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可能是最早知道牛顿的中国人之一

世人皆知康熙帝对西方器物的开放态度，而乾隆帝给人的印象则是自大、排斥一切西方事物。事实上并非如此，乾隆帝对待西洋“奇技淫巧”，自有他的方式，他对西洋奇器、西洋绘画、乃至西方科学等事物的兴趣，并不比康熙帝弱。

清史学者董建中曾在《清史研究》（2009年8月第3期）发表题为《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的文章，通过梳理清宫内西方传教士向乾隆帝进贡的贡品，分析出了皇帝对待西洋事物的独特品味。

以下内容摘自文章的第三节《从贡品看乾隆皇帝的品味》，大标题是编者所加，小标题不变，部分内容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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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洋奇器的好奇

█撰文|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来源|《清史研究》（2009年8月第3期）

乾隆十六年（1751），为祝贺皇太后六旬万寿，在京二十二名传教士共同向乾隆皇帝进贡，其中就有著名的“万年欢”的机械装置。这件精心制造的西洋奇器，投乾隆皇帝之所好，乾隆皇帝甚是喜欢，为此还重重赏赐了西洋人。这件事流传很广，成为中国天主教传播史的一个亮点。

这里主要介绍乾隆三十七年(1772)李俊贤（传教士，小编注）、潘廷璋（传教士，小编注）所进两种贡品：“新法远镜”和“验气筒”。对于“新法远镜”，进单上特别说明：“远视便捷，其长一二尺，可抵旧法一二丈有余”。“验气筒”的标注是：“验气应用鱼缸、鸟笼、铜铃、铜管等物，大小共二十六件，验气应用玻璃罩筒等物大小共二十五件，俱有图样并解说。”

这两样东西，乾隆皇帝都收下了。根据中文档案，乾隆皇帝很欣赏这“新法远镜”，当时就下旨：“此次西洋人所进之物内新法远镜甚好，除照例赏给大卷五丝缎二疋、八丝缎四疋外，各加赏大卷缎一疋。再蒋有仁办理西洋人所进之物甚好，亦赏给大缎一疋。”

乾隆皇帝对西洋奇器的喜爱，跃然纸上。蒋有仁（传教士，小编注）则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记述：“皇帝尚未决定收下望远镜，他先要了解这是何物，有何用处。”

蒋有仁被派去进行解释，在场的太监和其他大臣对望远镜都很满意，皇帝用完餐后，一切安排妥当，“太监们便请他当场试验，君主感觉到这架望远镜比他见过的都要好。他派两名太监带着它随时跟在后面并吩咐我教他们使用和操作方法。”

蒋有仁（BenoistMichel），法国人，耶稣会士，乾隆九年抵达中国。

望远镜的事并未结束，蒋有仁还记述道，乾隆皇帝对这新的望远镜装备提出了自己的“改动”看法，蒋有仁耐心向他讲解，提及科学家牛顿(IsaacNewton)曾制作过望远镜，思路和乾隆皇帝所说的相同，但还是存在缺陷。最后蒋有仁说：“陛下十分赞赏欧洲人的创造才能，尤其赞赏发明了这种新望远镜并发明了这样一种装置，这种装置能使望远镜快捷地移动以便对准种种物体，而且能对选定的物体作不限时的端详。”乾隆皇帝还关心这“是否已经有过一些，是否已带到过中国”。蒋有仁回答说，这是新的发明。

蒋有仁对于验气筒的准备极为尽心：“至于验气机，我已经工作了几个月，将其调试妥当，还以中文撰写了原理和使用方法，我挑选了其中约二十项最新奇的用途让人用中国墨水绘制了使用说明图，这些说明订成了一个小册子，在机器进呈皇帝前就要送他御览”。乾隆皇帝对此也兴趣浓厚，“我还奉旨于严寒稍退时去那里（指圆明园笔者注）教四名太监使用两位新来的传教士跟前进行操作时，我要向陛下解释抽气机的性能和作用。”

第二年，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九、初十日（1773年3月10日、11日）两天，乾隆皇帝来到如意馆，让蒋有仁解释每一种空气的压缩、膨胀及其性能的实验，还希望知道“机器内部是如何运作的”。乾隆皇帝离开后还令将机器送到他那里，重复做过的实验。第二天，乾隆皇帝再次前来，蒋有仁拆开机器，向他“解释了各种阀门、活塞、开关等等的作用”。乾隆皇帝很快就明白了气门阀的活动原理。安装机器后，重新进行实验”，“皇帝听罢对前几项实验的解释后便自行解释后面的实验以自娱。”乾隆皇帝还询问了气压计水银柱变化的原因。

后又做了空气弹性和膨胀性的实验，“这一连串实验很中皇帝的意，在长时间的实险过程中他始终站在离机器很近的地方，实验结束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中并命人把机器送到那里。”

令蒋有仁意想不到的是，乾隆皇帝还专门将他所起的“验气筒”，改名为“活气筒”，是因为“活”字更为“雅典”，而且“在古籍中是用这个字来表示天体观测和用以根据不同样季节确定不同农活的其他的观测的”。

乾隆皇帝对这“活气筒”十分喜欢，曾让后宫妃嫔等观看实验。“这些实验必须重复地做，因为陛下继续乐此不疲，而且总让我详细解释。”有一天活气筒被送到一幢西洋楼，以便与集中于此的许多欧洲珍奇物品一起保管。

“次日，这位君主为了表示他对初次见到的这架抽气机的满意，又给了李俊贤、潘廷璋修士（这架机器是以他们两人的名义进献的）三大匹丝绸他们每人一匹，另一匹是给我的”。从以上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于西洋奇器的兴趣是多么的浓厚。那么乾隆皇帝对望远镜、对于抽气机的好奇，是否能上升到对西方科学的高度呢？根据前引蒋有仁的记述，乾隆皇帝也应该是中国人最早听到大科学家牛顿名字的人之一吧！蒋有仁也曾明确记述：“他在这方面的好奇心使他就各种天体现象向我提出了无数的问题。”“皇帝对观察天体的方法问了我许多问题”。蒋有仁所公开的他和乾隆皇帝的多次对话，其中就有很多有关西方科学的。

传教士进贡的望远镜。

法国学者詹嘉玲认为康熙皇帝利用西学进行对帝国的控制，应该说乾隆皇帝也有利用西方传教士绘制地图对其服务，进行帝国控制的一面，但从表面上看，他对于西方物品的兴趣，在器物层面似乎表现得更为直白、明显。和乃祖康熙皇帝相比，乾隆皇帝没有进行勾股演算、星位测量等等。蒋有仁曾记述到，当乾隆皇帝向他解释了好几个常见的天体现象，“我不曾料想，一个日理万机的君主能把此类问题说得如此清楚和准确。我对一位内宫太监表示了我的惊讶随后问他皇帝是否有时间学习此类知识，太监答道：皇上哪有空闲啊！”

对西洋器物的广泛兴趣

乾隆皇帝对于西洋器物有广泛的兴趣，蒋有仁就记述在乾隆皇帝休闲时常去的几个宫殿中不但有挂毯，而且“还有镜子、绘画、座钟、分枝吊灯及他们欧洲拥有的其他各种最珍贵的饰物。”

这里只是通过《宫中进单》所载贡品的视角，结合造办处的档案对此做一说明。乾隆皇帝赏收贡品，同时指定贡品的拨发地点，其中一些是“造办处”。现在乾隆时期造办处的档案业已全部出版，正可以按图索骥。需要说明的是，造办处只是奉旨承办活计，因此只有乾隆皇帝将物品交于造办处并下旨交待处理的，才有可能在造办处档案找到相关的材料。

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二月记事录：

十五日催长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西洋磁花瓶一对、西洋磁花尊一件、西洋白磁胎狗一对西洋婴孩玩意一对。交新水法殿陈设。钦此。于本月二十五日舒敏将西洋花瓶等大件持进交水法殿陈设迄。

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皮裁作：

十一日，催长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西洋法珠花三支。传旨着拆开改小支交进。钦此。

于本月十八日太监王朝凤将改过小支西洋穿花，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着添铜挺、铜丝攒凑戴花。钦此。

于本月二十日，催长四德、五德将改做戴花九支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造办处档案没有说明上述物品的来源，实际上来自乾隆三十一年巴新、汪达洪的贡品。

乾隆三十三年(1768)造办处油木作六月档案中记载：

初四日，催长四德、笔帖式富呢呀汉来说，太监总管王常贵交西洋磁花罐一对（一件盖破）、西洋磁香炉一个、西洋白磁胎人兽三件。传旨著配座,其炉配盖。钦此。

乾隆年间，传教士进贡祝寿钟。

于本月初六日催长四德等将香炉一件配得座盖样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做。钦此。

于本月初十日催长四德等将西洋磁花一对，画得座纸样一张，西洋白磁人物三件配得木座样一件，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俱照样准做。钦此。

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匣作：

初四日催长四德、笔帖式富呢呀汉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西洋铜板画四张。传旨：配玻璃罩匣装。钦此。

于二十七日库掌四德等将西洋铜板画四张配得玻璃罩盖匣盛装，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上述的记载，正是乾隆皇帝对赵进修、金济时的一部分贡品的处置，可以参见上文所开列进单贡品。

乾隆三十四年(1769)造办处记录事：

十月初三日，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西洋借光镜一件。传旨交如意馆，着西洋人将借光镜如何用法之处认看收拾，俟驾幸圆明园时伺候呈览。钦此。

于本月初四日唐阿僧保将西洋借光镜一件，送赴如意馆交讫。

造办处匣作于乾隆三十四年十月：

初三日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西洋金银花缎囊大小三件（内一件盛两样铜板画十四张）、榔膏狗四件。

传旨将花囊配一面玻璃匣一件，榔膏狗四件亦配一件，俱查旧匣改做盛装，得时摆水法殿。钦此。

十一月初四日，库掌四德等将面洋金银花缎囊三件、榔膏狗四件，各配得一面玻璃匣，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进讫。

以上是对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严守志、梁栋材所进贡品的处置。上面只是乾隆皇帝收下的西洋贡品的一部分，但上述材料却鲜活地说明了，乾隆皇帝在万几之暇，对于各式小件的西洋器物的处置极为关心，这或许更能表现出他的西洋品味吧。

对西洋绘画的持久兴趣

对于乾隆皇帝的西洋情趣，钱德明在乾隆十九年(1754)有着精辟的观察与论述：

这位君主的爱好就像季节一样多变。他原先喜欢音乐和喷射的水柱，现在则喜欢机械装置和建筑物。惟有对绘画的偏爱几乎没有变化。皇帝也可能会重新喜欢他曾经喜欢过的东西……

传教士也分析，乾隆皇帝器重传教士的原因之一，就是“特别爱好绘画”，而传教士恰恰可以提供此等服务。

乾隆帝戎装像。西洋画师郎世宁绘。

这里结合潘廷璋的例子，对乾隆皇帝对西洋绘画兴趣的持久性做一诠释。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清宫中工作了二十五年的王致诚(Jean-DenisAttiret)病逝，而此时，清宫中只有两位西洋画家了，一位是艾启蒙（IgnaceSichelbarth）另一位是贺清泰（LouisdePoirot），“新的损失使我们盼望新画家的到来”，而艾启蒙不幸又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中风。

蒋有仁等推荐了画家潘廷璋。在精心策划的贡品中，就包括了潘廷璋所画的人物像。这幅画像在“进单”中位列所有贡品的首位，无疑是让乾隆皇帝对潘廷璋的画技，以及他擅长画人物像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蒋有仁向宫中介绍潘廷璋时，说他“善喜容、人物、山水等”。这里蒋有仁也将“喜容”置于“人物、山水”之前。

果不其然，贡品呈览的每二天，乾隆皇帝就下旨：“新到西洋人二名着在启祥宫行走。”据蒋有仁的记述，乾隆皇帝当时是让潘廷璋画一幅肖像。

潘廷璋在清宫中的地位自然无法与郎世宁、王致诚和艾启蒙相比，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否能说，潘廷璋本人就是敬献给乾隆皇帝的特殊“贡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