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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错误有哪些

所属分类:历史解密 编辑:黑姑娘 访问量:4513 更新时间:2023/12/27 1:45:34

《明朝那些事儿》曾经是爆红网络的连载历史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故事。作者是当年明月,本名石悦,当时是广东顺德海关基层公务员。2006年3月在天涯社区首次发表,2009年3月21日连载完毕,边写作边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一共7本。2010年,当年明月在“2009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排名第4位,版税1000万元。然而这是商业畅销书,不是真的历史书。只是《三国演义》是小说,大家都知道它的内容很多虚构和想象;而《明朝那些事儿》是评书,大家都不知道它的内容很多虚构和想象。

自2006年在天涯论坛连载以来,被《明朝那些事儿》网络明史爱好者奉为圭臬。尽管明朝那些事儿号称故事都有据可查、符合史实,但看客不能把它当真事看,你需要自行查阅史料,甚至查维基百科都比只看明事强得多。

明朝那些事有什么错误?

《明朝那些事儿》有哪些不正确,不符合史实的地方?

《明朝那些事儿》里有哪些硬伤错误?如何看待这本书?

《明朝那些事儿》里的主观性错误数不胜数

当年明月写《明朝那些事儿》之时,夹带了太多私货/与史料不符的bug。

实话告诉你,基本上全书都是私货。从第一句,明月开始用俏皮的话来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就是私货爆棚了。太多的细节和心理描写,真正的历史史官怎么可能知道这些,而明月一个现代人更怎么可能知道。

正规的史书里面,一般只有何年何月何日,什么人干什么事情。《明朝那些事儿》里面写得太杂了,有历史、有人生、有爱情、有悲剧等等。如果你只想了解真正的历史,去看《明史》这类正规传统史书。当然也有人认为说不上什么私货,但你要把他当历史书看,就是你的问题了。《明朝那些事儿》定位是历史小说而非史学著作那就是图一乐,切莫当真。可是,他标榜的这是历史迄今为止唯一全本白话正说明朝大历史。

当然“私货”一词有扣帽子之嫌,《明朝那些事》一打开就能知道作者对明朝的喜爱,都不用举例子,所谓私货肉眼可见,看完最大的观感就是明朝牛着牛着没了,由此可以轻易的推出作者至少在选材上就非常偏颇,但《明朝那些事》本就不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读物,作者有观点是很正常的,或者他的书本身就是想表达他对明朝的喜爱,在这一点上,作者没有私货,只有公货。

当然也有人说明月这种“夹带私货”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他把枯燥乏味的历史写得极为有趣,让大多数不爱看历史的人对明史产生了兴趣这就足够了。可问题是那是历史吗?那是虚假历史了。

1、在开头就有一些bug。例如:对朱元璋的名字的解释。

按书中说法,朱元璋的本名是以父母年龄相加或以出生日期命名。那么如果是父母年龄相加,朱元璋出生之时,他爸48岁,他妈43岁,那么老朱应该叫朱九一才对,不应叫朱重八。如果是出生日期命名,老朱是九月十八日出生的,也算不到八十八。总之逻辑不通,也不符合史实。

其实朱元璋叫朱重八,是因为老朱家这一辈第二个字都是重,是其父的第四子,他又在叔伯兄弟里排行老八,于是就叫朱重八。所以,每次有人把朱元璋叫“朱八八”,我都觉得尴尬。当年明月就这水平也号称懂明史?

2、明月一方面是过分美化「明英宗·朱祁镇」这个祸国害贤的昏君,我真的不知道他有什么动机洗白这么个不要脸的玩意儿。另一方面是过分丑化明君「明宪宗·朱见深」。而且还竭力美化天顺复辟后的首辅李贤,甚至吹嘘他是如何“忍辱负重”,为于谦报仇的大功臣,亦与史实颇多不合。总而言之,朱祁镇可以说是明朝从人品到政绩最烂之皇帝,绝非《明事》书中所吹嘘的所谓“好人”。

最大的私货就是洗白朱祁镇,抹黑朱见深

“他不是个好皇帝,但是个好人”

意思是:

1、杀于谦,给王振建祠堂,是明英宗做的

2、废除人殉是朱祁镇做的

两者不可混淆。

那么,如果朱祁镇不是皇帝,他有权力废除人殉么?

至于明宪宗,绝不是像当年明月所写的那么窝囊。朱见深英明宽仁,在位初年恢复了朱祁钰的皇帝尊号,平反于谦的冤案,任用贤明的大臣商辂等治国理政,可以说有君王的风度。平定西南叛乱,时代风气清明,朝廷多名贤俊彦,宽免赋税、减省刑罚,社会经济渐渐复苏。但是在位期间任用奸邪,扩大厂卫,增加皇庄,也算不上是个好人。

最大的私货还是“高墙立场”。也就是说主子总是英明的,如果结果不好,那么就是很大的一盘棋,如果棋盘裂了,那么愿望和出发点还是好的……太史公之所以名留青史,主要还是秉笔直书。

明朝有好的地方,但是无论是皇权的加强,还是锦衣卫,还是各种邪门的酷刑和几大案的大杀特杀,还有一系列的脑残皇帝都是问题。

而这些问题,早有官方史料各种篡改粉饰了,后世还是应该站在高墙和鸡蛋的中间,甚至,应该持鸡蛋的立场,更好一点。

何必洗白一些明显是脑残的主子呢?没必要吧?做人咋这么贱?

明事儿最大的私货是“明朝没有昏君”这么一个在写书之前就定好的基调,但凡能找着一点成绩,就抓住了使劲夸,政绩一团糟实在不知道怎么夸的时候,就说这不是个好皇帝,但他是个好人。总而言之,明朝的皇帝要么是明君,要么是完人,吹捧朱家成了一种政治正确。

举个栗子,被石悦塑造成“不是好皇帝但是个好人”的典型:朱祁镇。把这个旷古未有的叫门天子写成好人,杀了功臣说是厚道人,反攻倒算恩将仇报被轻描淡写成“杀错一人”,还人格魅力如何如何,这就好像是一个画家,照着这个:

按照Wesley的意见,换了一幅没那么重口的造型

却画出这么一幅大作:

画得再好,也是扯淡。

如果说洗皇帝算是预设立场,定好了调门,那写到最后洗起杨嗣昌来,这就真的是看不懂了。杨嗣昌何许人也?赫赫有名的人渣+常败将军,《杨家将》里潘仁美的实际原型,“不做安安饿殍”这番神论的炮制者,对农民军恨不得赶尽杀绝,对同僚也是落井下石无所不用其极,这种货色经过石悦的一番清洗包装,也成了道德模范,简直百思不得其解大概因为崇祯不是好皇帝就是好人,所以被好皇帝/好人赏识的杨嗣昌就也成了楷模?

最大的主要就是对明英宗,明代宗,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以及明世宗的内阁张璁桂萼的论述。

以下是我的“私货”:

首先是明英宗朱祁镇,《明朝那些事儿》说他“不是一个好皇帝,但是是一个好人。”我坚决反对这句话,我认为,朱祁镇不但不是一个好皇帝,更不是一个好人。他在位期间几乎没有做一件好事。被瓦剌俘虏后,出卖民族为瓦剌扣关叫门。复位后冤杀于谦,为王振平反,为也先立碑。对于在瓦剌保护他的恩人袁彬(此事在《明朝那些事儿》也有记载,但是作者刻意回避了袁彬后来的结局),袁彬也被其蒙受冤案革职发配。夫妻之情中,钱皇后哭瞎一目,在南宫做针线活养家,他却和一堆宫女生儿育女(这个好像在古代不算什么罪名,但在现代妥妥的渣男)。儿女之情,为了彰显其“夺门之变”的正当性(其实本质上就是抢了亲儿子朱见深的皇位),他还试探了一下废太子的可能性。不过由于群臣反对,再加上一年后他就病逝了,最后太子没有被废。但此事也可看出他毫无父子之情。

再说说明宪宗朱见深,《明朝那些事儿》把重点放在了他和万贵妃的不伦之恋(就是女方比男方大了18岁),还有他生儿子的困难(被万贵妃堕胎了)。对朱见深在位时的政绩几乎没有提及,这也是一大偏见。实际上朱见深在位期间励精图治,是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他恢复了叔叔景泰帝的帝号,为于谦平反,恢复因朱祁镇在位时乱搞导致的生产荒废导致的流民遍地,平定了朱祁镇遗留的两湖流民起义。少数民族方面,镇压了西南的瑶族叛乱。针对建州女真日益增强的实力,发动了成化梨庭,几乎覆灭了建州女真,使女真三大部的实力恢复平衡。可以说朱祁镇遗留的烂摊子,全靠他这个儿子给收拾了。这么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在《明朝那些事儿》中居然只描写了他宠爱万贵妃?

另外关于明孝宗朱佑樘,《明朝那些事儿》认为他“既是一个好皇帝,也是一个好人”。我个人认为其实是有些过誉了,朱佑樘由于年少时的经历,性格软弱。对文官基本上言听计从,这导致他名声很好。但是文官就一定是正确的吗?官僚本身脱胎于地主阶级,其阶级性导致了必然会对农民的压迫。朱佑樘在位时没有出现大的乱子,但是他病逝后不久,就出现了流民起义。可见一味的听从官僚的政策,必然会导致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升级。我认为,一个合格的君主,绝不应是一个偏信大臣的盖章工具。

还有明世宗嘉靖皇帝的大学士,张璁桂萼,《明朝那些事儿》中这俩基本上是作为反派出现的。把他们俩描写成迎合皇帝的小人。其实张璁桂萼只是在大礼议当中支持嘉靖皇帝。但他们和严嵩并不一样,并不是单纯的奸臣。张璁桂萼在执政期间,政绩不俗。他们首创了“一条鞭法”,打击地主豪强的兼并土地热潮,打击僧侣寺庙侵占民田,改革科举文风,打击贪腐之风。可以说这两位宰相执政期间,明朝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官僚的浮夸腐败风气得到遏制,是很有作为的宰相。《明朝那些事儿》只着重描写了张璁桂萼等人的大议礼事件,把他们写成了严嵩一流,是有失公允的。

明月在某种程度上翻案成瘾,夹带私货,让人觉得此人三观严重有问题。

当然他最大的私货就是一直站在朱家立场。这个立场在中前期其实也没啥太大问题,但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还站这个立场就实在是嘴脸不好看了。

也别抬杠说他没有,他确实没法直接把李自成他们打成流贼,但任谁也看得出他在几次农民起义低潮期笔触如何欢欣,在明朝被李自成推翻时是如何惋惜惆怅。

真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多闯黑。我且不说闯王推翻明朝的起义,就说面对明粉最痛恨的清军。明朝上层暗搓搓地“联虏平寇”,下面的官兵望风披靡,士绅跪迎清军入南京。而大西和大顺不计前嫌、坚持抗清,成为南明的中流砥柱。

只此一条,高下立判。

他对宪宗英宗的评价,感觉完全反了。

对明朝充满同情,忽视了明末阶级矛盾巨大的事实,把明末农民军放在了反面,对于农民军的胜利一笔带过,给人一种明末英雄辈出屡战屡胜然后突然暴毙的感觉。

关于李自成,大部分观点仍然认为李自成前期是一个充满革命精神的农民军领袖,后期腐化也颇有争议(顾城先生就指出闯军非亡于腐化而亡于拒绝和地主阶级合作)。《明事儿》完全按照反派来写,把杨嗣昌等人放在正面,有点匪夷所思。

另外书中有大量的时序问题,很多叙述不是按照时间线来的,而且加了很多野史内容,(比如张居正的轿子)给人很错乱的感觉。嘉靖之后的故事尤为严重。

3、因为“应州之役”,所以明月认为「明武宗·朱厚照」是军事天才,这明显有夸大之嫌。即使是对明武宗持正面观点的学者,如:黄仁宇、孟森等。也只是肯定他对边防建设的积极影响,从未提及明武宗是军事天才。而且“应州之役”的史料打架情况,十分严重。

1、《明实录·武宗实录》记载:“是役也,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暗示双方没真打,持负面评价。

2、《明史•鞑靼列传》记载:“十二年冬,小王子以五万骑自榆林入寇,围总兵王勋等于应州。帝幸阳和,亲部署,督诸将往援,殊死战,敌稍却。明日复来攻,自辰至酉,战百余合,敌引而西,追至平虏、朔州,值大风黑雾,昼晦,帝乃还,命宣捷于朝。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持正面评价)

3、《蒙古黄金史》记载:蒙古未与与明军发生大规模战争。可汗见明军势大,自己后方又有事,就先撤了。(暗示双方没真打,可印证《明实录》观点)

4、《武备志》提及明武宗确实有一定的军事才能,但水平不高。绝非明月所吹嘘的军事天才。

综合各方面材料,一方面是天子御驾亲征,确实对蒙古产生很强的震慑力。但我们不能就此,武断的认为,明武宗是军事天才。另一方面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势力再度进入整合期,暂时无法南下侵扰明朝边境。我们也不宜过誉“应州之役”的军事作用。

4、对崇祯过分同情。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对于明朝的覆灭,崇祯都负有主要责任,并不能把责任全都推给大臣。如果不是崇祯的一系列骚操作,明朝还不至于亡的那么快。而且明月在论述明朝为何灭亡之时,用四个字:气数已尽,这太牵强啦。他是真的不懂历史。

当年明月犯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应该就是用办公室政治思维来讲述晚明了。

其中,对顾宪成,邹元标,赵南星等人结党控制朝政,有诸多脑补之处。

例如,他认为顾宪成既然做过吏部文选司和考公司郎中,手握实际人事权,就肯定借此搞起了组织,东林党。

在这里,其实东林是不是存在,是有很大争议的。不少明史一等一的专家,例如樊树志,毛奇龄等人,均不认可东林有党。东林在当时的社会下,是一个学术组织,有专家将东林党看作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一阵文坛新风。

顾宪成这个人,也没有那么大权力,遥指朝政他是做不到的,朝廷第二次用他,给了他一个南京管膳食的小官。就是因为朝内反对声太大。倘若他真的遥指朝政,绝不至于如此。

万历后期党争的主体,其实围绕在内阁和六部之间,以言官和内阁大臣为主要参与者。并不是东林与齐楚浙三党。

同样的,东林党如果存在,那么入党标准是什么?是不是只要帮顾宪成说过话或者反对三党和阉党就是东林?这个标准有很大问题,彼时朝政纷扰,经常出现三党反三党,三党支持所谓的东林党的局面。

后期魏阉所做点将录,也不过是把自己的政敌统统算进了东林内。

明月在这里,用了简单的拉组织拉关系的办公室思维,将复杂的党争简单化了。好像拳击比赛,双方选手一目了然。

例如,红丸案爆发之后,光宗驾崩,外臣弹劾首辅方从哲,明月认为这是东林对人不对事,其实是外臣不明情况,皇帝突然驾崩,自然要内臣的首辅方从哲负责。

等杨涟知道以后,还替方老爷子辩护,告诉大家当日情况。

按明月的说法,杨涟不是铁杆东林吗?怎么还替方辩护呢?这里明显是明月把政治斗争简单化了,也可能是史料没看全。

还有对于崇祯,明月的同情之感过重,压倒了客观理性。

崇祯皇帝不是昏君,但确实性格缺陷严重,多疑又刚愎自用,急躁反复,绝非明君。

同情可以,但是也要指出,大明的灭亡,他要付一半以上的责任,将罪名全部推给大臣是不合适的。

5、对内阁大臣:张璁、桂萼两人极尽讽刺揶揄,甚至直接对其进行人身攻击,而完全不提以张桂二人所主导的嘉靖革新。张璁的功绩在于:清勋戚庄田,罢镇守内官,百吏奉法,苞苴路绝,海内治矣。而桂萼的功绩在于:创立一条鞭法,厉行改革。均平赋役,屡忤官吏。抑制豪强,政绩颇著。后来张居正将一条鞭法推广起来。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看一看田澍教授的《嘉靖革新研究》与《正德十六年-大礼议与嘉隆万改革》。

6、把内阁的权力写的太过夸张。在此书里,内阁首辅已经凌驾于皇权之上,但明朝是君权高度膨胀之时期,内阁本就是皇权膨胀的产物,被皇帝严格控制。虽然内阁有票拟权,但票拟的采纳与否主要取决于皇帝的批红。甚至内阁运行还要受制于司礼监。

《明神宗实录》:“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之威灵,下侵六曹之职掌,终以取祸。臣备员六年,百凡皆奉圣断,分毫不敢欺负。部务尽听主者,分毫不敢与闻。”

内阁制度在本质上讲,就是皇帝的顾问内侍兼秘书机构。如果皇帝比较懒或年幼暂时不能亲政,内阁的权限就稍大一点。例如:隆庆朝、万历朝时期。但如果皇帝比较勤政,内阁的权限就很小。例如:崇祯朝时期。更换内阁如换手纸。

7、对明末辽东局势的描写,有失误之处。例如:对孙承宗和袁崇焕的杰作(关宁锦防线),其论述和看法有待商榷。从书中的内容来看,当年明月不懂军事,无论是战略还是战术都不懂。过度吹捧孙承宗,贬低熊廷弼,明显偏心。

8、嘉靖朝大议礼一节中,把杨廷和杨慎等人描写为无理取闹之臣,强迫皇帝乱认爹,没事找事。其实皇帝出自旁支,必须认先帝为父,而不能以本生父母为考妣,推崇本生父母为皇帝皇后的做法,是见讥于当世的。这才是儒家正统礼仪。逻辑上不存在杨等人毫不占理,无理取闹一说。

9、说《西游记》是禁书,因为书里有“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事实上《西游记》原著从金陵世德堂本明万历二十年左右发行以来,从来也没有被禁过的记载,那时候嘉靖皇帝早已亡故多年。时间线对不上,亦不存在嘉靖皇帝忌讳车迟国迷信道教的说法。嘉靖朝禁《西游记》,这一说法实属缪误。恰恰相反,它还是畅销小说,老少皆宜,出版社常年印刷,其火爆程度堪比现代的金庸武侠。根据西游记续写的同人小说还有《南游记》,《后西游记》,《西游前传》,里面的诗词也被其他小说频繁拿来用,单《封神演义》就抄袭了西游28首诗词之多,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游也都没有被禁的迹象。确实曾经有一部书禁书《李卓吾评西游》,但仅一个评本被禁,归根究底也算不到原著身上。在《明朝那些事》之前,从未有过《西游记》被禁之纪录。中国历代禁书大约268种,一部分禁书是很露骨的黄书,另一部分禁书无法出版的原因不详,例如:《水浒传》。

奇怪的是,这种东西其实上网随便一查就能知道,结果当时全网竟然没有一个人质疑他,跟着吴闲云一起传颂极广。除了当年明月,还有跟当年明月一起对话的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学会会长毛佩琦。

10、有些地方,颠倒时间顺序。例如:

(1)正德伏诛宁王宸濠那段,明武宗朱厚照是先于正德十五年九月“渔于积水池,舟覆,救免,随不豫”,而后”冬十月,次通州“,最后“十二月己丑,宸濠伏诛”,跟江彬无任何关系。

宁王叛乱之时,明月说武文定和王守仁不认识,其实不对。1516年赣江叛乱,王守仁剿匪之时,武文定曾受过王守仁指挥,而宁王叛乱在1519年爆发,所以他俩认识。

(2)据《明史》记载:张居正考上举人之后,顾璘才把腰带赠与他,而非明月所说,顾璘在乡试前,与张居正攀谈,见其“少有大志”就解下腰带赠予他。

(3)万历朝鲜之战爆发于万历二十年,在明月笔下直接提前一年开打。

11、对一些官职有误解之处。例如:明月说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任命解缙等七人为殿阁大学士,参与机务。

根据《明史成祖本纪一》:“(建文四年)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故俨同入直,并预机务。

朱棣初建内阁时阁员只是翰林院侍读、编修一类的职务,无殿阁大学士之头衔。

12、第五部万历朝鲜之役的BUG较多,例如:

(1)著名的“村长械斗论”,因为日本战国兵力即便放在古代世界战场上都不算少。因为萨尔浒之战中,明朝官军的兵力和后金(反贼)差不多,都在九万左右;而同级别的日本战国时期的关原之战,双方各投入兵力八万左右。

所以日本战国兵力并不少,可供使用的部队基本可以和明朝相抗衡。本人反对精日,但“村长械斗论”这种说法不仅起不到黑日本的作用,反而让人感到可笑。

(2)认为日本天皇是吉祥物。因为从二战结束,麦克阿瑟给日本制定新宪法以后,天皇才变成吉祥物,古代和近代的日本天皇明确有部分实权,不能理解为吉祥物。

(3)认为龟船是朝鲜军队主力并贬低朝鲜战斗力。

因为受制于资源,李舜臣无法大规模建造龟船。龟船的成本明显高于板屋船。龟船仅作为朝军的冲锋舰艇来使用。龟船的作战策略是:首先,冲进敌军队内,打乱队形;然后趁敌人没反应过来,四面放炮,这时,主力再跟上收人头。

(4)日军4番队主将是毛利胜信(毛利吉成),不是岛津。

(5)还有明月对本能寺之变的解释不靠谱,非常容易误导人。本能寺之变是日本战国第一迷案,日本史学界撕逼几十年也讨论不出结果。

(6)还有一些BUG就不在本文一一赘述,因为数量较多,太占篇幅。

13、其他。例如:在《徐霞客游记》里提及徐宏祖每到名山大川都会找当地的寺庙借宿,而寺庙普遍都有客房,并非明月所说的随意找个地方打地铺。;过分夸大明朝火器的威力。;捏造方孝孺灭十族。;夸大「朵颜三卫」作用。;抹黑海瑞。;洗白明朝官员贪腐问题……细节。

《明朝那些事》硬伤/私货较为明显,大部分不符合史实,存在一些容易误导人之处,但是由于文笔通俗,获得了广大网友的热捧,这本书对很多人影响深远,甚至于把他当做了正史就先看过《三国演义》自认懂三国,这又是多么的可悲。《明朝那些事》作为市井小说也罢,可是却堂而皇之登上畅销书TOP。

有个人说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我在酒桌上跟人胡侃的时候说了“朱祁镇不是个好皇帝,但是个好人”

旁白大哥笑笑“你是看的《明那》吧,其实……”

当时羞愧万分,回来就在贴吧发了跟题主差不多的问题⊙∀⊙

现在早就想明白了,装币失败的愿因并不是明月的“私货”,而是自己非要在不熟悉的领域装这个币。

如果《明朝那些事》是正史,那么:《三国演义》(罗贯中)、《东周列国志》(冯梦龙)、《历代通俗演义》(蔡东藩)……都是正史。(蔡东藩的《民国通俗演义》还真是记述准确,九成以上内容,基本符合史料记载。谁让蔡东藩是民国人,写民国事呢。)

《明朝那些事》在第一部有一小节,论地主是如何养成的,用非常轻松诙谐的方式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农民不断损失土地,地主不断增加土地,矛盾到一定程度引发暴力重新分配,成功者成为新的地主,也就是改朝换代。这是一种对待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书中也原封不动的引用了那句话:中国农民起义两千年,就为了一块土地。

但是,随着内容像明代晚期发展,明朝那些事儿之前的这种格调变了,或者说当年明月本人变了。

大结局中,关于明朝的灭亡,书中居然用了气数这两个字来解释。道理就是东北的后金和内地的农民起义同时发难,顾此失彼。其实这些历史并不是偶然,与后金议和全力对抗农民起义?这太不政治正确了,文官不答应,镇压农民起义?卫所制早就崩坏了,只能靠将军收下募集的精锐打仗,当明朝镇压农民成功时,也就收货了一大堆军阀,到时候亡与不亡有什么区别呢?或者一直撑下去,等西方人来开拓资本主义市场的时候,等到准噶尔崛起的时候,大明还是要亡啊。当然了,明朝的灭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是很容易概括出来的,但至少当年明月可以列举一些主流的观点,让读者自己思考,远远比气数二字有说服力。

另一个比较明显具有唯心主义的地方是万历年间的抗倭援朝战役,这部分内容当年明月写的还是很成功的,现在很多人提起日本战国必提村战,县长,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是关于丰臣秀吉当年明月花了很多笔墨写他的能力(当然更多是调侃)然后以突出其野心。其实这件事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还是必然的,因为丰臣秀吉的统一并不完美,很多地方实力派依旧存在,日本当时还主要以封地来分配胜利果实,有德川家康这种他搞不定的家伙,日本的土地就那些,你怎么给新贵分享胜利果实呢?

所以并不是秀吉有野心打朝鲜,而是日本的国情决定了当时日本必须对外扩张,所以当时有的日本将军很卖力,因为他们有着土地的需求而且秀吉会满足他们,有的将军就很划水,因为他们知道打赢了分地时候也没他们啥事,至于之后德川家康不对外打了,因为国内再一次内战,打死一部分人,土地不就够分了吗?

《明朝那些事儿》个人主观性太强,往往一下子把人吹捧上天

夸张化的描写、脑补人物感情之类的都不算错误,这是通俗历史小说(算小说吧?)必须的。

错误其实也有不少,我注意到的错误就有好几个,包括只描写一个方面以至于有误导性的陈述。

我认为这套书最明显的主观性,是作者偏爱明朝,美化了明朝的有些人和事,以至于在作者笔下有些昏君也是明白人,佞臣也可圈可点,党争只是一台戏,权谋之术是一门生存技巧。

例如,作者说:“万历年间,许多地方衙门里面压根儿就没有官,也没有苛捐杂税、贪污受贿……”这样看来,似乎这个明朝灭亡之源起的时期,是政治清廉、赋税极少的了?

史实呢?万历年间,朝廷专门派税使及太监到地方收税,且在官方規定税额外,任意征收苛捐杂税,机户面临破产,机工面临失业。且因当时经济重心已经南移,所以税收尤以苏杭为重。

作者不仅对明朝有些皇帝评价不客观,对有些邻国的评价也不客观。在作者眼中,明朝地大物博、人才辈出,当时的周边国家、民族皆为蛮夷,他们武器落后、战术低级。这在万历三大征之朝鲜战争中体现得最明显。

作者笔下的日军将领,脑子迟钝,只会逃跑。朝鲜军队毫无战斗力,不堪一击(除李舜臣外),而明军所到之处,战必胜,攻必克。但事实上呢?

史书记载大明朝是“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共计消耗白银近800万两,出兵数十万,反复与日军拉锯战,最终异常艰苦地赢得了胜利。这场战争具有重整整个东亚军事格局的影响力,大明王朝因为它,耗尽国库,以至于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无力镇压后金(清),致使后金终成心腹大患”。

作者对有些事物的评价也不够客观,吹是他最惯用的手法。

例如,《明朝那些事儿》中把关宁军吹捧成天下第一强军,对宁锦防线也吹捧至极。

其实关宁防线根本不是防线,而是进攻基地,因为敌军可以轻易绕开,而且这个战略有一个很大缺陷,或者说一个很大代价,那就是十分烧钱。

各种军械、城堡、军饷、物资等,都要投入大量金钱。后期关宁成了明朝政府财政支出上最头疼的大问题。总之,宁锦防线战略作用有限,投入却巨大,性价比不高。错误不胜枚举,不过考虑到这只是商业畅销书,就不必苛求了。随意举两点吧:宁远卫城从未有过什么山字墙,无论是史书描述还是亲临实地本人都亲自考证过;红衣炮所谓糜烂数十尺,打死北骑无算等夸张性描述,原型出自明季北略这类半评书话本似的资料,明季北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各位自己搜搜看看其中的内容就知道了,作者绘声绘色的描述细节,犹如身临其境,哈哈哈哈。

写明史,红巾军的作用没有写,刘福通是个人物,乱世英豪,北伐的红巾军很猛,也抗住了大部分元朝的压力,得以让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能种田发育。

《明朝那些事儿》第七册,也就是讲述明朝灭亡的一册。但是作为读者读起来非常别扭,因为你完全感觉不到明朝是一个要灭亡的王朝,从头开始就是一个又一个猛人出现,击败了n次农民军,但是到最后,突然告诉你,崇祯找歪脖子树了,莫名其妙大明就亡了。作者轻飘飘的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白银减少和小冰期。最后概括为“气数已尽”????最后作为读者读起来,很难明白明朝到底是怎么灭亡的。虽然当年明月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自己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研究阅读了许多有关明朝历史的书籍,正史,野史,典籍记载以及相关研究的著作,从这个角度看,当年明月是完全没看懂明史。

诚然他是一个非常热爱明朝的人,没有这份热爱,是不可能写完这七册明事。关键也是这份偏心的热爱,让他很难讲明白明朝是怎么灭亡的。搞笑不?好好叙事就行了,乱煽什么情……

明朝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来看看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

尤其是:我大明不割地不纳贡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现在这句话流传十分广泛,似乎已经成为了真实。然后,纸是包不住火的,这句话真的看着就烦,假的要死,来揭穿这句谣言。

明朝真的不和亲吗?明朝初期,北元和朝鲜半岛的后高丽王朝关系不错。为了分化北元和后高丽的关系,朱元璋向后高丽的使者表达了和亲的愿望,并且是明朝嫁出公主。没想到,后高丽不久就灭亡被李朝取而代之,随后朱元璋又向李成桂提出了和亲的要求。然而,李成桂担心公主凭借明朝为后盾控制朝政,于是拒绝了这一门亲事。此后,朱棣再次提出和李朝和亲,依然被拒绝。这哪是不和亲,明显是想嫁公主没有嫁得出去好吧。谁说明朝从不和亲,朱元璋和朱棣都提出过,只不过被拒绝了

实际上,明英宗时期,明朝和瓦剌和亲了。在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被俘虏。为了迎回英宗,翰林晥侍讲学士周叙上书称:“为今之计,先须博选辩士,卑辞重币,暂为父兄屈,谕以昔时通好,恩待如此之厚,今因奸臣误国,兴兵构怨,遂失南北之欢,若能即返圣驾,则结好和亲,世世利赖”。在夺门之变后,明英宗夺回了皇位,开始履行和也先达成的协议和亲。为了面子,明英宗将和亲说成是互市,《杨继传》记载“互市者,和亲别名也”。

明英宗回来后,不仅和瓦剌和亲,还赔了不少的钱,只是为了面子就改了名字。明穆宗朱载重时期的兵部尚书方逢时曾明确说“和亲辱也,赂遗耻也。今曰贡,则非和亲矣;曰市,则非赂遗矣”。也就是说,和亲、赔款都是耻辱,但是我们改称是进贡、互市就不觉得耻辱了。这说明明朝还是非常无耻的嘛。

明朝的赔款不止是这一次。再举一个例子吧。嘉靖时期,蒙古俺答汗不断进攻边疆。1550年,俺答汗进攻大同,宣府大同总兵仇鸾“惶惧无策”,于是用了大量的钱财贿赂俺答汗,让俺答汗进攻其他地方。俺答汗一高兴,直接就打到了北京,史称“庚戌之变”。

面对气势汹汹的蒙古军队,明朝北京的5万禁军“涕泣不敢前”,都哭成一片了。于是兵部又征集4万军队上前线,结果明朝军队“怯不敢战”。嘉靖皇帝让仇鸾统辖大军,仇鸾不敢和俺答汗交战,不敢对俺答汗的军队放一支箭,还将自己的军队伪装成蒙古军,进入北京周边“劫掠民财”,“民苦之,甚于虏”。后来,在嘉靖皇帝的政策是:先让俺答汗在北京抢个够,然后送去大量的“皮币珠玉”乞和。最后,俺答汗将北京洗劫一空,并且得到了嘉靖皇帝的赔款,高兴地回到了大漠。这次庚戌之变,是明朝历史上最耻辱的事件之一。

1570年,发生了俺答封贡事件,表面上是俺答汗对明朝称臣了,双方进行了互市。但是奇怪的是,明朝还要每年交给俺答汗一定的钱财,被称为“市赏”,“岁赐”。实际上,“市赏”“岁赐”就是北宋给辽、西夏缴纳“岁币”是一个意思,只是名字变化了而已,这样明朝的面子勉强能够挂得住。

关于“岁赐”是多少,明朝官方没有明确的记载,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后来,蒙古还利用各种条件要挟明朝增加“岁赐”。在明朝末年,林丹汗成为了漠南蒙古大汗,明朝每年给林丹汗的“市赏”超过了100万两。直达1635年林丹汗被清朝所灭,明朝对蒙古的“市赏”才宣告了终止。从俺答汗到林丹汗,明朝给蒙古赔了60年的款,相当于交了60年的保护费。

最后,我们来看看割地了吗?朱棣时期,明朝的疆域面积大约是600万平方公里,然而在“仁宣之治”时期,明朝就撤销了奴儿干都司、交趾布政使司,面积萎缩到了400万平方公里。当然,按照明朝官方的说法,这是“弃地”,不是割地,本质上并无区别。另外,澳门不就是葡萄牙人在明朝时占领的么?这不是割?

明朝中期,关西七卫完全失去,河套平原失去。万历年间,缅甸不断进攻云南,导致云南外夷土司全部沦陷。此时,明朝的疆域面积只有300多万平方公里。崇朱棣到明朝后期,明朝本来就不大的土地一共失去了300万平方公里土地。

而且,在明朝是不能够说收复失地的。在嘉靖年间,三边总督曾铣请求嘉靖皇帝派军收复河套,然而严嵩诬告曾铣“交结近侍”、“罔上贪功”,于是嘉靖皇帝就处死了曾铣,从此明朝大臣没有一个敢说收复国土的事情。

出了古往今来唯一一个天子叫国门,给也先立生祠的皇帝。天子为啥守国门,朱棣心里没点数么?

综上所述,明朝是有和亲,有赔款,有割地的,只是为了面子改成了“互市”“市赏”“弃地”了。那么明朝有没有称臣呢?我认为,明朝在1644年之前是没有称臣的,毕竟明朝是一个爱好面子的王朝,称臣这种事不会干。不过呢,如果将南明也算入就不好说了。南明的永历皇帝为了皇帝都直接改信了基督教,对罗马教皇称臣,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年明月为了让大家看个爽,行文中一直都有一个正义的一派,还有邪恶的一派,正义最终都能战胜邪恶(大臣战胜刘瑾,徐阶战胜严嵩)。这样的写法让不了解历史的读者看的非常有意思,毕竟硬核的历史书很难让人看入迷。

可是,历史,大多数情况,没有明确的正邪之分。这种正义战胜邪恶的写法,第七册非常成问题。之前明朝都是正义的一方,但是明朝灭亡了。当年明月带入自己的思想感情,强烈的倾向明朝,并不是很中立的去讲述历史,让读者看最后一本很迷惑。我个人认为第七本也是他的最大败笔。朱祁镇朱祁钰朱见深这三朝的事可以当平行世界看,因为存在基础错误和选材问题;多处阴谋论脑补的问题,实际上有些是个人知识面上的问题,心智的问题,甚至于当年明月没什么史观。

明英宗朱祁镇这么个昏君,执意听信太监出征被俘,虽说朱祁镇听“老师”王振的话,但最后拍板决定的人还是朱祁镇,所以说土木堡之变他应该负全部责任;复辟后残杀忠良等这都美化带过,洗地达人啊。当年明月说他是个好人,真好,好个伉俪情深、母慈子孝。

1.明英宗一个一仗送了大明百年基业,再因为私欲杀害一代贤臣于谦的人,怎么能算好人?可是当年明月活生生把他洗成好人。着力渲染跟钱皇后伉俪情深这事,钱皇后用针线给他补贴家用,他还到处搞女人,在南宫待着的8年里,朱祁镇多了10个孩子,然后钱皇后做东西卖钱养活这一大家子。钱皇后太惨了,这叫做只爱钱皇后一人?肯定是代宗弟弟虐待哥哥朱祁镇,南宫连块树荫都不给哟,害得朱祁镇整天躲在宫殿里啪啪啪地日嫔妃,想累得他哥精尽人亡吗?好恶毒喔!朱祁镇好人呐。

与钱皇后合葬就是感情深?中国历史上皇帝跟皇后合葬不是常规么?还有说什么死前废除殉葬,而他重柞时,明代宗朱祁钰去世后,他可是让朱祁钰的嫔妃殉葬毫不含糊。不杀自己的妃嫔是好人,杀别人家妃嫔欺负死人就是功德无量?双标溜的很啊。当年明月真不愧是公务员,膝盖就是软。

他在里面特意强调一下明朝是法治社会…….我想问大明律跟法治社会沾边吗?这个公务员是傻掉了。对于从明中期开始明廷各种的腐败、吏治上的失误,武力上的废弛。全都推卸给地方官等一系列毫不重要的人身上。皇帝的腐败以及大臣的贪婪都是情有可原的。满目又蠢又坏,遍地哭笑不得。

2.当年明确深刻刻画了朱祁镇与袁彬的深厚友情,袁彬为了他九死一生,把他带回国,他得势以后怎么对他这个“朋友”的?朱祁镇复位之后,门达诬陷袁彬,朱祁镇说随便门达怎么整袁彬,不整死就行“任汝往治,但以活袁彬还我。”这是连基本的人性都没了。朱祁镇复辟之后,把镇守大同的郭登判了死刑,然后减刑贬到甘肃。一个为了保护一方百姓的良将,朱祁镇就是这么对待的。当年明月你有这样的朋友?

丧师辱国,破先祖百年基业是为不孝。朱祁镇鉴于靖康之变的历史经验,为外夷叩关,充当带路党,这是要超越宋徽宗为民族融合做贡献吗?清代雍正朝打西北的时候,随行笔帖士都自刎拒俘。朱祁镇是怎么有脸活着被俘然后回来然后重新登基的呢?明英宗都不如徽钦呢,居然被评价是个人见人爱的好人,这是天大的讽刺。当然宣德皇帝朱瞻基放弃了开平卫和大宁城,使得本来处在二线防御位置的宣府和大同成为一线防御,也间接导致了之后英宗土木堡之变的惨案。

英国公张辅一个跟着朱棣横扫漠北,自己平定安南的战神,一个陪着三杨建立仁宣之治的贤臣。带着75岁高龄,跟着朱祁镇把命送在了土木堡。据说还没能留一个全尸…但凡朱祁镇有一点脑子,让张辅带着明军,自己和王振在大营里随便吃喝玩乐。也不会有土木堡这档子事。整个大明最会打蒙古人外族人的人就在身边不用,跑去用个死太监,歌颂这种人是不错的皇帝,是好人,想想就气不打一出来。

钱皇后一生守候,换来他和别的女人生子也罢,但是别吹嘘伉俪情深啊。为其私欲,杀为他擦屁股,拯救大明百姓的千古忠臣于谦,是为不仁。得势之后,对和他共患难的挚友如弃蔽履是为不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这是个好人的?蒙古导游,名臣杀手朱祁镇应该受到千古唾骂。

朱祁镇这哥们咋样,在穿越话题中,有这么个话题,各路人物穿越到赵构身上,结果大都一致同意穿越委员会禁止一切脊椎动物穿越到赵构身上,朱祁镇除外。

当年明月洗白朱祁镇,引发了网路上洗白朱祁镇热潮。朱祁镇是明朝乃至中国帝王史都有一定地位的昏君、庸君、烂人、汉奸皇帝。明月不知为毛要美好朱祁镇那个智障?后面的木匠师傅都比这个货强。朱祁镇一生黑!说朱祁镇是好人已经不能忍了,说朱见深连好人都不是?

说一个皇帝:是个好人,不是个好皇帝。不能算是美化,但是对于朱祁镇,这绝对是过分美化。

3.当年明月写人物的最大问题是,歌颂一个人的好,就无止境的吹嘘(平日也是这么吹领导的?)比如朱佑樘出生这段为了突出“人性的光辉”而篡改事实。朱佑樘的母亲淑妃纪氏美丽机敏、通文字有才华而受宠,并不是相貌平平但为人端庄什么的。事后纪女史发现自己怀孕,非常恐慌,吃堕胎药而没有效果,这段书中完全不提。万贵妃知道后非常生气,派宫女去究治,宫女怜悯纪女史而谎称纪女史是得了肚子肿胀的病,这段书中有提。纪女史生下朱佑樘后大惧,要守门宦官张敏把孩子溺死,张敏认为不该放弃而把孩子抱走抚养。这段在书中被篡改成了万贵妃派张敏溺死孩子,被张敏偷偷抗命抱走抚养。书中所有纪氏因畏惧而想要杀孩子的事件都被删除或篡改了。

后来张敏梳头时将孩子一事告诉朱见深,其实是怀恩开口说的,书中这里把怀恩去掉了。之后皇帝派人来接皇子、纪氏与孩子告别等,书中基本符合历史记录。纪氏被害死,追封淑妃。张敏听说后甚为惧怕,吞金自杀而死,书中为了突出张敏形象而没提张敏是畏惧而死。

明朝那些事儿原话是这样的:“听到纪妃去世的消息,宦官张敏苦笑着叹了一口气:‘这一天迟早会来的。几天之后,他在后宫吞金自尽。”明史是这样的:“敏惧,亦吞金死”。明朝那些事儿把张敏的“惧”删掉了,换成了大义凌然英勇就义的感觉。

万贵妃热衷于后宫堕胎,是中国最早的计生委主任,却一字不提。

3.明宪宗朱见深是个明君,至少前期是个明君。成化年间他任用李贤、商辂、彭时等贤臣,平反于谦,减免税负,平定叛乱等等,史称成化新风。在书中为了把朱见深塑造成一个懦弱无能的年上控,把成化新风完全删掉了。为啥黑明宪宗?原来是为了吹一波明孝宗、明武宗……孝宗治国好啊!治理得岁岁疆无,把河套都丢了。明武宗武功卓绝啊,那战功说起来都牙碜。

4.张璁是成就非常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而且为官清廉,历史评价极高,有人把他与范仲淹相提并论。在明事中,简直像跟张璁有仇一样,完全不提张璁的政绩、改革,清理皇庄,抑制土地兼并,首创一条鞭法,把张璁说成是一个投机起家、无所事事、心理变态、惨淡收场的弱智。张璁是议过礼、整过人,但他的贡献也非常大。书中这是篡改历史事实,使读者对张璁有非常大的误解,也使张璁的形象过于平面化,不利于小说塑造人物,不知道为何要这么写。

5.嘉靖帝最聪明!聪明到被鞑靼骑兵围城北京、怂的屁都没敢放一个?嘉靖的不上朝被轻飘飘地归结为有宫女想害死他。大礼议之争被表面化,杨廷和被拔高。

6.张居正改革最牛逼,是牛逼,他自己就是利益集团的人,向盐商张四维家族纳投名状,搞掉了曾实行九边屯盐的庞尚鹏,你告诉我,一个既得利益者怎么能改革成功?老蒋派小蒋去上海滩打老虎?打到自己头上?

可以看出这些错误都是因为先给人物定性,然后再把史料往人物性质上靠的结果。也因为这一点,明事的人物往往太简单化了,如果把真实史料列出来,人物会复杂很多。虽然当年明月在书中也多次说到一个人是不能非善即恶的,也没有直接以善恶定性人物,但他给人物定性质、性格,然后人物的一切都围绕设定转,和非善即恶实际上是一个道理的,虽然可以使明朝那些事儿更容易阅读,但是舍弃了部分真实性,也可能丢失了人物的立体性。所以看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可以配合维基百科乃至明史原文,以便更加深刻的理解这些历史人物。

有人没有意识到篡改历史的严重性。明朝那些事儿是广泛流传的通俗历史小说,并号称有据可查、基本符合史实,但是对有些重大问题上却篡改史实,造成误解。就拿上面说过的张璁为例,张璁几百年都被认为是贤相,他的改革卓有成效,不愧对国家。这样一个人却在当代突然变成了一个看过明事的人大多唾弃的卑鄙无耻的废物,可以说张璁一世英名却被明朝那些事儿给毁了。看过明史的人少之又少,看过明朝那些事儿的人却非常多,其中大部分人偏偏又把明朝那些事儿当史料来看;这些人再把“张璁小人”这一信息传播给别人,张璁的民间形象就完全毁了。这非常恶劣。毛文龙的战绩和明史记载是反着过来,然后过分吹嘘永乐时期,部分内容甚至是直接摘抄了明史讲义的内容,有一讲一很多内容都有问题,比如朱文正,朱文正是当场被鞭死,而不是软禁而死,详情可以看看朱文正考。这可以当做一本打着历史旗号的普及读物,但不要以为读了这部书就了解了明朝的一切。该书对明朝诸帝多有美化,完全没了客观。

不知道客观为何物

1.代宗虐待他哥哥朱祁镇,连块树荫都不给哟!害得朱祁镇整天躲在宫殿里啪啪啪地日嫔妃,想累得他哥精尽人亡吗?好恶毒喔!

2.明英宗朱祁镇鉴于靖康之变的历史经验,为外夷叩关,充当带路党,想把他老婆、女儿、老妈送进浣(慰)衣(安)局(所),为民族融合做贡献,当年明月说他是个好人,真好,好个伉俪情深、母慈子孝。

3.热衷于万贵妃堕胎、孝宗私养宫中的野史八卦,却一字不提王越扫北,红盐池、威宁海、黑石涯、收复河套,长途奔袭,封狼居胥,这些都没有提……反而把明宪宗黑得渣不是,为啥黑明宪宗?原来是为了吹一波明孝宗、明武宗……孝宗治国好啊!治理得岁岁疆无,把河套都丢了。明武宗武功卓绝啊,那战功说起来都牙碜。

4.《明宪宗实录》《明史》《明朝那些事》都说万贵妃宠信奸佞汪直,汪直真是奸佞,带着王越,四处暴打女真、蒙古,边疆大定,万贵妃真是千古第一奸妃。孝宗刚继位时就不信奸佞汪直,重用一堆贤臣,等到边疆乱成一锅粥,又把奸佞迎回来了……

5.张璁、桂萼被黑得最惨,清理皇庄,抑制土地兼并,首创一条鞭法,这些都没提,却说他们都是投机小人……

6.嘉靖帝最聪明!聪明到被鞑靼骑兵围城北京、怂的屁都没敢放一个?

7.张居正改革最牛逼,是牛逼,他自己就是利益集团的人,向盐商张四维家族纳投名状,搞掉了曾实行九边屯盐的庞尚鹏,你告诉我,一个既得利益者怎么能改革成功?

不要打着是小说的旗号

有人说当年明月也是一家之言,何必当真,就当是戏说明朝了,当作小说看看就行。

哎,你真是没有看过。当年明月说自己的《明朝那些事》是参考各种史料写的,封面上迄今为止唯一全本白话说明朝大历史,你说是小说?

只要粉丝不咬着那是正史,一切好说。

这套书要是正史,我只能说蔡东藩的历代演义也是正史……不过说起来蔡东藩的《民国演义》还真是记述准确,谁让人家是当时人写当时事呢。

当年明月喜欢循规蹈矩的体制内官僚,这种立场贯穿全书,而且他的什么“人性光辉明孝宗”……

夸大了朵颜三卫的作用,实际上正史中关于靖难并没有关于朵颜三卫立下汗马功劳的记载。

别的不说,当年明月对王阳明心学完全是一窍不通,随意解释,尤其是对“知行合一”的理解,更是槽点无数。

当年明月虽然非常推崇王阳明,但我可以肯定他并不懂阳明心学,也没有读过《传习录》。

当年明月对阳明心学的误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都是阳明心学的关键所在

一、天理人欲

当年明月认为,王阳明不赞成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他在写到王阳明龙场悟道时,这么描述他所领悟的道理:

随心而动,随意而行,万法自然,便是圣贤之道!

存天理,去人欲?

天理即是人欲。

王阳明真的认为天理即是人欲吗?并非如此。如果读过《传习录》,就知道王阳明经常说“存天理去人欲“。

比如王阳明要求人们“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他说:“欲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则必去人欲而存天理。”

王阳明不可能认同人欲,他教学生们“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

王阳明与朱熹的主要差别,是对于“理”的认识不同。朱熹认为,理是宇宙间的统一规律,无处不在,任何事物都有理。而王阳明则认为,理仅仅是人的道德情感、道德冲动。

二、知行合一

很多人都误解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认为就是“理论结合实践”的意思,当年明月也是这么误解的。

比如当年明月这么解释“知行合一”:懂得道理是重要的,但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

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

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可惜的是这并非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内涵。

王阳明“知行合一”中的“知”,并不是指“知识”,也不是指“知道道理”,而是特指“良知”。

王阳明认为,每个人的本心都知善知恶,这就是良知。比如小孩子从小就知道敬爱父母,这就是良知。每个人都知道偷盗是不对的,这也是良知。

良知不仅是知善知恶,还是好善恶恶。比如你看到好人好事,都会由衷的开心,看到坏人坏人,都恨不得冲上前踹两脚。

既然人都好善恶恶,所以会体现为一种潜意识的冲动。比如你看到一个小孩子快要掉到井里去了,会立刻忍不住想要拉住他。

所以知和行本来就是合一的。比如你看到小孩子要掉到井里,你不会先想:我应该拉住他,然后再去行动,你会下意识地拉住他,这既是知,又是行。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知而不行呢?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果一个人说自己知道应该孝敬父母,却并不孝敬父母,这说明他的良知被遮蔽了,“孝敬父母”对他来说只是一种知识,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冲动,所以这不是王阳明所说的“知”。

阳明心学的要点就是恢复人本心的良知,让人时时刻刻有为善去恶的冲动,这样人就会自发地为善去恶,这才是“知心合一”。

三、天泉证道

天泉证道是王阳明晚年的一个重要事件。天泉证道之后,王阳明征思、田,死在途中,因此天泉证道可以视为王阳明最终的教诲。

《明朝那些事儿》如此描述天泉证道:

天地竟是如此之宁静,大风拂过了空旷的天泉桥,在四周传来的阵阵风声中,王守仁高声吟道: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钱德洪与王畿一言不发,摒气凝神,记下了这四句话。

此即为所谓心学四决,流传千古,至今不衰。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所谓天泉证道,是钱德洪与王畿对于王阳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产生争论,因此求教于王阳明,王阳明分别肯定、印证了两人的观点,让他们两人相互学习,不可偏执。

大致经过是:

王畿认为:“心体既然是无善无恶,那么意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知也是无善无恶,物也是无善无恶。”而钱德洪则说:“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但是人被物欲沾染得久了,就会有善恶之见,所以要为善去恶,正是为了恢复本体的无善无恶。”两人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相约第二天请教老师。

王阳明分别听了他们二人的观点,说道:“你们俩说的都对。但是王畿的观点只能说给上根人听,而钱德洪的观点只能说给中下根人听。把你俩的观点结合起来,就没毛病了,可以说给所有人听。”

那么王阳明的四句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无善无恶是心之体”并不是说心体真的非善非恶,而是说心体,也就是人的本心,是判别善恶的标准。符合本心的是善,不符合本心的是恶。本心比善恶的层次高,所以本心自身不能说是善是恶。

比如符合法律的是合法行为,不符合法律的是非法行为,但是法律本身是合法还是非法呢?我们只能说它既非合法,又非非法。因为法律本身是判断合法还是非法的标准。

如果一个人能彻悟本心,他的一切行为都是符合本心的,所以他没有善恶之念,但做的所有行为都是至善无恶的。这是王畿的观点。

但是大部分人的本心都会被私欲遮蔽,因此会有善念、恶念之分,那么就要努力为善去恶,以求恢复本心的清明。这是钱德洪的观点。

王阳明认为,要将王畿和钱德洪的观点合起来看,才是完整的心学要旨。

而这才是天泉证道的真实情况。

开头错误就不少。

如《明朝那些事儿》第一部第一章《童年》里关于朱重八的名字是这么说的:

取这样的名字不是因为朱家是搞数学的,而是因为在元朝,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

按当年明月的意思,朱重八这个名字是“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的,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朱元璋生于元天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不是八月初八,出生时父亲朱世珍四十七岁,母亲陈氏四十二岁,二者相加也并非88。朱元璋十六岁的时候,父母先后亡故“皇考终而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朱元璋出生时,其父母年龄相加等于九十一,如果这样的话,朱元璋应该叫朱九一才对啊!取名“重八”,实际上是家中的行辈数字,朱元璋之前,家中有三个哥哥和四个堂兄,分别取名为重一、重二、重三、重四、重五、重六、重七,因此为他取名“重八”。而且这也不是元朝政府的规定,只是当时的民间习俗而已。当年明月这个说法也增强了大家对元朝种族歧视的印象元庭真特么太坏了,竟然管东管西管老百姓起名字,真是岂有此理。然而,元朝对于社会控制很弱。根所谓的“人分四等”、“九儒十丐”等只是传说。连朱元璋后来都说:“元以宽仁失天下”那么元朝“宽仁”到什么程度呢?有别于其他朝代,限制言论自由禁锢文人思想,元朝统治期间对知识分子的管理松散,元朝无文字狱。律法松懈导致元朝统治下的国家,就算你发犯法了也不会受到太重的处罚。

当年明月的这种错误的说法与或许于清朝人俞樾在《春在堂随笔》的记载有关,他在书中写道,“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而以行第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当年明月在解释这个问题时,还出现了一些误解,俞樾说的是“行第”,也就是兄弟排行,而当年明月说成“出生的日期”。朱元璋高祖名叫朱百六,生了两个儿子,分别叫朱四五、朱四九。朱四九生了四个儿子,即朱初一、朱初二、朱初五、朱初十。朱初一生了两个儿子,即朱五一、朱五四。朱五四就是朱元璋的父亲。世上哪有那么凑巧的事情,所有兄弟们的生日都是在同一月?“出生的日期”作为命名标准并不完全正确。“四”、“初”、“五”是字辈,也就是“行第”。这样一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朱重八名字的由来。朱四五有四个儿子,老大朱重四,老二朱重六,老三朱重七,老四就是朱重八。那么朱重一、朱重二、朱重三、朱重五又是谁呢?原来他们四位是朱元璋的堂兄。朱元璋的大伯名叫朱五一,朱重一、朱重二、朱重三、朱重五是他的儿子。朱元璋虽然排行第四,但在小家族中排行第八,故名朱重八。同样的道理,朱五二、朱五三,是朱元璋的远方堂伯。

用数字取名不过民间的一种风俗,并非什么官方强制。因为有关元代的各种正史如《元史》、《元典章》,甚至《通制条格》等都没有类似的记载。《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一书收录的大批元代合同里,交易的平民也用得多是非数字的名字。而且在元之前之后也都有以数字命名的习惯。其实以数字命名并非从元朝开始,根据文献资料发现,在北宋时期民间就已经采用这种方式了,并非元朝特有的,也不是强制的。朱元璋发达之后,给父亲哥哥们改了名字,父亲改名朱世珍,大哥改为朱兴隆,二哥朱兴盛,三哥朱兴祖,自己叫朱兴宗,兄弟四人合起来正是“隆盛祖宗”。

按下来,第五章《储存资本》,讲了朱元璋的发家史,也有不少内容值得商榷。

首先,明月说朱元璋离开濠州,只带着徐达等二十四人独自去定远创业,似乎从此朱元璋就已经脱离了郭子兴。

此时的朱元璋,站在濠州的城门前,看着自己身后的二十四个人,他知道,迈出这一步,他就将孤军奋战,或者兵败身死,或者开创霸业。

但按《太祖实录》:“是时彭赵二人驭下无道,所部多暴横。上观其所为,恐祸及己,乃以七百人属他将,而独与徐达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远,中途遇疾复还,半月疾始间。”

显然,朱元璋未到定远,中途就因病回到了濠州。

然后就是招降驴牌寨事件:

朱元璋又来到了定远。对于他而言,拉壮丁已经是轻车熟路,很快他就组织了上千人的部队。他听说在定远附近的驴牌寨有一支三千人的部队,现在孤立无援,需要找个新老板,于是朱元璋打起了这支部队的主意。他亲自来到驴牌寨,一看寨主,大喜过望:“原来是你啊!”

这个寨主他认识,原来还打过交道,而寨主叫他“朱公子”。

两人见面后,照例自然要叙叙交情,我认识谁,你认识不?哦,你说的是那个谁啊,认识认识,还是兄弟呢。还有张三死了、李四病了等等,越说感情越好,就一起吃饭。

在饭桌上,朱元璋终于说出了他的来意,既然目前你们没有主,不如跟着我混,将来混出名堂,有你们的股份。寨主也真是个实在人,马上就答应了。

朱元璋非常高兴,可是他忘了中国人的习惯,酒桌上的话只能信一半,有时一半都不到。

朱元璋后来估计会想:当时实在应该签个合同的。

三天后,朱元璋的使者到了寨中,寨主热情地接待了他。来啦,快点请坐啊,别客气,您这趟来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这个我们还要考虑下啊。

什么?我已经答应过了?

什么时候啊?三天前?好像没有吧?(回顾手下)你们想想,当时有吗?是吧,没有啊。

误会,误会啊,你说的我们一定好好考虑,让朱公子不要急啊。

什么,你要走?别走,再坐会儿。啊,有事就不留你了,回去给朱公子带个好,有空来玩儿啊!

就这样,朱元璋被结结实实地忽悠了一回。

可是朱元璋岂是容易欺负的,他让部下去请寨主吃饭,特别交代是准备了很久的名菜。寨主一听有饭局,屁颠屁颠地就来了,一到大营,朱元璋就把他捆了起来,饭没有吃成,倒是自己成了粽子。然后朱元璋以寨主的名义传令山寨的人转移,就这样三千人变成了朱元璋的属下。

同按《实录》,其实这也并不是朱元璋的个人行动,关于“定远张家堡有民兵号驴牌寨者,孤军乏食且无所属,欲来降”这个情报本来就是郭子兴告诉太祖的。因为“主帅将遣人招之,念无可行者”,朱元璋自告奋勇愿意前往,于是郭就派朱带了“二骑九步”11个人前去招降,对张寨首领说:“郭公与足下有旧,闻足下军艰食,他敌欲来攻,特遣吾相报,能相从即与俱往。”首领当即表示愿意归顺,但之后又变卦想另往他处,于是朱元璋又从郭子兴处“借兵三百”,先是用计生擒了首领,然后“遣人喻其营中曰:尔帅已往观营地,可移军来就。于是营中兵皆出,即焚其营垒,悉驱其众以还,得壮士三千人。”

接下来是攻占滁州,《明事》里说是“朱元璋手下勇将花云即率领上千骑兵以中央突破战术直冲对方阵地,元军溃败,朱元璋率领全军一举攻占滁州。”不知所据何书,按《太祖实录花云小传》,只说“上之取滁州也,单骑前行,中途猝遇贼数千人,顾后骑尚未至,欲退不可,云独提剑卫上横冲其陈而出,贼披靡不敢逼,既而克滁州。”不知道“单骑”怎么会变成“上千骑”来。

而实际上,攻克滁州也并非朱元璋的个人行动,按黄金《开国功臣录》,参与滁州之战的人员还包括有郭子兴部下赵继祖、胡泉、陈春,孙德崖部下孟良等人;同时,另一路濠州红军则由郭子兴、张天祐等随彭、赵主力进攻盱眙、泗州。之后,郭子兴率军前往滁州,又派张天祐、耿再成占领了和阳(这一战朱元璋并未参战,但战后郭子兴任命他总兵和阳)。

如上所言,说明一点,即朱元璋并非如明月书中所说,已经早早脱离郭子兴,独自创业;朱元璋早期的军事行动,如招降张寨、破横涧山、攻略滁和,都是在濠州红巾军的整体行动下完成的。朱元璋凭借其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从一介小卒逐步崛起成濠州红军中的方面大将,但此时尚未取得独立的地位。直到郭子兴病死,濠州红军尊奉龙凤政权旗号,南渡长江,攻占金陵,朱元璋才开始真正踏上独霸一方,开国创业的道路。

故意歪曲壬寅宫变的相关内容,乃至于捏造不存在的事实。

先来看看《明朝那些事儿》里面对宫变的描述:

“这是一个没有动机的案件,参与其中的人却并不是受益者,这似乎让人很难理解。不过话说回来,女人的心理是很难捉摸的,除了妒忌外,也不排除内分泌失调,情绪失控之类的原因。”

说得真像那么一回事啊,要是没看过宫女们的资料可能就信了,但实际上呢?参加的十六个宫女里面,除了带头的杨金英、邢翠莲两人超过二十岁以外,其余人普遍都不满十三岁,甚至还有十岁的,你家女人在这个年纪会内分泌失调?这个年龄连月经都没来!

原因方面也不是什么“没有动机”,嘉靖登基至宫变发生共有超过200名宫女被责打致死,其数目在整个明朝都首屈一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些在书里都统统略过不提。

至于这些年纪在现代只够刚刚升上初中,有些甚至还只是小学的女孩子们最后什么下场,更是只用一句“最终赔掉了性命”轻轻揭过。在当年明月心中,这些宫女就如同阿猫阿狗吗?他们的生命这般低贱?也许在他高贵的“公务员内心”,真的是这么想的吧。

但是明代史学家沈德符在他的笔记中是这样记载当时行刑的场景的:

“在刑场上,刽子手们用庖丁解牛的方式细细地切割着人体,凄厉的叫声撕心裂肺,现场一片惨绝人寰的景象。女孩子们的乳房先被挖出,然后高高举起,接着身上的肉被一刀刀割成首尾相连的长串花瓣条,一条一条包好扔在旁边的筐里,行刑中不断有人递上馒头,用于擦干涌出的血迹……”

参与者的亲属,先后共百余人,亦被处死。

嗯,朱棣杀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的内容在书里就被反反复复地强调是“血腥残暴的大屠杀”,壬寅宫变就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句"最终赔掉了性命",这双重标准是不是玩得太过了啊?

当年明月对王阳明的描写就错得很多,下面举例。

一、

王守仁平静地说道:

“我上次的想法不切实际,多谢父亲教诲。”

王华十分欣慰,笑着说道:

“不要紧,有志向是好的,只要你将来努力读书,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用了,出兵打仗我就不去了,现在我已有了新的志向。”

“喔,你想干什么?”

“做圣贤!”

这次王华没有再沉默,他迅速做出了回复一个响亮的耳光。

《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妖孽宫廷第八章传奇就此开始

求做圣贤可以说是传统读书人的一大理想了,王阳明有那么远大的理想他爹愤怒个什么劲?

事实上王阳明年谱是这么写的:

……先生年纔十一。……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年譜一》,《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三十三,1221頁

王阳明当时才11岁,装着大人口气说:“我要读书当圣贤。”他爹听了笑着说:“(你一个小孩子)想做圣贤啊?”

就像现在一个小孩才上小学六年级,字都认不全的时候,对大人说:“我要发明时间机器,拿诺贝尔奖。”大人听了只会以为小孩子异想天开,最多笑笑而已,没有当回事。

反手一巴掌,有点过了。

二、

不久之后,他到了杭州,在这里的一所寺庙中,他见到了一位禅师。

据庙中的人介绍,这位禅师长期参佛,修行高深,而且已经悟透生死,看破红尘,是各方僧人争相请教的对象。

王守仁即刻拜见了禅师,他希望得到更多的示。

可是他失望了,这位禅师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与他谈论一些他早已熟知的佛经禅理,他慢慢地失去了兴趣。而禅师也渐渐无言,双方陷入了沉默。

在这漫长的沉默之中,王守仁突然有了一个念头。

他开口发问,打破了沉寂。

“有家吗?”

禅师睁开了眼睛,答:

“有。”

“家中尚有何人?”

“母亲尚在。”

“你想她吗?”

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即刻的回应,空荡荡的庙堂又恢复了寂静,只剩下了窗外凌厉的风声。

良久之后,一声感叹终于响起:

“怎能不想啊!”

然后禅师缓缓地低下了头,在他看来,自己的这个回答并不符合出家人的身份。

王守仁站了起来,看着眼前这个惭愧的人,严肃地说道:

“想念自己的母亲,没有什么好羞愧的,这是人的本性啊!”

听到这句话的禅师并没有回应,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他庄重地向王守仁行礼,告辞而去。第二天,他收拾行装,舍弃禅师的身份,还俗回家去探望自己的母亲。

寺庙的主持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上门求佛的人竟然把自己的禅师劝回了家,要让他再待上几天,只怕自己这里就要关门了,便连忙把王大人请出了庙门。

王守仁并不生气,因为在这里,他终于领悟了一条人世间的真理:

无论何时,何地,有何种理由,人性都是不能,也不会被泯灭的,它将永远屹立于天地之间。

正是从那一天起,王守仁意识到:朱熹可能是错的。

他开始明白,将天理和人心分开是不对的,人虽然有着种种的欲望,但那是正常的,也是合乎情理的,强行用所谓的天理来压制绝不可能有任何效果。

《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妖孽宫廷第九章悟道

当时我读到加粗的那一句的时候一脸困惑,这跟朱熹有什么关系啊。

朱熹和王阳明同属于儒家,在辟佛这一点上,他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佛教教义认为包括血缘关系在内的世间万事万物都属空幻。

而儒家讲孝道,认为亲情是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是真实无妄的。王阳明年谱里记载的一个阳明早年静坐的例子就是说明儒家和释家关于这一不同立场的好例。

……先生三十一歲……是年先生漸誤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即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眾驚異,以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遠去,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

《年譜一》,《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三,1225-1226頁

阳明沉迷在静坐里,甚至想着要“离世远去”了。但世间万事都可以放得下,唯独祖母和父亲的事情在念头里放不下,牵制着他不能完全的出世。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明白了,这一念对祖母和父亲的亲情自幼就根植于自己的本性之中,是作为一个人类无法抛弃的感情(“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

这种想法很儒家,而和追求完全出世的道教和佛教格格不入。所以引用文的一开头说“是年先生渐悟仙(道教)、释(佛教)二家之非”。年谱里阳明和禅师的段子就紧接着上面的引用文之后。

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剎,有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什麼!終日眼睜睜看什麼!」僧驚起,即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年譜一》,《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三,1226頁

那禅师虽然坐关三年,但跟阳明洞里习静坐的王守仁一样,心里还有亲情,对自己的母亲不能不想念。王阳明教诲他这“爱亲”之情乃是人的“本性”,最后这禅僧也开悟了,至“泣涕谢”。第二天王阳明再去时这禅僧已经离寺回家去了。

这分明是个辟佛的段子,和朱熹有任何关系吗?如果朱熹在场,肯定是赞成王阳明的观点而不是那禅师的。当时朱熹、王阳明这些宋明新儒家(理学家)的一大贡献就是,将中国人的人生最高理想由中古时的佛教教义挽回到了儒家传统上来。在反对佛教这一基本立场上,朱熹和王阳明并无二致,他们之间的学术思想的歧异并不在这一点上。当年明月显然没有弄清楚。

按照当年明月书里的逻辑,这些和尚出家还是朱熹的思想教唆的了?

三、

官宦出身、前途光明的王守仁终于落到了他人生的最低谷,所有曾经的富贵与美梦都已经破灭,现在他面对着的是一个人生的关口。

坚持,还是退却?

王守仁卷起了袖子,召集了他的随从们,开始寻找木料和石料,要想长住在这里,必须修一所房子。

然后他亲自深入深山老林,找到了当地的苗人,耐心地用手语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得到他们的认同,让他们住在自己的周围,开设书院,教他们读书写字,告诉他们世间的道理。

当随从们苦闷不堪、思乡心切的时候,他主动去安慰他们,分担他们的工作。

王守仁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选择。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面对着一切的困难和痛苦,仍然坚定前行,泰然处之的人,才有资格被人们称为圣贤。

王守仁已经具备了这种资格。

但是他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没有找到答案“理”。

必须找到,并且领悟这个“理”,才能懂得天地大道的秘密。除此之外,别无他路。

可是“理”到底在哪里呢?十余年不间断地寻找,沉思,不断地“格”,走遍五湖四海,却始终不见它的踪影!

为了冲破这最后的难关,他制造了一个特别的石椁,每天除了干活吃饭之外,就坐在里面,沉思入定,苦苦寻找“理”的下落。

格物穷理!格物穷理!可是事实让他失望了,怎么“格”,这个理就是不出来,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他逐渐变得急躁、愤怒,脾气越来越差,随从们看见他都要绕路走。

终于,在那个宿命的夜晚,他的不满达到了顶点。

《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妖孽宫廷第九章悟道

王阳明来到龙场驿到龙场大悟的这一段,当年明月文字上写的是挺煽情的。可惜,细节上错的地方不少。

王阳明年谱的原文我就不贴了(《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三,1228頁),因为钱穆先生这一段写得非常精彩,这里直接上钱穆先生的文:

三十七岁在贵阳,他在那年春天到达龙场驿。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夷人鴃舌,无可与语。此外略有些中土亡命。又无居室。阳明到了,才教他们范土架木以居。那时仇阉怀恨未已,他还要提防刺客突然来到。他自计一切世间得失荣辱,到此境地,真是无从道起,只有逼得他一一超脱。他那种险恶的处境,正是帮他超脱一切的大助力。可是他还有生死一念,一时未能净化。他虽能一切不顾,但他还不能不怕一死。这又如何办呢?于是他做一石椁,以俟命自誓,日夜端居静默,求把他那怕死之心也一并化了,好让他自己内心得个安静。久之,他觉得胸中洒洒,渐次的空了,连怕死的一念也没有了。然而他的从者,不能像他一样地超脱,他们抵抗不住那险恶环境的压迫,内心不能洒然,终于他们都病了。于是阳明只得亲自析薪取水,作糜为饲,反来服侍他们。又恐他们胸怀抑郁,病不得去,特意为他们唱诗取悦;又吟着越地故乡的俚曲山歌,杂以诙笑,刻意地带他们做娱乐。他实在不能脱离他那险恶的环境,他那疾病夷狄患难的环境,他只求把此险恶的环境,疾病夷狄患难的环境,从他内心里忘了,不要来扰动他的心。他还只是倔强,还只是高兴,不甘降服,不甘消沮,他究竟还忘不了他历来那做世间第一等人和第一等事的豪情壮志。他在这样非人所堪的环境里,他却自己问着自己,倘使叫圣人来处此境,他还有何法呢?他在这样抑塞沉郁的当儿,忽而中夜大悟,在寤寐中好像有什么人告诉他似的,呼跃而起,时从者皆惊。他却从此发明了他的“格物致知”的新学说。

钱穆《阳明学述要》“阳明成学前的一番经历”,《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事业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本,45-46页。原文繁体字。

王阳明当时处在人生的逆境中,但是他努力要让自己超脱这些外部环境,只在自己的心地上用功,做一个精神上的强者。因为精神上的强者,可以不受现实的影响。但世间的得失荣辱容易勘破,生死这一关却不容易勘破。而害怕什么,想要战胜它的方法就是去面对它。王阳明当时不能不怕死,于是他做了一个石椁待在里面,直接把自己当成已死之人。理论上既然已经是死人了自然就不应该会怕死了对吧?王阳明就通过这种方法来磨砺自己心地以求勘破生死之关。(当年明月说王阳明做了一个石椁整天待在里面苦苦寻找“理”的下落。不明白单纯只是觅理的话为什么还要特地做个石制棺材待在里面,行为艺术吗?)

就在他渐渐“胸中洒洒”,连死亡都不放在心上的时候,他的从者却都病倒了。于是他只能从石椁里爬起来,伺候这些本来应该伺候他的从者们。他亲自为从者们劈材烧火取水做粥给他们吃,又为了让他们心情好一点特意唱家乡的俚曲取悦他们。(不知道当年明月说“他(王守仁)逐渐变得急躁、愤怒,脾气越来越差,随从们看见他都要绕路走”是从哪里看来的,完全相反好不好?)

打个比方,就像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一时文青病发作,觉得这世界太俗了,要寻找精神上的乐园,要干些逼格很高的事情来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但是人是要穿衣吃饭的,高尚了没几天存款就见底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回到工地搬砖,这一下子就被拖回了现实当中。为了和同事搞好关系还要在一起聊天喝酒打屁,话题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破事,我们一边心想“尼玛这都是些什么人啊”还得一边面带微笑。这时候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精神乐园。

如果排除掉王阳明是处在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的未开之地,而我们是处在现代都市生活当中的差异的话,两者遇到的困境本质上是一样的。原来“精神上的强者,可以不受现实的影响”的想法更可能是一时中二病发作,所有人都逃不掉现实的制约(不过王阳明是官二代可以不用去工地搬砖)。这不得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怎么书上写的圣人看起来逼格满满,我学着做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如果叫圣人来处在我现在的处境里,他会用什么办法来做呢?(“聖人處此,更有何道?”)这一个念头,才是王阳明龙场大悟的契机。(还是那句话,不知道“他(王守仁)的不满达到了顶点”这一描写出自哪里。看上去王阳明简直是个自己不顺心就迁怒他人的人物形象。)

四、

以下是《明朝那些事儿》中关于王阳明龙场大悟的描写(出自“第3部:妖孽宫廷第九章悟道”):

忽然,一声大笑破空而出,打碎了夜间山谷的宁静,声震寰宇,久久不绝。

在痛苦的道路上徘徊了十九年的王守仁,终于在他人生最为痛苦的一瞬获知了秘密的答案。

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此一瞬已是永恒。

我历经千辛万苦,虚度十九年光阴,寻遍天涯海角,却始终找不到那个神秘的“理”。

现在我终于明白,原来答案一直就在我的身边,如此明了,如此简单,它从未离开过我,只是静静地等待着我,等待着我的醒悟。

“理”在心中。

我竟如此的愚钝啊,天地圣贤之道并非存于万物,也无须存于万物,天人本是一体,何时可分?又何必分?

随心而动,随意而行,万法自然,便是圣贤之道!

存天理,去人欲?

天理即是人欲。

天理即是人欲?随手一翻《传习录》(择要收录了王阳明的语录和信札,是学习、研究阳明学的最基础文献),到处都写着“存天理、去人欲”。

比如: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知亦须讲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

《传习录》卷上

比如: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富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

《传习录》卷上

又比如:

……先生曰:“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犹精金之所以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无铜铅之杂也。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

《传习录》卷上

再比如:

子仁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先儒以学为效先觉之所为,如何?”先生曰:“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诸先觉考诸古训。自下许多问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过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觉之所为,则只说得学中一件事。亦似专求诸外了。‘时习者,坐如尸,非专习坐也。坐时习此心也。立如斋,非专习立也,立时习此心也。‘说是‘理义之说我心之‘说。人心本自说理义。如目本说色,耳本说声。惟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说。今人欲日去,则理义日洽浃。安得不说?”

《传习录》卷上

要是王阳明会认为天理即是人欲,怎么会口口声声都是“存天理、去人欲”?

王阳明只说过,七情是人心所发,发出来没有过不及的就是天理,有过不及的就是人欲(顺便提一下,朱熹也说过一样的话)。

天理和人欲的区别已经说得很明显了。

“存天理、去人欲”是宋明理学的一个总纲领,作为明代理学家(并且把理学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的王阳明也莫能自外。

五、

上天没有亏待王守仁,正是在这金戈铁马、烽火连天的两年中,王守仁逐渐找到了这样工具,并且熟练地掌握了它。

有了这件工具,他才能超越众多的前辈,成为理学的圣贤。

有了这件工具,他才能成就辉煌武功,为后人敬仰。

有了这件工具,他的哲学方为万人信服,远流海外,千古不朽。

而后世的名臣徐阶、张居正也正是借助了这件工具,建立不世功勋,名留千古。

这件工具的名字叫做“知行合一”。

关于知和行的关系,是一个中国哲学史上的根本问题,这个麻烦从诸子百家开始,一直到后来的孙中山,历时几千年,骂了无数次,吵了无数次,始终无法解决。

我也不能解决,但我可以解释。

其实这个问题说穿了,就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有人认为知易行难,懂得理论是容易的,实践是很难的,有人认为知难行易,领悟道理很难,实践很容易。

比如朱圣人(朱熹)就主张知难行易,这也好理解,按照他那个格法,悟道是很难的,但执行似乎是很容易的。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但就是这么个玩意,折腾了上千年,直到今天,都没停过。

此刻王守仁站了出来,他大声喊道:

懂得道理是重要的,但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

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

这绝不仅仅是一句话,而是一种高深的处事和生活智慧,足以使人受用终身,所以它看起来很容易明白,实际上很不容易明白。

《明朝那儿事儿》第3部:妖孽宫廷第十四章东山再起

王守仁是一个很绝的人,他总是在奇怪的地方,提出奇怪的意见,做出奇怪的事,但最后却都被证实是正确的。

他的这种可怕的智慧来源于他的哲学,因为王守仁先生和古往今来的所有哲学家都不同,他的哲学十分特别,就如同吃饭的筷子和挖地的锄头,随时都可以用,随时都有用处。

他痛恨杀害孙燧,发动战争的宁王,却从未被愤怒冲昏头脑,他十分清楚凭借目前的兵力,绝对无法战胜对手,眼下他只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到来。

有着平叛的志向,也要有切合实际的平叛策略,这就是“知行合一”,这就是王守仁无往不胜的哲学和智慧。

《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妖孽宫廷第十五章孤军

王守仁清正廉洁,不愿送礼,但麻烦一样会自动找上门。面对着要么送礼,要么挨整的困局,王守仁用一种近乎完美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他坚持了原则,也躲过了麻烦。

如果你还不理解什么是“知行合一”,那么我来告诉你,这个故事就是“知行合一”。

《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妖孽宫廷第十八章沉默的较量

王先生虽说是哲学家,但某些方面却很像湘西的土匪,放下枪就是良民,拿起枪就是悍匪,一旦兵权在手,大军待发,他就如同凶神恶煞附身,开始整顿所有部队,严格操练。

这其实并不矛盾,因为王守仁很清楚,对于叛乱者,讲解哲学是没有用的,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枪杆子才是硬道理。

这就是智慧,这就是知行合一的真意。

《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妖孽宫廷第二十章新的开始

如果有个人告诉你,只要你领悟了他说的话并照着去做,就能打起仗来百战百胜,在官场上逢凶化吉避过一切阴谋暗算,获得绝世的智慧,成就辉煌的功业。

你会觉得这是个得道高人呢,还是只是个骗子?

知行合一并不是这么理解的。

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的“知”指的是“良知”,这是阳明学里的专门用语,有它的特殊含义。

把“知行合一”的“知”拿来泛指一切知识是典型的望文生义。

那“良知”是什么呢?这个得从孟子说起,因为“良知”这个说法最初是孟子提出来的。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尽心上

孟子说,良知良能是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也就是不待后天学习,先天就具有的本领。具体的表现,就是“孩提之童”,都自然而然地知道爱他的父母至亲,到他长大了,都自然而然地知道要尊敬他的兄长。这就是人的良知良能了。

而王阳明发挥了孟子“良知”的说法,组成了一套完整的学说。

比如: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传习录》卷上

而“知行合一”则如下所述: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传习录》卷上

又:

问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须识我立言宗旨。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传习录》卷下

用现代的话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是有着很浓的道德意味在里面的。比如要你见父知孝,见兄知悌,而且是要实打实的去行孝悌之事。才生出了不善的念头,不要因为这只是想想没有付诸行动所以轻易放过,而是要彻底把这个念头给连根铲除了。这个才叫“知行合一”。

这压根就不是什么战无不克的金手指。王阳明会用兵,一是他有用兵的天赋,二是他年轻时“留情武事”,研读了很多兵书把他的天赋开发了出来。和他后来的哲学思想没有什么瓜葛。

……先生二十六歲。……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能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為戲。

《年譜一》,《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三,1224頁

所以如果你以为王阳明之后那些作为他的后学的政客们是因为领悟了他的什么哲学思想才有那么高的政治智慧,你也想学习一下于是找了王阳明的全集来拜读的话,我只能说这是缘木求鱼了。

六、

“天泉证道”是王门一大公案,在明代后期的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辩。

《明朝那些事儿》对“天泉证道”是这么叙述的:

嘉靖六年(1527)五月,天泉桥。

王守仁站在桥上,看着站在他眼前的钱德洪与王畿。

这两个人是他的嫡传弟子,也是他的心学传人。他之所以此时召集他们前来,是因为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

不久之前,朝廷接到急报,两广地区发生了少数民族叛乱,十分棘手,两广总督姚镆急得跳脚,却又束手无策,万般无奈之下,皇帝想到了王守仁。

于是王守仁先生又一次接到了救火队员的工作,他被委任为左都御史,前往平叛。

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经过长期征战和常年奔波,他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而且此时他已然成为了知名的哲学家,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完全可以拒绝这个差事。

可是如果他拒绝,他就不是王守仁了,他的这一生就是为国为民活着的。王哲学家决定再次拿起武器,深入两广的深山老林去爬山沟。

但在此之前,他还有几句必须要说的话。

钱德洪和王畿肃穆地看着老师,他们在等待着。

王守仁打破了沉默:

“我即将赴任,但此去必定再无返乡之日,此刻即是永别之时,望你们用心于学,今后我不能再教你们了。”

钱德洪和王畿当即泪流满面,马上跪倒在地,连声说道:

“老师哪里话!老师哪里话!”

王守仁却笑着摇摇头:

“生死之事,上天自有定数,我已五十有六,人生已然如此,别无牵挂,只是有一件事情还要交代。”

钱德洪和王畿停止了悲泣,抬起了头。

“我死之后,心学必定大盛,我之平生所学,已经全部教给了你们,但心学之精髓,你们却尚未领悟,我有四句话要传给你们,毕生所学,皆在于此,你们要用心领会,将之发扬光大,普济世人。”

天地竟是如此之宁静,大风拂过了空旷的天泉桥,在四周传来的阵阵风声中,王守仁高声吟道: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钱德洪与王畿一言不发,摒气凝神,记下了这四句话。

此即为所谓心学四决,流传千古,至今不衰。

吟罢,王守仁仰首向天,大笑之间飘然离去:

“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嚎哭而来,欢笑而去,人生本当如此。

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天泉论道,王守仁将他毕生的坎坷与智慧传授给了后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妖孽宫廷第二十章新的开始

但是,这个叙述和实际的天泉证道的情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偏差。

对天泉证道,《传习录》记载如下。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复征思田。将命行时,德洪与汝中论学。汝中举先生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是夕侍坐天泉桥,各举请正。先生曰:「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跟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既而曰:「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矢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传习录》卷下

王龙溪全集里的记载如下(文中“先生”指王畿,“夫子”指王阳明)。

阳明夫子之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提四句为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学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绪山钱子谓:“此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谓:“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盖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无善可名。恶固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谓无善无恶。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自性流行者,动而无动;著于有者,动而动也。意是心之所发,若是有善有恶之意,则知与物一齐皆有,心亦不可谓之无矣。”绪山子谓:“若是,是坏师门教法,非善学也。”先生谓:“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若执著师门权法以为定本,未免滞于言诠,亦非善学也。”

时夫子将有两广之行,钱子谓曰:“吾二人所见不同,何以同人?盍相与就正夫子?”晚坐天泉桥上,因各以所见请质。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问。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世间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见,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见,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著。若执四无之见,不通得众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无从接授。若执四有之见,认定意是有善有恶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无从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虽已得悟,不妨随时用渐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轻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须进此一格,始为玄通。德洪资性沈毅,汝中资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为善学耳。”自此海内相传天泉证悟之论,道脉始归于一云。

《天泉证道纪》

所以,天泉四句教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

一个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有之说,一个是“若心体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的四无之说。

王阳明称四无之说是为上根人立法,四有之说是为中根以下人立法。

上根人一悟本体,即是工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

中根以下人则必须用为善去恶的工夫,渐渐入悟,复还本体。

(你是不是有种禅宗渐悟和顿悟之说的既视感?

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灵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六祖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王阳明平时与门人论学,都用四有之说作为教法。王龙溪对这教法的内容产生了怀疑,提出了四无之说。这个四无之说,在天泉桥上获得了王阳明的印可。包含这个故事的首尾,才能被称为“天泉证道”。

《明朝那些事儿》的叙述显然遗漏了很多东西。就是王阳明抛下了一番话,弟子们顶礼膜拜。不知道“证道”的“证”在哪里?

最后一点补充说明。

天泉四句教其实是对《大学》的一种解释。

《大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正是对应前四点。

宋代以前传下来的《大学》原本,解释“格物致知”的一章被认为有阙文。朱子在做《大学章句》时不但调整了内容顺序,还把这章给补上了,称: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朱熹《大學補傳》

朱子要求学者对“天下之物”都“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王阳明听了朱子的话才有了格竹子的轶事。

后来阳明学和朱子学的一个很大歧异,就是在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上。他说:

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謂充擴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

《大學問》

把良知来解释《大学》的“致知”,而有“致良知”的学说。

朱子的致知是要格尽天下万物之理后才能到达的境界,王阳明的致知则是依着吾心的良知实实在在去做的日常行为准则。

这是两者的一个差异吧。

说当年明月看到的史料和我的史料有冲突,让拿出证据又不拿。又说史料也不全对,年谱只是记流水账,纠错要有自己的东西。我只能说真是无知者无畏。史料的记载当然也不能做到完全客观准确,但就可以不用史料靠自己脑补了?历史发明家就是这么炼成的吧。

说一下《阳明先生年谱》这个史料的来历。王阳明1529年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就开始广泛搜集他的遗稿、事迹用来编辑王阳明的文集和年谱。年谱的正式编撰开始于1548年,历时十七载后终于在1565年编次成书。

年谱成书时间早,编撰者又是在王阳明的生前和他亲相交接的弟子,所以是了解王阳明生平事迹的第一手史料,其价值要远远高于明史(成书时间要到清初)之类编撰其他史料成书的第二手史料。

当年明月不是专业学者,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也显然不打算严肃的陈述,只是想说评书。

《三国演义》是小说,大家都知道它的内容很多虚构和想象;《明朝那些事儿》从没说自己是评书,是小说,装地像正史,它的内容很多虚构和想象。

其实吧,明事这书和隋乱三国演义这些历史小说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他都是按照大的历史走向辅以艺术加工和作者自己的认知,在真实历史上进行的二次创作,所以为了突出人物形象和情节在某些细节部分和正史有出入是可以理解的。

真要说的话,明事写得太清白了,明月把明朝硬是从一个封建王朝拔高到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没办法企及的高度,把明朝捧成了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这么一来就很容易导致像下面这样的连锁

明事粉对外宣传→有历史知识积淀的读者阅读后提出反对→被狂热粉丝扣帽→转黑

明事粉对外宣传→遭到反对意见→理智粉回头查阅相关史料→理智粉与狂热粉理论→被狂热粉扣帽除籍→转黑

狂热粉对外输出→狂热粉怼蒙元→狂热粉怼满清→狂热粉怼一切不认同明朝无敌的人→狂热粉开始认为李自成等奋臂螳螂是历史罪人→狂热粉开始开除不认同他的人汉籍同时给所有不认同他的人扣满籍→被波及的所有对象转黑

因为明朝时的大炮,所用的并不是后来的火药炮弹,一打炸一片,而是先塞入铁砂、石块,然后再压入铅子,并装药(火药)点燃发射,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钢珠弹(将钢珠塞入炮弹,炸响时钢珠四射,基本上碰着就完蛋,属于禁用武器),杀伤面极广,不死也要重伤,不重伤也要成麻子。当然,相对而言,缺点也很明显,要往炮膛里塞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还要点火装药,这么一大套程序,等你准备好了,人家估计都下班了。可当年没有现成的炮弹,想快实在力不从心。但历史告诉我们,古人,那还是相当聪明的。明朝的军事科研工作者们经过研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子母铳。所谓子母铳,其原理大致类似于火箭炮,母铳就是大炮的炮筒,子铳就是炮弹,其口径要小于母铳,在出征前先装好铁砂、石块、铅子、火药,封好,打包带走。等到地方要打了,把子铳往母铳里一塞,火药一点,立马就能轰出去,放完了,把子铳拉出来,塞进去第二个,就能连续发射,装填速度可比今日之速射炮。石先生或对中国火器发展没有过多的涉猎。

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

不符合史实的地方就是太简略了,直接按照明史改写的,而明史本身是不符合史实的【明史记述了事实但是因为屁股是非常歪的,对忠臣奸臣的论断常常是罔顾事实的,然后明朝那些事儿把他简写了,就光剩下观点了】

当年明月说【但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在当时,四大名著之中,有一本是禁书,如果藏有此书,是要惹麻烦的。我大致知道许多人的答案,但我要告诉你们,不是那一本。被禁的那一本,是《西游记》。】

在明朝,《西游记》不但没有被禁过,反而还是畅销书。而他说的“不是”的那一本,才是真正被禁的。

我不信一个当了20年明朝首辅的巨奸严嵩像书里描写的那样,是一个靠儿子的老废物。。

无意中翻到朱棣装疯卖傻的章节,觉得当年明月先生大概是不喝茶的,我觉得这里的瓜片应该是六安瓜片,所以还是摔杯为号,不是酒杯,换成了茶杯

张璁在历史上的形象一直是贤相,但是在明那一书中其卑鄙无耻程度简直赶超温体仁,这我是不能接受的。这就相当于告诉我岳飞是金国的奸细一样,就离谱。

但我们应该清楚,明那本身是一本通俗读物。有些写出来的东西都没地方考证。

不能理解的是有些人读完把明那封神这一操作,真以为你看的那个是正史吗。我身边好几个就看过一本明那的同学简直是比看过了二十四史都牛,就嗯装,什么朱祁镇不是个好皇帝是个好人,还有什么只有孙承宗能救大明,天天看他们在那里不知所云,我tm要笑到裂开了。

知识是多渠道积累起来的,不懂嗯装只会让自己看起来很傻逼。

当年明月:靠天赋写作的公务员,3年7本书斩获4100万版税

2006年3月,一部叫做《明朝那些事儿》的网络连载历史小说,在天涯社区上发表,吸引了一大批粉丝。随后被出版社看中出版,之后掀起了一股“明朝历史热”,一度成为当时微博置顶话题,有人评价他说是最为风趣的历史小说家。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截止2014年,《明朝那些事儿》斩获版税4,100万元。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用三年的时间,写出了一套7本书,风靡了全国,也震惊了文坛。

石悦,“能力一般”的基层小员工

石悦是谁?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1979年他出生在湖北武汉一个普通的家庭,少年时期最大的乐趣就是阅读历史书籍,但他却从未想过成为一名作家。

大学毕业之后,石悦参加了公务员考试,成为广州德顺海关公务员,一个体制内并不起眼的普通人,那时候,一个踏入社会的少年对人生所有的追求与抱负就是一个稳定的铁饭碗和悠闲宽松的生活。

2006年,正是网络文学开始发生的黄金时期,他在闲暇之时阅读了一些网络小说,少年时期对于历史的热爱重新被激发出来,他萌生了写作网络小说的想法,“我也可以写”红遍网络的畅销书最初来源于一个年轻人对历史故事的喜欢。

就这样,易中天之后,网络上突然冒出来一个叫做当年明月的写手,用通俗幽默的笔法将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娓娓道来,幽默风趣的文笔吸引了不少喜欢历史的人,三个月点击量就突破了百万。

然而石悦身边却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就是那个红遍网络的当年明月,他在体制内的领导曾经评价他:石悦这个人,能力很一般。

那时候的石悦,不过是体制内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存在感很低,直到他的书《明朝那些事儿》出版,石悦接受媒体的采访时,他身边的人才突然发现,原来那个风趣的当红作家,就是他们身边这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小伙子。

从能力一般的体制内基层干部到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上的千万身家的当红作家,石悦只用了三年,只用了一腔热爱与对历史的坚持,他并没有系统或者专业的学习过历史,或许有些时候有些事情是需要讲求天赋的。

成名之后,很多人劝石悦辞掉工作,成为一名专职作家,安心写作。比起在基层工作的微薄收入,专职写作的收入更为可观。然而石悦却并没有辞职,他继续兢兢业业的干着本职工作。因为他能力确实很一般……

七本《明朝那些事儿》出版之后,他似乎再没有写过别的书,甚至在网络上销声匿迹了很长一段时间。虽说如此,但过去了这么多年,《明朝那些事儿》依旧热度不减。因为民众的历史素养太差了……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

当年明月,明朝历史的臆想解读者

有人说当年明月是一个神奇的人,在写出《明朝那些事儿》之前,没有人觉得他会是一个作家。在写出《明朝那些事儿》畅销之后,他也没有成为一个专职的网络作家。

提到明朝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是一个又一个的奇葩皇帝,或者是宦官当权的荒唐,还是一个碗开始一根绳结束的民间戏说。其实这一切都不是真正的明朝历史,作为一个存在276年的盛大王朝,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个时代。

在当年明月的笔下,你会看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悲壮,会看到文人的骨气与气节,会看到一个全新架构的明朝历史,不和亲,不纳贡,不割地,不赔款,几百年的历史,没有一个公主成为两国相交和亲的棋子。然而,,明朝压根没有他歌颂地那么美好,事实上,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压根就不懂明朝,他连基本的历史素养都没有。

微博上有人说,当年明月是草根讲史的集大成者,大家的认可印证了当年明月刚开始写书时的那句话:“历史可以写的很好看。”一个非文学和历史学专业出身的普通公务员,用堪称可怕的天赋,将历史还原得清晰深刻而又丰满圆润。

从大明第1个皇帝朱元璋开始,到明朝灭亡,300年的历史,无论再高明的小说家都无法构架出完整的框架,即使写出来,也会有许多人嘲笑他的胡编乱造,那些庞杂而又琐碎的故事,如何串联起来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情,但是当年明月做到了。

当年明月用无比的跪舔,打破了很多人关于明朝的偏颇见解,原来明朝的历史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荒唐,也不是电视剧电影中演的那样奇葩。

他告诉大家,明朝原来是一个不逊色于唐汉的盛世王朝,也有万国来朝的气度,也有金戈铁马的热血,郑和下西洋彰显着一个民族的大国气度,不和亲不赔款,是华夏民族流淌在骨髓里的高傲。

当年明月简直就是明朝的热烈粉丝,他用自己狭隘的思维解读明朝历史,带有很多主观臆想,用夸张的语句,仅凭一己之力,就让无数人颠覆对于一个朝代的认知,这跟洗脑没啥两样,谁叫国人政治素养,历史常识比较低呢?如同水平不高的人听下成功学,肯定上套。

但是他又不承认书这不是严肃的写历史的书,而是一本小说,伪装地像史书。就这么个胡乱拼凑的东西,却被一些人看完后粉上了明朝。真不可理解。

其实我倒是挺好奇,为什么大家看明朝那些事儿,能看成明粉。

明朝那些事里面的明朝,真的是奇葩横飞,乌烟瘴气。

第二代便内乱,叔叔给侄子赶下台。

到英宗那,瞎溜达被蒙古人捉走,差点丢了北京。

然后回京城杀于谦,篡代宗位。

然后又夹杂着万贵妃这种后宫老妖孽。

瞎玩胡闹的正德又走上皇位。

两位不怎么上朝的皇帝,搞丹药的嘉靖,爱钱财的万历又超长待机。

末了又出了木匠与举世闻名的大太监魏忠贤。

270年的明朝,妖魔横行的时光接近一半了。

厂卫,诏狱,太监,后宫,文官集团,兵痞,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

我看明朝那些事的感觉就是乌烟瘴气,不过没想到好多人居然看成了明粉。

对于《明朝那些事儿》那些漏掉的

其一,对元、清二朝有过多黑化。

由于这两个王朝都是少数民族政权,所以作者贴上了“野蛮”“民心不稳”等标签。事实上这两个王朝在建立之初都采取了一些稳定民心的措施,加速了自身的封建化,缓和了民族矛盾。

其二,明朝统一战争描述不全。

当年明月主要写了朱元璋讨伐元朝及割据势力陈友谅、张士诚的战争,却没有提及浙江的方国珍,福建的陈友定,四川的明玉珍等地方豪强。描述这场战争可以有主次之分,但好歹让他们露个脸啊!

其三,明越战争始末。

当年明月对明越战争的过程说的很详细,发生背景也是大致不差,但对于后续情况却少有提及。事实上,安南(越南)在并入明朝版图后一直纷争不断,最终在明宣宗时期脱离明朝独立,建立了黎氏政权。后来,由于权臣莫登庸篡位,多行不臣之事,愤怒值达到顶峰的嘉靖皇帝出兵安南,吓得莫登庸献土归降,安南这才重新(在名义上)并入明朝。(嘉靖到万历年间的越南非常乱,有兴趣者可百度一下)

其四,明朝与日本的贸易。

《明事》曾提到,永乐年间明日两国达成的贸易因幕府将军(足利义持)擅杀使臣而取消,事实上后来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教(足利义持之弟)又恢复了贸易,直到嘉靖年间的“争贡之役”贸易才告一段落。

其五,对明宣宗的评价。

明宣宗的确做到了休养生息,但他在战略方面犯了三大错误:1.放弃安南,打乱了明朝在东南亚的战略部署;2.连下海禁令,严重限制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下西洋劳民伤财可以理解,但暂停都比取消强啊);3.取消奴尔干都司,把辽东以北的东北地区变成了实际上的无主之地,为后来满人的兴起提供了方便。《明事》对此是一笔带过,只提到了明宣宗的治国成就,对明宣宗显然过于夸赞了。

其六,隆庆新政。

明朝在隆庆年间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开海,一个是封贡互市,这两样政策部分开放了明朝的国门,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可惜,《明事》只提到了封贡互市,却没有提隆庆开海,不知可是匆忙之中忘了。

其七,万历朝鲜战争。

《明事》对于万历朝鲜战争的描述一直存有争议。首先,日本战国时期的战争是正儿八经的战争,不是简单的村长械斗;其次,作者对于明朝火器有些夸大;再者,日军的统帅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宇喜多秀家而不是书中所说的小西行长;最后,明朝的胜利只是军队的胜利,而不是像抗日战争那样的全民胜利,《明事》显然将万历朝鲜战争提升到全民性质了。

《明朝那些事儿》有哪些主观性错误呢?数不胜数,一言难尽

本来嘛,治史者最忌在叙史中渗杂入太多私人情感和动辄抒发个人主观意见。

这方面,太史公司马迁起了一个很不好的头。

可不是?太史公对秦始皇没有好感,就绘声绘色地八卦了一通秦始皇的私生子身份;太史公喜爱项羽,就声情并茂地夸大和渲染了项羽的奋斗史,使《项羽本纪》成为其“最得意之文”。

《明朝那些事儿》并非一本正经的历史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也并非专业的史学家,作者写这本书,自己也坦言,是“以心述史”,根据自己的感觉得解读历史,用自己的理解来描述历史人物的心理。

既然初衷如此,就不妨把太史公那一套主观性述史的手段发扬光大,甚至推向极致。

主观性述史,如果靠谱的话也还说得过去;如果是错误的,就会误导读者,危害极大。

《明朝那些事儿》为了“以心述史”,为了吸引读者,运用了大量主观性的叙述,篇幅巨大,因此武断难免,错误难免,自以为是难免。

下面简单举两个例子。

一、清太祖努尔哈赤死亡之谜。

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怎么死的,这个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

争议的根源,是天启六年正月的宁远之战结束后,袁崇焕给蓟辽经略高第打了份报告,说自己“用大炮打死无数”来犯之敌。山海关主事陈祖苞觉得这个报告太笼统,就另起了一份奏报,发回朝廷,上面称:“用红夷大炮,及一应火器诸物,奋勇焚击,前后伤虏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高第随后认为,应该强调和突出这个“酋子”的身份,于是又追加了个折子,说“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擡去,放声大哭。”

宁远大战时,陈祖苞和高第身居山海关,离前线有七百多里距离,他们写的东西,只能根据袁崇焕的报告进行具体和细化的,但他们居然加入了想象和推测。

然而,就是这种想象和推测,有人脑洞大开,断定这被“炮毙一大头目”就是努尔哈赤。依据是,天启六年八月,努尔哈赤挂了。

从天启六年正月到八月,时间长达大半年,竟然得出努尔哈赤死于袁崇焕炮下的结论,不能不让人佩服!

但是,为了衬托袁崇焕的伟大,必须如此。

具体解释是,努尔哈赤遭受了炮伤,再兼失败后恼羞成怒,身心双层痛苦交织在一起,患上了不治之症,苟延残息了八个月,一命归阴。

《明朝那些事儿》把袁崇焕定性为一个大英雄,因此极力支持这种想法。

作者是怎么将这种推测进化为事实的呢?

首先,引用了《春坡堂日月录》里“红夷大炮者,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断无生理“一语,以描述袁崇焕炮火之犀利。

接着,别开生面地抛出了一道数学应用题,说十门大炮每炮每天轰二十炮,以两天计算,至少四百炮,“每炮所中,糜烂数十尺”,然后脸不红、心不跳地给出结论:“后金军伤亡的人数,大致在四千人以上!”

可惜的是,没有任何史料表明宁远大战中金军伤亡人数是四千人以上的!

明朝方面,高第上报给天启帝的战果是:“宁远捷功奴夷首级二百六十九颗,活夷一名,降夷十七名,献俘报可。”

后金方面,《满文老档》上记录是:“伤亡五百余人。”

从明、金双方记录的数字来看,彼此的记录都是相当靠谱的。毕竟,明朝收割的首级为二百六十九人,再加上受伤的二百余,可不就是“五百余人”?

这先暂且不主,继续看《明朝那些事儿》是怎么坐实“努尔哈赤毙命于袁崇焕炮火”这一说法的。

其描写努尔哈赤死亡的文字,异常有趣:“漫天的炮火轰鸣声中,有一炮射向了城下,伴随着一片惊叫和哀嚎,命中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到底是谁,至今不得要领,但可以肯定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个不重要的人,不会坐在黄帐子里(并及黄龙幕),也不会让大家如此悲痛(嚎哭奔去)。对于此人身份,有多种说法,明朝这边,说是努尔哈赤,清朝那边,是压根不提,这也不奇怪,如果战无不胜的努尔哈赤,在一座孤城面前,对阵一个无名小卒,被一颗无名炮弹重伤,实在太不体面,换我,我也不说。”

看,似乎说得很隐晦,实际上却说得非常明解:努尔哈赤就是死于袁崇焕的炮下。

可惜的是,从相关史料来看,从天启六年正月到八月这长达大半年的时间里,努尔哈赤大部分时间是非常健康的,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期间,他曾率军血屠觉华岛、整顿军马准备远征蒙古(因为东江毛文龙的捣乱,没能成行)。

二、诡辩袁崇焕与后金的勾结问题。

袁崇焕的罪状,是经过了漫长十个多月的审讯,最终由崇祯帝御平台,召辅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记注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总协、锦衣卫堂上等官判定的,共有十大罪:付托不效、专恃欺隐、市米资盗、谋款诱敌、斩帅践约、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这其中,最为致命的当是“谋款诱敌”,性质就是通番卖国、叛逆造反。

“己巳之变”期间,民间就“喧传袁崇焕挟奴讲款”,廷臣对袁崇焕的弹劾是“督师卖奸不肯力战”。

《明朝那些事儿》却偷换了概念,说民间都造谣“袁崇焕是跟皇太极勾结的叛徒”,朝廷上对袁崇焕的弹劾是“督师要叛变后金”。然后活泼幽默地自我辩论,说:虽说此前也有李永芳、范文程之类的人前去投奔,但事实上,也都并非什么大人物,比如李永芳,只是个地区总兵,而且就这么个小人物,努尔哈赤同志都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的(额驸)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才算把他套住……按照这个标准,如果要买通明代最高地方官,总管辽东、天津、登州、莱州、蓟州五个巡抚的袁崇焕,估计他就算把女儿、孙女全部打包送过去,估计也是白搭。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只要袁崇焕智商正常,是不会当叛徒的。

精彩,实在精彩。这一段偷换了的概念的精彩自我辩论,让人情不自禁地要鼓掌。

不过,所有正经史书上的记载、以及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学者,根本没有谁过说袁崇焕过要放弃自己身为大明督师的立场,象李永芳、范文程等人一样逃跑叛变到后金的阵营里。

大臣指控袁崇焕,是说他“以五年灭奴欺皇上”、“密谋款敌”,“以胁城下之盟”。

事实就是如此,袁崇焕先前在崇祯帝跟前拍着胸脯、放豪言,说是要“五年平辽”。但到了辽东任上,感觉得根本办不到,为了五年后对自己的承诺交差,不得不动歪脑筋,妄图通过议和谈判来收复部分辽东失地。

《石匮书后集》因此明确记,袁崇焕是“杀毛文龙以为信物,今勾引入犯,以城下之盟,了五年灭寇之局”。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也称“(袁崇焕)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

《明朝那些事儿》书评:欺世盗名,你害了多少孩子

不读历史写历史,胡说八道不知耻。

心灵写史真扯淡,名利双收好快活。

总评《明朝那些事儿》和“历史发明家”当年明月

《明朝那些事儿》这部小说一直被宣传成是“明朝历史的入门通俗读物”。这部小说有大量的学生读者,媒体上存在大量的文章诱导学生去读这部小说,我认为这是一种恶劣的为了金钱而误人子弟的行为。这部小说的营销炒作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网上铺天盖地的软文都在用各种方式推销这本书。如果你翻开《明史》、《明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末》去读一下,你会发现此书伪造的历史太多,对没有判断力的学生读者的伤害是巨大的。错误的书,可以误导孩子一生。即便是成年人,有精力读并且能够读懂文言文版的《明史》的人也是很少的。

下面依据我自己读过的《明史》等史料,我从五个方面来评价一下《明朝那些事儿》和其作者“当年明月”:

第一、从与历史事实的契合程度来看,《明朝那些事儿》这部小说写得非常糟糕,这本小说基本上每一章都存在作者自己歪曲和伪造的历史。比如,小说第一部第十三章说“朱元璋把张士诚的杀死,把他的尸体烧成灰,所谓锉骨扬灰是也”,而实际上张士诚是自己上吊而死的,并非被朱元璋杀死。张士诚死后,朱元璋也没把他的尸体烧成灰。小说里说“朱文正一到洪都就留连于烟花之所,整日饮酒作乐。”实际上《明史》里并没有记载这些事情。

小说里讲“郭子兴故意派朱元璋去定远送死”,而实际上,去定远是朱元璋自己做的决定,并非郭子兴想害他。

第二、从写作水平上讲,《明朝那些事儿》的写作水平很低下。让语文老师来给“当年明月”改作文的话,绝对是不及格。“当年明月”的写作方式可以总结成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写到那里。本来在讲一件事,突然就开始讲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故事。小说作者缺乏对历史大事件的把握能力,他喜欢对历史事件的某几个细节大书特书。只要是作者认为很幽默、能吸引读者的地方,就算是鸡毛蒜皮、不值一提的东西,他也会文采乏善啰嗦很多句话来反复地描写。总之,一切为了幽默,为了有趣,如果实在没有有趣的地方可以写,作者也会编造故事让小说显得有趣。

这部小说也常犯文不对题的错误。小说第一部的第九章的标题是“决战不可避免”,我一看到这个标题,以为在本章小说主要会讲“为什么决战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章应该不会正式开始描写战争。但是接着看了小说正文,发现主要讲的内容是“陈友谅率领大军进攻应天,结果吃了败仗,损失了不少军队和战船。”

第三、从文采上看,我认为小说文字水平低下,毫无文采可言。这是小说第一部第十章的小说原文:“陈友谅在江里洗脸,朱元璋就要喝他的洗脸水。陈友谅在江里洗脚,朱元璋就要喝他的洗脚水。陈友谅在江里撒尿,朱元璋……”,这样的语言我不知道其他读者怎么看,我自己觉得一点都不幽默,反而显得很粗俗。

第四、关于小说作者“当年明月”,我认为他的史学功底很糟糕。一个人平时读的什么书,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他的作品里面。“当年明月”很早就公开说自己很小开始读二十四史,但是从“当年明月”写的低俗的文字中,看不出来他以前经常读二十四史,只能看出来他经常读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他还爱看香港黑帮片。

“当年明月”还在小说里专门写了明代的“王阳明”。“当年明月”对王阳明的描述基本就是一个门外汉的胡说八道,“当年明月”自己都没怎么读过“王阳明”的书,却在小说里大谈王阳明。只能说“当年明月”胆子很大,厚颜无耻,他可能觉得全天下的读者都是傻瓜。江湖骗子张悟本不懂中医,还写了本《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不过张悟本神医的名头已经被揭穿了。

第五、这部小说里存在很多低俗的语言和故事情节。学生如果读了这部小说,他们人生观和世界观都会被扭曲。这是小说第一部第七章里的原文:“在徐寿辉的部队里,兄弟义气是为人看重的,如果有谁背叛了兄弟,是要受到大家的鄙视和惩罚的,这种组织体系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著名的洪兴帮。”从这些文字能看出来,“当年明月”是香港黑帮电影的爱好者。

“当年明月”在小说里面还大写特写万贵妃和明宪宗的姐弟恋故事。当年明月的想象力好丰富,正经历史书里没写万贵妃和明宪宗的爱情故事。他把写历史变成了写言情小说。“当年明月”可能是武侠小说看多了,满脑子的青楼和烟花之所,所以他瞎编了一个朱文正爱上青楼的故事来吸引读者。

“当年明月”据说开创了“心灵写史”的潮流。“心灵写史”是什么呢?“心灵写史”不就是“大嘴巴,不靠谱,满嘴跑火车,瞎写历史”吗?“心灵写史”不就是“把历史娱乐化,低俗化吗”?“心灵写史”的写作门槛很低,看几本白话版历史故事书就能写好多本。

“明朝那些事儿”这个书名改成“瞎扯版明朝故事”更合适。

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告诉我们公务员闲得蛋疼,他工作不忙不累

有很多人疑惑,当年明月写《明朝那些事儿》的时候,是公务员,他工作不忙不累吗?他可以有那么充足的时间投入写作吗?他写作不影响本职工作吗?工作和写作怎么权衡和保持两者兼顾的呢?

只是,身处高位和要职,他们的闲暇时间比普通人多,他们可以静下心来写作,认真研究作品,甚至不影响本职工作,这种情况,作为普通工薪阶层和职场人士,就很难平衡了,因为一心无法两用,而且,工作压力大,事情多,养家糊口,身心疲惫,确实难有时间去开辟这样的第二职业,能把本职工作做好就不错了!

看来,做公务员确实比在职场轻松多了,有更多闲暇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可以肆意畅想,就像这些网文大佬一样,在网文里构建了一个又一个虚幻的美丽世界,思维天马行空,人物各具特点。

也许,这真的只有公务员才能做到!

刘慈欣写科幻的时候,还在水电站上班呢…………。问这些干嘛呢,只是在单位上8小时班而已,又不是卖身当奴隶了……

能按时下班就有足够时间写,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至于上班也是喝茶看报打游戏炒股。

刘慈欣写科幻的时候,还在水电站上班呢…………问这些干嘛呢,只是在单位上8小时班而已,又不是卖身当奴隶了……

那不就是水平太差干不了别的也不会干别的么,只能在基层瞎混,哈哈

那你错了基层的人往往会的技能更多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们而管理层通常能力平平只是情商高而已

三体的成功也得感谢国企轻松的工作环境[狗]

写了本烂书的底层公务员火箭逆袭之路

当年明月又双叒叕升官了!

15年,当年明月仅用了区区15年,就从广东顺德一名最基层的一般科员,坐火箭般升到了今天上海市的厅局级领导干部岗位。

2000年7月,任职于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

2006年3月,在天涯社区连载创作历史作品《明朝那些事儿》;同年9月,由中国友谊出版社正式出版。

2009年3月,《明朝那些事儿》完结,共出版7部。

2013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综合室原副主任(副处级);同年10月至2014年12月31日,在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挂职担任副县长。

2016年2月,任中版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5月,任山东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

2021年7月15日,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副主任。

其升迁速度之快,实是让人啧啧称奇,这种水平就能提升,可见体制内的“人才”是什么样的成色。

当年明月的草根公务员之路

当年明月本名石悦,1979年10月出生于湖北武汉,原生家庭很普通,既非高官,也非富贾,家中没有任何背景。

石悦就像千千万万中国普通学子一样,按部就班小学、初中、高中一路读上去,如果说这段求学经历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大概他从小就喜欢读历史书。

据他自己所言,12岁时他便在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在读,跟看得懂是两回事。

1996年,石悦进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系读书,在大学里他也并未显现出什么天赋,和普通学生一样上课、泡图书馆。

2000年7月毕业后,石悦顺利考入广东顺德海关缉私局,成为一名普通公务员。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只有当了公务员,才有那么多闲得蛋疼的时间可以写书。

此后6年时间,石悦一直在海关工作,业绩平平。27岁前的这段人生,坦白说,实在是乏善可陈。

体制内呆过的都知道,似石悦这般普通至极的学历和经历,若非能力和贡献双突出,基本上一辈子就是混到一个正科级干部到头。如果运气极好,说不定能到个副处级,如果能到正处干上一任县长,那祖坟上简直就是冒青烟了,“突突突”冒三丈高的那种。

毫无疑问,石悦是个有理想的人,这从他写的《明朝那些事儿》就可看出。

书中每一位皇帝和重要历史人物,如嘉靖、海瑞、张居正等等,石悦都会在最后点评一番,颇有《聊斋》小故事结尾蒲松龄用“异史氏曰”小评一段之韵味。

一个人,官瘾大了,才会对这么多名臣将相有所谓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只是现实中他个普通科员,空有一腔锦绣满腹经纶,却根本没有用武之地,照章办事,才是基层公务员工作的常态。

2006年3月,石悦开始在天涯论坛上连载《明朝那些事儿》。

石悦说他写这本书,只是想说明“历史也可以写得很好看”,他写得压根不是明史,是他明君的理想和臆想的我的大明,这些荒谬不堪的恰是他的理想、他的抱负。

在海瑞考不上进士,最终不得不参加吏部大选出任南平教谕的那一章里,当年明月曾写下这么一段话:

有一位明代官僚曾经总结过,但凡进士出身,立了功有人记,出了事有人保,从七品官做起,几十年下来,哪怕灾荒水旱全碰上,也能混个从五品副厅级。

但要是举人,功劳总是别人领,黑锅总是自己背,就算你不惹事,上级都要时不时找你的麻烦。从九品干起,年年丰收安泰,能混到七品退休,就算你小子命好。

石悦写的这段,可以说引起了不少基层人员的共鸣,我将语境换一换,各位一看便知。

“但凡清北出身……哪怕地震洪水全碰上,到头也能混个副厅级。”

“但要是一般学历……就算你不惹事,上级都要时不时找你的麻烦,从基层科员干起,年年评先进,能混到正县级退休,就算你小子命好。”

进士牌坊。明清进士当官俗称老虎班,逢缺必补,逢升必上

石先生出身普通学历,如没有特殊机遇这辈子在海关可能就是一个科级干部到头,所以他当时大概是有点痛苦的,中国历史上但凡有点志向的人,在无法一展身手时,几乎都是如此,人之常情。

但石先生没有想到的是,一个真正有才华之人,当他那不同于常人的非凡才华展露出来时,党和国家却是不会埋没他的。

自从石悦在天涯上开始连载,渐渐声名鹊起,头角崭露,然后在06年的下半年,石悦入党了……

是的,您没看错,在石悦写《明朝那些事儿》之前,他甚至还不是党员。从石悦当时能在工作之余省出个人时间写文来看,恐怕他那时过得颇为清闲,如果是一个工作繁忙之人,晚上回家早已是劳累不已,哪还有旺盛精力去搞创作呢?

石先生,早期恐怕是坐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冷板凳……

但《明朝那些事儿》大火之后,石悦的命运终究发生了改变,他屁股下那条板凳,终于热乎起来了。

入党、升副科,接着很快又作为优秀人才借调到海关总署下属杂志《金钥匙》当编辑,短短数年,他便达到了同龄人需要仰望的高度。

2013年4月,石悦正式担任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综合室副处级副主任,6个月后,挂职河北承德隆化县副县长,由此石悦彻底完成了从地方基层科员到中央选调干部的华丽蜕变。

石悦的笔下其实也有一个人与他有着几乎相同的人生轨迹,此人前文讲过,海瑞。

海瑞刚当官时,仅是个县学教谕,后来政声和清廉之名传出,才直接从地方上升任京师户部云南司主事。

石悦之笔,写下的何止是明史,他写出的,也是自己的人生。

2016年2月,石悦任中版文化传播(北京)公司副总经理,2年后,再任山东省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这个岗位一般是负责起草领导同志文稿或讲话稿,撰写重大工作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工作报告。也就是写八股文,石悦喜爱的明朝可是八股文的始祖啊。

石悦最终调任上海市委担任副局级领导,上海是直辖市,他这个级别如平调到其他省份,直接便是副厅级干部。总之,这个官瘾很大的人终于当上“大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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