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宋朝最大的成功为何换回最大噩梦
唐朝藩镇割据过程及影响唐朝是怎么被藩镇灭掉的
唐朝后期，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也不断激化，而各地的藩镇割据混战，唐末社会局面越来越混乱。755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借口朝廷出现奸臣，和部将史思明一起发动叛乱。安史叛军从河北大举南下，先攻占东都洛阳，又攻下潼关，逼近长安。开创了大唐盛世局面的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北上灵武，被文武大臣拥立为帝，即唐肃宗。唐朝将镇守西北地区的精兵内调，并在北方少数民族军队的援助下，最终平定了叛乱。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878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起义军在黄巢的率领下，转战南北，并攻入长安。十天后，黄巢在长安城中的大明宫即位称皇帝，国号为大齐。但是黄巢只在长安过了四个月的安稳日子，唐朝皇帝便调集各路兵马包围长安，黄巢只好领兵杀出了长安。公元884年，黄巢率军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久攻不下，人马损失大半，陷入绝境。唐王朝又调动大军围攻，黄巢见无法突出重围，拔剑自杀。黄巢起义虽然失败，但给唐朝统治以致命的打击。
原为黄巢农民起义军将领的朱温，后投降唐朝，被封为节度使，与其他藩镇联合镇压了黄巢起义，因镇压起义有功,被唐王朝封为梁王。朱温逐渐控制朝政，陆续兼并了北方的大小割据势力。907年，朱温建立了后梁政权，唐朝至此灭亡。
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短短的五十四年间，中原相继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竟然出现了十四个皇帝。而同时，在这五朝之外,南方还相继出现了十几个政权，统称为“十国”，史称“五代十国”时期。五代的开国之君，都是前朝的藩镇军阀，靠军事割据发展壮大的,所以这一时期战争频繁,政权更迭不断。在五个朝代中,即使在一朝之内，其权位之争亦超乎寻常。如后梁太祖朱温登上皇位才五年,就被其次子朱友硅所杀。而朱友硅上台不久，又被其弟朱友贞所杀。再如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儿子秦王李从荣，亦曾以兵夺权，未能成功，反丢了性命。明宗去世之后,其弟五子李从厚继位,仅只一年，其位即被明宗的养子李从珂所夺。频频的兵戎相见，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
陈桥兵变篡周建宋依靠武将忌惮武将
陈桥兵变不是黄袍被迫加身是一场有预谋的政变
周世宗柴荣去世后不久，公元960年正月，柴荣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点检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篡周建宋，后周灭亡，五代的历史就此结束了。赵匡胤作为开国皇帝，在开国以后，就认真总结了之前朝代尤其是唐朝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的亡国原因，借鉴秦汉制度上的优势，以参考其失败之处，来完善宋朝的政治制度。宋太祖赵匡胤认为五代十国重武轻文，导致藩镇势力壮大，武将夺权，改朝换代频繁；如果宋朝也重武轻文，那么恐怕又是一个短命王朝，结束不了五代十国的大乱世！
所以遏制武将的军权是赵匡胤必须要做的，否则赵宋步前朝后尘将不可避免，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历史背景。
宋太祖赵匡胤篡取了后周帝国的江山社稷之后，对后周的旧臣一个不杀，全部予以提拔重用。仅凭此一点，就已经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政治胸怀和统治智慧。不过，仅凭此一点，还远远保证不了一个新建政权的稳固。
大宋帝国建立刚过百天，原后周的两员重将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和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就因拒受新朝统御，相继在潞州（今山西长治）、扬州起兵叛乱。
终于还是免不了要用武力解决。于是太祖御驾亲征，先下河东，再临淮扬。两场战事的规模虽然都不算很大，但也一直折腾到这一年的年末才得以平息，而伴随着征讨叛军的干戈号角，这个新帝国天空中刚刚浮起的一点儿祥和喜庆之气似乎也已散尽。唐末五代以来，无休无止的血腥杀伐、儿戏一般的改朝换代早已为世人司空见惯，而此时从大宋身上也找不出任何能成为长命政权的迹象，一个诞生于阴谋和兵变的国家当然随时都有可能风云突变，硝烟四起。
平叛归来的赵匡胤为此深为忧虑。他可不是五代乱世所盛产的那种一朝大权在握便只知纵欲行乐的愚鲁武夫，作为一个志存高远的帝王，他当然希望自己创建的政权长期巩固，而不要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从公元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帝国，到960年大宋帝国诞生，短短五十三年间，中原大地历经五代八姓十三帝（亦有十四帝、十五帝的算法）。《水浒传》在开篇的楔子里引过一首小诗，“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正是对这段混乱历史的高度概括。宋人范浚在《五代论》中则将造成这种乱局的原因总结为：“兵权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从军中小校一步一步走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自然深深懂得兵权对于王朝兴衰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他自身的经历就是最直接的警示：后周皇帝曾视他为最亲信的将领，在皇帝眼中所有人都可能叛变，只有他绝对不可能叛变。而当他位高权重，结果正好相反。他自己的例子就足以使他对任何忠诚都失去信任，他必须防止这样的戏码重演。
凡能做大事者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善于用简单的办法处理复杂的事情。既然武将的兵权是隐患，那么就解除武将的兵权。宋太祖决心一下便单刀直入，而他采取的办法居然是请大家喝酒，酒后实话实说，就这样把一件令古今多少统治者伤透脑筋的麻烦事轻轻松松地了结了。在一次君臣聚会上赵匡胤开导众武将说：“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众将一听，吓得赶紧跪下磕头，都把兵权交了出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时机当然是个很关键的因素，此时天下初定，还没有哪个将领拥有能与太祖相抗衡的实力，不俯首听命只会引来杀身之祸。另外，太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以厚禄为条件，劝大家放弃权力，多置良田美宅，日夜饮酒作乐，一心追求享受。这样的方案固然很准确地把握住了人性的弱点，但究其实质无非是以优厚的物质待遇交换权力，用俗话说也就是花钱买平安。不过在这个过程里，赵匡胤的坦诚和仁厚是必须肯定的，千古帝王当中，宋太祖应该算是最可交的一个。
杯酒释兵权实际上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释掉的是中央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四人的兵权，赵匡胤自己曾经担任过的“殿前都点检”一职也随之取消。此后中央禁军的领兵权一分为三，由所谓三衙统领，掌握三衙的则尽是名位尚低的将领，实际上等于皇帝直接掌控，这样，禁军将领在皇帝身边发动兵变直接夺取政权的威胁基本消除。第二次是在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又释掉一批方镇节度使的兵权，以消除藩镇割据的隐患。通过两次宴请，中央直属部队和地方军阀的主要兵权全部收回，自唐中叶开始持续二百多年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终于打破。
和刘邦、朱元璋等人滥杀功臣的做法相比，赵匡胤此举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被后世誉为仁君的典范，他也因此得以名扬千古。杯酒释兵权后赵匡胤还觉得不保险，为了彻底杜绝黄袍加身这类事件的发生，他又采取了下面三种措施：一是将藩镇手中所有的精锐抽调进京，编入禁军，这样一来，藩镇手中就只剩下了老弱残兵，再也无力和强大的禁军对抗。
赵匡胤的第二项措施就是将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藩镇的威胁解除后，赵匡胤又对数量庞大的禁军产生了忧虑，为了防止禁军将领作乱，他将领兵权和调兵权做了分离。领兵权归三衙（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所有，调兵和发兵权则归枢密院所有，通过分权和制衡的办法，赵匡胤将军权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中。
第三项措施就是兵将分离，赵匡胤规定禁军、藩镇军和边境军必须定期轮换，经常换防的结果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减弱。从赵匡胤的这几项措施来看，他把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防内”上，而忽视了辽和西夏的威胁，对于辽国占据的燕云十六州，他不是采取武力的手段来收复，而是寄希望于用钱帛赎回，为此还特设了封桩库来储蓄钱财布匹。
赵匡胤重文抑武、防内甚于防外的策略在他去世后得到了延续，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中，武将始终都被文臣压着一头，对外作战时，皇帝出于对武将的戒备，往往派文臣出任监军，对武将进行监督，仗怎样打都是监军说了算，要命的是这些监军都是从未上过战场的门外汉，一代名将杨业就是死在了监军王侁的瞎指挥上。
正因为如此，两宋立国300多年，虽然经济和文化十分繁荣，但在外战上却是一塌糊涂，对辽、对西夏、对金、对蒙古鲜有胜绩，只能靠上贡“岁币”苟延残喘，北宋最终亡于靖康之耻，宋徽宗、宋钦宗、皇后、公主及后宫嫔妃受尽了金人的羞辱。赵构建立南宋后，依然像防贼一样防着自己的武将，还将金兵最为畏惧的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杀害了，此后南宋再没有雄起过，最终被忽必烈所灭。现在看来，赵匡胤当年杯酒释兵权以及把重文抑武作为国策的做法实在是太荒唐了。
削弱武将权力之后，换来大宋噩梦
杯酒释兵权顺利地收回了权力，君臣之间还相安无事，也留下了一段千古美谈的历史。削弱武将权力之后，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的负面影响便也显现出来，如隋唐时期的宰相作为最高行政长官，手中掌握的权力不可小觑，政务、财政两项大权往往兼顾，这也导致了皇权旁落。所以宋朝改良出了一套自己的方案，赵匡胤设置了“二府三司制”。
宋朝的“二府三司制”中，二府为政事堂、枢密院，政事堂长官是首相和参知政事，枢密院长官是枢密使、枢密副使。在唐朝时“参知政事”类似于临时官职，多干类似“跑腿”的工作，但是赵匡胤却赋予其极大权力；名义上“参知政事”是副职，但除了名称稍逊一筹，在所统事务上参知政事与宰相工作内容一样，且权力相当。在宋朝王安石就曾任职参知政事，但在宋朝形成制衡关系，削弱了宰相权力，加强了中央集权。“二府”中的西府枢密院，其最高长官是枢密使，还设置有枢密副使，所以有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掌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军权掌握到宋太祖自身不假，但每逢战事御驾亲征岂非儿戏？所以，赵匡胤在自身权力蒙阴之下分权而立。每次三衙须出征时都需要去枢密院领取虎符，这一景象虽然在制度上多有繁琐，但是在皇帝眼中却喜闻乐见。同时北宋初年，宋太祖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以禁军内外轮换，定期回驻京师，故称更戍法。
北宋建立初期，赵匡胤在全军中筛选在身高、力气、速度等方面有优势的士兵作为“兵样”送到各地，以此为标准选拔出最精锐的士兵，归于中央，名为“禁军”，这是皇帝的卫军。而地方选拨后留下的老弱者则为“厢兵”，是地方兵，平时也没人操练他们，也就是做做劳役罢了。朝廷把精锐军力收归中央，宋朝的统治者逐步站稳了脚跟，并且也解决了藩镇割据的隐患。
宋朝的“更戍法”在本质也是防止大权独落，但将领不随之调动，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宋朝将领通常出戍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荆湖、川峡、广东等地戍军，以三年为期轮换。宋朝将领可以直接管辖和调动的士兵就几千人，少则不足千人。如果需要万人的调动，那就麻烦了。将领是没有这个权力的。而且管辖的士兵也不多。这些里面还有不能直接调动的。“更戍法”对防止将领专权有利，却削弱了军队战力。“更戍法”旨在并将分离，每隔一段时间，驻军守城将领就会与戍守边关将领相调换，一定程度上形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这一点确实降低了将军在军中的威望，但是彼此互不了解的局面也更加深了任用闲人的局面。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罢废更戍法，改成将兵法。
宋太祖赵匡胤将政务、军权处理妥当之后，能够影响朝政的只剩下财政权了。在“二府三司制”中，三司为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长官为三司使，也叫做计相。赵匡胤设置“度支，户部，盐铁”三个部门，只是按类别划分，各自署名而已。财务是摆在明面上的金银，皇帝需要做的根本不是控制每一笔如何花销，而是控制总量多少与异常问题。每逢灾害，战役之类，皇帝只要了解多少钱，都干了什么足矣。三司按时上报财政报表供皇帝审阅，即可以互相牵制，又能够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对于皇权的强化更胜之前的三省六部制。军、政、财分立，加之军事三衙制度，枢密院有调兵权没有统兵权，三衙有统兵权但没有调兵权，机构之间相助制约。
二府三司制，设置双重岗位管理者，削弱了权臣权力，对遏制钱权兵有极佳效果。而且钱权兵分离，即使有权臣构成某一条件，处事也会畏首畏尾。在宋朝，贾似道就是如此，虽称权臣，但是除了蒙蔽皇恩和勾结外敌其余再无他法，对于祸国乱政有一定影响，但是篡位触不可及。
在宋朝，虽然名义上还有将军一职，但是武将已经大权旁落，很难掌控大权，想要造反更是难上加难。随着文官集团的强大，武将地位被再次削弱，武将一般只是执行者，而非策划者。
有一天，宋太祖和宰相赵普在皇宫中聊天，赵匡胤对宰相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这表明宋太祖认为五代方镇之祸主要是武臣所导致，为加强中央集权，必须压制武臣；他要用文官去治理地方，这些人就是都在贪污什么的，也比不上武将所造成的祸害的十分之一。但是武官贪污或者出问题，那就不是想抓就抓、想杀就杀的问题了，手握兵权为了保住脑袋或者不失去宝贵的自由，拥兵造反那是分分秒秒的事。后来赵匡胤又把“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当作祖训放在了太庙里，要求后代子孙遵守祖训。就连宋徽宗被俘虏到金国的时候，还派人对赵构说一定要遵守这个祖训。
公元976年，宋太祖驾崩后，赵光义登基为帝，即宋太宗，这是宋朝的第二位皇帝。赵光义本名赵匡义，后因避其兄太祖讳改名赵光义。宋太宗坐上皇帝宝座之后，就想巩固统治，保持政局稳定。为此，宋太宗加强对官员的考察与选拔，进一步限制节度使权力，力图改变武人当政的局面，确立文官政治。这些措施顺应了历史潮流，为宋朝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宋太宗上台后大肆提高文人待遇，打压武人，在对待文人、文官方面宋朝则比其他朝代要优厚的多。
宋朝建国当年，公元960年，赵匡胤便举行了宋朝第一次科举考试，录取了19人。为什么要录取19人呢？唐、五代以来，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宁缺毋滥。宋朝的首科，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所以挑来挑去，选了19名佼佼者。第二年再次举行考试，只录取了11人。此后数年，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年(966)仅录取了六个人，可谓凤毛麟角。
但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士子，开宝三年(970)，赵匡胤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统计一下，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赵匡胤大笔一挥：这些人实在不易，得了，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在宋朝，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赵匡胤这次“恩科”玩儿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能看出这位大政治家治国是何等灵活，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此后的“恩科”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儿宋朝也不算罕见。宋代时期科举考试统治者拢络知识分子避免造反
在宋朝，文人和文官阶层位高权重，待遇优厚的多；而武将们却在长期被轻视与防范的政治环境中，被挤压成循规蹈矩、萎靡不振、无所作为的群体。宋朝的文人普遍存在“从军为耻”的观念，优秀的人才不愿进入军营，文臣更不愿意改换武职。在朝堂上，武官基本上无缘权力中枢，更谈不上掌握实权；一旦有武官登上高位，文官阶层就会打压，并且会群起而攻之。
狄青是北宋年间的名将，战功卓越，武艺高强，深得百姓爱戴。公元1052年，狄青因为战功赫赫，被宋仁宗任命为枢密副史。皇帝任命有功之臣担任重要岗位，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文官们生气了，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武官是不能担任重要岗位的。但宋仁宗比较信任很赏识狄青，次年五月，狄青因平岭南之功，宋仁宗准备再提拔一级，担任枢密使。消息一出，以宰相庞籍为首的文臣反对声浪一波高过一波，这次宋仁宗却没有让步。
宋朝的文官阶层们看反对无效，于是就使用阴招。一时关于狄青的谣言四起，说狄青“家数有光怪，且姓合谶书”、“家犬生角”，市井上都说将军狄青是一个怪物。终于在公元1056年，狄青被这些“莫须有”罪名排挤出枢密院。次年三月，年仅49岁的狄青在忧虑中去世。
宋朝一直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在上层社会存在“从军为耻”的观念；而在下层的黎民百姓中，大多数百姓都不愿参兵，导致民间出现了“儿莫做军，铁莫做针”的局面，特别是和平年代募兵就比较困难了。如果宋朝在有战争爆发的时候，募兵就更加困难了，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强制募兵的现象。据历史记载，宣和年间，开封府祥符县百姓朱谨被要求参军，但是因为朱谨家里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不想参军；同时国家正面临着战事，战争中百姓也会有生命危险。于是乎，朱谨便不服从官府安排，这个时候官府为了让朱谨参军，便将其抓去，再将赃物放在其家中，强行污蔑导致朱谨入狱成为罪犯，后通过发配罪犯这一条途径成功将朱谨送到军队。甚至于还有平民百姓在这种时候为了不被强制入伍，甚至会做出自断手指的事情来获得赦免，这足以体现出平年募兵的难度了。
在宋朝，强制招募士兵并非长久之计，所以为了鼓励百姓积极入伍，宋朝也采取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条策略，通过物质奖赏来鼓励百姓参军。但是，积极主动、自愿入伍的百姓还是不多，后备兵源不足，这也导致了宋朝军队战斗力较弱。纵观宋朝历史，宋朝初期主要的疆域在中原和江南地区，西北两方一直都有着虎视眈眈的辽国和西夏，当时北宋虽然和双方都时有战斗发生，但是其实北宋在战斗中一直都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北宋的朝廷上也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主和派一般都是文人，宋朝文人的权力总的来说又大于武官，武将总是被排挤的那一方，所以主和派往往会占据主导地位。到了南宋，宋朝主要的疆域就只能坚守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了。
北宋周边形势图
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战斗力，在与周边国家的军事较量中就会处于劣势。而宋朝在与周边的少数民族辽、西夏、蒙古和金的较量中，几乎很少取得胜利。一个国家刻意削弱了军事实力就会受到外来势力的侵扰，重文轻武的政策确实对宋朝的繁荣和稳定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过于极端的政策最终的结果只会是惨败，可以说宋朝是兴也重文轻武，亡也重文轻武。
赵匡胤为什么要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用兵如神，这给那些心里有叛逆想法的人更大的震慑，他们都一个个赶紧转向，诚恳地向赵匡胤表现忠心，以示拥护。此举让赵匡胤心里很是受用，也一时觉得国内算是无忧了。他站在御花园的廊亭上沉思着，自从唐末以来，天下数十年的时间，单是帝王就换了五代八姓，可谓是天下大乱，战火不息，生灵涂炭，如今真应当让百姓们过上太平的日子了。
然而，过了没多久，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就开始上书。赵普说：“唐末以来，天下大乱，朝代屡屡更替，主要的原因就是藩镇的势力过大，使得君弱臣强。为了我朝长治久安，就应当先采取一个有效的预防措施，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在我朝发生。”于是，赵匡胤当即召见赵普，问他有何良方。赵普说：“陛下，臣觉得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对症下药，那就是先慢慢地掌握他们的权力和经济，把他们的精锐部队收回来，使他们既没有钱、没有权，也没有军队，天下很自然地也就没有什么不稳的了。”在这之前，赵普就多次上书赵匡胤说石守信和王审琦这些人长期在禁军的将领位置上干不合适，应当给他们动动位置，当时赵匡胤舍不得这些跟自己出生入死的弟兄们，就一直没动他们。
如今借这个机会，赵匡胤又问赵普说：“像石守信和王审琦等武将都对朝廷和朕是非常忠心，爱卿你为何对他们这些人总是不放心呢？”赵普说：“我的确不是对他们有什么不放心，我知道他们都对陛下和朝廷非常的忠心，然而，我认真调查了一下，觉得他们几个人都缺乏掌控和驾驭部下的能力。如果他们的部下有人想要造反，到时候恐怕他们就身不由己了，像陛下您对周世宗不也身不由己吗？”赵匡胤听到这里，默然无语。
赵普走后，赵匡胤独自一个人想了很久。赵普说得很有道理，难道自己坐上皇帝的位置不也是这样的吗？但他是性情中人，又天生敦厚纯良，虽然征战这么多年，可连一个俘虏都没有杀过，如今更不忍对这些和自己情同手足的弟兄们下手。想想以前那些历代的皇帝们做法，而自己做不出来那样的事，也从来没有把这些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弟兄们当成什么“走狗”。
当年汉高祖刘邦登上了帝位之后对于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功臣们的滥杀……想起来就让人对刘邦这个人心生厌恶！自己这些弟兄是不同于李筠那种人的，李筠是自己的敌人，他不能像对待李筠似的对待这些弟兄们……想当初，在他刚当上皇帝的时候，许多藩镇都很是骄横，无视法律，特别是他的那些结义兄弟们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日，他便叫上他们，让他们都拿着弓、带着箭，每个人骑着一匹马来到了固子门下马饮酒。喝到正高兴的时候，他忽然对这些弟兄们道：“此处很是僻静而无人，你们要是想当皇帝，现在完全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把我杀了，然后自己当皇帝。”兄弟们一听这话，顿时都吓傻了，等反应过来后赶紧浑身哆嗦地跪伏于地。他连着问了三声，也没有人敢回答一句。他说：“你们是真心拥戴我当这个皇帝吗？”兄弟们都又赶紧叩头，高呼：“万岁！”他言道：“既然你们拥护我当这个皇帝，就一定要像个当大臣的模样，别再像先前那样为所欲为，骄横不法了。你们那样还叫我如何当这个皇帝？”大家又惭愧地高呼：“万岁！”这些人都喝得大醉回去，从此后再也不敢骄横不法了。
当时的他仍然很忧虑：“卧榻旁边，怎么能让别人酣睡呢？”赵普为此给他提出了“先南后北”的作战方案，但他并没有立即实施，不是对方案本身有顾虑，而是对曾经拥戴过他的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将领不放心，他不愿意再看到郭威拥兵自立，以及后来他到了郭威的位置也拥兵自立等历史一幕的重演，当然，他又不愿意在国家尚未彻底稳定的时候，又仿刘邦一样屠杀功臣。或者是从皇袍加身上尝到了甜头，他已经打算“杯酒释兵权”了。
赵匡胤想了好久，就是夜里也睡不着觉，辗转反侧。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定，为了百姓不再遭受战乱之苦，也为了自己如今这个皇位，总要处理这些事情。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最终他下定决心先是把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在禁军中的职位给解除了。他们两个人都是禁军当中领导职位最高的，也都兼任地方节度使，在地方上驻守，其实，禁军中的职位对他们来说，已经形同虚设，既然如此，解除职位，对他们来说，也不算什么。他们两个的问题解决后，还剩下禁军中的几个弟兄。
杯酒释兵权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十五日，这个夜色迷人的晚上，宋太祖赵匡胤宴请他的结义兄弟们，这些兄弟包括：石守信（侍卫亲军司马步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殿前司副都点检）、王审琪（殿前司都指挥使）、张令铎（侍卫亲军司马步军都虞候）、罗彦环（侍卫亲军司步军都指挥使）等。都是当年拥戴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功臣，是大宋中央军事力量的高级将领。弟兄们都知道，赵匡胤最是爱喝酒的，也最是看重兄弟情谊的，于是都欢欢喜喜地前来赴席。等酒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赵匡胤命令在身边服侍的人员都退下，开始进入了正题。在酒酣耳热的时候，以高超表演艺术家的才华发表演说：“朕若不是靠你们扶持，怎么能有今天？”大伙听了，心里都很是快活，纷纷说道：“都是陛下英明。”赵匡胤没有理会他们的奉承，接着叹了口气，说：“然而朕当天子也真是不容易啊，感觉着还没有去地方上当个节度使自在呢！我经常是连觉都睡不好一个，日子真是不好过呀！
有人便说：“臣等愚钝，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请陛下明示！”赵匡胤说：“非常显然嘛，朕如今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坐呢？”大伙听了赵匡胤说这话，心里觉得很是不对劲儿，觉得必定有因由，皆忙跪下问：“陛下为什么这样说？现在天命已定，哪个还敢不安分？”赵匡胤说：“朕和你们都是生死弟兄，朕也明白你们都不会有什么不安分，可是你们手下的人若是贪图富贵了将如何？万一他们将黄袍往你们身上一披，你们是不是也会身不由己呀？”话说到此，即使再不明白的人，心里也很清楚了，皇帝大哥这是在猜疑他们了，这是弄不好就会掉脑袋抄家灭门的大事呀，顿时心里都非常的害怕，急忙跪下头磕得山响，道：“臣等太过愚蠢了，还望陛下念及旧情，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来！”赵匡胤看时机已经成熟，就连忙将他们搀起，感慨说：“人生在世上，真是太过短暂了，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那些追求富贵的人，不过都是想把财物积攒得多一些，大大地享乐，也使子孙们没有贫穷之忧罢了，你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兵权，到地方上当个节度使，选一块好的宅田，作为留给子孙的不动产业，再多买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快乐终其天年呢？朕可以跟你们约定为儿女亲家，这样我们君臣弟兄之间就不会再有所怀疑，上下相安，这不是很叫人高兴的事吗？”石守信等人恍然大悟，立即叩谢皇恩，次日上表称病．即被解除兵权，各自到地方上“以终天年”去了。
赵匡胤说这话，好像他自己只是追求富贵的人一样，其实，他纵然当了皇帝，生活也是极其节俭的。他总是身着粗布的衣服，还绝不允许家里人奢侈浪费。有一天，他看见他的大女儿穿了一件用翠鸟羽毛做的衣服，很是生气，就命令她脱下来，并说道：“你穿这样的衣服需要多少翠鸟为之丧失性命呀，如果天下的人都学你这样，那就会把翠鸟全部捕尽的。”赵匡胤对自己很苛刻，生活上非常的节俭，但是对别人却总是很大方、很宽容。因为他心中装的就是一个天下。天下太平，繁荣富强就是最重要的事。此时，石守信等弟兄们听赵匡胤说到此，心里已经很洞明了，无不叩头谢恩道：“陛下念臣等至此，真是如同生死骨肉啊。”次日早朝，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和张令铎等皆上书称病，言辞恳切，要皇帝批准把他们的兵权解除。
赵匡胤全部诏准，令他们到地方上去当节度使，除了天平节度使石守信依旧保留着马步军都指挥使的虚名外，把别的弟兄的禁军职位都给免掉了。一段时间过后，石守信留在禁军的虚名也给废掉了。自此，侍卫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的位置空出来了。赵匡胤是个非常有情谊的人，特别是对这帮弟兄们。此后没过多长时间，就跟他们结成了儿女亲家，互通婚姻，他把自己的大女儿昭庆公主嫁给了王审琦的儿子王承衍，二女儿延庆公主嫁给了石守信的儿子石保吉，御弟赵廷美也把张令铎的女儿娶了过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下真是江山稳固，弟兄和美，君臣相安了。
提起“杯酒释兵权”，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作为宋初政治、军事中一件历史性、标志性的大事，时至今日，几乎所有与宋朝相关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等无不是一遍一遍对其进行各种正面或侧面、直接或间接的演绎。然而，历史留下的未必都是真相。从宋以后，不止一次有人质疑过“杯酒释兵权”的真实性。甚至有人提出，这根本就是史家杜撰出来的，纯属子虚乌有。那么，“杯酒释兵权”究竟是宋太祖精心策划的收权大戏，还是纯属后世文人的揣摩推测？仅靠一顿酒，就能让手握重兵的功臣宿将乖乖放权吗？
杯酒释兵权到底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流传千年，但仔细考证却是查无实据的，很多人因此怀疑其真实性。这个故事正史根本没有记载，“杯酒释兵权”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真宗年间的大臣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里。后来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也记录了“杯酒释兵权”，但事件发生的时间却与王曾不一样。史学家考证，这是因为司马光发现王曾记录的时间有漏洞。再后来，李焘编写《续资治通鉴长编》，综合了王曾和司马光的纪录，并且对故事情节又丰富了一下，于是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当然，怀疑主要针对“杯酒”这种过于戏剧化的情节，兵权是确实释掉了。赵匡胤不可能，实际也没有一次性就免掉这么多高级将领，而是有计划分步骤地改革中央军队编制，伴随编制改革，一步步将这些高级将领调出中央军。靠一次喝大酒解决这么大问题，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但宋初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制度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程度，这是有大量史料证明的。
凭什么说是假的
质疑“杯酒释兵权”真实性的人主要持以下观点，一是在官方文献中，此事未见记载。
目前，大多数人讲述此事时，一般引用的都是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中的说法。但有专家认为，李焘写作所依据的材料并非源自官方史籍，可信度不高。李焘自己就曾在这个故事后面注释过一段话：“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书。”就是说这样一件大事，在官修史料中竟然没有记载，这是很可惜的，我现在追记一下，详细说说。那么，李焘详细说说所依据的是什么？他随后写道：“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记闻》，稍增益以丁谓《谈录》。”也就是说，李焘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三部宋人的笔记：王曾的《笔录》、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和丁谓的《谈录》。
如此重要的一件大事。为什么官修史籍毫无记载，反而是笔记小说中描写得栩栩如生？我们不妨看看这些笔记是怎么描写此事的。
宋人对此事的最早记载，见于丁谓的《谈录》。丁谓在真宗时曾官居宰相，是能够接触国家最核心、机密的档案材料的。《谈录》中载：一天，赵普对太祖讲，不可让石守信、王审琦等掌握禁军了。太祖忙问为何，难道他们会造反？赵普回答，他们虽不会造反，但其制驭属下的水平不够，如果其属下造反，我恐怕他们会身不由己。太祖笑道，你多虑了，这些人皆是心腹，不会有负于我。赵普反问，难道陛下不是有负于周世宗吗？这句话让宋太祖恍然大悟，于是采纳了赵普的建议，剥夺了禁军大将的兵权。
上述记载说明，这一故事的策划人其实是赵普，而且并没有出现喝酒吃饭的场景。
后来，王曾（仁宗朝曾当过宰相）的《笔录》中对此的记载开始丰富起来。太祖在听从赵普的建议后，思索良久，不得已乃设宴款待诸将。宴席上，太祖先是和大家一起回忆了当年共同奋斗的艰苦岁月和同袍之间亲密无间的战友之情，接着话锋一转说道，我和诸位义同兄弟，本不该如此猜忌。但言官们说得太多，以至于我脑袋都大了，你们说我怎么办？“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足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王文正公笔录》）大家不如各自选择风水宝地，出镇外藩，广置产业，为富一方，岂不悠哉快活？太祖还表示，自己愿和大家结为儿女亲家，共保富贵。石守信、王审琦等叩头谢恩，不久便交出兵权，到地方上享受美好生活去了。
这段描述，已经有了“杯酒释兵权”的雏形。待到司马光写《涑水纪闻》时，又对宋太祖君臣之间的对话有了更为详实的补充。李焘在叙述这段故事时，主要以《涑水纪闻》的文辞为主，同时兼顾《笔录》《谈录》的说法。但不管怎样，毕竟没有官方史料作为支撑，确实很难服众。
质疑者的第二个观点，就是“杯酒释兵权”没有记载确切的发生时间。上述三部笔记，对于该事件的发生时间全都略去不提。如果这是一个真发生过的事情，而且连君臣对话都有描述，却为什么偏偏在发生时间上不做说明？为此，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将此事的发生时间定为建隆二年（961年）七月，理由是这年七月后石守信、王审琦等都到地方上工作了，但这显然无法作为“杯酒释兵权”就是在七月发生的确凿证据。
质疑者的第三个观点，就是在建隆二年七月前后，宋太祖不可能召集诸将宴饮。因为在当年六月，太祖之母杜太后去世。按照礼法，七月正属于国丧期，宫中上下是禁止饮酒的。宋太祖事母至孝，不会违背礼法而与诸将宴饮，所以杯酒释兵权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那么，这件宋朝开国时的重大事件真是由后世文人杜撰的吗？
为什么不是真的
我们先解答一个问题，那就是李焘所取材的三部笔记的可信度到底如何，它们是否能够作为正史撰写时的依据？
据《宋史》记载，王曾“进止皆有常处，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就是说他为人处世很有原则，平时不苟言笑，别人都不敢跟他造次。此外，他对一切虚幻之事都深恶痛绝。一次他在外地任知府时，辖区发生了一起所谓的“帽妖扰民”事件，就是说有个长得像帽子的妖怪在夜间惊扰百姓，弄得大家人心惶惶。王曾闻讯后，命令夜里打开官府大门以安民心，同时加派人手巡视街头，遇有散布谣言的立马捉拿，最终证实所谓妖怪乃是好事者讹传。这样一个人，会对自己记载的历史事件造假吗？此外，《涑水纪闻》的作者司马光更是被史学界公认的严谨认真的一代大师，难道他会无凭无据地虚构出“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来吗？
应该说，“释兵权”一事肯定是存在的。早在建隆二年闰三月，太祖便罢免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职务，让他们出镇地方。二人走前，太祖还亲自设宴送行，并让他们在地方上广置产业，允诺与其世代共保富贵。看来，让手握重兵的大将们离开中央到外地快活享乐，似乎是太祖一贯的做法。因此，他把石守信等老哥几个派到地方当土豪，并不是没有可依据的惯例，绝不是一时性起而至。所以，即便没有“杯酒”，我们也不能否定“释兵权”的存在。而司马光等人的笔记，无非是在真实历史事件的前提下，对具体内容进行了合理化的加工。
那么，太祖究竟可不可能通过宴饮的方式来解除功臣宿将的兵权？非常有可能。
首先，杜太后虽然在六月逝世，但按照传统的“以日易月”的制度，皇帝25天后即可解除丧期。“以日易月”是怎么回事？一般来说，父母去世，子女要守孝三年，实际上是25个月。因为24个月是两年，25个月就是三年了。但作为日理万机的天子，不可能真的守孝25个月，否则国家就该乱套了。所以天子可以用一天来代表一个月，也就是以守孝25天来代替守孝25个月。杜太后去世于六月二日，那么在六月底宋太祖即可解除丧期，七月份与诸将宴饮也就没有问题。
再者，太祖一生嗜酒如命。他曾自己说道：“朕每因宴会，乘欢至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涑水纪闻》）除了宴会上要喝到大醉外，和太祖相关的许多大事中，都不乏其饮酒的记载，陈桥兵变中他便是通过大醉而装作毫不知情。因此，喝酒对宋太祖来说已不仅是嗜好，而是一种惯用的手段和技巧。对于解除宿将兵权这件大事，为什么不也用这种手段进行呢？
综上所述，在建隆二年七月的某天，宋太祖在酒酣耳热之际、谈笑风生之中，顺利收回大将们的兵权是基本可信的。尽管文人们的笔墨在描述中难免会有夸张和渲染的成分，但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不容置疑。
其实不是一件事
也许有人会说，就算“杯酒释兵权”是真实的，可还有一个疑问：光凭喝个酒，这帮手握重兵的功臣宿将就会交权吗？
确实，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要知道，宋朝所取代的五代是一个暴力至上的时代，谁胳膊粗、拳头大，谁就是老大。正所谓“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新五代史·安重荣传》）”而建隆年间距离五代结束时间不长，这种迷信武力的风气并未完全消失。既如此，石守信等大将为什么会在宴席之间乖乖就范呢？其实，为了这顿酒喝得不糟心，宋太祖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看似一蹴而就的背后，实际上是多个事件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北宋辅一建立，昭义节度使李筠、成德节度使李重进便扯起了反旗。得益于宋太祖及时行动、指挥有方，这两次反叛没有掀起大浪就被迅速平定了。两场平叛战争的胜利，给了当时各路藩镇一个有力的震慑，让他们明白时代不同了，这位新老大可不是好惹的。随后，宋太祖趁热打铁，不声不响地解除了禁军中地位最高、资历最老的两位统帅慕容延钊和韩令坤的兵权，让其出镇地方。这样一来，即便有人再想跳出来，也不可能了。一把手都被罢免了，谁还会跟着二、三把手继续折腾？况且这个罢免不是再也不用，而是以优厚的待遇来换取其从中央到地方任职。既然有比以前更好的条件，那干嘛不去？于是乎，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听话”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这群禁军将领，早就习惯了与宋太祖的君臣之别。他们虽然都是和太祖一起摸爬滚打的战友加兄弟，但在大宋建国前后的一系列南征北讨中，他们感受到了太祖的英武霸气，了解到这不是个一般的上级，因而更加心甘情愿地服从其令为其效命。再加上宋太祖本身在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的位置上做过不少年头，通过恩威并施的手段驭下得力，使部属们无不是服服帖帖的。因此，等到老赵黄袍加身成为天子，那些功臣宿将即使是生死兄弟，也不得不在这样一位实力派老大面前恪守臣节。所以，“杯酒释兵权”的成功，是宋太祖不停提升自己、巩固权势的结果，这种长年累月的不懈努力，使他得以在和禁军将领的博弈中最终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可以说，虽然“杯酒释兵权”不乏演义和夸张的成分在内，也不乏后世文人对宋太祖的刻意美化，但其并非是子虚乌有的杜撰。通过这件事，宋朝较好解决了统兵将领居功自傲尾大不掉的问题，避免了重蹈五代诸朝短命败亡的覆辙。而且，它还开创了一种理性解决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关系的范例，这对于宋朝文化、经济的全面繁荣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尽管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是假的，但它的内核却是真的。这种处理方式比较贴合赵匡胤宽仁的性格，也符合当时的历史要求（当时赵宋天下还未统一，还需要这些将领发挥作用，后来的战争中，这些被调任节度使的兄弟们，多次回到中央重担旧职。）回过来看一下这个故事，“杯酒释兵权”更像是赵匡胤与武将们达成的一个君子协议，一个心照不宣，君臣间相互保全的默契，一个以国家利益为重，彼此共荣的契约。它透射着那个时代先人们的智慧，辉映着赵宋王朝数百的温情与和煦！
更大的争议在于如何评价“杯酒释兵权”的作用。开国皇帝滥杀功臣几乎是为稳固权力而形成的一种自然规律，而宋太祖通过和平手段，不伤和气就解除了大臣们的权力威胁，显然是一种很高明的统治艺术。问题是“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最多也只能做到“安内”，却无法解决外患。大宋立国三百一十九年间，确实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内乱，但却从始至终被外患所困，以至先后两次亡国于军力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几乎所有的政权在创立之初，总会有一个时期在军事上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何况大宋是由后周平稳过渡而来，后周的军事实力居五代之首，直接的交战纪录甚至还胜于北方的超级军事强国契丹，这样的家底为大宋毫发无损地全盘继承过来之后，竟迅速衰败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原因就是宋庭对自身军力的人为削弱。而所谓“安内方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其实就是以金钱赎买（事实上这也是大宋外交中的基本原则），造成国家的经济负担沉重。另外，这种指导思想的还有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皇帝随时防备着臣属叛变夺权，臣属自然时刻以表明忠心为第一要务，于是大宋君臣皆以不生事为最高原则，以苟且偷安为最大满足，进而只贪图享乐、毫无进取之心，这也是大宋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细数起来，中国古代主要的大朝代创立者中，只有赵匡胤是真正的军人出身，以军功起家，且最终以现役军事将领的身份接管整个国家成为皇帝。而在此之后，他人生最主要的课题就是如何避免自己的故事再次发生，通过杯酒释兵权及之后的诸多措施，他也真的做到了。只是稳固了皇权的同时，也埋下了国家军事上积贫积弱的种子。“英明”的赵匡胤让资历浅、威望低、能力差的人取代了以上将领的位置，稳固了北宋政权。当然，赵匡胤这个药方带来了负面作用：国家的武装力量始终比较弱，金、辽、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不断侵扰，武将受不到足够重视，外地入侵无人可带兵的局面。惯于逢迎拍马的部分文臣如鱼得水。及至徽宗、钦宗的时候，国家的主权已经非常尴尬而难堪了。两宋确实没有亡于内患，两次亡于外族入侵。中央集权最大的成功竟换回来最大的噩梦，无论对赵匡胤还是对大宋朝，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