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所得“传国玉玺”考绎 鉴宝达人乾隆打了脸
公元1635年，亦即明崇祯八年、皇太极天聪九年，局势一步步变得对后金更为有利。这年秋，出征察哈尔的大军又传来捷报,不独整个儿绥定曾经强悍的死敌，还意外得到了一块“传国玉玺”。后金汗廷一片欢腾。文馆汉官鲍承先上奏，“大宝呈祥，天赐玉玺，乃非常之吉兆也”，建议由工部特制宝函，皇太极择吉郊迎，然后以此玺钤行敕谕，“颁行满汉蒙古，俾远近闻知，咸识天命之攸归”。皇太极心情愉悦，一一允准。
“传国玉玺”的出现，曾被作为天意天命的象征，作为后金走向“大清”的重要依据，是清朝建国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它作一番梳理考证，还原其历史本真，则是这篇小文的尝试。
一、多尔衮逼降察哈尔，缴获“传国玉玺”
远征察哈尔的是多尔衮等四贝勒统帅的一万精骑，当年二月出师，西渡黄河，四月二十八日抵达额哲所部驻扎的托里图。时察哈尔林丹汗已在前一年病死，部众大半降了后金，连其福晋窦土门都被皇太极列入妾班。唯察哈尔太子额哲率部远遁，不来归顺，心病未去，是以大兵压境，务绝后患。多尔衮不独精于用兵，亦擅于用情，军中叶赫将官南褚是察哈尔太后的弟弟，受命先入营谈判，苏泰太后恸哭出见，令额哲率众出降，不战而屈人之兵，降众跟随大军前往盛京。
多尔衮是在此际得到的“传国玉玺”吗？应不是。《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二四：
庚辰，出师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等征察哈尔国，获历代传国玉玺。先是，相传此玺藏于元朝大内，至顺帝为明洪武帝所败，遂弃都城，携玺逃至沙漠，后崩于应昌府，玺遂遗失。越二百余年，有牧羊于山冈下者，见一山羊三日不啮草，但以蹄跑地，牧者发之，此玺乃见。既而归于元后裔博硕克图汗，后博硕克图为察哈尔林丹汗所侵，国破，玺复归于林丹汗。林丹汗亦元裔也。贝勒多尔衮等闻玺在苏泰太后福金所，索之，既得，视其文，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玙为质，交龙为纽，光气焕烂，洵至宝也……
庚辰，为八月三日，距收降之日已过去三个月有余。多尔衮奏章称：“天锡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如果当时便收缴到这块宝玺，四贝勒应会即刻呈报，上达皇太极。
据所能看到的记载，多尔衮等不仅没有飞骑驰报这一重大喜讯，甚至没有直接还兵。是没当回事儿？是路远不便？还是宝玺尚未到手？以第三种可能最大。其实皇太极在五月二十七日即收到多尔衮派员呈送的捷报，详述收服察哈尔的过程，不厌其烦地列举归顺的王室成员和臣属名单，自然也不会遗落察哈尔奉献的各类宝物，如“驼、马、雕鞍、貂裘、琥珀数珠、金银、彩段等物”。奏报中只字未提宝玺之事，理由只有一个宝玺尚未到手。
察哈尔的屈服，大约让贝勒们觉得不过瘾，便于归程往明朝边境大肆劫掠，“自平鲁卫入朔州，直抵长城，又经宁武关、代州、忻州、崞县、黑峰口、应州，而复还平鲁”，真可称入无人之境啊！宣大密迩京师，向称明朝的军事重镇，此际竟如此不堪。而多尔衮以九千部卒（岳讬因病，分兵一千驻守归化城），又挟带着察哈尔王室和族属，不是直接东向还兵，却要南下袭扰劫杀，一次出征非要有多重收获，那份军事上的自信与恣纵，亦让人慨叹。
正是在大军凯旋的过程中，多尔衮等得悉了有关“传国玉玺”的消息，逼迫苏泰太后交出了这块“制诰之宝”。
二、皇太极隆重迎接宝玺
对于皇太极，祛除肘腋之患本在计划中，得到“传国玉玺”则属意料之外。他决定隆重出迎，甚至渡过辽河，远迎到一百多里之外的阳石木。九月六日，皇太极率皇后诸妃、大贝勒代善及众贝勒众大臣亲迎凯旋大军。实录记载：在御营南冈事先筑好的坛下，凯旋诸贝勒以毡案置放玉玺，引领部将列阵跪拜；正黄、镶白两旗主举案趋前，至坛虔敬呈献；皇太极亲自捧起玉玺，拜天行礼，传谕左右曰：“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天以畀朕，信非偶然也！”接下来是多尔衮、岳讬等依次向前跪拜抱见，然后轮该苏泰太后、额哲和一众察哈尔降臣。满蒙各部落贵族多娶且联络有亲，彼此的辈分常常是一笔乱账，以已故叶赫贝勒金台石论，皇太极为亲外甥，苏泰太后则是亲孙女，于是这一受降仪式又显得亲情络绎。
喜得玉玺的影响在受玺仪式后持续发酵，尤其那些在后金任职的明朝降将表现积极。都元帅孔有德自前线送来奏章：“自古受命之主必有受命之符，昔文王时凤凰鸣于岐山，今皇上得传国宝玺，二兆略同。此宝实非寻常，乃汉时所传，迄今两千余年。他人不能得，惟我皇上得之……”同一天还收到总兵官耿仲明上疏：“天赐宝玺，可见天心之默佑矣。惟愿蚤正大统，以慰臣民之望。”至此，这块玉玺已被渲染为“历代传国玉玺”、“历代帝王之宝”、“镇国传世之宝”和传承两千余年的汉代宝玺。果真如此吗？不。
三、宝玺不应是元顺帝遗落之物
此玺当然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皇家玺印，它的真实出处和流播过程都很值得研究。但由于政治目的，一出场便被添加了太多的祥符色彩。
首先它不应叫做传国玉玺。传国玺者，一般特指秦始皇时所制“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宝玺，用蓝田白玉，一说用和氏璧，李斯书篆。秦亡，子婴献于刘邦，与那柄斩白蛇起义的剑并称汉家二宝，所谓“玺剑”是也。后来此玺与时隐现，演绎了一连串的历史故事，也衍生出“受命于天，皇帝寿昌”、“受天之命，既寿永昌”等不同版本的仿品，各有起讫，事详《万历野获编•秦玺始末》。明清两朝仍有上献传国玺之事，当时帝王都没太当回事儿。
其次，孔有德称其传自汉代，属附会之浮辞。《文献通考》载汉代除传国玺外，继承了秦始皇创制的“乘舆六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且秦汉以至于隋皆称为“玺”，未见以“宝”名之者。唐朝武后间“改玉玺为宝”，略经反复，至玄宗天宝十载（751年）定制“天子八宝”，除神宝、受命宝之外，其他与汉六玺名色相同。降至两宋宝玺，旁及各少数民族政权，城头变幻大王旗，尚未见谁家皇玺中有“制诰之宝”的记述。
哪一个王朝没有祥瑞故事？又哪一个祥瑞故事不充斥着荒诞夸张呢？那只执著的山羊显然有几分怪异，而将玉玺的价值极度夸张，更是当事者所乐见乐为。这颗偶然被发现的玉玺，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国玺，也不宜宽泛名之为传国玉玺（如秦汉“乘舆六玺”、唐“天子八宝”），是不是元顺帝宫中旧物，亦颇有几分可疑。《元史•舆服二•崇天卤簿》中“金吾援宝队”项下，详述八宝之排列，仅以“传国宝”代替“神宝”，其余与汉唐无异。史载元顺帝当仓皇溃败之际，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向他讨要国玺，愿代以支撑危局，顺帝以“天命有在”拒之。而在那个逃离大都皇宫的黑夜，他也没忘携带帝国的象征宝玺，甚至还带走了元宫收藏的前朝玉玺。
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饱尝皇位艰辛的元顺帝病逝于应昌，这是一个距上都开平（时已为明军残破）不远的小城，徘徊不去，想见其仍抱着复国的梦想。明左副将军李文忠不久即引兵杀至，元室的皇孙、后妃、诸王和众大臣多被擒获，大元宝玺随此一役没入明宫。仅数十骑从皇太子脱逃，惊惶之下怕也只顾性命，一直逃到遥远的和林。
今未见元朝宝玺的实物流传，然以清朝玺文体式推想，大约也不会只用汉字。元代设蒙古翰林院，“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文字副之”，可证其对蒙古文的重视。而《隋唐以来官印集存》中录元“皇帝之宝”，玺文由八思巴文、汉语、梵文组成。“制诰之宝”不见诸历朝宝谱，也未被列入元朝宝玺，顺帝或臣属又怎会独独将此玺埋于草丛呢？
四、关于玉玺来历的推测
这块被称为传国玉玺的“制诰之宝”，究竟来自何方？
笔者推测应是大明宫中之物。因为只有在明朝前期“十七宝”和嘉靖后增补的“二十四宝”中，始有“制诰之宝”的明确列入。我们看清廷收藏的明代玺印，中有一枚“制诰之宝”，玺文结体，行款格范，与此玺颇为相似。
明朝统治仍在，明朝宝玺怎么会到了察哈尔王室？看似不可能，其实也有一些途径。皇帝亲征或出巡，例以国宝随行，以示隆重，以便钤用。而土木之变，连明英宗都成了蒙古瓦剌部的俘虏，诸宝中有些也难免流入大漠，辗转传接，最后到了一度强盛的林丹汗手中。山羊的传说果有几分实情，埋宝者或也是跟随英宗，被裹挟着在蒙古草原跑来跑去、跑了几乎一年的人。另外，明正德、嘉靖间宫中两次大火，说是御宝尽毁，或有太监乘乱下手，盗出个别御宝卖钱。明季宫禁虽严，漏洞也多多，玺印之丢失绝非一例。从宫中流出，当也有多种渠道。
象征皇权的宝玺，历来都有着明确的使用或不使用规定。皇玺系列中较晚出现的“制诰之宝”，用途主要为“一品至五品诰命”，与传国宝、受命宝诚不可相比，较之乘舆六玺的地位也差很多。然不管怎样说，它的确是一块出自皇宫的宝玺。皇太极和臣僚以此作为天命攸归的吉兆，大肆宣扬，积极筹备更新国号和改元。八个月后，皇太极更定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新年号也隐隐见出“传国玉玺”的影子。崇德元年（1636）七月，清太宗册封庄妃，即钤用此宝。
越一百年有余，乾隆帝作《交泰殿宝谱序》，详细梳理此前清朝御宝的演进，保留了皇太极所用四宝，即“大清受命之宝”、“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嗣天子宝”（以上汉文篆书满文本字）及满文篆书“皇帝之宝”。而对其视为重宝的“制诰之宝”，却说“初不藉以为受命之符”，为之遮掩。通晓儒家典制的乾隆帝，大约也见出这一符瑞事件中的夸饰与荒唐。
多尔衮从察哈尔得到的传国玉玺长什么样
《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天聪九年，多尔衮率兵攻察哈尔，获得一方"元传玉玺"。
据传此玉玺为元朝大内之物，明帝若干次深入草原打击北元，想要获得此物也是原因之一。当年元朝落败，元顺帝铁锅（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北逃，把传国玉玺带入北方草原沙漠。
两百多年后，有放羊人发现自己的羊三天不吃草，就在那一个地方用蹄子刨，牧人在那个地方挖掘，得到了这块传国玺。这方宝玺被元人后裔归化城土默特部博硕克图汗所得，而后察哈尔林丹汗击败土默特部得到此玉玺。林丹汗也是成吉思汗元朝后裔，他的第三个老婆苏泰福晋本名叶赫那拉·苏泰，是叶赫部女真人。苏泰福晋随察哈尔残部归顺后金以后，多尔衮听说玉玺在她哪儿，便要来了这块玉玺。玺为玉质，交龙纽，印文为汉篆“制诰之宝”四字。下图是清帝圣旨上印“制诰之宝”即是此玺所钤。
其实真拿这玩意坐稳的皇帝才是凤毛麟角，拿不到两年的才是最多的，十年八年就算不错了。说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但是其实更像是一个不祥之物。
在被雕成玉玺之前，和氏璧就命运多舛，从卞和献玉到完璧归赵到最后落到秦始皇手里，500年来肯定是血雨腥风。做成国玺以后，据记载，前219年就被秦始皇嬴政自己丢洞庭湖里面了。8年后嬴政失而复得，鬼知道是不是原来那个被捞上来，我倒是觉得他自己找人仿了一个的可能性更大。不过应该是和原来那个一模一样。
后来秦子婴献给刘邦传至西汉末。王莽夺国玺时传闻摔缺一角，经黄金镶补留下瑕痕。之后经王宪、更始、刘盆子归刘秀传至东汉末。被孙坚获得，孙坚死后袁术截玺称帝，袁术死了又被献给了曹操。曹丕此地无银刻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
从史料记载看这时候还应该是缺一角镶金的秦代玉玺。
之后经过西晋司马炎、前赵刘曜、后赵石勒（加刻“天命石氏”）、冉魏冉闵，玉玺又回到了东晋司马家手里。后至晋恭帝司马德文禅位，玉玺经刘宋刘裕、南齐萧道成、南梁萧衍被南梁汉帝侯景所夺，后又辗转到了陈武帝陈霸先手中，隋文帝杨坚灭陈、宇文化及弑君、隋太子元德贞观四年献归于唐太宗李世民。后梁朱全忠废唐哀帝夺玺，后唐李存勗灭后梁，后晋高祖石敬瑭引军攻入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
从发现和氏璧至唐末，玉玺流传一千六百余年。其中除东汉、西汉和唐朝，拿到玉玺的基本都是短命鬼。
从此以后各路皇帝只能自刻各路玉玺来充数了。此后秦玺也不断在各朝各代反复出现，但基本上都被各路高人大仙判定为伪。
直到宋哲宗赵煦绍圣四年（1097年），有农民掘地得一宝印，送至京师，经蔡京辨识，确认为秦制传国玺。虽然记载靠谱，但是以蔡京的遗臭万年的人品，基本上可以确认是造假祥瑞来捞政治资本。三十年后，金俘徽宗、钦宗二帝，此宝玺被金人掳去，再无消息。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权相伯颜从民间购得宝玉。经辩认刻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于是又被确认为秦玺。此是最后一次比较可靠的传国玉玺现身。
但伯颜曾将元朝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
至此，史料中再无靠谱传国玉玺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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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到多尔衮所获此宝物，定睛观瞧，上刻“制诰之宝”……这也不是八字鸟篆秦朝传国玺啊！！当时有人考证说此物是汉元帝命昭君和番时送给匈奴王的一颗羊脂玉，勉强算是帝王之物。不过皇太极管不了许多了，登基改国号之事需要有个国玺撑腰，就凑合用吧。
当时皇太极出迎百里举办迎宝受宝大典，搭幄设案，陈香摆烛，人山人海，彩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皇太极亲自捧着从多尔衮手里接来的玉玺，率众拜天，行三跪九叩头大礼。礼毕落位，皇太极传谕两侧众：“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不要脸造谣……）
但是，这次受宝大典，却没来任何一个汉人官员。原来，元代皇帝宝玺沿用南宋的“八宝”之制，根本就没有“制诰之宝”这个玩意，首次出现这个名词却是在明代。汉人官员只要是有点文化，来了怕是要穿帮的。
自此，皇太极依仗这一传国玉玺，顺利完成了由大汗到皇帝的转变历程。此玺12.5厘米见方，皇太极时一直使用。有记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今存《崇德元年七月初十日封庄妃册文》上即钤用此宝。现今能看到的顺治帝圣旨基本都钤此宝。
奇怪的是，这方传国玉玺在大清入关康熙朝后竟突然停止了使用。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自幼学习汉族传统文化，估计在他看来，假货登不了大雅之堂，这玩意摆在面前就跟笑话一样。后面所有文件上都改用满汉两种文字的“制诰之宝”。
那原来皇太极那个假货哪儿去了呢？清内务府宫中活计档中，有这么一段记载:“乾隆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白玉制诰之宝一方传旨交启祥宫将宝上字磨去,钦此。”原来，乾隆皇帝将当年造假的证据一劳永逸地销毁了。
不仅如此，乾隆皇帝在《卞和献玉说》中，认为和氏璧传国玺这只是韩非子的寓言而已。意思历朝历代不过造假而已。自己更是大大方方刻了几十块各种玉玺。现今存在各个博物馆的多是当时所作。看来乾隆是看透了这个玩意，不仅要从实物上销毁，还想要在文化中销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