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大规模“卖官鬻爵”不是其他昏君 是汉武帝
有人说，卖官鬻爵之风起始于晚清，说是因为晚清废除了科举取仕制度，堵塞了人才入仕发展之路，把知识分子逼急了，才导致晚清上下卖官鬻爵之风盛行。
其实，历史的本质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朝廷卖官这种事，古来有之。
中国古代的卖官鬻爵最早始于秦始皇。公元前243年，国内发生蝗灾，于是秦始皇发布命令，准许百姓交够千石粟米，便可进爵位一级，“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史记·秦始皇本纪》）。
捐纳第一次有详细记载的是在汉代，大文豪司马相如的官职就是买来的。
所谓“捐官”，就是士民向国家捐资纳粟以取得官职。史书记载“秦得天下，始令民纳粟，赐以爵”之，此后到西汉时，则形成制度，之后，每个大朝代末年都非常疯狂，其主因就是财政收入不足。
以下唐、宋、元、明都有捐纳，到清朝此风最盛．官员中就有不少是捐纳得的官。卖官在各个朝代基本都是一种临时行为，唯有清朝，捐纳成为一种光明正大的制度。鞑清不要脸么？
捐纳制度在清朝是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它和科举制度互相补充，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一部分人通过捐纳制度做官。对买官的人无任何限制，地主、商贾且不必说，连流氓、盗贼等也无一例外。按照捐纳制度，士民不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虚衔及穿官服的待遇。这些当然属于“政府”行为，且收入都归国库，至于卖官鬻爵的个体经营，在此不论。
历史上的汉武帝可谓是文治武功闻名于世，他开创了封建王朝的多项功绩，例如，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皇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五铢钱的币制改革、积极开拓建设边疆、打通河西走廊经略西域、让中原王朝的统治领域第一次扩展到了西南地区（现在的四川南部、云贵一带）、加强了对长江以南的控制等，这让后世很多封建王朝是自叹不如。
但是创造了辉煌的文治武功成就的汉武帝，却是靠着之前几代皇帝所攒下的家底来成功实施的，否则他也没有那个国力去实现这些成就。随着这些成就的逐步实现，汉武帝的家底也逐渐空虚，因为当时西汉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难以支持他的这些行动，此前积累的财富随着其多次大规模征伐匈奴和对其他方向的用兵，已经难以维系下去，因此，财政的开源节流也成为汉武帝考虑的重要事项。
但是，对于十分自信和享受的汉武帝来说，财政节流是没有多少办法的，但是财政开源还是有些办法的，其中之一的办法就是实施“卖官鬻爵”的政策。
“卖官鬻爵”说起来不好听，但是汉武帝当时也只能想到和实施这个短时间内能敛财的工具。而他之前的几位皇帝也多少做过这样的事情，只是目的却是和汉武帝不同。
汉高祖刘邦时期就曾经实施过卖鬻爵位的政策，只不过他的目的是想让那些违法犯罪的人赎罪，让这些买爵位的人把买爵和赎罪相结合，爵位与减刑联系在一起，据《汉旧仪》叙述汉代爵位制说：“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所以买爵就得减罪，这样可使得罪行大大减轻甚至减免。而在汉景帝时期，又修改了这项政策，规定犯罪之人可以通过向边境地区输送粮食来减罪。
汉代的卖官鬻爵始于惠帝六年，即公元前189年，“令民得卖爵”（《汉书》）。
汉武帝多次出兵匈奴，府库积累被消耗的入不敷出了
到了公元前180年汉文帝时，由于边塞缺粮，便采纳晁错的建议，以爵换粟，充实边塞，“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于边，六百石，爵上造；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汉书·食货志》）。
自此之后，汉武帝刘彻亲自出马，主持“卖官鬻爵”的行动。皇帝出马一个顶俩，之前出面“卖官鬻爵”的官员级别不够，影响力也不行，收入也不行，所以效果差了很多。刘彻这次也采取了新的“卖官鬻爵”的办法，设置新的武功爵，共十一级，这是汉代卖爵最大的一次。
据瓒引《茂陵书》记载，这十一级分别是：一级被称为选士，二级被称为闲舆卫、三级被称为良士，四级被称为元戎士，五级被称为官道，六级被称为秉铎，七级被称为千夫，八级被称为乐卿，九级被称为执戎，十级被称为政戾庶长（一曰左庶长），十一级被称为军卫。
据《平准书》、《食货志》记载，凡是买了武功爵的候选官吏在争任空缺的官吏职位的时候，都有优先任职的资格。这十一级武功爵中，七级千夫和旧的爵位九级五大夫相同，意思是能够免除徭役，有罪的减两个等级。原先的二十等爵位就已经与官职有关联了，只要能交给刘彻相当数量的钱财或者货物，就能够在朝廷中担任一定的官吏职位。现在，汉武帝刘彻为了掩饰这种“卖官鬻爵”的行为，更是将武功爵和官职之间的关系给淡化和模糊化了，但是对于想要买官买爵的人来说，在理解上是不存在问题的。
可以说，汉武帝的这项政策一出，就极大地吸引了那些有钱的豪强地主及其子弟的目光，这种不费力讨好就能大者封侯，小者入郎的办法，着实吸引了长安城很多没事干，也没啥本事的少年。据史书记载，这次官爵大甩卖，直接让汉武帝刘彻很快收获了三十万金，缓解了朝廷的财政压力。只是这种事情毕竟不怎么光彩，此后刘彻也没有亲自出面了，就直接由桑弘羊出面负责执行“卖官鬻爵”的政策了。
东汉卖官卖倒台了
东汉桓帝刘志时，也曾“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后汉书·桓帝记》），卖的官爵种类大增，包括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五大夫等，用来填补国库的空虚。不过这还都是些级别偏低的小官。
到了东汉灵帝刘宏时，就把卖官鬻爵一事发挥到了极致。他把本就疲敝的国库吃光造净后，开始公开出售官职，先是“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后汉书》）。尝到甜头后，又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个买卖官吏的交易所，“开西邸卖官，入钱各有差”（《通鉴》），以官的大小和任职地的好坏确定官价的高低（单就卖官来讲，也是一种公平，毕竟油水不同）。甚至于三公九卿等要职，也一律明码标价，公开出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后汉书》）。除了皇帝的位置不卖，什么都能卖。如果买的人多，竞争激烈，则投标竞价，价高者得。
官位的标价，则是以官吏的年俸来计算的。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就是两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就是四百万钱，“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通鉴》）。之后刘宏“于西园立库以贮之”（《通鉴》），专门建了个仓库存放这些卖官所得，专款专用，全由自己挥霍。和现在有些人偷偷在海外设户头性质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人家刘宏可以明目张胆的来。
那么，年俸两千石的官是多大的官呢？在我国古代，官吏按照级别的不同，从朝廷领取一定数量的钱或物，称为“官俸”，或者叫“俸禄”，相当于现在公务员发的工资津贴。各朝代各个时期发给官员的“俸禄”也不一致，或发银两或给土地，也有给实物的，如盐、帛、丝等，但最常见也是最普遍的，还是用米或谷等粮食作为俸禄。
在林甘泉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史》一书中，考证汉代1石等于27市斤粟，那么二千石就是5万多斤粮食。当时的州牧是两千石的俸禄（汉时全国分13个州部，州牧是一州最高行政长官），郡守也是两千石待遇，郡以下设县，万户以上的设县令，万户以下的设县长，都是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县令享受六百石至一千石不等的俸禄，县长是三百石至五百石不等。由此看来，在当时就是做个县长也得花上三五百万钱。那么这三五百万钱的概念又是多少呢？
据《汉书》记载，当时的米价，每石20文至80文钱不等，又1石等于27市斤粟，那么平均下来一文钱大概能买半斤米。按现在的米价，1块钱1斤米（这是动态的，物价这玩意谁也吃不准），若换算成人民币，大约汉时的2文钱，相当于现在的1元人民币。那么，县长一职，价值也就是人民币两三百万。如果搁现在，房价带来的通货膨胀后，这点钱根本就不叫什么了，还不给哄抢了呀！但在当时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应该说，这官卖的也的确够贵的。毕竟古时的经济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再便宜，咱老百姓也买不起。
由于官价太高，这买卖到后来也不好做了，官价开始有些缩水。《后汉书》中记载了个崔烈买官的故事，很有意思。说崔烈花了500万钱买了个司徒，“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做了这样一笔大买卖，汉灵帝很兴奋，于是在册封这天，亲临殿前，以示重视。
但当他看到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时，突然觉得这官卖得太便宜了，于是满怀惋惜地对随从亲信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意思是说咱这买卖亏了，就是让他出一千万，这老小子也得出。亲信的回答更雷人，“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说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像崔公这样的名士，本来都不肯轻易买官的，还是我从中做了不少的工作呢，您就知足吧。事后，崔烈问他儿子外面人什么反应，他儿子对他说，“论者嫌其铜臭”，外面的人都在议论你这个官有铜臭味。“铜臭”一词由此而来。
那些不惜费血本花重金去买官做的人，心里头绝对不会去想什么为政清廉，造福一方的。投资就想要有回报，他们为了捞回本钱，只能是变本加厉的去搜刮、盘剥百姓，不择手段的榨取更多的金钱，之后再去买更大的官做，形成恶性循环。这样的社会现实，让当时的一些忠臣良吏很是失望，所谓“卖官受钱，天下忠笃之士怨望”（《后汉书》）。
汉灵帝荒淫无道，朝中宦官弄权，朝纲败坏；朝外上行下效，穷其能事。于是全国形成一片浮糜腐朽之风。在这种情况下，倒霉的只能是老百姓，再加上汉灵帝为政期间，全国又多发地震、水旱蝗灾、流行病疫，一时间民不聊生，只得揭竿而起了。
清朝能买到最大的官职是道台，售价1.5万两白银，年薪105两白银
清朝的卖官情况并不是比之前的朝代更严重。只是因为，清朝离现在比较近，又不是战乱被推翻朝代。清亡之后，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档案材料，没有经过战火。
到了清朝，顺治十一年，生员纳米三百石可以准贡；俊秀捐米二百石，可以入监读书。自康熙以后，捐输、纳监几乎成了惯例。康熙朝捐输制度之所以泛滥皆因三藩之乱。即使是明朝，对于纳监制度的批评都非常多，反对理由大多是纳监来的官员往往比较贪，除此以外，就是挤了正式科举人员的道路。清朝读书人最高的理想就是做官，但做官并非那么容易，有三种途径，一种是正途，二是捐纳，三种则是引荐。
先说正途，也就是科举考试，先童生、再秀才，近而举人，终而进士。以七品县令看，举人就有资格担任了，进士则最次要做县令。举人也是县令的重要来源。再说举荐。本来按科场定例：现任的京官三品以上及翰詹科道，外任官员布政使、按察使以上，武官提督、总兵以上，他们的子孙、同胞兄弟，以及同胞兄弟之子，参加乡试的称为“官生”，卷子另外编为“官卷”。“'官'生”的录取是“提前批”，且每二十名“‘官生”取其中一名。最后说说捐纳制度。捐官大概比率在平均百分之二三十。
之所以要捐官，主要是清朝的财政收入出了问题。封建社会政府的主要税收是农业税，康熙为了与汉人交好，从而有利于统治，曾经宣称“永不加赋”：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之后人口无论多少，都按照康熙五十年的人口交税。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多，以及灾荒、战争等出现，完全按照固定的人口缴纳田粮土地税显而不够用，为此，就要靠捐官来保证财政收入。
捐官的前期较为复杂，而且京官、地方官都可以花钱买。
下面来详细看看清朝各种官职的价格，其价格以乾隆三十九年为例，
清朝再混蛋，也不会直接把大学士、总督这样的大官拿来卖，它也是有一定底线的，一般出售官职分两种：京官和地方官。其中京官可购买的主要是郎中、主事，地方官可购买的则为道台、知府、知县。
郎中五品官，9600两；（中央部委的司长）
主事六品官，4620两；（中央部委处级干部）
道台四品官，16400两；（分管副省长）
知府四品官，13300两；（市长）
同知五品官，6820两；（副市长）
知县七品官，4620两，（县长）
县丞副八品，980两。（副县长）
官职是相当的诱人啊。
乾隆时期，一两白银约等于现在的300元，也就是买个副县长才30万左右，在现在那帮人手里，是分分钟回本呀。投什么房地产、投什么P2P，买官最赚钱啊。
嘉庆道光年间，捐官的形式多种多样：捐复；捐升；捐补；捐级；捐衔；捐正，副职捐正印；捐减，官犯了罪了，花钱捐了减等，或者减免；捐典，死后捐的荣誉……
清朝末年，由于对外赔款、鸦片贸易、大修园林、腐败横行，这一切不仅导致大量白银外流，也导致清政府国库逐年亏空。而清朝公然买官卖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巨额赔款，军费巨额开支和腐败奢靡，清政府的国库出现了严重赤字。此时百姓们已经被压榨到了极限，高层们为了缓解这一困局，就出台了一些措施，其中公开的买官卖官就是一个获得巨额财政收入的方法。
虽然清政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高价卖官，但是为了保证朝政的稳定，他们也有相应的底线，比如地位至关重要的吏部其官位不能参与买卖。了解三省六部制的人都知道，六部指的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而吏部就在六部之首，其地位和重要性可想而知，为了避免造成大的动荡，这等重要的官位禁止买卖。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不能买吏部的官，那么能买到最大官位是什么呢？
根据历史记载，当时能买到的最大官位是道台，官居正四品。这样的官位只比巡抚低一级，官方的明码标价是1.64万两白银。
要知道当时民间普通百姓最流行使用的还是铜板，白银和黄金算是贵金属，按照清朝当时的物价，三个铜板大概就能买到一个烧饼，对于大多数百姓来说，这就相当于一顿饭。
当时一般百姓可能一生用的都是铜板，一辈子也不一定能见到黄金白银。按照当时一两银子和铜币之间的兑换比例，一两白银能换铜板1200个。
一日三餐大概需要12个铜板，一两银子就够一般民众解决三个月的温饱问题，这才是一两银子，对于普通百姓1000白银已经是天文数字。1.64万两白银，更是骇人的数字！要知道清朝四品道台一年的薪水才105两白银！
愿意花如此巨大数额白银买官的人，如果在上任后不贪污，根本就回不了本。这些官员从一开始就没有抱着为百姓解决问题和当一方父母官的自觉。他们想做的事和清政府一样，趁乱捞上一笔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利益才是驱动这些人纷纷争着入朝为官的动力。
这些通过买官卖官进入朝廷的人为了尽快回本获取利益，想尽办法从百姓们手中夺取钱财利益，贪污朝廷各种公款，有的甚至互相勾结，给彼此打掩护，最后形成了朝廷内部巨大的隐患。
清政府虽然在短期内通过买卖官职获得大量财政收入，但是这些官员随后很快就开始贪污腐败，最后逼迫农民起义，同时朝廷内部也是危机不断。
清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无异于是用一杯毒药来解决自己的口渴问题，许多人看到做官贪污可以获得这么多利益和好处，买官卖官的热情和积极性就更加高涨了。
一时间，这种不良的习气竟然形成了一股狂热的浪潮席卷全国。发展到后来，就连朝廷都鼓励富农捐赠。所谓鼓励富农捐赠，就是集合一个地方全体有钱人的力量，凑齐一定数量的银两来买官。
通过买官进入官场的人大多是一些无能之辈，施政不足而昏聩有余，买官卖官造成的后果影响是深远的，这使得清朝像是一个臃肿的胖子，冗坠而缺乏行动力。
所以清朝末年，即使是朝廷有心想实行一些救亡图存和改革谋强的新政策，但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阻碍，最后不了了之。一将无能尚且累死千军，更何况满朝大臣中许多都是无能之辈，很多错误在一开始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等意识到积重难返的时候其实大错已经筑成，一切恐怕已经无法挽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