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中的那些革命故事？

随着岁月流逝，时代变迁，“三线”这个词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已渐渐离我们而去，甚至几近消失。但历史的车轮总会在前进的道路上留下碾压的印迹，总会有人去记忆，去怀念！当人们慢慢品味的时候，方知久远的芳香，那些记忆中的词句以它特有的方式向我们讲述着那个年代的故事……

“备战备荒为人民”三线建设：一场规模空前的生产力布局

20世纪60年代，中国进入多事之秋，尚未完全摆脱国内三年困难时期的阴影，周边局势又激烈动荡起来：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台湾蒋介石当局趁大陆出现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企图反攻大陆；印度军队不断由中印边界东、西两侧侵入中国领土，进行无端挑衅；苏联派重兵进驻中蒙边界地区，战略导弹直指中国；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战火燃到了中国南部边界。面对严峻的形势，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建设、民众生活将遭受怎样的新考验？

1965年在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从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估计出发，提出“三五”计划应该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

此后，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把毛泽东的三个因素概括成“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口号迅速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一时间出现了举国备战、全民皆兵的景象。一场规模空前的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也在中国大陆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据相关统计，整个三线建设在横贯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国家累积投资205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三线建设”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三线建设”又曾经是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字眼，直到1980年代建设结束才公开见诸报端，让更多人知晓。

“好人好马上三线”三线人：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

三线建设规模之大、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职工积极性之高，都是空前的。在那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得到充分显示，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闻风而动，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建设者，不讲条件，不计得失，打起背包，立即出发，从四面八方汇集三线。于是，一个被称作“三线人”的特殊群体应运而生。

当时，出于保密和安全的考虑，有关部门在挑选三线建设者时，都着重德、才两个方面，即政治上可靠、业务上精通，因此，那时能够参与三线建设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应该算是一种荣誉。据统计，不包括员工家属和就地参加建设的，单是从外地迁入三线企业的，就多达400多万人。

由于三线建设的出发点是备战，因此在布局上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许多企业的选址都在条件艰苦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三线建设者们风餐露宿、肩挑背扛，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将自己的热血青春献给了祖国的三线建设。

为了建设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在成昆铁路尚未修通的情况下，几万名建设者在人烟稀少和山岭陡峭的金沙江两岸展开会战。当时，交通部队从北京、河北、河南等省市，抽调了1500多辆汽车、几千名驾驶员，同四川、云南的运输队伍一起，组成“钢铁运输线”，将数十万吨建设物资及时运到工地，保证了攀钢一号高炉按时出铁。

这些昔日在华北大平原纵横驰骋的驾驶员，面对崇山峻岭和滔滔江河，毫无惧色，为了抢建三线，他们冒风雨、顶酷暑、斗严寒，战胜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少人甚至献出了生命，长眠于三线大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重点工程建设中，哪里难度最大、条件最艰苦，哪里就有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素有“地质博物馆”之称的成昆铁路线上的许多“硬骨头”工程都是铁道兵啃下来的。成昆铁路穿越地质大断裂带，设计难度之大和工程之艰巨，均属前所未有。其沿线山势陡峭，奇峰耸立，深涧密布，沟壑纵横，地形和地质极为复杂。

全线最艰巨的工程是在地质复杂的崇山峻岭中开凿隧道和架设桥梁。为了爬坡，有的区段线路进入隧道后，在大山腹中绕圈，再从隧道进口上方几十米处钻出，形成“楼上楼”铁路。担任黑井隧道施工的铁八师三十六团初到工地时，公路没有修通，大型机械一时运不进来，为了争时间、抢速度，他们不等待，不依赖，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依靠人力和简单的工具，打通了这座近千米长的隧道。

核工业重庆816厂的建设需要进洞，一个工程兵加强团整整打了5年。由于没有先进的设备，他们完全靠炸药炸开厚实的山壁，再用人力挖、抬、掘；掘进中需要前往查看，有时炸药出了问题，意外爆炸，不少战士受伤，甚至牺牲；山洞挖掘到一定深度，照明设施不能到位，只有摸黑施工，有时发生垮塌，巨石瞬间夺走战士的生命；有的战士因为医疗卫生条件不完善，染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牺牲……工程兵以年轻的生命为镐，一寸一寸掘进山洞，在挖洞和军工建设过程中，先后有几十名官兵牺牲并埋葬在武陵山脉的大青山上。

就是这样，在那个被激情点燃的岁月，“三线人”怀着建设祖国的革命理想，披荆斩棘、开山劈水、筑路架桥，用血汗和生命，建成了三线地区强大的国防生产力。虽然艰苦创业的日子已经过去，但几百万建设者为了国家安全和人民幸福所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将长存于天地。“三线人”对人民、对祖国、对事业的忠诚精神，“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精神，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都将作为宝贵财富传承于世。（人民网）

三线子弟我们没有根

一位三线子弟回忆过：70年代初，我父母还在陕北农村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为无法回京而发愁，收到三线建设的招工消息，便去了陕南，从此在这个秦岭巴山之间的军工厂里奋斗了二十年。工作、恋爱、结婚、生子，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都在那里度过了。

工厂虽与铺镇近在咫尺，周围还有不少山村，但一道围墙把工厂和周边隔绝开来。厂子里除了厂区、还有家属区、球场、电影院、大礼堂、商店、食堂、公共澡堂、招待所和学校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完全是个几千人的独立王国。除了周日工厂会安排一辆班车，拉职工们去汉中城里买些大件商品，日常生活需求可以不出大院，全部搞定。

工厂是准军事化运行的。每天清晨，家属区的大喇叭就开始响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几千人同时起床、洗漱早餐，职工们就着音乐匆匆从家属区涌入厂区，小孩子被送到厂区和家属区中间的托儿所，大孩子脖子上挂着钥匙自己步行去子弟学校。傍晚大喇叭再次响起，这回是“歌唱祖国”，意味着下班了。工人们再次潮水般涌出工厂大门，回到家属区自己家里，给放学的孩子们做饭，孩子们则满家属区追跑打闹玩耍、弄得浑身脏巴巴地回家，在爹妈的骂声中吃饭做作业睡觉。

工厂的职工们来自全国各地，什么口音都有，只有普通话是通用的，所以我们下一辈儿人既不会说当地方言、也不会说家乡话，全是普通话。伴随着口音的区别，也会产生头痛的身份认同问题。爹妈们都认为自己是北京人、上海人、东北人……然而父母的家乡对于我们来说相当陌生；汉中也不是我的家乡，周边当地人和我们口音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各方面都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

我们生活在乡村，却吃面包喝牛奶住楼房，享受着子弟学校比较优质的教育资源，普遍有着城市子弟的优越感，是“城里人”，但回到北京城，又觉得自己是山旮旯里来的，土里土气，北京人并不认可我们是同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