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族衰落庶族兴起 古代君王对人才选拔的权衡
士族，就是古代的名门望族，又称门阀。可以理解为，父代当官，那么儿子也可以凭借这一关系，轻松入仕为官。而庶族，自然就是寒门，大多是没有关系，也没有实权的普通百姓。而庶族想要入仕为官，在最早的时期，都不是入仕有难度，而是根本没机会当官。由于这一巨大差距与不平等，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纷争，一直延续了几千年。可以感受到，庶族的地位在不断提升。但是由于古代封建社会的局限，即便庶族地位提升，也仅仅是相对的，士族的势力一直到清朝，都占据了主要力量。看起来是士族与庶族的纷争，其实背后体现的是古代对人才选拔的态度。今天，我们就从古代的士族衰落，庶族兴起，浅谈一下古代君王，对人才选拔的权衡。
先说下士族和庶族是如何产生的？
士族的产生，最早要追溯到西周时期。周武王推翻商纣王的王朝，建立起了更强大的西周。而周武王继位后，的确是励精图治，将国家发展的十分富强，百姓的生活，也较之前的朝代，有很大改良。正如没有永远的霸业一样，西周到了公元前770年的时候，也就是周幽王时期，就已经走了下坡路。周幽王由于烽火戏诸侯，最终失去了将士们的拥护，最后被犬戎大军推翻了政权，西周彻底覆灭，建立起了东周政权。而东周政权，由于当时时政变迁，各方诸侯把握朝政，表面臣服，其实背地里都在养兵蓄锐。而这一局面，东周的皇帝根本无力去管理。最后随着东周政权被推翻，带来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礼乐崩坏”。这个词最早出自论语，《论语·阳货》中记载：“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礼乐崩坏，意味着周王朝的无数管理制度的官员，没办法继续效忠皇帝，而这些人，带着大量宝贵的书籍，流落民间，被各方诸侯所收纳，为其出谋划策，教书育人，甚至是出使外交，都是这帮人。而士族的起源，其实就是这些人。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些拥有才学的人，靠着游说列国，来谋生，而他们的后代，也因此得到当官的机会。这与世袭制度相似却不相同。士族只能为其后代提供当官的优先体验，却无法保证他们的官阶。这些士族，在那一时期大放异彩，像孔子，老子都是在那一时期得到了学问，并且到收徒讲学。只是他们没有入仕为官，因此成为了庶族，而像后来的韩非子、李斯等人、苏秦、蔺相如等人，都是各为其主，也就是最早的士族前身。这就是士族和庶族的产生原因。
士族衰落与庶族兴起的变迁
管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哲学家。在《管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是故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十分形象地说出当时士族与庶族的阶级地位。“士之子恒为士”，很明显，士族的后代，是永世为官，其中不乏品行恶劣，并无真才实学之人，却因为这一制度，可以入仕为官。而庶族，也就是工农商之子，即便品行再佳，学识再渊博，也没机会入仕当官，实现抱负。这一现象，从春秋赵国一直延续到秦汉时期，入仕当官，大抵都是依据这一制度。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秦朝挑选人才当官的方式，叫做“三公九卿制度”，想要当官有三个途径，一是世袭罔替官职，二是有军功之人，三是有人保举。而其中还有一条死命令，穷人不可当官，也就是说，在秦朝入仕为官，庶族中的穷人是不可以的。这一制度的产生，基本完全倾向于士族。
到了汉朝，也没太大的改变。比如秦末汉初的韩信虽然心有抱负，又兼具真才实学，却因为是庶族出身，而没办法得到重用，并且被项羽屡次羞辱。项羽是楚国贵族出身，是士族，因此天生就对庶族看不起。《史书》里记载：“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尝从人寄食,人多厌之。”从这里也看得出，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等级，是十分明显的，并且针尖对麦芒。而汉朝时期的当官挑选，仍然是以士族为主，唯一不一样的是出现了一个察举制，每年有专门的的人员来“举孝廉”，通过这种方式当官。而庶族对孝廉的官职，也是望之甚远，大多都是官员之间复杂的关系，最后导致官员“名公巨卿多出之”。所以，从西周到秦汉，士族对于庶族都是处于碾压地位。
真正士族开始衰落，庶族兴起，其实源头是在三国的纷乱政权中。汉献帝时期，时局动荡，汉朝早就满目疮痍，真正掌握权力的根本就不是皇帝，而是各方诸侯。比如当时的袁绍，一起义，就万方来追随。凭借不就是他“四世三公”的名头。“四世三公”，世袭官职，祖代当官，福荫子孙，是对袁绍最真实的写照。士族的强大，可见一斑，很明显影响到君主的地位。所以，从曹丕建立魏国开始，就对士族开始了打压。九品中正制的建立，就是士族衰落而庶族兴起的开始。曹丕听从陈群的建议，在挑选人才上，对庶族也放开了政策。从以往的只有士族才能当官，到现在庶族人员只要有才学，也可以入仕，这是历史上一大重点改革。有专门的的官员进行考察和挑选，将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种，对应相应的官阶。而即便是打击士族，士族却还是占据主要力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即便是庶族可以入仕，却也有着最高官职的限制。不过这一改革，算是庶族的兴起开端。到了南北朝末期，庶族与士族之间的纷争愈演愈烈，甚至坐不同席，以此来表示立场。
就历史事实看，中国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一是两晋北朝，二是唐朝。
隋唐时期，取消了九品中正制，建立了新的选拔人才的方法，叫做科举制。这一制度的诞生，才算是庶族真正兴起的希望。科举制度，打破了门第、地域、年龄等限制，更彻底打破了士族对官职的垄断。与四大发明相比，科举制毫不逊色。何忠礼老师在《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中这么一句：“仕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也是跟之前以士族为主要官员的重大分别。从这一时期开始，庶族中的寒门学子，只要学有所成，对于四书五经涉猎极广，都可以入朝为官，而士族如果没有真才实学，也会被取缔并永不录用。庶族从这一时期开始，才算和士族分庭抗礼。而后来的宋元明清，大体都是这样，对士族的世袭官位，都取消了大力扶持，让庶族有了出人头地、为国效力的机会。正如清代沈垚在《落帆楼文集》中所说的那样:“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亦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可惜唐朝虽然继承了科举制度，却没有认识到科举的重要性，在选拔官吏时只起到辅助作用，唐朝九成以上的官员还是靠士族和军功。唐朝统一的年限只有137年，仍然是一个由士族门阀控制的社会。唐朝建立后开始大力打击门阀士族，唐太宗曾经命令长孙皇后的舅舅、自己的亲信高士廉编纂一部全国有名的世家大族族谱，可是当主编纂官高士廉把已完成的概要呈送给皇帝看的时候，皇帝却当场勃然大怒。原来，高士廉竟然把博陵崔氏位列第一；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这几个家族位列第二；李氏皇族排在第三位。李世民立即要求重新编纂，并明确要求排列的家族地位要与其成员在朝廷中担任的官职联系起来。唐太宗斥责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为“冢中枯骨”，但却无法彻底消灭。中唐之后，门阀士族又开始兴盛起来，荥阳郑氏连出十几位宰相重臣，士族间联姻看门第不看官品，高门士族甚至看不起皇族。唐文宗曾有意和宰相郑覃结亲，希望为皇太子求娶郑覃的孙女，但没想到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当时只是九品官的崔某也不愿和皇家结亲。文宗对此颇无奈，直言“李家两百年的天子，难道还比不上崔家和卢家吗？”
到了唐朝，博陵崔氏影响日深，再次超越了清河崔氏。唐初作《氏族志》，以出身博陵的黄门侍郎崔民干为天下第一门户，且整个唐朝，来自博陵的宰相也超越了来自清河的宰相，博陵崔氏遂被“天下推为士族之冠”。至于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在北魏时，前者的地位要高于后者，同是到了唐朝，后者亦反超前者。在北魏时，赵郡李氏和博陵崔氏并肩前进：“（帝）纳陇西李冲女为夫人，纳崔、卢、郑、王‘四姓女充后宫。赵郡李氏人物尤多,各盛家风。世言高华以五姓为首。”有唐一代，赵郡李氏更为显赫，出宰相17人，于世家大族中为最多。博崔、赵李之荣盛，是依整个唐朝而综观的，若按传统理解，唐初时的“崔、卢、李、郑”，仍指清河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不过，由于自唐起博崔、赵李已正式成为超级豪门，所以有唐一代更流行下面的新说法“五姓七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陇西李氏，太原王氏。此外，唐代还有京兆杜、河东刘、河东裴、河东薛、京兆魏、弘农杨等。
但无论是北魏时，还是唐朝时，天下士族，崔氏始终排在第一位，在北魏时代，于中国北方，唯一可于之抗衡的是范阳卢氏，后来的“崔、卢、郑、王”、“崔、卢、李、郑”、“崔、卢、李、郑、王”、“崔、卢、王、谢”，都是崔、卢排在前两位。而郑氏，或排第三，或排第四，始终在“四姓”与“五姓”之内，只有王、李二姓在排列中有变化。综观“五姓”，自北魏至唐的名望与实力，以5分为制：博陵崔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6位宰相）；清河崔氏呈小幅下降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范阳卢氏呈中幅下降趋势，打3分（9位宰相）。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荥阳郑氏呈中幅上升趋势，打4分（13位宰相）；陇西李氏呈持平趋势，打4分（12位宰相）；赵郡李氏呈大幅上升趋势，打5分（17位宰相）；太原王氏程大幅下降趋势，打2分（10位宰相）。唐朝时，虽在“五姓”，但作为郡望“太原王氏”这几个字的影响力有限，在整体上已大大次于崔、卢、郑、李。原因除了缺乏标杆人物与重臣外，还有自北魏时起就家风不显有关。
在唐时，次于“五姓七家”的士族，是京兆韦氏（16位宰相）、河东裴氏（17位宰相）、河东柳氏(3位宰相)、河东薛氏（2位宰相）、弘农杨氏（11位宰相）、京兆杜氏（10位宰相）。前四个为“关中四姓”。而京兆韦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核心成员；河东裴氏则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家族，“懿夫百家郡望，四姓为先；天下氏族，莫如裴氏！”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东晋南朝四大侨姓王、谢、袁、萧中的一员，兰陵萧氏累世与隋唐皇室联婚，而成为“关陇集团”的重要成员，作为特殊分子，竟出了10位宰相，贯穿唐朝，其力量也不容忽略。
依唐时上面诸姓之实力与名望，排名为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兰陵萧氏、京兆杜氏、弘农杨氏、河东柳氏、河东薛氏。
科举制度大放异彩的时代，要从宋朝开始。宋朝为了彻底压制武将，十分重视文官队伍的建设，就把科举作为大规模选举文官的主要手段，科举录取的人数大大增加。唐朝科举平均每年录取二十多人，宋朝平均每年录取两百多人，翻了整整十倍。唐朝的大部分宰相都是出身士族门阀，而北宋七十一位宰相中，有六十四位出身科举，门阀士族彻底告别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到宋朝趋于完善。先秦时期基本上是贵族政治时代，王侯世袭，官员世卿世禄；汉朝开始举孝廉诞生了士族门阀，官员被士族垄断，称之为半贵族时代；宋朝以后大兴科举制，官员大多出自平民，可称之为平民社会。宋朝以后，皇帝很少和世卿贵族争夺权利，几乎没有和士族相爱相杀，君权的稳定性大大提升。在宋朝以后中央彻底压制了地方，再没有出现武将、士族、藩镇威胁中央的情况。当然宋朝因为压制武将过度而亡国，那就是后话了！
从唐朝到明清，是庶族兴起而士族衰落的过程。
士族衰落，庶族兴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士族是庶族的巨大区分，本身就是极为不合理的存在。我们其实可以试着理解一下，在最早时期的西周，君主想到如此区分，给臣子世袭罔替，令官员皆出于此。其目的，一是为了集合臣子对皇帝的拥护，希望臣子对皇帝感恩戴德，以此来加强统治；二来是当时的书籍与大量文化，的确掌握在绝大多数士族手里，庶族大多没有机会读书。本着用人唯亲的目的，大力扶持士族，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历史并非一成不变的，皇帝并没想过，他的这番善意，会让臣子形成自己的势力，而这种现象，无疑是威胁到了皇帝本身的地位。东周的兵变就是最好的例子。当皇帝给予士族更高的优越权限，也就导致了，官官勾结的现象。这对皇帝本身，完全是百害而无一利。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朝代，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逐渐对士族施压，而扶持庶族的根本原因。
目的很明显，不只是为了打压士族，而是想要借助庶族的力量，来平衡士族的势力。任何一方势力过大，对君主都是不利的。而士族有千年的历史，庶族想要与其抗衡，就只能慢慢来改进。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度，都是慢慢地提升庶族地位。从表面来看，是彰显皇帝知人善用，不设阶级区分，其根本原因，就是不能让士族权力过大，以至于重蹈覆辙罢了。
总结：
士族衰落，庶族兴起，是历史的必然。这种官员挑选，基本被士族垄断的现象，本身就是种畸形的存在。对于任何一个朝代来讲，如果将权力被一部分人垄断，对于皇帝来说，都绝非一件好事。当然，要明确的是，庶族的崛起，并不是成为如同东晋门阀那样压制皇权，而是成为加强皇权的辅佐。所以，士族和庶族的崛起与衰落，都有皇权的强弱有关，如果简单的看庶族跟士族的对抗，是片面的。所以后来的朝代也证明了，士族与庶族本身就毫无区别，士族中照样有不学无术之徒，而庶族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人才。只有公平对待，放开局限，才能让朝代真正的兴盛起来。这一现象的出现，也体现了古代君王对选拔人才的开放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