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乐》终究还是帝王将相 细节符合史实吗？

最近几年来，中国的历史剧终于摆脱了清宫戏一统江湖的局面。无论是以南北朝为背景的架空剧《琅琊榜》、还是以唐朝为背景的《长安十二时辰》等，都让我们看到了一番古代剧百花纷呈的局面，这显然是可喜的。

而且，近年来的不少历史剧更注重对历史细节的还原，如古代的服饰、礼仪等方面，这些进步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历史剧只是打着历史旗号的爱情剧。甚至如《大明风华》之类对很多关键性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歪曲解读，这显然是不提倡的。我们不是说历史剧不允许改编，但改编不是乱编，有些已经定性了的历史事实是不宜进行颠覆性解读的，除非可以以有理、有节的视角进行研究性探讨。

大家都知道，历史小说或是电视剧不能当历史看，可是，当它的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便把它当成了历史，比如《三国演义》。

《清平乐》海报

《清平乐》是以宋仁宗为历史背景拍摄的电视剧，开头关于宋仁宗身世暴露部分，与正史记载相去甚远，但往后看，感觉对正史的还原度非常高，一些台词直接用了史料中的原话。

关于宋仁宗的身世，年纪大一点的人，耳熟能详的就是戏剧《狸猫换太子》的故事，那是小说家言，与历史原型的出入很大。全民偶像宋仁宗：去世时连辽国皇帝都泪流满面

《狸猫换太子》中把刘娥演绎成了一个恶毒的太后，但真实的刘娥，一些史学家称其“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也就是说刘娥的才能不在吕后和武则天之下，而品德远远高于这两人。比狸猫换太子还奇的真相宋仁宗为何没有儿子？

刘娥虽然是张耆买来送给宋真宗的少妇，也未有生育，但终宋真宗一生，爱的就是刘娥。由于刘娥的卑微出身和未生育的问题，一直无法立为皇后。

后来，宋真宗和刘娥想出了“借腹生子”的主意，很巧的是，宋真宗临幸刘娥的侍女李氏后产下一子。而在李氏怀孕后，宋真宗就宣布了刘娥怀孕的消息。

当李氏的孩子出生后，取名赵受益，便归到了刘娥的名下。按照当时的礼制，嫔妃或是宫女生的孩子，属于庶出，孩子要叫皇后为娘娘，而叫亲生母亲为姨娘。

为了将刘娥扶正，也为了孩子有个嫡子身份，真宗力排众议，册封刘娥为皇后，赵实益成了名副其实的嫡子。

纸里包不住火，关于赵实益的身世，宫里宫外还是有传言，但刘娥有很强的政治天赋，在宋真宗活着的时候就帮着理政。

真宗驾崩后，年仅13岁，改名为赵祯的赵受益继位，是为宋仁宗，而刘娥以“军国大事兼权皇太后处分”的诏书，垂帘听政。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敢向仁宗吐露真情。

事实上，刘皇后很喜欢不是她亲生的这个孩子，对其教育有方，管得也比较严。母子感情也很好，仁宗非常孝顺他这个大娘娘。

按当时的称谓，仁宗应该称刘娥为娘娘，但刘娥忙于政事，将仁宗的起居交给自己非常要好的杨淑妃照料，所以仁宗和杨淑妃也很亲，就称刘娥为大娘娘，称杨淑妃为小娘娘，刘娥也默认了这个称呼。按礼制，孩子只能称皇后为娘娘。

按一般人的思维，夺了李氏的孩子，为了防止节外生枝，肯定要除掉李氏，《狸猫换太子》也就是这样演绎的。但是，刘娥对李氏一直很好，李氏生孩子后，就晋封李氏为才人，由宫女一跃成为妃嫔。

后来，李氏还生过一女儿，总该母以女贵了，可不幸的是，小公主很快夭折，李氏自认命薄，也为了孩子的安全，终其一生，都没有挑破自己亲生孩子的身世。

等到真宗驾崩后，李氏以妃子的身份去给先帝守陵。妃子守陵，是很正常的一个制度。而之前，李氏也一直住在宫中，可以说，她是看着仁宗长大的，只是心里肯定很憋屈。

李氏先于刘娥去世。仁宗对刘娥的感情很深，刘娥去世时，哭得非常伤心，而且哭的时间很长，当时谁也劝不了。杨淑妃实在心疼，也许是无意识地提到：“官家没必要这么伤心，皇后不是你亲娘！”

既然说破了，大臣也就敢提了。仁宗在自己亲叔叔、宋太宗的第八子、史称“八大王”的赵元俨处求证时，得到的答案是，仁宗确系李氏所生，而李氏应该是死于非命。

赵元俨的说法也是人之常情，毕竟刘娥到死，也没有主动还政于仁宗，赵家江山掌握在一个女人手中，他自然痛恨刘娥。还有一点，赵家早期有兄终弟及的传统，真宗死时仁宗还小，相传有让赵元俨继位的说法，而在刘娥的力主下，才让仁宗继位。

对于这个突然的消息，仁宗确实有点接受不了，为了见见亲生母亲的尊容，也为得到亲生母亲去世的真相，仁宗下令开棺，当看到逝者面容栩栩如生，身着皇太后服饰时，仁宗非常愧疚，叹道：“人言岂可信哉！”。之后，从感情上更加敬重刘娥。

历史上的女强人，无论是吕后，武则天，还是慈禧，在子女的关系上，都处理不是很好，而刘娥与养子一直处得很好，而且她完全有能力称帝，但没那样做，所以史家评价刘娥“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也是比较中肯的。

电视剧《清平乐》在这一段的情节处理上，选择了让仁宗在李氏生前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而且还安排了“八大王”大闹灵堂，使感情更加冲突，从文艺作品来说无可厚非。

电视剧《清平乐》在废郭后等情节的处理上，完全与《宋史》，以及《续资治通鉴》相吻合，可以说前几集中，除仁宗身世的处理外，此剧的历史还原度还是很高。

该剧在服饰及场景设置上，有完全复原历史的感觉，值得点赞。

但有一个问题，很多人物对白使用了史料中的语言，估计有些对古文不是太熟悉的人，听起来就比较费劲，如果后面一直这样，可有会“掉粉”。

《清平乐》这部剧里面，有哪些符合史实的细节呢？

1、称呼

宋仁宗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不错的皇帝

首先从称呼上，像剧里人们称呼宋仁宗，并不是称为陛下，而是称为官家，而仁宗称呼太后，也是称为大娘娘，并不是称为母后。

官家是对皇帝的尊称，这个说法早在南北朝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皇帝这个名称就来源于三皇五帝，后世很多皇帝也都拿自己与这些传说中的人物相比，因此根据“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得出了官家这个词，在隋唐时期用这种称呼是比较少的，而宋朝就比较普遍了。

对于太后的称呼，在唐朝的时候皇帝就把自己的母亲称为娘娘，太后的身份是不一般的，被称为大娘娘，也是为了表示皇帝对母亲的尊敬，很多时候太后并不是皇帝的生母，可嫡长子继承制，这些太后都是皇帝的嫡母，皇帝以孝治天下，也要讲究礼法，他们对太后表面上自然就要更加恭敬。

对于朝堂的描绘，这部剧也做得不错，看过这部剧之后，很多人会觉得与他们想象中的皇帝是不太一样的，之前皇帝可都是一言九鼎的，像康熙王朝这些剧里的帝王，在朝堂中都是有着绝对的权威，可这部剧里，宋仁宗好像是一个比较苦闷的人，他在朝堂中经常会被大臣怼，甚至意见不合的时候，大臣还公然就去敲门让他出来解释清楚。

一开始仁宗想要去寻找生母，也处处受到大臣的限制，他想要做什么，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仁宗这个皇帝做得确实有些悲惨，其实在真实历史中，仁宗可要比剧里更加悲催，宋朝从开国之后，就确定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国策，因此宋的朝廷里面，经常会出现臣子怼君主的情况。

后来明清时期，集权做得越来越到位，君主的权力渐渐摆脱了臣子的限制，就出现像嘉靖，万历这些很长时间都不上朝的君主，可他们还是会受到臣子的攻击，君臣关系往往也处理不好，而唐宋时期，皇帝处处受到限制，朝廷里面的很多制度，也都是专门限制皇帝的。

比如一开始宋仁宗打算出宫，就有太监拦住他，说了一番制度规定，即便他是皇帝，也不能随意违背，如果不是这件事让宋仁宗非常生气，他还真不会违背制度，这些事情在宋朝的宫廷里面是常态，仁宗这个人在历史上也存在着不少的争议，有人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君主，也有人说他是一个软弱的皇帝，这部剧其实是从多个方面，围绕着来写仁宗。

宋仁宗是一个好人，即便是遇到臣下失礼，他也能妥善处理，可好人不见得能做好皇帝，因为皇帝要掌管天下，无论是用人还是施政，这都需要有极高的心计才行。像红楼里面，贾府一个公侯家族，尚且存在着这么多勾心斗角，更不用说皇帝了。

宋仁宗找妈妈

《清平乐》对北宋仁宗朝的家国故事进行了近乎全景式的演绎，而开篇几集则围绕着仁宗找妈妈展开。从元朝至今，由仁宗寻母演绎出来的“狸猫换太子案”，几乎家喻户晓。

故事是这样讲的：宋真宗赵恒的刘妃和李妃几乎同时怀孕，为争夺皇后之位，刘妃让宫女用剥了皮的狸猫换走李妃刚出世的孩子，还要将孩子勒死。宫女不忍，把孩子送给八贤王抚养。真宗认为李妃生下妖孽，将其打入冷宫，刘妃升位中宫。但刘妃儿子不久夭折，真宗无嗣，就立八贤王之子即李妃儿子为太子，并由刘妃抚养，故太子一直把刘妃当作生母。刘妃为绝后患，进谗言让真宗赐死李妃。太监们设法救出李妃，送到陈州生活。多年后，太子即位，是为仁宗。李妃巧遇在陈州放粮赈灾的包拯，高声喊冤。包拯经过侦讯，终使沉冤昭雪，仁宗李妃母子相认，从此在皇宫安享天伦之乐。

以上只是故事。“狸猫换太子”的真相，虽非戏中那么荒诞不经，情节却更加曲折离奇。

刘妃是四川人，出身寒微，身世不明。根据学者考证，《宋史·后妃传》中关于刘妃显赫家世的记载纯属伪造。刘妃早年流落街头，拨鼓卖艺，嫁给同乡银匠龚美。龚美后来到东京谋发展，因打造银器手艺出众，得到当时还是襄王的赵恒赏识。五代十国和北宋初期，有“蜀出才妇”之说，赵恒亦倾心于蜀地女子，曾对龚美言“蜀妇人多材慧，汝为我求一蜀姬”。龚美为图富贵，竟把自己妻子献给了赵恒。

赵恒“见之，大悦，宠幸专房”。此事不久就被父皇太宗得知，太宗认为赵恒身为皇子，却与卖艺女子交往，折损皇家颜面，遂强令赵恒将刘妃赶出王府。然而，赵恒一直对刘妃旧情不忘，十年后，赵恒即位，将刘妃接入宫内。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十二月底，真宗又突破大臣的重重阻力，强立已经43岁的刘妃为皇后。

真宗之所以如此大费周章，除对刘妃的一往情深外，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想借此打破北宋建立以来，北方将门之女对中宫后位的垄断，借助刘妃蜀人的身份，拉拢朝中南方士人官员，制衡长期把持朝政的北人集团，从而实现对朝廷全局掌控。

而刘妃本人的才干，也符合真宗对其政治助手的定位。她“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不仅通晓文史知识，还颇有政治见地，“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经常在退朝后帮助患有中风、身体虚弱的真宗处理政务。因此，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政治上，刘妃在真宗心中的地位远非李妃可比。

李妃是杭州人，宫女出身，比刘妃小18岁，在刘妃刚入宫时，被指派给刘妃做侍女。有一次真宗去刘妃处过夜，李妃被指定侍寝，遂有身孕，生下赵祯。刘妃一直不能生育，就把李妃之子据为己子，由她和真宗的另一宠妃杨淑妃共同抚养。赵祯一直尊刘妃为“大娘娘”，称杨淑妃为“小娘娘”。

鉴于当时李妃是刘妃房内侍女的身份，以当时的政治眼光而言，此举并无太过不妥。且李妃地位低下，对刘妃的夺子行为根本不敢反对，遑论去争夺皇后之位。所以，刘妃根本无需费尽心机去搞“狸猫换太子”那一套，直接拿来就是。

因诞下皇子，李妃受封为崇阳县君，后又为真宗生下一女，虽不久夭折，但她也得以进位才人，进入嫔妃行列。在真宗后期，李妃升为婉仪。

赵祯后来成为真宗唯一长大成人的儿子，遂被立为太子。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二月，真宗驾崩，遗诏“尊后（刘妃）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13岁的太子赵祯即位，是为仁宗。李妃受封顺容，赴真宗陵寝永定陵守陵。刘太后临朝称制，代替仁宗处理军国重事，“号令严明，恩威加天下”，长达11年之久。

在此期间，李妃一直不敢与已是官家的儿子相认，生性“寡言”的她虽又进位宸妃，但“嘿处先朝嫔妃御中，未尝自异”，默然以真宗未亡嫔妃自居，不敢泄露本人是官家生母的只言片语。个别知情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仁宗尽管为九五之尊，却生而不知其母，“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李）妃所出也”。

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46岁的李妃默默去世。刘太后和仁宗、宰相吕夷简讨论治丧事宜。刘太后原本“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想按照宫女的规格将其草草发丧。但知晓李妃与仁宗母子关系内情的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强烈要求厚葬。听闻此语，刘太后大惊失色，“遽引帝起”，赶紧拉着仁宗走开，生怕仁宗听者有意。

稍后，刘太后又“独坐帘下”，单独召见吕夷简，装聋作哑地问道：“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只是死了一个宫女，何必在丧仪上如此隆重。吕夷简回答，“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臣身为宰相，宫内宫外的事都知道一些，还是要管一管的。

刘太后从这句话确认吕夷简已然知道内情，不再打马虎眼，而是怒斥道“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你这是在挑拨我们母子感情！吕夷简从容回话，太后“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是丧礼宜从厚”，如果您不管族人，那臣无话可说；如果您不想刘家被清算，那必须厚葬。

听出吕夷简弦外之音的刘太后幡然醒悟，同意厚葬。因李妃出身宫女，不能按照高级嫔妃规格下葬，吕夷简就采取折中办法，用一品大臣的高级礼仪厚葬，并穿皇太后礼服入殓。吕夷简还特意交代治丧官员在棺内装满水银，确保李妃遗体能够长期保存。

以刘太后和吕夷简的政治修为，都知道纸包不住火，仁宗总有一天会知道身世真相。到那时，刘太后家族及其所重用之人必然要面临仁宗的雷霆之怒，二人必须提前留好退路。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三月，65岁的刘太后去世。仁宗“号泣过度”，杨淑妃不忍见其痛苦伤身，就劝仁宗，“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殡之”。四月，燕王，即《清平乐》剧中的八大王戏剧“狸猫换太子”中的八贤王原型赵元俨又告诉仁宗，“陛下宸妃所生”。得知真相的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追尊李妃为皇太后。

当时有传言说李妃是被刘太后所害。重新改棺安葬时，仁宗见母亲因为水银的保护，面容完好，“玉色如生”，且着皇太后冠服，才叹道“人言其可信哉”。几天后，仁宗虽将刘太后生前重用的吕夷简、晏殊等人全部贬官出京，但并没有继续无情打击；对刘太后族人亦是不予追究，反而更加厚待。吕夷简之前的远见和布置，终于起到了一定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仁宗追封生母李妃为皇太后时，包拯已辞官回乡，正在老家侍奉双亲，根本不可能参与其中。戏剧“狸猫换太子”之所以附会到包拯身上，显然是因其在民间传说中的“包青天”形象所致。包拯真的能斩昏君？

庆历新政

像宋仁宗，还有明朝的弘治帝，这些都被认为是好人，可他们不见得能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仁宗作为一个守成君主，在位的时候面临着诸多的问题，这部剧也是打算围绕着庆历新政展开，这是仁宗朝最大的事情，宋仁宗也没能坚持下去，他虽然有心要完成改革，可他还是过于犹豫，再加上反对派的力量比较强大，他就没办法坚持使用范仲淹等人进行改革。

这场大的变革也就这么中断了，宋仁宗也不得不把问题留给自己的后人来处理，在这部剧中，其实已经对他进行了一番美化，很多事情看起来仁宗是非常清楚，也显得相对睿智一些，这与历史上的宋仁宗有些不同，真实历史中，宋仁宗在处理朝廷以及后宫的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少的错误，这也让他一直生活在矛盾中，总得来看，宋仁宗是比较弱势的皇帝，他虽然有心要改变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毅力，与唐太宗这些雷厉风行的帝王是不太一样的。

虚心纳谏

王凯倒是很好体现了他身上的这点，尤其是他面对各类大臣的指责，都能从容处理，这是非常符合史实的。宋仁宗受到后世不少文人的称赞，就是由于这个因素，他是很能接受批评的，历来皇帝要想做得好，纳谏是非常好的方式，臣子的谏言往往会让皇帝比较难堪，可唐太宗这些好皇帝，都能听从臣下的建议，即便是臣子说得有些过分，他们还是能忍住。

宋仁宗就有这样的特点，宋朝的这帮大臣都不是省油的灯，一个个都非常强势，他们向皇帝进言的时候，往往也不会讲究什么说话的方法，自然就容易冲撞皇帝，可宋仁宗就能包容他们，无论自己受到怎样的批评，他都可以妥善处理，这样的皇帝确实是很受臣下的信赖。

在剧中朝堂也基本刻画出了三方势力，除了皇帝之外，就是宰执与台谏，这两部分有时候是联合在一起，有时候也会相互攻击，这就导致北宋的党争是相当有名的，从宋仁宗继位前，这种风气就已经在朝中盛行了，后来更是愈演愈烈。

在后宫中，除了江疏影饰演的曹皇后外，还有许龄月等人的角色也是非常出彩的。虽然江疏影的古装明显没有那么出色，但她的曹皇后也是能体现出身上的那种大气，历史上这位曹皇后也不是一般人，她是北宋名将曹彬的后代，曹家在宋朝是有名的豪门，曹皇后自幼也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宫中是很出名的豪门千金，唯一可惜的是，曹皇后一直都没有与宋仁宗产生什么真爱，宋仁宗心里并不是很喜欢这位皇后，甚至还有要废掉她的念头。

而曹皇后作为皇后，是非常合格的，她辅佐宋仁宗，还在宫廷遭遇政变的时候临危不乱，很好处理了不少动乱，这也让宋仁宗的后宫没有出现太大的乱子，只是曹皇后的这些努力，没能让宋仁宗改变心意，他心里还是没那么喜欢曹皇后，这俩人之间的矛盾还是存在的。

这部剧大部分地方还是符合史实的，只是有一些细节处理得还不够好，但真正能还原历史的影视剧太少了，毕竟影视剧的受众整体的素养没有那么高，仁宗朝的历史本身就少了很多矛盾冲突，没有那么激烈，要想完整刻画太难了。

这么长时间能出一个专门刻画宋仁宗的影视剧确实是不容易，他是容易被后世忽略的君主，这部剧一开始的节奏就比较慢，过了很长时间，很多观众也没看明白到底要讲些什么，不过这部剧也不会短短就结束，因此后面还是会渐渐回归主线的，仁宗朝像包拯，范仲淹这些人都是值得重点刻画的，不知道他们能否获得更多的戏份，如果要刻画仁宗而忽视了他手下这些臣子，那这部就很难真正还原仁宗朝的历史，也会少了很多看点，希望本剧能快点进入到正常的节奏。

当《鬓边不是海棠红》《成化四十年》这些耽改剧因为逐渐走向主流或是情节修改而导致原耽粉们热情匮乏，而原创剧《民国奇探》中主角cp感虽十足，但故事案件却颇为简单甚至无聊时，正午阳光出品的《清平乐》顶着众多期待如期上映。而伴随着剧集播放，对其的评价也一路走高，无论是服道化的精心设计和安排，还是演员们的演技以及剧情等方面也都可圈可点，在当下一众国产剧中可以算作中上之作。

大娘娘与张耆的渊源

《宋史·列传第一·后妃上》

初，母庞梦月入怀，已而有娠，遂生后。后在襁褓而孤，鞠于外氏。善播鼗。蜀人龚美者，以锻银为业，摧之入京师。后年十五入襄邸，王乳母秦国夫人性严整，因为太宗言之，令王斥去。王不得已，置之王宫指使张耆家。

晏殊责打侍从

帝位左，太后位右

《宋史·列传第一·后妃上》

真宗崩，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谓等请太后御别殿，太后遣张景宗、雷允恭谕曰："皇帝视事，当朝夕在侧，何须别御一殿？"于是请帝与太后五日一御承明殿，帝位左，太后位右，垂帘决事。议已定，太后忽出手书，第欲禁中阅章奏，遇大事即召对辅臣。其谋出于丁谓，非太后意也。谓既贬，冯拯等三上奏，请如初议。帝亦以为言，于是始同御承明殿。百官表贺，太后哀恸。有司请制令称"吾"，以生日为长宁节，出入御大安辇，鸣鞭侍卫如乘舆。令天下避太后父讳。群臣上尊号曰应元崇德仁寿慈圣太后，御文德殿受册。

晏殊请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

梁婆婆果子店对面的药店

《东京梦华录·马行街北医铺》

马行北去，乃小货行，时楼大骨传药铺，直抵正系旧封丘门，两行金紫医官药铺，如杜金钩家、曹家、独胜元、山水李家，口齿咽喉药；石鱼儿、班防御、银孩儿、柏郎中家，医小儿；大鞋任家，产科。其余香药铺席、官员宅舍，不欲遍记。夜市北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都人谓之里头。

究竟是帝王将相

《清平乐》改编自米兰Lady的著名小说《孤城闭》，其以独特的视角、古雅精致的语言和描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北宋仁宗朝的故事。《清平乐》在此基础上做了颇大的改动其中最重要也是引起争议，甚至由此导致其整体水平难以突破传统此类国产剧窠臼是主角视角的变换。在原著中，一个叫梁怀吉的宦官以第一人称讲述着他看到的宫廷（“孤城”）中的每一个看似拥有着极大权力和自由的人们所遭遇的种种无奈、困境与求不得；并且他与仁宗心爱的徽柔公主之间注定悲剧的感情，成为整个“孤城闭”意象中的核心。

正是米兰Lady选取的这一有趣且边缘的视角，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此类历史虚构小说中时常占据主导地位的帝王将相模式，而让人们看到在帝国的皇城中除了帝王皇后之外，更多的普通内侍、仆从以及各种各类的小人物，在历史中无影无踪之人的身影和他们的日常、喜怒哀乐与无可奈何。《清平乐》对这一视角的改动，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部剧本可能具有的创新和突破性，而是由此导致它再次成为传统帝王将相之剧。

伴随着视角的改动，《清平乐》也由此把小说中的故事时间往前提了很多，从仁宗与刘太后早期的故事讲起。而就如这部剧在宣传中所指出的，它主要围绕的核心人物依旧是仁宗这一无论在北宋，还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王朝时期都有些特殊的帝王的成长、遭遇和人生，以及他是如何与自己的朝臣、后宫和国家民众进行互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开创了一个北宋历史上颇为辉煌的时期。

此类剧有着十分成熟的模式，从曾经改编自二月河同名小说的《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到其后诸如《少年天子》《贞观之治》甚至《走向共和》，它们始终都奉行着某种中国传统历史书写的典型模式，即围绕着帝王将相的视角、立场和故事来展开历史的讲述。也正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此类历史剧本身就是传统历史书写模式的延续或继承。而诸如《大明王朝1566》，虽然进行了多线叙述，并且也涉及诸如海瑞或民间商人这样的“底层”视角，但主要围绕的却还是整个朝堂之中的故事。

《清平乐》剧照，该剧原名《孤城闭》，本剧许多剧照上仍用原剧名

就如戴锦华教授在《性别中国》中讨论为什么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这类历史剧/电影会层出不穷时所指出的，（知识分子）制作者通过对历史中不同帝王生平与事业的成败毁誉的讲述，展现着他们在骤变的时代中所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围绕着权力而产生的意识。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伴随着这些站在帝王将相视角所讲述的治理天下过程中，统治者遭遇的种种艰难、隐忍和无奈被进一步深化，从而让人们不由产生一种“当家颇难”的感慨，从而形成一种对于权力的体认，即由曾经的批判转向如今的体谅，并且进而产生一种对“不在其位”却对其批判的行为的不满与批评。

《清平乐》在很大程度上也延续了这一模式。宋仁宗朝在历史中颇有美誉，主要原因除了其较为开放平和且懂得退让的统治手段，还与他对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尊重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制约这一现象，使得生活在中央集权渐渐收紧的元明清的士大夫官僚颇为向往。《清平乐》便围绕着这一传统印象并且这一印象中有多少真实和后来的虚构，通过剧的展现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本身就颇为灰色进行讲述，即仁宗是如何实现这样的开明治理的，虽然这远非《孤城闭》的主旨。所以，这也是剧版对小说改编的另一个面向。

当编剧根据历史文献（包括正史与各种野史传闻，小说中的许多部分都建立在后者之上）重构仁宗与士大夫官僚之间的互动时，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其中的许多因素，诸如仁宗的各种隐忍，甚至憋屈；北宋祖宗之法的问题、士大夫官僚对帝王所拥有的辖制权力，以及整个北宋仁宗朝时天下百姓的生活状况。由此我们才会在剧中看到一个事事小心、处处三思的仁宗形象，以及某种看似“清平”的社会状况，由此甚至产生些思古之幽情，而下意识地转移到对于当下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比较上。

《清平乐》剧照

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作者指出北宋士阶层伴随着新儒学的再发挥、宋代立朝时的重文轻武现象（太祖太宗都有家法不得屠杀文臣）等原因，而使前者产生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政治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君与士共治天下”（文彦博对宋神宗语）的观念。也正是在这样的意识环境中余先生提醒我们注意才能更好且深入地了解到新儒学诞生的现实背景，以及其所具有的强烈入世的倾向和目的。而这一点在宋仁宗时代便已经浮现，在《清平乐》中，无论是老练的吕夷简、晏殊，还是年轻的韩琦、范仲淹和欧阳修，他们其实都已经奉行着这样的意识来履行自己对君主的责任，而其中也便包括对不合礼法（与祖宗之法）的君主行为的进谏甚至批评。

然而，这一“共治”本身往往具有强烈的局限性，即只有在君主能够容忍且接受，以及士阶层具有一定的勇气时才能达成；而即使如此，士阶层所拥有的制约也往往十分有限。仁宗之所以得后世士大夫赞许，正是因为他的“弱”形象。而这一“弱”不仅仅只来源于他的性格与经历，还与整个宋代祖宗家法所形成的限制有关。

因此，当时间进入明朝，我们便会发现，当帝王无法容忍或是野心颇大时，与士阶层的摩擦便会立刻趋于白热化，而最终导致的结果也往往是后者遭到羞辱，甚至惨遭屠戮。所以，两宋这一政治意识形态与其说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性的趋势，还不如说它其实是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

或也正因此，《清平乐》才下意识地放大这些特殊性，从而营造出某种看似普遍的幻象，而遮蔽了无论是在真实历史中，还是如此虚构的影视世界中那些无法被看见的另一面，然而这正是原著《孤城闭》所主要关注的。如果我们仅仅从“清平乐”与“孤城闭”这两个意象上来看，也能清晰地感知到二者关注焦点的差异，甚至内存其中的某些情感以及价值判断。前者强调在帝王将相共同努力下创造的清平世界（潜藏着对帝王的赞许），后者看到的则是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皇权所导致的种种封闭、孤独、不幸与伤害。而这一伤害甚至不仅仅只是那些含着金汤勺出生的帝王将相，更重要的是成千上万普通而往往难以抵抗这些伤害的普通人。相比之下，他们的“孤城”更加脆弱和不堪一击。

在《清平乐》前几集涉及的梁家蜜饯事件中，仁宗体验到作为帝王而言，“自我节制”的重要性。因为帝王的一己之欲，往往可能产生始料不及的蝴蝶效应，而承受这些伤害的则往往是只能被其碾碎的小人物。因为京城人跟风食蜜饯，水涨船高导致蜜饯价格暴涨，而使得原本依靠蜜饯制作糕点售卖以维持生计的梁家难以支付，最终家破人亡。《清平乐》在此处埋了线索，当时还在襁褓之中的梁家幼子，便是日后《孤城闭》中的“我”，即被贩卖进皇宫成为宦官的梁怀吉（在剧中，怀吉之所以被贩卖，也是其亲戚与官员勾连的结果）。

《清平乐》剧照

当剧版《清平乐》一方面展现着传统此类剧关于朝堂之上“男人们”的“战争”时，另一方面也似乎希望把后宫“女人们”的无奈和苦涩纳入其中。但其最终展现出的效果却十分有限，甚至由此而失掉了原著《孤城闭》中在对帝后感情，以及后宫其他女性的悲剧描写中所体现出的力量与深度，最终流于颇为刻板的“宫斗”故事（剧中似乎把小说中怀吉与公主的感情转移到了皇后侍女与仁宗侍从身上，但视角却依旧在帝后身上）。由于故事线从宦官梁怀吉与公主的感情，转移到一代明君帝王的成长，我们也再次失去了一窥巨大的“孤城”内其他众生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所能够拥有的生活状态和在面对这些苦难时所能产生的勇气、碰撞、泄气以及失败，取而代之的是看到作为一个统治者-当家人的艰难。

在杨照《<史记>的读法》中，作者指出司马迁书写的这部史书所创造的一个最精彩的部分，是他对那些不符合传统王侯将相历史书写模式中的各种普通、甚至边缘人物的关注，如游侠、商人、卜筮者、医者甚至一些鸡鸣狗盗之徒。然而这样的列传在后来的个人以及官方史书中都渐渐消失不见，剩下的就只有王侯将相，蔓延至今。似乎那些小人物就因此不配拥有被记载和讲述的历史般，而当他们零落地开始出现在虚构小说中时，对其的改编而形成的“扭转”也再次导致他们的身影被抹除。而这或许就是“清平乐”的局限，以及它尽管有着如此多的优点和可取之处，但最终却依旧难以给人带来或是创造出新意与突破的原因。或许，它不过是这一漫长传统中的又一个产物。

在关于帝王将相的故事中，人们讨论帝王统治过程中的艰难和处处无奈，关注官僚阶层的勇气、正直以及各种奸诈和阴谋手段……在关于权力的故事中，人们也似乎总是更喜欢关注这样的大人物和大叙述。而当我们这些享受着现代民主与个人主义所带来的福利之人，以自身的视角去看这些大人物在历史中的种种无奈和被限制时，甚至会产生出一种错位且不合时宜的同情。而在这同情背后却往往是以掩盖真实的权力不平等为前提的。

就如剧中士大夫所指出的，帝王得天下供养，也因此要受到天下制约，虽然这一思想来源于传统儒家政治观念，但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或许也可以粗略地把它看作是某种“软”契约模式。因此，如果我们也稍微时空错位地去看，便会意识到剧中展现出关于统治者的种种辛苦和隐忍，本身就是不能被同情的，或我们同情作为个体的赵祯（仁宗名），但却不能因此忘了他作为帝王所自当承担的种种义务和责任。对权力产生体认或许无可厚非，问题是这样的体认不能作为放弃对其批判、监督和限制的借口与原因。

《清平乐》似乎希望能有所成，但当这一迫切无形中渗入到剧中时，我们几乎能感受到某种因过分而产生的谄媚无论是对“清平”的过分渲染，还是帝王统治中感受到的无奈以及士阶层拥有的限制和监督权力。最终导致它似乎带有强烈的自我想象趋向，而在此遮蔽了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那些总是被忽略的边缘者。

《清平乐》徽柔结局是什么？

《清平乐》中，除了江山社稷为人津津乐道，感情线也是个大亮点，不仅有“大猪蹄子”皇帝赵祯在女人从中反复横跳，最得他宠爱的长公主徽柔在其一生中也是闯入了不少男人，感情线颇为丰富。

在《清平乐》的原著中，徽柔这一辈子遇到过四个男人。首先便是公主从楼上俯瞰楼下惊鸿一瞥的冯京，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恃美行凶的状元郎。这对有意思的是，公主痴迷于他，而冯京却因年少时遇到次成亲被逃婚的少女曹丹姝，被她从容不迫的气质吸引了从此念念不忘，自然不会与公主有什么好结果。这是什么我爱你你爱她的虐心戏码，小编都忍不住手绢抹泪了。可惜原著中冯京的戏份本就不多，剧集中他的出场实在是令人期待！

然后是情深缘浅的初恋曹评，徽柔公主的白月光，端正、舒朗，才华横溢。两人年纪相仿，抛却身份乔装偷会，嬉笑玩闹，甜蜜非常，公主为了曹评还苦学箜篌。但因为宋代的驸马不能从政，而身为皇后之侄的曹评，因为外戚身份无法出将入相，甚至对公主的爱慕都变成灭族的祸端。让人忍不住感叹，这也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帅哥啊！

接着是真·驸马李玮，相貌和资质都十分平庸，公主非常不喜欢他，婚姻生活不如人意。于是这里便要谈到贯穿公主一生的男人宦官怀吉。怀吉虽有远大抱负，但因为宦官身份无法实现，只能终身困在这孤城中。他与公主自幼相识，无论发生什么事怀吉都会陪在她身边，对徽柔而言已经不止是爱，更是一个精神寄托。公主性格生来就如此倔强，已经嫁到了李家却还念念不忘心上人宦官梁怀吉，最终让赵祯得知了一切，最终赵祯答应了不杀梁怀吉，但前提条件是必须从此以后远离梁怀吉，最后一段宫墙隔断下半生，每年的节日用枝头的花胜寄情，徽柔公主抑郁而终。《清平乐》的原著中正是对徽柔和怀吉这段感人肺腑的爱情做了主要描写，让人忍不住期待剧集中的表现了！

史实：宋仁宗时代拥兵百万，却无可战之兵

《清平乐》讲述的是宋朝仁宗时期的一段“盛世”，其剧情简介中提到：仁宗朝河清海晏，名臣才子辈出，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经济文化盛世。

很多朋友认为，这个盛世之下便是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美满。但是请注意，宋仁宗时期的盛世是当时士大夫们所定义的，仁宗在那些士大夫们眼中是最理想的统治者，故而在他的治下，自然是官僚士绅们的盛世。

然而就整个大宋朝而言，谈及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和富足美满恐怕是要开玩笑的，而上升到国家角度，则更是难说国力强大，不受外侮。

其实古代中国的大多数盛世，除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外，还有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然而，谁都不敢说仁宗朝有这个优势。

而这个优势一旦不具备，那么所谓经济文化的繁荣就是一场虚幻，因为表面上的繁荣是建立在对外输送大量岁币、绢帛的妥协基础之上的。因为战事不利，宋朝又不得不保持一支规模大，但却又指望不上的巨额常备军，浩大的军费开支最终是要落到百姓头上，而非那些士大夫的。

所以宋朝仁宗时期的“盛世”实则是士大夫们的盛世，而经济文化上的表面繁荣，如果没有政治和军事的强力保障，其实是虚幻的。本文我们就从宋朝仁宗时期的军事视角入手，探讨其“盛世”背后的另一面。

一：“盛世”之宋

宋朝仁宗是北宋第四位皇帝，其祖父的哥哥就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

赵家在唐朝后期就已是官宦家庭，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自后唐时期便历任禁军将领，后周时更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是一位作战勇猛的武将。赵匡胤本人比起父亲更厉害，任后周禁军的最高统领，并在960年发动陈桥兵变，从此黄袍加身，创建了北宋王朝。

宋军的主体就是后周的禁军演变而来，当时的战斗力比较强悍，赵匡胤本人也具备较强的军事才能。然而在宋朝“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下，赵匡胤在位时期并未能拿下北汉以及收回辽国控制下的燕云十六州。

976年赵匡胤不明不白地驾崩后，其弟弟赵光义自然而然地继位，是为宋太宗。赵光义的军政才能远逊于其哥哥，尤其在高粱河之役和雍熙北伐中将宋朝禁军精锐丧失殆尽，自此在北方向转入防守。

同时宋太宗处置西北党项势力失误，使得李继迁诱杀宋将曹光实，攻略了银州、会州，事实上奠定了日后西夏独立的基础。

而在宋朝内部，为了防止再度出现军事将领“黄袍加身”的局面，宋太宗对军队限制极大，宋军从一支能战之师到架子军团就是从太宗朝开始的。

997年赵光义死后，其子赵恒继位，是为宋真宗。

北宋皇帝在武略上是一代不如一代，1004年辽军大举南下，攻至澶州。宋真宗在寇准的力劝下勉强亲征，宋军士气大振击败了辽军。

此时辽军新败之余，面临前有坚城，后有堵截的不利局面。但没想到宋辽两国最后的合议却是约为“兄弟之国”，由宋朝每年向辽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由此开“岁币”之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使者回来后，宋真宗误以为银绢三十万为三百万，其震惊之余竟也勉强认可，可见宋真宗的底线之低。

而在西北方向，宋真宗妥协退让，承认夏、绥、银、宥、静五州给李继迁，然而后者依然兴兵占据了灵州、凉州，自此隔绝了中原与西域的通道，其虽名义上对宋称臣，但屡归屡叛，实则已成割据性政权。

宋朝自此难以得到西域及河西的良马，进而不能发展较大规模的精锐骑兵部队，严重制约了其机动作战能力。

而宋真宗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大费财力、物力“东封西祀”，使得国力大为空耗。

二：仁宗时代

1022年，宋真宗去世，年仅12岁的皇太子继位，这就是宋仁宗。其即位之初所面临的局面是北有强辽，西有党项，内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危机局面。

但是一个12岁的皇帝明显是不能治天下的，因此其即位之初一直由刘太后代行处置朝政，直到1033年刘太后去世，23岁的宋仁宗才开始亲政。

宋仁宗的有仁宗之称，其“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知道，宋朝的统治者一直是重文抑武的策略，因此文官要是生活在宋代，还是很得意的。

宋仁宗偏偏又是一个性情宽厚，对文臣有着极大耐心，甚至于是讨好心态的帝王。因此，当时的文臣阶层对于这个皇帝是比较满意的。

但是，你对文臣的讨好心态和能否做好实事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宋仁宗时期，面对文臣阶层，他自己的态度非常和善。甚至于有时候与大臣争吵时，其也能压着性子，这在古代实权派皇帝中是不多见的。

但是，皇帝可以耐心听大臣们讲自己的看法，他本人却并不一定会采纳合理的意见。

宋仁宗时期的名臣蔡襄在《上仁宗论谏官好名好进彰君过三说》中就明确提到：

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

我们以评价古代皇帝常用的文治武功标准来说，宋仁宗时代在文官阶层的文治尚可，但国家却日趋疲敝，农民起义不断，社会矛盾尖锐；若以武功而论，不仅未能消除党项族割据势力，后者还在仁宗时代正式建国西夏，宋朝屡败之余还反倒向西夏输送银绢。

纵观整个仁宗朝，值得一提的武功就是平定侬智高叛乱和镇压农民起义了那支百万人规模的宋军终于算是发了点力。

宋仁宗时期宋军扩充到了141万人之巨，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半，就拿出这点“战功”来，着实说不过去。

这也符合很多人对宋朝的基本了解：经济文化繁荣，政治军事孱弱。

这个基本观点没错，但是近年来中西方有一股潮流是鼓吹宋朝，以其GDP占世界几何，军队胜率如何的量化指标来抬高宋朝。

但我们要明白，宋朝其实是穷宋、弱宋。

有人可能说了，宋朝经济那么发达，GDP更是世界第一，怎么可能还穷呢？

请大家注意，所谓的宋代GDP只不过是今人的一种研究方法和经济史论述。宋朝在开国之初就不抑制土地兼并的，之后反倒还鼓励土地兼并，所谓富者连阡陌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说的就是宋朝。

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农民依附于地主，而一些无地农民则从事手工业，成为工商业者。

宋朝的税赋是非常沉重的，但这些税赋落不到大地主和士绅阶层的头上，而是被转嫁给了基层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

打个比方说，基层农民可能占20%的土地，但是要缴纳80%的税赋；而士绅地主们占有80%的土地，却只缴纳20%的税赋。

在经济层面，士绅地主是宋朝的受益阶层，而在政治层面，宋朝重文轻武的大背景下，其又能得到极高的政治与社会地位。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朝廷在一次科举考试中就录取进士、诸科1076人。而且宋朝的“恩荫”范围极大，凡是五品以上官员，但逢大礼之时皆有奏请子孙、门徒为官的权利。

宋仁宗时的名臣包拯有言：臣伏见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9758员，今内外官属总17300余人，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数尚不在数内。仅以规模而论，可见此时宋朝官僚规模之大，而宋朝之官，大都出自士绅地主阶层。

所以说，士绅地主们是宋朝的坚定支持者，而碰上宋仁宗这种皇帝，他们自然是要多加吹捧的。甚至于历朝历代的文人阶层，其实谁不想在这种环境下享受荣华富贵呢？所以，自宋朝之后，历代文人对宋仁宗的评价高也是得源于此，归根到底还是涉及到了本阶层利益。

而就宋仁宗时期基层百姓的生活来说，是远谈不上什么河清海晏的。

因为宋朝的税赋很重，士绅地主们还要再扒一层皮，因此基层农民无奈之下便会起义。宋仁宗时期，见于记载的农民起义甚至是基层兵变平均每年一次，其规模虽然不大，但是频率之高是历史罕见的。

农民起义之所以规模不大主要是宋朝守内虚外的战略部署决定的，北宋时期但凡是发生灾荒，朝廷便会扩军，将流民中的精壮者招募到军队中。

宋仁宗庆历年间，内外所增置禁军860余指挥，约42万余人，其中侍卫步军司保捷军增185指挥、武卫军74指挥、宣毅军288指挥。这使得北宋禁军达到了82.6万人，全国总兵力为125.9万人。之后的皇佑初年，宋军总兵力更是增长到了141万余人。

宋仁宗时期全国人口约6000万人，其中青壮年不过1000多万人，然而其军队却占到了其中十分之一强。

如此众多的军队驻防全国各地要冲，一旦有农民起义的苗头，宋军即能在地主阶层的支持下予以镇压，故而宋代农民起义虽多，但成燎原之势的却极少。

但比较讽刺的是宋朝军队虽然达到了一个空前的规模，其在关键性战役中却实在扶不上墙。

三：疲宋弱军

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后，辽宋边境的大规模战争状态结束，但是西北方向的党项族政权却日益壮大。宋朝可以视辽为兄弟之国，但对于这个曾经臣服于自己的割据政权，却总是咽不下这口气。

北宋开国之初，对以夏州为大本营的党项族政权采取怀柔政策，准其世袭。982年，因家族内部矛盾，时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李继捧入朝，决定放弃割据，献图归朝，这是宋朝将党项势力并入的最佳时机。

然而宋太宗处理失当，使得李继迁势力壮大，后者还得到辽国的支持，被授予夏国王的称号。到宋真宗时，其更是妥协承认李继迁占据西北五州之地，使得先前李继捧入朝所得之主动权丧失殆尽。

宋仁宗在1022年即位时间，西北党项政权的统治者为李德明。此人继位后，所采取的的策略是“依辽和宋”，同时向辽、宋称臣，接受两国封号。

但其在与宋辽保持和平关系的同时（曾击败辽国大军，但其对辽关系此后没有受到影响），向西则积极发展，数年间，西攻吐蕃和回鹘，夺取西凉府、甘州、瓜州、沙州等地。其势力范围扩展至玉门关及整个河西走廊。

在这一过程中，宋朝真宗及仁宗前期意识迟钝，实际上坐视了党项政权的壮大，甚至李德明去世时，宋仁宗为其辍朝三日，同皇太后乘舆至幕殿，身穿素服，为李德明举哀。另外宋朝还追赠李德明为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

李德明是1032年去世的，同年其子李元昊继位，第二年宋仁宗亲政，此时宋朝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占据整个河西走廊，保有一支强悍军事力量的割据政权了。

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为大夏，这成为了宋夏战争的引爆点，因为宋朝既不可能承认李元昊的帝位，而西夏也不满足于其现有的利益。

1040年，西夏军攻延州，其先通过里应外合之计攻破了金明寨，随后又集结部队在三川口大败宋援军。

三川口之役的宋军援军只有1万余人，但却是精锐部队，此役失败后环庆副都部署刘平被俘、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孙被俘，西夏军则士气大振。

为解决西北危机，宋仁宗以夏竦为陕西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韩琦、范仲淹都是名臣，但在对夏战略上意见却不一致，韩琦主张主动进攻，范仲淹则认为应当以守为攻，夏竦则将皮球踢回了东京，宋仁宗同意韩琦的意见，要求鄜延、泾原路会师进军。

1041年，西夏军队佯攻怀远城，南路的韩琦以任福为将，出动1.8万精锐部队前往解围。

西夏军一部佯装败逃，宋军援军精锐分为两路进入预设战场，另外还有七八千人的当地宋军也分为两路。西夏军主力动用10万大军，将宋军各个击破，一举消灭了宋军上万精锐。宋军主将任福，其子任怀亮，先锋桑怿、巡检内侍刘肃、都监武英、王珪、赵津、参军耿傅等均战死。

1042年，宋夏两军再战定川寨，泾原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军冒进，被西夏军主力围歼，葛怀敏以下16员宋将战死，士卒9400余人损伤殆尽。西夏军得以直逼渭州，大掠六七百里而还。

连续三次关键性战役的失败，使得宋朝西北防线机动精锐丧失殆尽。

宋军在西北防线之兵并不少，可为何这几次战役损伤数万就受不了呢？

原来宋朝在西北施行的是连寨防御战略：陕西西路之兵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分守城寨，故每路战兵大率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轻动。而西夏则是主动进攻战略，每一战都能集合多至十余万主力，且以骑兵为多，故而往往都能以多击少。

宋仁宗为了改变西陲屡战屡败的态势，施行的是大增军队员额的方法，宋朝禁军数量增至80余万，而连同地方军增至141万便是在仁宗时期。

如此巨额的军队，其薪饷供给是个天文数字，而为了供给军用开支，北宋各级官员开始广泛征收重税，而这些税赋自然是在本来就地少民贫的底层百姓身上。

以至于宋仁宗时期形成了“今自西陲用兵，国帑虚竭，民亡储积，十室九空”的艰难局面。

更加讽刺的是，宋廷实际征收的税赋一方面远超实际需要，所多者大都为士绅阶层所搜刮；同时士绅阶层还对所得者不满，回过头来又对军资进行掠夺，以至于仁宗时期底层兵变竟也层出不穷。

而宋仁宗还要对那些士绅阶层和和气气，可想这个仁究竟是对谁仁。

当宋朝耗竭了帝国底层民众大部分财力供养起了这支百万大军后，却依然无法在西北战线取得主动权，而西夏也因国力较弱，连年战争不得生养，而有了和意。

1044年宋夏议和，西夏向宋称臣，但每年要给西夏岁赐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而在此之前，辽军趁宋军新败之余陈兵边境，又胁迫北宋将岁币从银20万两，绢10万匹各自增加10万，自此银30万两、绢20万匹的岁币一直给了近80年之久，其数额可想而知。

而这些岁币、岁赐来自于哪里呢？自然还是底层百姓了。

我们知道，北宋王朝有冗兵、冗官、冗费三大顽疾，其在宋仁宗时都达到了高潮，期间得利者恰恰就是士大夫阶层，而平民百姓及底层士兵都是极为悲惨的，如对西夏用兵失败后，曾有这样的评价：

庆历中，西方用兵，刘平、葛怀敏失律，士卒死伤数万，方赠官，超绝推恩，子孙至及二十人者；士卒用命被重伤才得钱二千，何其薄也！

身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所仁者并非是在朝廷和后宫里当个老好人，而对外不能御侮，对内不能抚定，反倒使得国家的运转陷入困境，使得民众的生活更加艰难。

对这种局面，宋仁宗并非没有认识，后来著名的庆历新政便是其举措，然而新政尚未真正实施便已经流产，尽管仁宗朝后期国家状况稍恢复了一点，但已显亡国之兆。若非后来宋神宗时期的变法拉了宋朝一把，恐怕北宋也亡不到徽钦二帝手中了。

所以评价宋仁宗，明末王夫之的一段话倒是可以思索下：

计此三十年间，人才之黜陟，国政之兴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终岁。吏无适守，民无适从，天下之若惊若骛、延颈举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无定志也，既若此矣。

因此再回到《清平乐》的话题上，我们便发现电视剧其实是走了一个虚框，打造了一个表面精致的宋代朝堂，但实则却没有讲出一个好故事来。而如何讲出一个好故事，对中国的影视行业来说，是接下来该值得深思和发力的方向了。

我们不缺好的历史素材，但却真的缺有能讲好影视故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