏徐州的南部,广陵郡与下邳郡的南端,有中渎水(古邗沟)贯穿其间,地势低洼潮湿,水网纵横,湖沼密布,给行军作战造成不利影响,故魏吴双方都对此区域不大重视。
西部是江淮丘陵、皖西山地与长江沿岸平原,即曹魏的扬州,设有淮南、庐江两郡,地形多为低山丘陵,有肥水、施水、濡须水沟通江淮,这一区域是魏吴军事力量对峙冲突的焦点。
对于东吴来说,合肥所在的淮南西部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从防御方面来讲,淮南是江东的外围屏障,东吴若不能占据这一区域,仅仅与北方之敌隔江相持,那么可倚赖的长江天险则失去其半,都城建业直接暴露在敌军的威胁之下。而吴国的陆军由于数量有限,无法在沿江千里处处设防,往来调动又有很大的困难,处境将十分被动。
正如赵范所言:“有淮则有江,无淮则长江以北港汊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所以东吴最可靠的守江办法是控制江北、淮南的土地,把防线前移,使敌军水师不能顺利入江,只能沿着几条南北方向的水道运动;这样吴军可以使作战的正面防线大大缩短,有利于兵力的集中。
合肥的地理位置处于淮南西部地区的中心,吴国若想实现上述战略意图,势必要努力去夺取合肥。如李焘《六朝通鉴博议》所言:“吴之与陈,虽皆守江,吴围合肥,陈攻寿春,所争常在于淮甸。”
从进攻的角度来看,孙吴如欲北伐中原、击败对手而统一天下,第一步也必须要控制淮南,作为北进的出发基地和跳板。而从江东建业出兵,攻击曹魏的统治重心洛阳、许昌等地,途经合肥所在的淮南西部,是距离最为接近的,对敌人的威胁最大。所以孙吴多次经此地区进军北向,力图夺取合肥和控制整个淮南。
(二)合肥处于南北水陆交通的要冲
三国时期,社会政治、军事冲突的地域表现主要是曹魏与吴、蜀的南北对抗;魏吴两国交战对峙的疆界沿江上下,自东向西横贯数千里。由于受到山陵、川泽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双方的军事行动基本上是经过几条水陆交通干线进行的。吴国的北伐多倚赖水军的优势,沿着三条南北走向的河流进行。它们包括:
1.中渎水。从江都北入水道,过精湖、射阳湖等,至广陵进入淮河。
2.濡须水巢肥运河淝水。自濡须口逆流而上,过东关、入巢湖,沿施水过合肥,再沿肥水过芍陂、寿春入淮。
3.汉水。自沔口溯汉江西进,至竟陵北上,过荆城、都县、宜城,抵达襄樊。
单纯地使用陆路交通线的情况,在魏吴之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出现得较少,主要原因是陆运兵员、粮草给养的方式通常为步行、畜驮和车载,费时费力。相比之下,船只航运因为能够利用水、风等自然力的帮助,效率要比陆运高得多。如汉朝人称:“一船之载,当中国(原)数十两车。”
而孙吴军队又以水师、水战见长,以致被曹魏方面统称为“水贼”。即使步兵陆战,也经常依托船队,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所以北伐的路线往往要选择水道了。
在上述三条水道中,合肥方向的濡须水施水、肥水航线为吴国北伐道路之首选,运用的次数最多,投入的军队数量与作战规模最大,统帅多为亲征的国君或权臣,可见其备受东吴军事指挥集团的重视,其中原因又是什么呢?
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渎水道及其经过的湖泊通常较浅,受季节和雨量的影响,时有干涸淤塞,不能保证船队常年通航。
如黄初六年(225)魏文帝曹丕领舟师经广陵征吴,蒋济便上表称“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结果返途至精湖时搁浅,“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建安十六年,曹操对江北地区实行移民后,中渎水道附近人烟稀少,给养难觅,加上船只航行的困难,因此不是吴军北伐的理想途径。曹魏也深知这一点,故对徐州地区的防务并不重视,部署的守军很少。
第二,汉水一路,船只溯流抵达襄樊后,由于水道折而向西,无法北进中原。
吴国军队即使占领了重镇襄阳,还需要弃船陆行,打通豫西丘陵或方城隘口,才能进入华北大平原。在地形不利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又无法发挥水军的优势,这对吴国来说,阻力和难度是很大的。
第三,合肥所在的这条水陆通道是当时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干线,由于巢肥运河的开凿,肥水与濡须水将长江与淮河沟通起来。
曹操在赤壁之战后数次南征,都曾利用水路,船队由河北的邺城出发,经白沟入黄河,进阴沟水、蒗荡渠、涡水入淮,再浮肥水,过寿春、合肥,越巢湖,入须水而达长江,若非孙吴设置的坞垒障碍,沿途可以畅行无阻。吴国水师如能由这条航道入淮,那么,沿淮上下具有多条通往北方的水路,如东有涡、泗,西有颍、汝等等,可供进兵选择。在水道的通达性方面,这条行军路线显然要更为有利得多;因此,它被当做吴军攻魏的首选战略方向,其主力北伐多经此途。
合肥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这条水陆交通干线的要冲。
首先,合肥位于巢肥运河的修建之处,即施水与肥水的连接地段。其次,就地形而言,合肥西边则是大别山脉东端的隆起地带皖西山地,主峰天柱山、白马尖等海拔都在千米以上。合肥坐落在这一狭窄通道上,因而成为道路要冲。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南北商旅往来的萃居之所,从而形成了一个繁荣的贸易都市。如《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所称:“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史记正义》日:“合肥,县,庐州治也。盲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庐州也。”
在地理条件上,合肥左右两侧受地形、水文等不利因索的限制,难以做大规模的兵力运动,部队行进往往要途经这个咽喉要地。所以,占据了合肥,即控制了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可以在军事上获得很大的主动权。
(三)合肥位于淮南(西部)的中心,是几条道路汇集的交通枢纽
合肥的地理位置,正处在江淮之间的中心地段,不仅是南北水陆干线的冲要,而且四通八达,为数条路途的汇聚之所,属于“锁钥地点”,即交通、军事上的枢纽。控制了合肥,便可以向几个战略方向用兵,或堵住几个方面的来敌,如顾祖禹所言:“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陈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盖终吴之世,曾不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这也是它备受军事家重视的原因。
从合肥出发,除了北上寿春抵达淮滨、与南越巢湖进入长江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向的道路:
1.东路。由合肥东去,沿着江淮丘陵的南麓而行,过大、小岘山(春秋楚国曾在小岘山上设置著名要塞“昭关”),就到了长江北岸又一处重要渡口历阳的横江渡。此地原为汉朝扬州刺史治所,对岸便是建业以西的关津门户牛渚(采石矶)。
魏军如果兵临历阳,就会直接威胁东吴的国都。黄初三年(222),曹魏复合肥之守,即由此派遣兵马至横江,与吴军接战,引起孙权的惊恐,上书询问曹丕。后来西晋灭吴时,扬州都督王浑所率南征大军,也是由合肥走这条陆路到横江,打败了吴师主力中军,迫使国投降的。
2.西南路。由合肥南下,沿着巢湖西岸及皖西山地的边缘向西南而行,即可到达皖城(今安徽潜山),这是魏吴长期交战争夺的另一个重要地点。
皖城所在的安庆地区亦为江北要冲,被兵家誉为“中流天堑”。曹魏如果占据皖城,既可以向西南威胁孙吴在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夏口,又可以向东逼迫牛渚、建业,取得有利的形势。在三国的战争史上,曹魏方面曾数次派遣大将(如曹休、司马懿、满宠等)领军经过合肥,对此地发动攻击。
3.西路。自合肥西去,经庐江郡之六安,陆路可达豫州南部诸郡。建安十三年(208)冬,曹操从荆州遣张喜敦合肥,即由此途东来,并顺路带上汝南郡兵增援。豫州南境的汝南、弋阳、安丰等郡,在大别山之北麓,吴军若从其南边发动进攻,则背临大江,穿越峰岭,多有不利因素。但若能占领合肥,由该地出发西行,一路皆为坦途,并无名山大川之阻,交通条件要优越得多。
就以上情况来看,合肥乃四方道路交汇之所,是兵法所言的“衢地”,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因此魏吴双方均竭尽全力来争夺这一战略要枢。
(四)合肥对魏吴两国在淮南的屯垦事业影响重大
曹魏与孙吴在淮南西部连年征战对峙,投入重兵,消耗的大量粮草军贷,都需要从各自后方辗转千里运来,耗费的人力财力甚多。如果在前线附近就地屯垦,生产军粮,则能大大减轻内地的繁重负担。
从地形水文情况来看,魏吴双方在淮南西部的领土大致上是被皖西山地、巢湖和江淮丘陵的东段所隔开。曹魏所控制的寿春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又有肥水、黎浆水、水等河流经过,自然条件有利于农业垦殖。自春秋楚相孙叔敖在此修建芍陂以来,稻作农业大为发展。
正始年间,魏国采纳了邓艾的建议,以寿春为中心,在淮南、淮北大兴屯田水利,积聚军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吴国占领的庐江皖城地区,则是在皖西山地以南的长江沿岸平原,土壤肥美,灌溉便利,宜于耕种。
孙吴也多次于此驻军屯垦,颇有收获。魏吴两国在淮南所发动的战役,有些就是以破坏对方的前线屯恳事业为目的。如青龙三年(235)孙权派兵数千家佃于江北,八月秋收时,魏征东将军满宠“遣长吏督三军循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正始二年(241)全琮伐魏,“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
由于地形的阻隔,巢湖以南的吴师进攻寿春,或是江淮丘陵以北的魏军攻击皖城,最为便利的进军路线都要经过合肥;在两国都不能独占淮南的情况下,控制合肥的一方显然可以在军事上获得很大的利益。
从史实来看,吴国因为不能占领合肥,在庐江皖城一带的电垦得不到安全保障。魏军掌握着出击的主动权,多次从合肥南下,顺利地摧破孙吴的江北诸屯,焚烧积谷,使其无法利用当地的经济资源。
另一方面,魏国由于长期占据着合肥,屡次将吴师阻于城下,使它难以逾越江淮丘陵;这样,魏在寿春地区的农垦经济只受到过少数短暂的破坏,并未伤及元气。三国后期,魏吴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曹魏在淮南的军事优势渐渐变得不可动摇,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两淮地区电垦事业的巨大成功。而这项成功的地理保障,便是占据合肥这块前哨阵地,这样既能够进击破坏吴国的江北屯垦;又可以阻止敌军穿越江淮丘陵,保护本国在淮南的经济建设。
综合以上几项因素,合肥对于魏吴双方的战争行动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所以受到两国统帅的重视,多次调兵遣将,进行激烈的争夺,这是因为合肥在地理位置、自然地形、交通和军事上的特殊价值所造成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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