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显其尊奴才化 谥号缠足纱布般又臭又长
显尊是清朝皇帝的一个突出特点。
历代汉族皇帝尊显的手段他们全部继承了下来，例如，住富丽堂皇的宫室，禁止官民房屋门户及院墙盖黄绿瓦。自称“朕”，去某地叫“幸”，有时还用“狩”、“巡”。他们统治天下是“御宇”，即位是“御极”。饭食、用品俱冠以“御”，如御膳、御笔、御驾。他们的衣服是“黄袍”，文告是“黄榜”。命令称“制”、“诏”、“上谕”、“圣旨”。有病讳称“不豫”，刚死而未定谥号的皇帝婉称“大行皇帝”。
清有三跪九叩之制（资料图图源网络）
与明代皇帝比，清朝在朝仪方面更显其尊。明代朝仪，臣僚四拜或五拜，清则有三跪九叩之制。外国使臣觐见也要求三跪九拜。咸丰皇帝以后，列强坚决反对并以条约规定下来才不得已取消。明大臣于御前得侍坐，清则奏对无不跪。明六曹答诏皆称“卿”，清则都斥为“尔”。满、蒙大吏于折奏，都自称“奴才”。大臣上折子，以“××奴才跪奏”或以“官名＋臣＋姓名＋跪奏”开头。
清朝奴才与臣的称谓虽无尊卑之别却是防止旗人同化
清朝官员见皇帝有的称“奴才”，有的称“臣”，到底有什么区别？
历史剧中，常见清朝官员对皇帝自称“奴才”，有的则称臣。为什么要这么称呼呢，有的说，这是清朝区分满汉官员身份的制度性措施，满人只能自称奴才，不能称臣，汉人则相反;有的则说，满人也可以自称臣。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在清宫辫子剧中，经常会出现“奴才”这个词。清朝之所以会频繁使用这个词还要从八旗制度说起。八旗下的旗人与包衣对本旗的旗主有着很强的私人依附关系。在雍正之前，各旗下的旗人与包衣只对本旗的旗主效忠，而旗主也要对本旗下的旗人与包衣负责。这种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旗人与包衣经常在旗主面前以奴才相称。他们认为这种称呼可以证明自己与旗主的关系很亲近。当然，旗主们也是这样认为。
清廷起于北方，满语中有阿哈(Aha)，汉语意译为“奴才”。沿其旧俗，奴才一词在社会上也得以广泛使用，当时及后世各种小说中也常有反映。清入关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旗人有称臣的，也有称奴才的。
清代官员常常自称“奴才”，既见于官方文件、奏章之中，也常常出现在官员觐见皇帝之时。学界对此基本依照陈垣与鲁迅先生的看法，视为清廷强行区分满汉官员身份的措施。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这其实是排满浪潮影响下对“奴才”一词的理解，当然其中也道出了清代旗人与民人身份的不同。事实上，这两个称谓所对应的对象有一个变化过程。
奴才一词，亦作“奴财”、“驽才”，在北方少数民族中是常见词汇。少数民族中，是一个常见词汇。在北方民族中，臣与奴才本属一意，并无多少分别。如《隋书》卷84《北狄》：“沙钵略谓其属曰：何名为臣?报曰：隋国称臣，犹此称奴耳。”臣与奴才二词通假，起自于北方，由来已久。清入关以前，奴才一词已出现于官方文献中，《清稗类钞·称谓类》：“当未入关以前，满洲曾贡献于高丽，其表文，自称‘后金国奴才。可见奴才二字之来历，实为对于上国所通用，其后逐相沿成习耳。”可见，满洲旧俗，以奴才与臣相等，并不以为有辱国体。
旗人称奴才，包衣称奴才
顺治七年（1650年），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突然去世。顺治帝把这位叔叔手里三旗中的正白旗收归自己所有，而把多铎的后代从正蓝旗拨到了镶白旗，把哥哥豪格的后代拨到正蓝旗。先前，顺治帝已掌握了两黄旗（正黄旗与镶黄旗）。此时，又把叔叔多尔衮的正白旗据为己有，此时，顺治帝一人执掌三旗。由此，顺治帝也就成了此三旗的旗主。因为这三旗由皇上掌握，所以又被称为上三旗，而剩下的五旗则被称为下五旗。可以说，上三旗就是皇帝的嫡系，自然与皇帝关系最为亲密。
作为上三旗的旗人与包衣自然对他们的旗主皇帝忠心耿耿。为了体现与旗主皇帝的亲密关系，作为皇帝的直属旗人，这些属人在给自己的旗主皇帝奏事时，最有资格称“奴才”。皇帝对上三旗的旗人与包衣也有着特殊的照顾。在挑选大内侍卫时，首先优先录用上三旗的旗人充当，在一二三等侍卫中，自然上三旗旗人的等级要比下五旗的普遍要高，同时越靠近皇帝寝宫的侍卫，越要选用上三旗的旗人。这自然是皇帝对自己旗人的信任。
对于上三旗包衣，皇帝对这些直属的包衣也是特殊照顾。清朝设立专管皇帝家事的内务府机构。内务府中的人员就从这些上三旗的包衣中挑选，所以又被称为内务府旗人（内三旗与外八旗相对）。他们虽是包衣，被正身旗人看不起，但因为负责皇帝家庭的一切经济开支，所以他们腰包自然要比那些正身旗人鼓。外人也把这些内务府旗人称为皇帝的“家人”，因为他们与皇帝的关系比那些外廷的朝臣更加亲密，更加特殊。其中，在皇宫中充当服务工作的宫女必须从内务府包衣中挑选。因为皇帝对包衣家的女子信得过。
更让人羡慕的是，当时全国的肥缺，最有油水的差事首先选用的是内务府旗人。比如，盐政、江南三织造、粤海关监督、淮安监督、九江道等肥缺。尤其到了清朝中叶以后，这些肥缺一般都由内务府旗人担任。这些内务府旗人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家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其中，有些家族还世代担任这些重要的肥差。大家最为熟知的曹雪芹家族中的多人轮番担任江南三织造（苏州织造、杭州织造、江宁织造）。因为，他们既是内务府包衣，老辈们又与康熙皇帝的关系不一般，极得康熙的信任，才让他们家族担任这一肥差。所以，皇帝与自己直属旗下的包衣关系非同一般，才用得放心，使得安心。这些内务府旗人与上三旗的正身旗人一样为了表示与皇帝的关系亲密，自然在奏事时，也理所当然的使用奴才。当然，对于皇帝本人来说，这些内务府旗人甚至比直属旗人更有资格称奴才。
相对于皇帝的上三旗旗人与包衣，下五旗的旗人与包衣，自然也在自己本旗的旗主面前称奴才。不论本旗的人官职再高，在他们的旗主面前也应该称奴才。当然，如果旗主看在旗下属人的官职高，有意不让在自己面前称奴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清朝初期，旗人对旗主的依附关系依然要强于旗人做官后与朝廷的关系。一位下五旗的旗人做官后，对自己的旗主甚至要比对皇帝本人的关系更亲密，更效忠。
资料表明，清入关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对奏章中称奴才或称臣进行统一规定。沿袭入关前满洲旧俗，旗人面见皇帝及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有用臣的，也有自称奴才的。康熙时期，仍有两称并用，甚至同一奏折中，既称奴才又称臣的情况。。
八旗有威胁，雍正大整顿
八旗旗人包衣对旗主王公的这种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影响了皇权的巩固。雍正时期，雍正帝开始大力整顿。改八旗领主为八旗总管（汉称总管），从此八旗没有旗主之称。八旗无主，实际雍正皇帝一人成了八旗的共主。八旗总管，顾名思义，是帮助皇帝管理八旗事务。为了进一步打破旗人与旗主的依附关系。雍正规定：禁止王公在所属的旗内向佐领（八旗基层主官）滥派差役，只许他们在所属旗内挑选人员充当护卫、散骑郎、亲军等。这些被选中的人，也不许再兼管王公的家务。这就在王公和旗务之间做一个分割，有意削弱王公对旗务的管理。即使，王公想从佐领内挑选个家奴，或跟随的奴仆，也必须专门向皇上请旨，并且要通知该旗的都统，由都统向皇帝复奏。雍正还强调说“遇到这种情况，不请旨，是绝对行不通的。”同时，雍正为了削弱王公对旗下属人的控制，还规定“五旗诸王公如果不体恤在外省做司道、府、县官的门下人，并向他们索取，或者纵容门下管事人员肆意贪污，那么这些官员可向皇帝密奏揭发，并给予密奏权力。”雍正的这一措施，让原本王公的旗下门人感觉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拉近了，并感觉皇帝成了自己的靠山。
因为，在清朝有些王公就因为勒索、残害或包庇旗下门人，而被降爵，革爵，甚至囚禁。有的王公甚至因为侮辱自己的旗人高官而被皇帝降爵。有了皇帝撑腰，很多出身下五旗的高官慢慢远离本旗王公而向皇帝靠拢。虽然，他们仍属本旗王公族长管理，但他们实际对皇帝效忠，对朝廷负责。尤其，雍正通过大力整顿八旗，使自己成了八旗的共主。八旗的旗人都成了他的旗下属人，只不过上三旗是他的嫡系旗人。这些旗人自然在八旗共主皇帝面前都要称奴才。而对于奴才与臣的称谓，雍正以前相当混乱。
雍正时期的奏章中，仍然是两称并存，同为旗籍官员，既有称臣的，也有称奴才的。雍正元年，雍正帝特别上谕：“凡奏章内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一概书‘臣字。”可见，雍正不太同意旗人上奏折时自称“奴才”，并要求旗人和汉大臣一样称臣。但雍正时期，还是有很多大臣上奏折时自称奴才。雍正帝亦并未因其自称“奴才”、“臣”而表示批评或斥责，而是照常批以“知道了”等语雍正帝就曾对镶黄旗汉军高其位的奏折进行批改，并将其自称的奴才改为臣。
其实，雍正时期及以前，对于旗人称奴才还是相当混乱。有时完全是凭着皇帝的个人喜好。很多汉臣为了拉近与皇帝的关系，也会在奏折上自称为奴才。皇帝也是凭借自己的喜好，或者改成臣，或者干脆不改。
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直到乾隆前期，此种两称并存的情况仍然可以见到。与雍正朝要求统一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满族大臣公事与私事分称臣、奴才，然而，此时旗员称呼问题也已经开始出现变化。至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正式下令对官员自称进行规范。不过，这一次与雍正朝的要求统一自称为“臣”不同，乾隆帝要求公事与私事分开办理：“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至此，清代官场称谓中，奴才与臣的称呼规矩基本确定。
到了乾隆时，乾隆对奴才与臣的称谓有了几次规定。乾隆六年，镶红旗汉军旗人张广泗上奏折时自称“臣”。乾隆看后，很不满意。就在同年十二月，谕军机大臣：“张广泗系汉军，请将伊子随任，原为一已私事，折内应写奴才，乃自写臣，伊子写奴才，殊属不合。可寄信训饬之。”通过此上谕可知，乾隆皇帝强调旗人上折，谈及私事时须称“奴才”。为了进一步明确旗人与汉臣在奏折自称上的区别。乾隆二十三年二月：“谕军机大臣等，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通过此上谕，乾隆再次明确强调旗人大臣在公事折子里称臣，而在私事折子里称奴才。
其实，乾隆规定旗人大臣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言外之意，就是皇帝与旗人的私人关系非同寻常，所以才让他们称奴才。汉臣们自然心里清楚这一点。然而，乾隆为了安抚汉臣，强调在自己心中臣和奴才只是称谓上的不同，没有尊卑、疏远之分。在乾隆三十五年，乾隆说道：“臣仆本属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义虽殊，其传则一。满汉臣工自称，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虽满洲大员，亦一例称臣，而满洲督抚奏地方公事亦然，并非以奴才之称之为卑而近，称臣为尊而远也……朕抚御臣民，并无歧视，而朝廷体统，本自尊严。又岂因臣下之称奴才而尊崇有加？称臣而体制有减乎？”其实，乾隆却越强调奴才与臣称谓并无尊卑、疏远之分，而在他心中满汉差别的意识越强烈。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再次强调两种称谓与地位高低和身份尊卑无关。
就在同一年，满大臣天保和汉大臣马人龙曾联名上了一道关于科举舞弊案的奏折。在奏折中由于满大臣天保的名字在前面，所以就直接写了奴才天保、马人龙。然而，乾隆看到这道奏折后，相当震怒，不是因科举舞弊案大怒，而是因为马人龙作为汉臣居然和天保一起称“奴才”。那么，马人龙与天保一起上奏折，为何奴才与臣不分写呢。天保前面写奴才，马人龙可写臣啊。然而，在三年前，也就是乾隆三十五年时，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的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了一道关于“捕捉蝗灾”的奏折。乾隆曾多次强调满洲大臣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而满臣西宁、达翎阿为了表示自己与皇帝的关系，依然在这道关于“捕捉蝗灾”的公事奏折上，自称奴才。这就让汉臣周元理难办了。他到底是与满臣西宁、达翎阿一起称奴才还是自己单独称臣。
为了保险起见，周元理在三人联奏的奏折上自称臣。因为，他知道乾隆曾明确强调过，满汉臣上公事奏折都要称臣。所以，周元理认为自己在公事奏折上称臣，乾隆绝对找不出自己的毛病。然而，乾隆看到奏折之后，大怒不已。乾隆说道“此次三人会奏之折，西宁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达翎阿、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耶。若谓周元理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视周元理身份太高。谅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节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达事理耶，可笑之至。将此传谕周元理知之。”
没想到，周元理自认为自己称臣，万无一失，没想到乾隆却偏偏批评了自己。乾隆认为周元理自称臣，是不屑与满臣西宁同称奴才，存心标新立异，难道是自己觉得身份高于满臣。周元理被批后，一定是满肚子委屈，明明自己称臣是按照乾隆的规定，没想到自己却被批了，而满臣在公事中称奴才反而没事。可见，乾隆在大臣奏折上的奴才与汉臣称谓，也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可能因为周元理因为在与满臣联奏的时候，称谓臣被批的缘故。所以，三年后，汉臣马人龙在与满臣天保联奏科举舞弊案时，直接和满臣天保一起称奴才。没想到他却因与天保一起称奴才又被乾隆批了。可见，乾隆虽一直强调奴才与臣的称谓，没有地位高低和身份尊卑之别，但在他的心中对满臣与汉臣还是有着自己的小心思。
乾隆虽然一直强调满汉一体对待，但在朝廷为官的大臣甚至是黎民百姓，心里清楚这位皇帝的满汉之间的尊卑意识，要比清朝任何一位帝王更浓重。他曾因父皇雍正许诺过汉臣张廷玉在百年之后可配享太庙，而心生不满。因此，乾隆在张廷玉晚年，处处刁难他，并几次废了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资格。因为，在乾隆的意识里，汉臣张廷玉根本没资格配享太庙。最后，乾隆还是顾虑当年父皇的遗言，不得不在张廷玉死后让其配享太庙。同时，还有两件事让乾隆非常气愤。一件是，当时的很多旗人居然说汉语强过自己的清语（满语）。这让乾隆很是恼怒。于是在旗兵的考核中，着重强调一定的严格把关旗兵的满语水平。另一件是，很多旗人学习汉人，起汉名，久而久之居然忘了自己的老姓。这让乾隆相当生气。当朝大臣阿桂，本章佳氏。由于他的父亲叫阿克顿，他的名字干脆就叫了阿桂，而他的两个儿子也就干脆称呼阿迪斯、阿迪斯。祖孙三代的名字的首字都沿用了阿字。这就让乾隆皇帝看不下去了。
乾隆认为在《百家姓》中虽没有阿姓，但使用的时间一长，也可能会成为一户新姓。如果那样，满族的老姓章佳氏就会被渐渐淡忘，至少阿桂的后代可能就会忘记。于是，乾隆强制命令阿桂的子孙首字不能再用阿字。皇帝既然这样规定，阿桂自然要改，于是他的孙子阿必达之子只好取名那彦成。当年的贵州按察使喜崇福进京谒见乾隆时，当乾隆皇帝一看到这个名字，顿时大怒不已，一边斥责喜崇福是汉人名，一边让其立即改。最后，喜崇福改成满文名字尼堪富什浑。其实，乾隆加强旗人清语的学习，不让满人称汉名汉姓，就是怕这些人被汉人同化，而动摇基业。因为，乾隆认为旗人是让大清延续千秋万代的基石，在北京内城中八旗兵保护着皇城，保护着皇城中的大内，和大内中的皇帝。
大体上说，官方文件及正式场合称奴才的，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满洲等旗下官员，觐见皇帝、皇后时，自称奴才。在奏折中也使用奴才这一自称，无论官职尊卑，甚至官居大学士、尚书之职，仍然自称为奴才。而汉族官员无论在觐见还是奏章中，都自称为臣。这时称奴才，显示出清自乾隆以后，对满洲旧俗的极力维护。第二种情形：清制中，武职官员对皇帝，也自称为奴才，虽然与督抚大员会衔上奏，都自称为奴才。
清末，反满浪潮迭起，人们对旗员与汉官的不同称谓多有议论，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等联名上“满汉平议”折，提出“奏折中无论满汉一律自称曰臣，不得再用奴才字样”。至宣统二年(1910)，清廷宣布：“我朝满汉文武诸臣，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著一律称臣。”推行不久，清王朝即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土崩瓦解了。
清自乾隆时确定此制，并与整个清王朝相始终。其初制，本意在维护旗下旧俗，提示旗籍与武职人员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保持所谓“国语骑射”，随时准备效忠于王朝统治，这也推动了这一称呼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客观上，这一称谓也区别了旗人与汉臣的身份。
清朝皇帝谥号与庙号裹脚纱布一样长
清朝皇帝谥号与庙号也与明朝皇帝不同，反映出清朝皇帝有意识的显尊。明朝皇帝，只太祖和成祖谥号与庙号分开，谥号用字超过10个。例如成祖谥用17字：“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庙号“成祖”。其他皇帝的谥只有简单的一两个字，而且与庙号重合。如仁宗的谥、庙号合用一个“仁”字。清朝皇帝除开宣统，谥号与庙号分开，而且不管生前德行优劣功绩高低，谥号全由20多个字的谀词组成。穆宗同治帝是个不成器没作为的皇帝，其谥也全是溢美之词“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毅”，21字。最后一个字是最重要的，因而以此字为简称，于是同治帝简称为毅皇帝。
皇帝的谥还经常累加。努尔哈赤初谥“武”，后增字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欣安弘文定业高”，25字；顺治帝原来的谥19个字，后来也增加到25字。
清朝皇帝庙号和谥号
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追尊）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
世祖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爱新觉罗福临
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
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爱新觉罗胤禛
高宗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爱新觉罗弘历
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光裕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爱新觉罗颙琰
宣宗效天符运立中体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宽定成皇帝爱新觉罗旻宁
文宗协天翊运执中垂谟懋德振武圣孝渊恭端仁宽敏庄俭显皇帝爱新觉罗奕詝
穆宗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明肃毅皇帝爱新觉罗载淳
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爱新觉罗载湉
无爱新觉罗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