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于驿”：明末农民起义军主力军为何是驿夫
驿站萌芽于商周，完善于汉唐，历经宋、元、明、清各代，经久不衰。纵观古代驿站的设置及运营，历代虽有不同，但它都与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相依相存，它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形态下最重要的交通运输组织，随着漫长岁月的洗礼而不断地成熟和完善。
元代驿制最显著特点是实行“站户制”。“站户”是专门承担驿站(站赤)事务的专业户。站户基本上是由农牧民承担，而且实行终身制和子孙继承制。即一旦确定为站户，一般不允许轻易改变，因此站户成为驿站事业的专业户。
明朝驿递制度运行继承了元代的衣钵。朱元璋登基之初就确定“以粮备车马”及“以粮派夫役”的治国方略。他以为，粮棉是国家最重要的财富，粮足棉多就不怕挨冻受饿。为了贯彻他以粮为本、唯粮是论之理念，明初赋税全部纳粮，即驿站所需之车马、夫役，亦全按民户粮的多寡进行点派。这里的“粮”是指民户岁纳的粮赋。根据粮赋多寡出夫出马，所以驿站的夫、马完全以粮为根据进行承担。
由此可见，驿户既要交纳粮赋，又要承担徭役，而且驿站的夫、马、车、船等费用，都必须由百姓负担。尤其是明中后期，各种名目的“杂役”推陈出新，随时坐派，民众苦不堪言，而诸役中驿役无疑是最重最苦也最可恨的差役。
那么，明代驿役主要有哪些呢？
据《明会典》及相关地方文献记载，明代驿站的役夫要承担下列几项主要费用:役夫本人要自理衣食口粮及往返盘缠；备用应役所需的马、驴、牛、骡等牲畜及鞍辔、草料、医药等；大小车辆及船只；驿舍待客所需的被褥、食粮、家具和其他什物及雨具等；供过往官吏使客的廪给和口粮。这些都是明文规定的正派负担。因此，在诸驿中，驿役在出力、出钱、出物方面都数倍于他役。
明朝驿递本受财政所困，致使驿站驿夫们负担日重，苦不堪言，而到明代后期又受“驿棍”“驿蠹”的侵蚀，更是腐败不堪。驿棍，除少数是驿吏、驿丞以外，多数是驿站码头、要津的地痞流氓。他们把持驿权，横行于驿站，索钱无度。“驿蠹”，主要是指上级衙门及本地之差役，他们狐假虎威，与驿棍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害驿谋财。他们惯用的手段多是以马图利，并擅用关文，擅发牌符，手段五花八门。
1558年，明嘉靖改革驿站制度，不仅对乘驿范围重新限制，而且对每驿经费减少30%至50%。改革措施不仅没有减轻驿夫负担，反而更加繁重，以致“十夫九逃，十马九缺”。万历年间，天下驿站每年所费银额已达313万两，而天下各项赋税总额岁入却不过230万两，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还不足驿站的经费开支。
明朝末年，财政亏空，御使毛羽健首陈急救之策，提出“差役威如虎，亟须裁驿”。刑部给事中刘懋亦上疏:“苏驿道，足国用。”崇祯为之动容。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崇祯发布上谕，大规模裁驿。“苏民困、恤邮驿”“俱裁十分之六”，全国驿站从景泰年间的1357处减少到830处。这次裁驿，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用驿权，但从另一个方面大大损害了驿夫群体的利益。因为大规模的裁驿，使得广大驿夫流离失所。过去虽说驿夫苦、驿卒贱，但他们每年还可得到七八两或十两的工食银，还可以养家糊口，但被裁减后，他们断缺生活来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走上起义之路，参加了明末农民大起义。
据记载，在农民起义军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是被裁驿夫。他们会骑马，善舞刀枪，作战英勇，从而成为农民起义军中的主力军。正可谓“猪(朱)嘴一张，驿夫下岗，无路可走，造反捣皇，逼死崇祯，称王上岗”。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亡于“驿”，亦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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