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经常有人“通电全国”，是怎么个通法？
看到高赞回答其实说错了，专门过来纠正一下。
通电全国，确实是用电报通知全国，但是不是所谓的花很多钱把通电发出去，而是使用公开频道发布电报信息。电报信息是明码播报，每个收电报的人，都能译出电报的内涵。
通过各种谍战片的普及，大家都知道了电报的收发原理。电报的传送十分简单，只能传两种信号，就是长音滴和短音哒，通过嘀嗒两种声音的排列组合，形成一些有效信息，这就是摩斯密码。摩斯密码可以翻译成一系列的数字，每四位数字对应一个汉字，就能翻译出来了。
所以，所谓的通电全国，就是使用公共频道发布一系列的明码电报，想知道信息的人，自然要翻译这些电报信息，所以，就全国都知道了。
如何保证大家译出的信息一致性？因为全国都使用了同一个公共电码本。
关于第一部汉字电码本，应该是《电报新书》。电报新书是1873年，法国驻华人员威基杰根据《康熙字典》编写的电码本，包含6800个常用汉字，后来郑观应将其改编成为《中国电报新编》。中国最早的首条出现电报线路是1871年才铺设的，就算说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各大租借和外国洋行中，就已经在使用电报了。
因为清朝人的闭关锁国，电报这样优秀的传讯工具，自然是百般阻挠。直到1883年，电报终于通到了通州，距离紫禁城还有几十公里。这最后几十公里，还需要传统的八百里加急去送信。
到了义和团运动中，埋在直隶省地下的所有电报线都被破坏了。所以，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发现一下子回到了原始社会，只好学着清政府派快马送信到山东，让袁世凯发电报给回国或者发电报给中国其他地区。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谈判，很多就是通过山东的电报局实现的。
另一个清末的电报故事便是马关条约的签订。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早已破获了清政府的密码本，一直秘而不宣。清军所有的调动命令都第一时间被日本截获，所以整个甲午战争日军几乎没有打一次败仗，为数不多的伤亡，主要由造反的农民、民间刺客和疫病造成，甚至还有一些日军是饿死的。
马关条约的谈判中，日本人从慈禧和李鸿章的往来电报中知道了清朝的谈判底线是割让台湾和2亿两白银，所以谈判时有的放矢，李鸿章准备了一火车皮的话，根本用不上！
如果李鸿章有一点保密意识，严刑拷问抓获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换一个密码本就至少能挽回一亿两以上赔款。只可惜，李鸿章儿子太坑爹，和石川伍一眉来眼去，李鸿章就怕石川伍一给他反咬一口，赶快给他杀死了。
因为电报的传播效率太高，一瞬间就能传遍全国，所以想要扩大影响的政变或者改革，都要通电全国。典型例子就是辛亥革命中，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的方式，就是发公开电报宣示自己政治态度。
清末民国的电报是按照字数进行收费的。华文明语本省每字收银8分，每隔1省加银2分4厘。密语及外文加倍收费。后来略有波动，也基本上是一角上下徘徊。最喜欢用电报的新闻界，经常在报纸上有言简意赅的“电讯稿”。比如1894年9月3日，《申报》刊登的一则题为“珠江大火”的报道：“本月初一珠江大火焚毁画舫四百余艘，死者五百余人，所失约值三十万元之多。”
十个字就要一块钱，而当时一般的工薪阶层每月薪水不过是十块钱上下。这样的信息，恐怕很多人都不愿意发。可是，袁世凯刚当上直隶总督，就发了一次数万字的跨国超长电报！算下来，这一封电报花费好几万银元！
老袁就那么不差钱吗？不是！老袁着急啊！
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为非军事区，不允许清朝驻军，李鸿章大手一挥就签名盖章了。慈禧问老李，天津不能驻军，还是大清国土吗？老李说，新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人精，交给他准没错！
于是，袁世凯一上台，就找中国驻英领事馆，把英国巡警交警制度的章程翻译成汉字，全文发回国内，一个字能差!就这样，袁世凯用最短的时间，照搬了英国警察制度，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警察这个概念。而天津，也让这些北洋新军改编的警察，接管了防务，天津又成了中国驻军的地方。
民国时期的“通电全国”，主要存在于民国前期，到了后来，人们要公开发表政治态度越来越不愿意用“通电全国”的手段。而是直接在广播电台发布讲话，最有名的讲话，如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蒋介石宣布抗战的“庐山讲话”，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投降诏书”，都是通过广播电台，让人们用半导体收音机接收信息。
公开讲话用收音机，那么说悄悄话，自然还是用电报，因为，比电报更快捷的电话，是不能加密的！
电报，发明于19世纪30年代，当它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时，遥远的满清，还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
随着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包括鸦片在内的许多事物，跟随者英美列强进入了中国大门。其中，自然也包括电报在内。
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说，电报是一个新鲜事物。
据记载，中国首条电报线路出现于1871年，由英国、俄国及丹麦敷设，并在6月3日起开始在上海租界收发电报。
电报线路最初在上海登陆时，曾经遭到清政府反对。不过，没过多少年，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电报在传递信息上的巨大作用。
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大沽及北塘之间架设电报线路，用作军事通讯。1880年，中俄伊犁期间，李鸿章再以“用兵之道，神速为贵”为由，得以准奏开办电报总局。
李鸿章说：“五年来，我国创设沿江沿海各省电线，总计一万多里，国家所费无多，巨款来自民间。当时正值法人挑衅，将帅报告军情，朝廷传达指示，均相机而动，无丝毫阻碍。中国自古用兵，从未如此神速。出使大臣往来问答，朝发夕至，相隔万里好似同居庭院。举设电报一举三得，既防止外敌侵略，又加强国防，亦有利于商务。”
由于新闻报纸传播范围有限、速度又慢，只有通电才是能够把自已的主张传遍全国的最快方式，从而抢占舆论阵地和道德制高点，许多人经常纷纷把电报当成表达信息的利器，动不动就“通电”全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给全国主要的报馆拍发电报、公开发表的形式告知天下。
就像今天喜欢发朋友圈，发微博一样，“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电报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岁月里，就像一个大舞台，为人们留下了许多精采的演出。上台要通电，下野要通电，嘉奖要通电，谴责要通电，讨伐要通电，和谈要通电，甚至大学老师被政府欠了薪水也要通电……
据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通电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有67次，1922年有97次，1926年有50次，1927年有51次。
不过，当时通电的费用也是非常惊人。
1927年时，华文个人出省电报是一字一角六分银元(这是个人业务，如果是拍发新闻的话，可就便宜多了，只要三分钱)；如果一千字的价格，将近160块大洋。就算是以政府公函形式半价收费的话，也要80银元。
如果要通电全国的话，费用可就近乎天文数字了。
通电分小通电和全国通电，小通电起码也得百多元。
如果是大通电，要达到全国通电的效果，则至少要覆盖全部一级、二级电报局以及各大报馆。
当时全国一级、二级的电报局大约有两百多处，有影响力的报纸不下30余家。
比如直奉战争时，张作霖通电大骂吴佩孚，题头写着“大总统(徐世昌)钧鉴:国务院各部总长、各衙门步军统领、警察总监、曹巡阅使、督军、省长、司令、师旅长、护军使、镇守使、各省议会、商务总会、农会、工会、教育会、商会、各报馆公鉴”。
反过来，吴佩孚痛骂张作霖：“白山黑水之马贼、狠若吕布、凶逾朱温，非我族类，德不能化。”
这种洋洋洒洒，覆盖范围又广的通电，大略估算的话，每次费用约在两万元左右。
要知道，当年曹锟贿选的时候，选票是卖5000元一张；电报局一等科员一个月薪水才100元而且已经是小康生活；如果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的上海市场，一块钱可以买30公斤大米，两万块可以办起一家小规模的纺织厂。
换句话说，这一通电报打出去，就是600吨大米或者一家纺织厂。
随着军阀混战进入历史，“通电大战”也不复存在，成为后人回忆民国初期的一道奇观。
进入民国后期，通电全国依然存在，不过已经变得言简意赅。
比如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以及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