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代百姓不喜欢“交子”？
说一说北宋的纸币“交子”。
“交子”的出现，与四川的铜产量不足有直接关系。因为缺铜，北宋初期的四川曾通行铁钱，这种钱的特点是币值小份量重，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当时流通的铁钱有大小两种。大铁钱每贯百个，重量超过十二斤；小铁钱每贯千个，重量超过二十五斤。换算也很紊乱，有一枚铜钱等于十枚铁钱者，也有些地方一枚铜钱等于五枚、六枚、八枚铁钱。
于是，一些商户推出了代存铁钱的业务。他们取得了官府的许可，发行叫做“交子”的票据。具体发行方式是：先由客户提出存款请求，然后按客户交来的钱数在交子上写明额度。客户资金大小不同，交子的面额便不同。交子的持有者可以在任何时候前去兑换现钱，但兑换时每一贯钱的交子须缴纳三十文的手续费。
交子
这个时候的交子，与唐朝的“飞钱”差不多是一个性质，相当于一种支票，还算不上纸币。之后在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伪造、滥印之类的问题。发行交子的富商也会将客户存入的铜钱用于各种经营，如开设邸店、置办田产等。这些经营如果出现亏损或回款不畅，便会影响交子的兑换，结果则是“争讼不息”。在这种争讼声中，1024年，也就是宋仁宗天圣二年，北宋政府在益州设立“交子务”，宣布接手交子的发行与管理，交子变身为“官交子”，正式成为一种法定货币。
一般认为，宋仁宗时代的“官交子”制度是：交子每三年发行一“界”，也就是每三年造一批新交子（纸币很容易损坏），来替换旧交子。每次的发行额是一百二十五万缗，另设有本钱三十六万缗（也就是现钱，可以是铜钱也可以是铁钱，供客户兑换用）。
日本学者加藤繁的研究则认为，宋仁宗时代“官交子”的运作有两条路径。一是继续维系民营时代的做法，有客户拿着现钱来到，不管拿的是大铁钱还是小铁钱，便按规定比例折算成铜钱收进库房封存，再按存钱金额的多少写成合同字号交给存款人。存款人可以拿着该凭据随时取用。另一种则是由官府主动发行“官交子”来缓解财政压力，如天圣四年（1026），朝廷让在秦州交纳粮草的商人，去成都、嘉州、邛州领取现钱或交子。庆历五年到七年（1045-1047），为了支付秦州前线的粮草费用，益州交子务还给陕西特别印造了六十万贯交子。所以，文彦博后来评论说：“益州交子务所用交子，岁获公利甚厚。”意即朝廷尝到了发行纸币的甜头。
官交子票式
简而言之，“官交子”在北宋出现并广泛流通，主要驱动力有二：（1）四川存在严重的钱荒问题，使用铁钱又极为不便；（2）官府有通过发行官交子来弥补财政赤字的动机。正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一书所言：“两宋政府受到外族军事上的威胁和侵略，不得不养重兵以为备，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常靠发行纸币来弥补开支。”
其实，宋神宗也曾明言，自己大量发行交子的直接原因，便是为了弥补财用不足：“行交子，诚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财用既足，则不须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难无有不已之事。”到了宋哲宗时代，为筹措和西夏战争的军费，北宋政府仍时常临时印制数十万，乃至数百万贯交子。
成都“交子街”
官府的这种做法损害了交子的市场价值。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吕陶上奏说，彭州市场上流通的一贯（等于1000文）面值的“第二十七界交子”，市场售价是九百六十文；一贯面值的“第二十六界交子”，市场售价是九百四十文。考虑到一贯交子兑换为现钱时须缴纳三十文的费用，这个价格看起来似乎还很公道。但是，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苏辙也曾上奏说，“昔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卖九百以上”在官府滥发交子之前，一贯交子的市场价曾买到1100文，后来不断下跌，跌倒了900文以上。显而易见，百姓们不再像从前那样喜欢交子了。
官交子真正成为百姓们厌恶的东西，是宋徽宗时代的事情。原本，宋哲宗时代的交子发行量，已是宋仁宗时代的三倍。宋徽宗时代变本加厉，崇宁元年(1102年)增印200万贯，崇宁二年（1103）增印1243.5万贯，崇宁四年（1105）增印507.5万贯，大观元年(1107年)增554.5万贯。这意味着，在大观元年，每一界交子的发行量，已相当于宋仁宗时代的二十余倍。交子的市场价，也随之跌到了只剩面值的四分之一。正如漆侠所言：
“宋徽宗-蔡京集团有关交子的政策完全滑到邪路上去。……宋哲宗元祐时，交子每贯‘止卖九百以上，已经贬值10％，而宋徽宗时候，‘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乃当旧者之四，即贬值为75%（注：这还只是官定的贬值比例）。……这就是宋徽宗-蔡京集团妄图单靠印刷工具来解决财政困难、而导致通货膨胀、币值大跌、政府威信随之扫地的这样一个结果。”
遗憾的是，南宋、金、元、明各朝，均继承了宋徽宗式的纸币政策。这些朝代发行东南会子、祯佑宝券、元宝交钞、大明宝钞等各种纸币，其核心目的皆是为了弥补金属货币的不足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其对民众的具体损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滥发纸币造成通货膨胀
自两宋至元明的纸币发行，只有少数时期设有准备金，限制发行量，并允许自由兑换，纸币价值大体稳定。大多数时期，纸币是处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的。比如，金朝前后发行过5种主要纸币，每次皆是以1000：1之类超高的比例进行兑换，导致境内物价疯涨。原为金人的耶律楚材曾言，至金末时，“万贯唯易一饼”，面值1万贯的纸币，只能在市场上买到一张饼。
再如，元世祖发行“中统宝钞”的初期，曾“以金银为本”，故维持了近二十年的币值稳定。后来减少了准备金，又因战争需要不断增大印钞量（如1274年印了40万锭，次年便增印了100多万锭），到1281年物价已上涨10倍。元朝人王恽曾感叹说：“印造无算，一切支度虽千万锭，一于新印料钞内支发，可谓有出而无入”，“物因踊贵而难买”。意思是：需要钱便大量加印新钞，却极少回收旧钞，于是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高涨。
明朝的情况也是一样。明太祖发行“大明宝钞”时，规定1贯宝钞等于1两白银，但过了仅仅不到10年，宝钞价值就跌了40%。到了明英宗年间，宝钞实际价值只剩下面值的0.1%左右，形同废纸。
（二）大量发行纸币却又拒收纸币
宋人辛弃疾曾批评说，南宋的纸币会子之所以贬值，主因便是“朝廷用之自轻”，在收税时只肯要铜钱不肯收纸币，在支出时却又只肯用纸币不肯花铜钱。货币市场崩溃后，南宋政府一度允许百姓纳税时可以铜钱和纸币各交一半，纸币的市场价随即便有所回升。明代人刘定之，也曾指责明朝政府不许百姓用纸币纳税。
这种政策，意味着官府虽然发行纸币，但却并不将纸币与铜钱看做对等货币。其结果便是内库之中通常只储备铜钱，不储备纸币。南宋淳熙四年（1183），宋孝宗储存在临安及其他地方的“内外桩积贯钱四千七百余万（贯）”当时的南宋正面临着严重的钱荒严重，全境流通的铜钱不过2亿贯，而孝宗本人却储蓄了0.47亿贯铜钱。他宁愿不断发行纸币，也不肯让这些铜钱进入市场。
大明宝钞
（三）旧币回收时要折算
自官交子开始，中国古代的纸币通常皆设有旧币回收制度。但相同面值的新旧币，却往往并非以1:1进行兑换。如前文所言，北宋徽宗时，1贯新交子只能兑换到4贯旧交子。南宋时期，“嘉定以一易二，是负民一半之货也；端平以一易五，是负民四倍之货也”，这种兑换比例，让民众损失惨重。故此，元人许衡对南宋政府的评价是“无义为甚”。
金朝的纸币在回收时，贬值得也很厉害。宣宗时期，1贯新出的“贞佑通宝”需要1000贯旧“贞佑宝券”才能兑到。元朝发行的“中统宝钞”贬值后，又发行“至元宝钞”，兑换比例是1:5。此外，兑换新币时，宋、明等朝往往还要加收每贯30文的“工墨费”，这等于让百姓代付印刷成本。更有甚者，宋徽宗还曾宣布第41、42界交子直接作废，不许以旧币兑新币，持有这些纸币的民众，其财富便瞬间化为乌有。
为什么纸币早在宋代便已出现，明清时代的百姓们仍然更喜欢使用金银与铜钱？以上种种，其实便是答案。
戴志强：《有关北宋交子的几个问题》，《中国钱币》2006年第3期。包伟民：《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魏永理：《试论中国国家纸币的产生及其历史地位》，《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1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第331、332、348、349页。《漆侠全集》第4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9-1050页。张彬村：《明朝纸币崩溃的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3期。徐汉明点校：《辛弃疾全集校注下》，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20、821页。包伟民：《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史研究论丛》2004年。（日）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