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戌之变是明世宗的昏愦腐朽和严嵩的贪鄙奸横导致的 掀开了明朝庞大军事力量的遮羞布
庚戌之变是明世宗在位时期的一次蒙古的侵犯明朝事件。庚戌之变是蒙古对明朝发动的大规模战争。战争的起因、经过、结局无不与明、蒙双方贸易联系的恢复及发展息息相关，故明蒙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作为维系双方和平交往的纽带是无法斩断的。这正是庚戌之变的实质所在。
皇帝其人
16世纪中前期的明朝，处于嘉靖皇帝的统治之下。按照儒家传统叙事观来看，这人无论如何都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有为之君。包括整顿朝纲、减轻赋役和重振国政等等。尽管经常会与大臣闹得并不愉快，但毕竟混了个嘉靖中兴的美名，称得上瑕不掩瑜。
只是生活在当时的大部分人，恐怕不会觉得日子过的有多么舒坦。因为嘉靖一生所有的作为，都是为了敛财与弄权。从继位后搞大礼议，为自己的高贵出生涂脂抹粉。再到不断加强对宦官和朝臣的打压，鼓励同僚间相互揭发。无一不是典型的集权手腕。
这层控制从朝廷蔓延至地方，就有了对地方军政官僚系统的整肃。很多地方上赖以刺激经济活力的措施，也被嘉靖授意禁止。为了断绝地方上同外商的紧密联系，嘉靖一朝还先后打击了沿海的私人船队、定期驱逐那些游走在红线两头的葡萄牙商贩与日本浪人。最后再用整肃的手段，关闭了山西北部的陆上贸易渠道。
当全国大部分官吏都彻底拜倒在嘉靖脚下，经济问题又集中爆发出来。大量的沿海居民为生计而成为了倭寇，许多生活在北方边界的居民则成为了蒙古人麾下的白莲教徒。失去原本重要收入来源的地方官府，不得不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对国内农民和工商业者的压榨。虽然轻徭薄赋的口号经常传遍全国，但赋税的压力只会增加而没有丝毫放松迹象。
能够顺利猜出嘉靖心思的权臣严嵩，却还可以在皇权庇护下继续贪墨致富。纵然地方上始终留了一个大声疾呼的海瑞，也对这种局面是于事无补。因为皇帝的核心利益是权力与控制力，至于官场风气本身则不是什么根本。以至于在嘉靖统治的时代，甚至出现了末日将至的言论。有民间流士不断向人们疾呼，大洪水马上就要来了！
朝贡贸易受害者
嘉靖的一系列集权措施，不仅伤害了本国经济发展，也影响了那些同明朝有着密切经济联系的国家或势力。其中就以蒙古高原南部的土默特人最为吃亏。作为祖制与传统观念的卫道士，嘉靖要求所有外人都必须遵守已经崩坏的朝贡体系，才能获得与明朝贸易的机会。西域和中亚的商人，就因为这种软性贸易战而不断压缩自己的生意规模。靠转手贸易吃饭的琉球人开始中道败落。西洋来的葡萄牙人被迫将供应链转移到了日本。位居东洋的日本则在收纳倭寇的同时，加强了与南洋地区的经济联系。
但阿勒坦汗治下的土默特蒙古，却无法回避自己的损失。这个新兴的草原强权，一方面需要保护境内的牧民不受明朝边军的侵害，另一方面也要加强防御西部瓦剌蒙古人的实力。虽然占据着古代世界非常重要的河套与鄂尔多斯山脉，还是无法解决两面受敌的战略困境。因为草原的西部已经被瓦剌控制，而河套地区也被明军的嘉峪关与哈密卫阻挡，没有任何可以寻觅的捷径。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快获准加入明朝的朝贡体系，进口到内地生产的货物。
由于阿勒坦汗一系具有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血统，在政治上与明朝存在争夺蒙元帝国继承人的竞争关系。所以明朝朝廷对他们一贯采取抵制与打压策略。只要对方不放弃元朝正统的称呼，就无法祈求到边境贸易的机会。这就是阿勒坦汗长期圈养白莲教流亡人士的重要原因，也是白莲教在明朝边境为所欲为的重要助力。双方在明朝的高压政策下，不断认识到紧密合作的必要性，庚戌之变的闹剧也就不可避免。
无用的边军
早在1545年，山西当地的宗室朱充灼叛乱。阿勒坦汗提前收到了邀请，派兵增援这一小队起兵的明军。他们在白莲教带路党的帮助下，顺利的杀入明朝边境。到了1550年，更多白莲教徒越境加入蒙古一边，并不断劝说蒙古人南下驱逐明朝势力。在当时，已经有约10000人的教徒，陆续逃到北方生活。还有40000不是教众的普通百姓，也因为受不了贸易封锁与官府盘剥，一起奔走蒙古讨生活。
他们不仅开垦了今天呼和浩特一带的丰州，为蒙古人提供了坚实的农业产出。也成了蒙古人在战时可以迅速招募到的步兵兵源。尤其是在明朝境内就形成组织与走私团队的白莲教徒，本身就需要保持一定的武力去反抗官军追捕。在关外重组之后，直接升格为具有更强战斗力的民团队伍。他们当中的工匠，也能够为土默特蒙古人提供过去非常缺乏的攻城器械。
相比之下，明朝的军事力量则是典型的外强中干。如果仅仅从记录在案的兵源数量去看，明朝无疑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军队。但表面数字的强大，并不意味着可靠的战斗力。因为大部分卫所军户都是不折不扣的国家军籍奴隶，平日中大部分工作在于为朝廷和长官种地。他们不仅没有军饷收入，还必须将自己的大部分产出都上缴府库。指望他们能在战争中有所发挥，无异于痴人说梦。
少量仍旧具备战斗力的精锐，实际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虽然可以获得部分给养，却还是要为生计而想其他办法。平日里最大的工作并不是训练军事技能或执行巡逻任务，而是监督普通军户们劳作。如果能接到官员或大地主的劳务合同，还要驱使军户们去为大户人家或作坊劳动，自己赚取中介费或承包收入。
真正具有实际上战斗力的部队，是将领的私人扈从。按照明朝人比较低调的说法，一律称之为家丁。但他们是数量与装备本身，全部仰仗将领的个人财力。若将领的油水不足，那么也不可能有成规模的家丁部队。何况家丁本身就是将领在军中立足的资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拿出来消耗死拼的。因而在面对蒙古人与白莲教民团的联合进攻时，明朝边境部队的糟糕表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1550年的6月，平日里还能经常越境偷摸人头的明朝军爷们，突然发现自己面对着号称有10万之众的对手来袭。作为山西北部重镇的大同，首先被敌军包围。出城迎战的明军被打的一败涂地，总兵官和副总兵全部战死。靠抱严嵩儿子严世蕃大腿而上位的总兵仇鸾，主动掏腰包向阿勒坦汗祈求和平。进攻者便在大同一带休整了两个多月。期间不仅继续劫掠四周，还同内地的走私犯们做起了买卖。
8月14日，完成休整的蒙古军队继续向东，从古北口杀向北京。明朝苦心经营的边境防御，被瞬间撕破。花很大力气建造的长城，被获得白莲教帮助的蒙古骑兵翻阅。往日视为精英部队的边防军，在遭遇战中一败再败。若非土默特人因为实力不足而军队装备不佳，明军的损失可能会更加巨大。
兵临城下
京师的明朝朝廷，起先还准备同阿勒坦汗在城下决战一番。再现百年前北京保卫战的光辉胜利。但在清点和组织城防部队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抵抗能力。理论上，明朝当时在北京有超过10万的各类军事力量。包括被视为有较强战斗力的京营、附近卫所的民兵和具有军事职责的锦衣卫。其中京营无疑是他们之间的中流砥柱。然而当城市大敌当前，往日掩盖在腐败与官僚主义烟幕下的现实，开始暴露无遗。
守将们发现全城的部队仅有40000-50000人之间，其中仅有少部分人还具有作战能力。余下的众多京营军士，平日里主要担任官宦们的帮工和差役。更有一半以上的士兵，是靠关系留用的老弱病残。他们平日里享受着朝廷的津贴，却和一半的平民没有什么区别。或许在仪仗队和阅兵式中还能凑出像样的规模，却不可能有实力踏上战场。即便是相对轻松的守城，也难以胜任。军械库中的武器也缺乏保养，盔甲数量严重不足。
于是嘉靖开始从地方上征集勤王军助战。总共有七个分布在长城一线的前沿军阵，收到了皇帝的调令。他们凑出总计50000人的部队，从大同、保定、沧州和辽东等地，星夜赶回。但他们无一例外的在北京外围停滞不前。既没有胆子直接向阿勒坦汗的部队进攻，也因为朝廷连年欠饷而要求补发工资。已经给蒙古人缴纳贡金的仇鸾，依然被嘉靖皇帝任命为全军总指挥。但他维持军纪的手段，也只能是放纵士兵肆意劫掠。结果是明朝边军对北京周围的破坏，比杀气腾腾的蒙古人还厉害。
作为朝中重臣的严嵩，此时却要求城里的守军坚决不出。他认为蒙古人只是南下抢劫的马贼。一旦东西拿到手软，就会主动撤回老家庆祝。所以既然是战胜希望不大，倒不如要求北京周围的百姓和朝廷一起共克难关。于是在21日，蒙古军队已经开始大范围展开，对北京城形成包围之势。部分军队已经从防御薄弱处进行了试探性进攻。阿勒坦汗还将沿途抓获的一名监军太监放回，传达了自己开出的和平条件：缴纳岁币+开放贸易！
拖延与谈判
面对蒙古人开出的苛刻条件，明朝上下都觉得非常屈辱。但面对逐步围城的北方大兵，不谈判又是不可能的事情。最气定神闲的还是严嵩。他继续要求朝廷不予理会，以拖待变。换成现代术语就是“以时间换空间，以空间换时间”。然而敌军已经近在咫尺，空间与时间都不站在明朝一边。嘉靖皇帝再无具体的军事能力，也知道这样的做法不是上策。否则一旦再次擦枪走火，防御空虚的北京根本不可能守住。
礼部尚书徐阶则主张立即谈判。他可能通过情报知道蒙古军队的实力已经大大增强。由于白莲教徒的加入，对方其实已经具备了可以一战的攻城能力。而城内的守军形同虚设，连看护全部的城墙都难以做到。蒙古人即便不强攻北京，也可以阻断城内外的联系与大部分供应。这让人口众多的京师，会在最快时间内遭遇粮食危机。最后还是不攻自破。
最着急的当然还是嘉靖自己。万一北京城破，自己就是明英宗第二。而且整个朝廷的文武官员都会成为俘虏，要再出一个挽回大局的于谦都难。所以皇帝在朝堂上袒露心声：苟利江山社稷要紧，钱财珠宝都不是我的最爱！
随后的谈判中，明朝为了挽回自己的最后颜面，要求蒙古人先撤军表示诚意。但后者在做了象征性的让步后，坚决要求在北京城下完成协商。于是朝廷就只能在一万个不爽中，和阿勒坦汗签订了城下之盟。虽然明朝方面的史料三缄其口，但再多的美化也掩饰不了他们的屈辱。阿勒坦汗的条件基本上被嘉靖的朝廷所全部接收。
8月23日，带着赔款和大量战利品的蒙古人开始撤回北方。仇鸾终于打算在后面偷袭下掉队者，以便给自己在朝廷上邀功。但当阿勒坦汗决定换一条路走时，蒙古全军又调头回来。发现情况不对明军，在巨大的恐惧下一哄而散。很多人在死于蒙古先锋骑兵的攻击和同伴的自相践踏。仇鸾险些被蒙古人抓捕，好不容易才从乱军中跳脱。
到了1550年的9月，蒙古大军从来时经过的古北口离开，大摇大摆的返回了漠南蒙古的老家。若非阿勒坦汗的目的在于逼迫明朝开放边境贸易，那么嘉靖的结局就必然是第二个北狩草原的明朝皇帝。他在实际上已经打破了明朝立国以来，不签城下之盟和不同意给外番缴纳岁币的金身。只是有部分协议内容，在事后经他授意，一点点的赖掉。
第二年，愤愤不平的嘉靖还表示要发兵北伐，找回场子。先是指示朝臣准备部队的粮饷，接着对逃过一劫的仇鸾又寄予厚望。最后甚至要恢复朱棣时代的京军三大营编制。但最终得以落实的事情，仅仅是在边境上加固了防御力量。
由于朝廷在事后抵赖了大部分协议内容，阿勒坦汗在此后的20年里，不断南下袭击明朝边界。明军却对此也是毫无办法。更多的边境人口在条件成熟时，选择离开大明而进入蒙古境内生活。这样的乱局一直到嘉靖死后，才在同意开放贸易的隆庆时代，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