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明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的说法？

崇祯，作为亡国之君，被骂是应该的，但一个国家的锅，一个人肯定是背不动的。

秦以来，凡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存续均难以超过300年，明朝国祚276年，并不短。

大规模农民起义，是王朝衰亡的重要信号，比较典型的有：

秦末农民起义、西汉赤眉绿林起义、东汉黄巾起义、唐末黄巢起义、宋代方腊起义、元末红巾军起义、明末农民起义、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等。

一旦发生大规模农民起义，王朝必会在短时间内灭亡。

除了秦以外，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本质原因都在于，人地矛盾/阶级矛盾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处在生死线的边缘，唯有起义方能求得一线生机。

不断增长的人口与相对固定的粮食产量，最后必会引发崩盘，但很多农民起义爆发时，全国的粮食产量未必不能养活全国的人口，起码能养活绝大部分人口，贫穷的人口也不会无限制增长。

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本就是对立矛盾，而依托地主阶级建立的皇权体系，很难保证地主不去兼并农民土地。

王朝初期，地主阶级力量经历洗牌，力量孱弱，农民人口被战争、瘟疫大量削减，所以整个国家的人地矛盾很低，轻徭薄赋，鼓励生产，人民就能活得比较体面，所谓治世，大抵如此。

王朝中期，人口不断增长，人地矛盾开始显现，地主阶级通过各种方式兼并农民土地，部分无地农民或沦为佃农，或沦为流民，或沦为饿殍。

由于地主少交税（尤其是人头税的朝代），被地主隐匿的人口（佃农）不交税，导致掌握大量土地和人口的地主，在单位土地缴纳的税严重下降，由此导致朝廷税收大幅度下降。

为了弥补税收不足，朝廷又对有地农民增加税收，进一步导致农民破产，沦为佃农。

王朝末期，人地矛盾已经无法调和，一旦天灾爆发，大量农民将跌至生死线边缘，农民起义在所难免，而朝廷平乱需要钱，会对正常交税的地区增加赋税，这又会进一步激发农民起义。

明末，农民起义遍布全国，朝廷镇压农民起义的不可谓不厉害，常常打得农民军无处安身，闯王一代目高迎祥都被俘而死，但农民起义总是灭了一波，又增一波，便是如此。

站在崇祯的位置上，纵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附体，最多也是再苟几年，明亡是不可逆转的事。

既然崇祯接手的是个烂摊子，那么，这个摊子从什么时间烂的呢？换个说法，明朝的土地兼并从什么时间开始愈演愈烈的呢？

土地兼并从王朝初创，恐怕就开始了，但真正剧变往往在王朝中期。

始亡于嘉靖，很多人都拿大礼议说事，因为大礼议确实割裂了朝廷，导致行政效率降低，但朝廷的割裂未必会影响到地方，就如吕雉、武则天虽然玩得猛，但整个国家的运转还是向上的。

嘉靖之罪，在于长时间的在位期，没能负起一个皇帝的责任，任凭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甚至为了一己私欲，贪天下之财，滋生的腐败更是进一步加剧了人地矛盾，连有着明朝头号政治家之称的徐阶都有着大量土地和佃农。

封建王朝的根基就在于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人地矛盾）在可控的范围内，一旦失衡，王朝覆灭便是早晚的事。

万历朝还能借着张居正改革带来的红利，打赢三大征，但之后又是嘉靖的老路子，明朝的衰亡就不可避免了，再后面又出了个木匠皇帝，真正到了崇祯手上，明朝早已是积重难返，恰逢小冰河期、女真人崛起带来的内外压力，明朝这座大厦终于是扛不住了。

崇祯在位，说句不好听的，他做什么都是错，因为他做什么都得不到正向的反馈，地主阶级就是不交税，农民阶级加税就造反，偏偏崇祯还是想有所作为，因此做得多错得多。

李自成凭借“拷饷”，“闯王来了不纳粮”，向地主阶级开刀，拉拢农民阶级，最终逼得崇祯自缢于煤山歪脖子树。

所以说，明末的财税和粮食未必不能养活全国的人口，起码大部分人口，但要从这帮蛀虫嘴中要两粒粮食，比登天还难。

还记得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有个情节是，宋神宗的老妈和奶奶到他面前哭诉，王安石变法如何天怒人怨，想想作为太后和太皇太后的他们会少了富贵吗？她们的话只不过是替站在身后的利益阶层发声罢了。

说起明朝的灭亡，清代学者在总结之时，提出“明之亡，非亡于崇祯，而亡于天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的观点，这个观点的解读主要是基于党争。从嘉靖朝开始，为了争夺首铺之位，张璁、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拉帮结派，开启了党争，以至于在万历、天启年间愈演愈烈，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伏笔。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明朝灭亡的根源应该要从明宪宗成化年间说起。

说起明宪宗，名声可谓不小，但都不是啥好名声，如宠信万贵妃弄得自己差点绝后，重用方术和奸佞之臣，个人还喜欢炼点春药和收藏点带某种颜色的书籍，搞得明孝宗登基后发现老爸的私藏非常不好意思。

就这样一个昏庸的皇帝，由于他的爷爷明宣宗励精图治，给他挣下一笔丰富的资产，宪宗在位期间即使朝堂上妖魔横行也没有给明朝带来太大的危机，因此说起宪宗，大家只是嘲笑他是乏善可陈的君主。但其实在成化年间，宪宗的一个昏招却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那就设立皇庄占用民田。

皇庄，简单来说就是皇帝的庄园，土地上所有的产出都归皇家所有，成了皇帝小金库的收入，是为内帑，因此也被叫做官庄。皇庄并不是明朝独有的产物，汉代的苑、宋代的“御庄”“奉宸庄”也属于皇庄，但皇庄数量激增，大规模占用民田闲田却是始于明宪宗时期。

在朱元璋、朱棣时期，也曾设立皇庄，“以其地为王庄，量征子料银两”，但都是个别的，偶然的。成化年间，宪宗“以顺义县安乐里板桥村太监曹吉祥抄没地一处,撰为宫中庄田,……此为宫阑庄田之始”，将抄没的大宦官曹吉祥的土地罚为皇庄，明朝皇室、官员、宦官便纷纷效仿，也开始大量圈占民田闲田。

嘉靖初年，明任兵部给事中夏言奉命调查顺天府查验皇庄的数量，发现京师、及直隶府县,各类庄田占地二十余万顷，而那时全国的土地面积大约也才只有四百余万顷，仅仅京师及直隶一带皇庄的数量就已经占了全国土地二十分之一的面积，如果加上其他各地的皇庄，那所占的比例就更惊人了。

那皇庄的来源在哪里呢？不外乎官田、民田和闲田。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又是一个农耕民族，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只要有土地，即使再艰苦，勤奋的中国人民也能生存，但一旦失去土地，他们就如同无源之木、无根之水了。

朱元璋、朱棣时期，对于那些没人耕种的闲田，允许百姓自己开垦，并且明诏永不加赋。但到了设立皇庄之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些土地自然不属于百姓而被征作皇家私人的财物。

等到闲田圈占完了，又开始打起民田、官田的主意，于是豪强、宦官们便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办法强买强占，有些流氓无赖为了投靠宦官，获取特殊利益，也将荒地甚至强占百姓的地投献给宦官。

上面说过，皇庄的收入是属于皇帝个人的收入，不属于国库，大量征收民田，造成的结果不仅是百姓无地可征，还有就是国家无税可收，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明朝末年，国库连几十万两都拿不出，而皇帝内库、百官却富得流油，大量皇庄的存在便是一个原因。

为了更多圈占皇庄，豪强、宦官甚至将主意带到了军田上面。明朝实行屯田制，化兵为民，屯田的规模和制度之完善，都远超历朝历代。屯田制的存在，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士兵粮食供给和卫所官吏俸粮的发放。但设立了皇庄以后，宦官们开始凭借其特殊身份，“代天行事”，将大量的军田也变成他们的私庄，屯田制名存实亡，军队的数量和战斗力也大大降低。

为什么皇庄会扩张得如此厉害呢？说到底是私欲。

对皇帝来说，虽然天下都是他的财物，但他也不是为所欲为的，平时的财政收入都要上交给国库，皇室所使用的钱财都要由内库出。但是皇帝发现皇庄可以增加内库的收入以后，“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于土木、祷祠、声色之用”，皇帝本人自然很开心，有钱可以赏赐妃子，大臣，像嘉靖这种喜欢修道的，可以建建道观多招几个方士。从这个角度来说，皇帝自然是希望多一些皇庄的。

皇帝开始侵占民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室的其他成员自然也有理由开始大规模建立皇庄。如成化年间，宪宗刚刚把曹吉祥的土地划为皇庄，嘉善公主就开始要“文安地数百顷”，“番僧扎实巴乞静海地为常住田”，宪宗皇帝自己都占了田地，自然就不好拒绝，只好同意他们的请求。不过宪宗自己也知道一开此例，便会无法收拾，还特意强调“自今乞请皆不许”，但以后皇室们还是纷纷乞地，而他也只能“不得已而许之”。

最后，皇庄之所以扩张得如此厉害，离不开宦官的推波助澜。皇庄是皇帝所有，但皇帝本人是不能自己去治理田庄的，只能由自己的亲信农奴-太监去管理。至于土地能有多少收成，皇帝本人也是不清楚的，宦官说是多少皇帝就认为是多少，宦官因此能从中获得巨大利益。

这便形成了一个滚雪球效应，皇庄田地越多，太监能从中捞到的好处就越多，那太监也就不遗余力去扩充皇庄，周而复始，一发不可收拾。明朝最终陷入了财政紧缺，国力衰微，连几十万军饷都拿不出来的窘境。

相比下，明亡于万历这个说法更加靠谱，明朝万历年间，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如果不是首辅张居正执掌朝政，估计就在万历已经灭亡了。当时的情况是官员没有办法升迁。因为升迁需要皇帝的印玺。找不到皇帝就没有办法盖章。没有新官员补充，新官员还是需要皇帝的印章。在万历后期，整个大明朝的国家机器就已经无法运行。

正德十六年（1521年），原本是藩王的朱厚熜即位，年号嘉靖，庙号世宗，他的登基代表着明孝宗一脉的断绝。嘉靖的聪慧过人从他十四岁初近宫廷便可以一窥端倪。当时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代表的大臣力主其从东安门进宫，他清楚这是为皇太子而不是皇帝设立的路线，因而逼迫大臣们退步，进而由奉天殿进宫即位。正是从此刻开始，朱厚熜便以他的聪敏、过人的智慧开始了长达四十四年的统治。

大明到底是亡于嘉靖还是亡于万历，这个问题一直争议不断，其实明朝的灭亡，不能说是因为某一位君王，嘉靖早期的时候对于明王朝还是做了很多贡献的，只不过中后期就开始沉迷于修仙了，老是幻想自己能上天当神仙，对于朝廷的事情也不管不顾的，但是后期有徐阶，高拱，张居正的巩固，实际实力提升很大，嘉靖中兴的说法就是这样来的！尤其是张居正，愣是把明朝灭亡的时间往后推了很长时间。

嘉靖即位后发生了著名的“大礼议”事件。通过这次事件掀起的腥风血雨，他将四朝元老、总揽大权的杨廷和罢归乡里，并大力打击张太后，巩固帝位。在位初期重振国政，但后期沉迷道术，宠信奸臣，历来褒贬不一。

”明始亡于嘉靖“，这里是相对于嘉靖统治的后期而言。自嘉靖二十一年，其渐渐不事朝政，此时“南倭北虏”，各地爆发民变，虽依赖徐阶、戚继光等名臣稳定大局，却已为明朝覆灭埋下了微不可察的祸根。

嘉靖皇帝驾崩于1567年1月23日，距离崇祯帝自杀的1644年有77年，到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的1662年有95年，要注意的是从嘉靖皇帝去世到明朝灭亡，这里面的时间跨度很长，经历三个比较重要的君主，分别是万历皇帝、天启皇帝、崇祯皇帝，这如此长度的时间和三位皇帝的更迭中，把亡国之罪归咎于嘉靖皇帝是不正确的。

隆庆至万历初期轰烈的“隆万大改革”让日健枯朽的王朝重新散发了活力，张居正、高拱等治世能臣使得吏治展现清明之态。但万历十五年后，明神宗便开始了近二十八年不上朝的纪录，致使吏备松弛，官员空缺，期间“万历三大征”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动摇了国之根本，且其晚年在抗衡后金时，“萨尔浒之战“的全军覆灭标志着明朝对于辽东控制权的崩溃。

“明实亡于万历”，实亡于怠政，亡于腐败。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常洛即位。本想拨乱反正，重振纲纪的他却因“红丸”身亡，在位仅一月。其子朱由校即位，他不是别人，便是那位明朝的鲁班，“一生不为天下事，两目只观木轴枢”的明熹宗。

嘉靖、万历年积压的祸患并不是决定性的灾难，此时的明朝并非千疮百孔，无可救药。但明熹宗给他的祖宗送去的却不是解药，他没有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他反而送去了彻底的毒药，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丝稻草。

天启年间（明熹宗年号），魏忠贤与客氏专权，大造冤狱，迫害东林党，并诛杀辽东经略熊廷弼，让本就崩溃的辽东局势几近崩盘。阉党专权，天下民不聊生。

“明亡于天启”，亡于乱政，亡于阉党，亡于国君。

从传统的历史理论去看，君主有为而不作，三代相传，无不亡之理。透析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君不君，官不官，民不民，榜样的力量同样覆归湮灭。使君都如明孝宗，当可再传百年。

清代的学者有提出“明之亡，非亡于崇祯，而亡于天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这也就说明一个问题，明朝是灭亡于党争，从嘉靖朝开始，官员就开始拉帮结派，其中包括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等，而到了万历、天启年间的时候，党争越演越烈，这也为明朝的灭亡埋下了小火苗，后来到了明宪宗成化年间，这才是明朝灭亡的根本。

如果要按照“明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的推论，那明朝的灭亡可以追究到明太祖朱元璋，这也是很多学者推崇的意见，因为朱元璋开创了一个“小农帝国”，他所建立的明朝制度也是“维护小农帝国”，这“注定”了明朝的灭亡。

说直白点这是一个事后诸葛亮式的结论，因为任何王朝都会到达终结的时候，就算是日本皇室，也在源氏幕府时期失去了权力，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我们可以检讨出许多原因，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就是明朝存在了276年，一个王朝能够延续200多年必然具有其成功性，这一点我们必须得承认，再回头来看，“明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证明的结论。

从我阅读历史的经验来看，探究一个王朝的灭亡始终是一个大命题，一个王朝的灭亡也是种种因素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最后形成了整个王朝的崩塌，把一个帝国的灭亡归咎于其中一个皇帝的个人执政能力不能切合实际，皇帝对于帝国虽然有重大的影响，他可以为帝国的灭亡负责，但他始终不能成为帝国灭亡的根本因素，正如我十分推崇的马克思的观点，历史现象的产生有着其必然性。

谈论一个朝代的灭亡，知乎常见回复就是古代中国王朝的土地兼并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观点：

开国之初，人口锐减，这导致大量的土地得以分配，随后人口增长，权贵争夺土地，土地兼并严重，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流民，最后在天灾和人祸双重引导下爆发农民起义，新的王朝建立。

可是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宋朝，因为从中国历史来看，土地兼并最为严重的王朝应该是宋朝。

南宋时期的士人王明清在自己的《挥尘后录》里记载过：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

由此可见在大宋王朝的优待地主豪强的情形，此外《宋史朱勔传》记载朱勔被抄家时，被抄没的土地多达三十万亩：籍其赀财，田至三十万亩

从这位宋徽宗的宠臣兼并的土地也可以窥探大宋王朝的统治下土地兼并的严重，而且宋朝的文臣武将则是占据大量的良田以此扩充自己的家族财富，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宋代对于文臣武将赠与大量财富，以此获取支持。这些权贵在民间争夺大量的农田以填补自己的财富，以至于宋徽宗自己都感慨到：士大夫与民争利，多占膏腴之地

比较奇怪的是宋朝的土地兼并如此厉害，虽然也导致农民起义频发，但是宋朝却没有亡于农民起义，而是被外敌金朝和元朝所消灭，就不得不令人深思：土地兼并是否会成为一个王朝灭亡的主要因素？

倘若以土地因素作为王朝灭亡的根源，那么明朝因为土地问题而导致的大规模起义可以追溯到明宪宗时期的荆襄流民大起义。荆襄指代的是荆州和襄阳二府，同时也包含陕西，四川，湖广，河南的交界处，面积广大。

荆襄地区在汉唐时期曾经人烟鼎盛，但是到了两宋时代由于宋金大战，再加上此后元朝和南宋进行的大规模战争，此地变得人口稀少，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和陈友谅争夺南方的统治权，荆襄地区作为陈友谅的根据地，为了防止陈友谅的余党叛乱，明太祖将此地故意荒废，所以在明朝初年，荆襄地区成为地广人稀的待开发地。

明朝统治在明太祖之后日益稳固，但是管理百姓的户籍制度却失灵，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流民开始涌向荆襄地区，在此地开荒种地，流民属于失去户籍的百姓，如此一来免不了和官府发生冲突，官吏日益欺压流民，到了明宪宗时期演变为荆襄流民大起义。

明宪宗在平定荆襄流民大起义之后，设置了府县来管理荆襄地区，至此之后明朝的荆襄地区一直稳定得持续到明朝末年。到了清朝嘉庆年间，荆襄地区再次因为流民聚集和官府压迫爆发起义，也就是著名的清朝中叶白莲教大起义，这场起义使得清朝统治发生了重大危机。

如果依照土地兼并的观点，那么明宪宗成为明朝灭亡可以追究的第一任皇帝，如此一想，是不是十分荒唐。从宏观角度谈历史当然很容易，因为大部分人不会去翻读历史文献，总结到底一句话最后就是土地问题，如此简单的结论自然会使得大部分十分信奉。

但是我并不是给嘉靖皇帝开脱，我们也不能否认嘉靖皇帝带给明朝朝政的一些恶劣的影响，这些朝政的恶劣影响将会影响此后77年明朝的历史，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官僚的党争。

其实嘉靖崇尚道教中的方士寻仙一派，这在中国历史上不并不少见，皇帝的个人爱好可以影响朝政，但是不会对于朝政造成致命性伤害，而嘉靖皇帝主持的“大礼议”事件却为此后官员党争拉开了序幕，“大礼议”事件从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嘉靖皇帝来到北京开始，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七月兴献王朱祐杬得到睿宗皇帝的名号结束。在此之后明朝的官吏开始形成对立两派的雏形。

嘉靖皇帝为什么要发动大礼议事件呢？很多人看到只是嘉靖为自己的父亲争夺地位，实际上这是嘉靖皇帝的统治手段。嘉靖皇帝出生于外藩亲王一脉，他能够继承帝位本来就属于幸运，作为外藩王子进入北京，嘉靖并没有一批能够为自己效劳的亲信官僚，这成为嘉靖皇帝统治明帝国的一个难题，如何确立自己的地位的稳固性呢？

第一是确立自己地位的合法性。为父亲兴献王确立地位，就是为自己确立地位，为父亲兴献王夺取皇帝之位，就是为自己继承皇帝之位确立合法性，如此在礼仪上嘉靖皇帝才是真正的皇帝，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政治合法性为何如此重要，因为统治者要在道德层面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一个没有没有政治道德的政权始终无法形成气候。

第二个因素则是嘉庆皇帝的“御下之术”。“大礼议”事件之后朝臣分裂为两派，势不两立的局面正是嘉靖皇帝期望看到的，一方面他可以以此来控制朝政，把权力紧紧握在自己手里，另一方不断挑拨朝臣的之间的矛盾以此分化朝臣的力量。

我们可以看到“大礼议”结束之后，明朝的内阁和朝臣依旧持续不断，最有名就是徐阶和严嵩的内阁对垒，实际上内阁大战背后的操纵者正是嘉靖皇帝本人，而在此之后党同伐异成为明朝政治斗争的一个主旋律。

党争作为嘉靖皇帝的遗产，在万历年间的张居正身上看到的最为明显，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他的政敌对于张居正的种种抹黑和道德攻击，批斗张居正贪污和玩弄美女等等所谓阴暗行径，进而逢迎万历皇帝前去围堵张居正的府邸，逼杀张居正的儿子，流放张氏子弟。党争把政治完成了生死大战，如此一来官僚之间的斗争只会歇斯底里。

此后的政治斗争愈加残酷，到了天启皇帝时期，魏忠贤终于搞出了明朝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党争，这使得明朝的内斗十分激烈，内斗使得明朝的精力消耗严重，这也是清朝总结明朝灭亡的一大教训，而这一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嘉靖皇帝头上。

但是嘉靖皇帝依旧为明朝做出一定的贡献，那就是确立了明朝内阁的权力。从明英宗时期的王振开始到明武宗时期的刘瑾结束，宦官一直在政治舞台上兴风作浪，从个人基本的素养而言，宦官的个人品质在整体上还是低于受过儒家文化洗礼的士人，宦官专权使得朝政的败坏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嘉靖皇帝鉴于刘瑾的专权，开始严厉管理宦官，并且将朝政大权移交到了内阁手中，明朝的政治开始向内阁转移，这对于修复明朝的政治管理还是有一定作用，最明显就是隆庆万历年间政治改革，以及北方蒙古和南方倭寇问题的解决。此后的隆庆与万历年间一直是内阁主持朝政，这使得明朝政府内部一些有志于改革明朝现状的官吏出现，最后形成了张居正的改革，对于国家而言，嘉靖皇帝这一行为肯定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历史往小看，是十分复杂的，嘉靖皇帝并不是英才之主，当然也没有昏庸无道，在他的时代里，他把帝国稳定了下来，做了一个肆意妄为的守成之主，但是要他为77年后的北京城被李自成攻下负责，这无疑很为难嘉靖皇帝。

天启又是个木匠也不问政事，加上天灾，很多民众易子而食，无数灾民揭竿而起。

崇祯当时接收朝廷的时候，加上崇祯年间的东林党只知道争权，不管人民死活。国家已经不成样子了，就是一个烂摊子，想拉回来比较困难了，说句实话，并不是崇祯能力太差，是明朝这个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

当然天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又出来个九千岁捣糨糊，虽然万历年间国力已经衰退，但是还有一定的实力重整旗鼓，但是来了个历史上万年一出的九千岁，这也没有办法了！

说明亡于万历是因为是万历时期统治，是从中兴转为衰败的开始，万历三十年不上朝，朝廷内忧外患，又没有太有能力的首辅来辅佐，朝廷内部党派争斗激烈，内耗过大，都是万历年间开始重新兴起的！

明亡朱元璋，藩王拥有这么多土地，害的农民要造反，所以明朝是被藩王吃垮的。

不过，同样是日本入侵，万历年间打的日本找不到北，同样是英国入侵，葡萄牙，荷兰大明打的人家道歉赔款，我大清了，只会签订条约，割地赔款。

1.任何的开始都会孕育死亡，从这点来讲，明亡于朱元璋都不过分。

2.封建王朝的建立之初，尤其是经历过农民起义之后，原有的债权债务关系解体，原有的产权关系易手，变换。更为重要的是前面的帝国末期，各项数据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老百姓的各项体验极为糟糕。因此，新的王朝建立迎来盛世的可能性极大。

3.帝国的发展是由武官治国逐步过渡到文官体系，借由此，消灭了以李善长，胡惟庸等大地主势力，借由“三大案”，江南中小地主破产，为帝国再次迎来更多空置出来的土地，生产资料。

4.但是帝国秩序的建立，必然会建立更加专业的系统性剥削体系，借由各种优势增强掠夺力量，进而形成盘踞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中央在改革的中投鼠忌器，毕竟这一刀下去改革，不仅切到别人，也会切到自己。

5.有赖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帝国还存在着大量的【原始森林】等地方，在当地活不下去，还可以转移，明代中期的成化年间的“荆襄流民起义”就是很好的说明，到最后，帝国虽然平定起义，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当地流民的权利，当时流民到荆襄足有【百万之多】，可见中叶的帝国剥削就已经是非常可怕的境地。

6.张居正改革的本质是调整剥削方式，缓口气的方式，但是也被既得利益者攻击的体无完肤，说明帝国在中后期的纠错能力不断下降，因为帝国皇室在中后期就已经是最大的地主，最大的庄家，光福王一次就得田四万亩，河南之地当时根本不够用，还是通过其他两省来分摊。争国本:到了万历四十年，福王已二十七岁，宰相叶向高上疏力争，明神宗答应第二年春天举行。后来却又失信了，见舆论汹汹，不能不就藩，郑贵妃便借机开口，为儿子大捞一把。郑贵妃要求一次赐田四万余顷，群臣力争，不得以减为两万顷，又提出以下要求：第一，庄田四万顷减半，仍须两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的良田凑足。第二，籍没张居正的财业，尚存官的拨归福府。第三，从扬州到安徽太平，沿江各种杂税拨归福府。第四，四川盐井的一部分收益划归福府。第五，请淮盐一千三百引。到最后，以张居正，高拱等技术官僚的行政【微调】手段彻底失灵以后，帝国不得已以【恩幸】，【宦官】，【特务系统】等非常规操作进行【征税】，不仅是竭泽而渔，更重要破坏了帝国既有的政治惯性，是对【礼】的破坏，加速破坏帝国中央集权的严肃性，权威性，更为要命的是征税南方，引发强大的反弹，也意味着这些【新经济】背后早就培育起强大的政治代理人和政治势力进行对抗，此后罢免，帝国只能回归原有征税模式，再度加剧农业破产，农民跑路。

7.人再蠢再傻，面对无法完成的税务任务，面对无法养活自己的境地，自然会本能的去反应，作为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吐出来利益，凭什么牺牲的是自己，因为自己牺牲，在后面的政治博弈就会丧失经济基础，经济资源，所以也不会吐出来，崇祯向大臣求助无果就已经是很好的说明了。

8.农民的大规模破产，使得帝国失去了经济基础，农民不再是以帝国的血脉，而是以帝国的敌人出现，一增一减，帝国自然会不断羸弱，随着地主，大地主的力量增强，成为帝国基石的反面，尽管还是能够维持表面的忠臣，但是相较于农民来讲，更不好对付，也不可能切下去。

9.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非常绝望，荒谬的事实，历代帝国中存在中兴的，必然是中期发生过大规模战乱，人为强制出清生产关系，形成新的环境，然后又江河日下。汉武帝大规模的征战，打垮了匈奴的同时也打垮了国内各类地主，所以才会有之后的【昭宣中兴】新朝的绿林，赤眉起义后，也迎来了【光武中兴】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再次中兴经历太平天国以后，清廷也迎来了【同治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