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湖南和湖北两个省,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我国中部的两个省份。由于文化比较接近,在历史上都被称为楚文化。但或许大家不知道,湖南和湖北两个省是清朝前期在分家的。在清朝之前,其实湖北湖南都是一家人,并没有所谓的南北之分,直到清朝前期,湖北湖南还是同一省份,但清朝为什么要把他们拆开呢?
在拆分之前,湖南湖北叫做湖广行省(原来还有广西广东两省,明后广东广西就分了出去,单独成为一个省份),当时湖广行省省份在武昌。
还有一个疑问,清朝明明设立了湖广总督,为何湖广总督是能管理湖南和湖北,根本无法管理两广地区呢?其实,这仅仅是一个说法,湖广总督的管辖区只有两湖地区。
清朝入关后,出现一了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湖北地区由清朝控制,而湖北地区则被南明占据,清朝虽说最后还是统一了全面,但他们毕竟是外来政权,国内反对人数都数不清,清廷害怕又出来几个猛人把自己赶回东北,于是他们就开始在区域划分上下功夫。
在清朝逐渐稳定下来后,统治者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那就是部分行省面积实在过大,非常不利于管理,于是清朝统治者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命令这些大省份进行“分家”,后来江南省份分为江苏和安徽,陕西分为了陕西与甘肃,南湖广就分为了湖北和湖南。
清朝将湖广行省分为湖北湖南的唯一目的就是加强统治。
湖南和湖北原本就是一家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两湖地区就是楚国的主要根据地。到了汉朝统治时期,荆州的地盘其实就是湖南、湖北。一转眼到了元朝,元朝统一天下之后,很多方面都十分的糟糕,但是行省制度不错,直到现在,行省制度仍在使用。元朝总计建立了10个行省,其中就包括湖广行省。湖广是指洞庭湖以南的广大地区,当时湖广行省的辖区很大,包括湖南、湖北、广西、海南和贵州的部分地区。
由于辖区辽阔,到底选择省会在哪是一个难题。明朝建立之后,对全国的省份进行了重新划分。在这一时期,湖广行省的辖区已经大大缩小,广东省和广西省已经建立。此时的湖广行省基本上就剩下湖南和湖北两个省,但两个省并没有分家,省会选择在武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明朝沿用了元朝湖广行省的说法。虽然省会选择在武昌,但是长沙已经成为两湖地区的大城市。由于自身的农业发达,湖广地区成了朝廷的主要产量地。
清朝入关之后,出现了一个非常搞笑的情况。湖北地区在清朝的手里,湖南地区则在南明政权的控制之下。双方对抗了很长时间,最终清朝还是统一了全国。清朝皇帝对自己的统治非常的不自信,总担心自己会被赶回东北老家。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清朝开始在区域划分上下功夫。清朝起初沿用了明朝的区域划分制度,但是清朝逐步发展有的省份辖区太大,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比如陕西省、江南省和湖广省,都是比较大的省份。
在清朝的康熙时期,清廷开始命令这些省份分家。江南省分成了江苏省和安徽省,陕西省分成了陕西省和甘肃省。至于湖广省自然也是这样,公元1664年,以洞庭湖为基本界限,湖广省被划分成了湖南省和湖北省。湖北的省会还是武昌,湖南的省会则是长沙。按照清朝的规矩,每个省都有巡抚,巡抚之上还有总督。比如直隶总督、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等,清朝也沿用了湖广这个说法,但是湖广总督的管辖权只有两湖地区。
湖广地区有一个非常无奈的情况,湖北巡抚和湖广总督都在武昌办公,这就出现了严重的机构重叠。到了清朝统治的后期,朝廷进行了机构改革,有湖广总督兼任湖北巡抚。在清朝统治的末期,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清朝开始了洋务运动。在庚子战争之后,还出现了北洋新军和南洋新军负责。北洋新军由袁世凯负责,南洋新军则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负责。1911年,武昌城内的新军爆发起义,辛亥革命开始了。
细说湖广分家
湖南和湖北在古代中国历史上长期是混为一谈的,以“湖广”之名为人所知,南北的区别在外人看来并不明显。
但随着湖南的发展,南北之间的区别也开始产生,继续沿用“湖广”这个统一的名字就不太合适了,这也最终导致了清朝中期,湖南和湖北彻底分开。
两个大省,也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今天就一起来看看湖广是如何分家的。
混乱的边界
从版图规模来看,湖南湖北两省的分家似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即使分了家,这两个省的体量也足够庞大,在中部崛起的风潮中各领风骚。但若是想从地理上为湖南湖北找到一个合适的天然分割线,其实颇为困难。
湖北的核心精华地带是由汉江和长江交汇处构成的江汉平原。这个今天水源充沛、土壤肥沃的平原在两千年前还是一片硕大的云梦泽,当时湖北的各个城市实际上遵循着围绕这个云梦泽分布的“地中海模式”在发展。虽说互相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但总体来说云梦泽和长江中游的河段还是为湖北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水上整合基础。
先秦的著名大湖云梦泽和彭蠡泽
如今蜕变为江南岸的洞庭湖和鄱阳湖
而且和战国时期中心位于荆州偏西不同,到了中华帝国的中期,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和云梦泽的逐渐淤积,湖北的核心地带也开始向东走。比如元朝时设立湖广行省之初,就把省治放在了鄂东的鄂州。等到今天的武汉三镇被长江彻底淤积成陆,交通变得更方面,湖北以汉江长江交汇点(武汉)为核心的结构就更加稳固了。
武汉之于湖北
湖南作为一个省的地理支撑更简单:湘江和沅江两条大河流域围出的V字形就是湖南的核心地带。当这其中,湘江由于广西灵渠的存在,起到了沟通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作用,地位上要更高一些,也让湖南人对湘江的认同更高。反观沅江,由于通向闭塞的湘西山区乃至云贵,历史上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也很少被外人认为是湖南的母亲河。
通向两广和通向云贵
待遇还是不一样……
可以说,湖南湖北两省,都是有着很明确的核心河流的地理板块,按理说可以按照这两个水系的影响范围很简单地划分自己的领地。可问题在于,湘江下游的洞庭湖流域是一片地形平坦而且水网混乱的区域。湖的南北两岸都可以向这个过渡地带施加影响,从而使得双方的分野变得相当模糊。
北端的岳阳与南端的长沙之间
确实隔得有些遥远
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三个:
第一,完全以长江为分界,南北各属一省。这样的划分一般来说是简单而有效的,但在水流复杂的长江中游,却未免失于粗暴。像长江这样绵长的河流,在中游往往会形成大量蜿蜒河道,对河道的侵蚀作用很有可能影响两岸的疆界。另外,如果是由两个省级单位在南北两岸分别管理长江,很可能会形成三不管地带,对于长江这样的黄金水道来说并不一定是好的选择。
从湖北枝江到湖南岳阳之间
其实有大量的水流从长江干流向南注入洞庭湖
至于其中哪一条更适合做边界
其实是相当模糊的
第二,以澧水和湖南北部复杂的湖泊为划分。这样的划分对于北部的省倒是一个好消息,但由于湖泊连串地区的分界往往复杂,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而且如果这么分,南边的这个省就不剩什么有价值的平原地带了,对边远山区的管理力度大受影响。
澧水以北划出去
湖南人民是肯定不答应的
第三,也是现在湖南湖北两省的划分方式,就是以洞庭湖为界。可洞庭湖仅仅覆盖了两省之间平原缺口的东部一角,西侧还是没有明确的地理阻隔,双方难免发生长期的冲突,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案。
以洞庭湖为界
但洞庭湖之外的分界则混乱复杂的多
正是因为湖南湖北之间犬牙交错的交界处地形,才让这两个省在很长的时间里只能共享一个名字湖广。
湖广湖北分不清
湖广的名字,应与宋之荆湖南北路和广南东西路之连称有关,元代湖广行省的名称也是在此基础上确定。可以看出,尽管已经进入了中华王朝的中后期,行政中心位于北方中原地区的统治者对南方的了解和管理还是相对粗糙的。两湖地区作为连接中原和岭南的过渡地带,也没有得到特殊的命名机会,而是被用一个过渡性的缩写概括了。
元朝的湖广行省可以说相当夸张
不过也确实是湖+广
明朝的湖广已经基本等于今日的湖南+湖北
不过当时的统治者对两湖具体情况的忽视也是有道理的。由于湖南境内多山,大量少数民族仍然杂居其中,汉族人能够影响和开发的仅限于湘江流域的一系列城市,也就是今天的岳阳、长沙、湘潭、衡阳等地,而在沅江流域,值得一提的也只有常德一座城市。这些汉人的熟地还不够成省级行政的资格,直接合并到长江中游的城市群也没什么。
这一点,看一下柳宗元的名篇《捕蛇者说》就知道了。永州当地百姓之所以可以用蛇抵税,是因为据说当地有一种神奇的蛇,其毒可以杀死草木人畜,做成药却能治百病。这样充满神话色彩的药材,只有在文化程度还不高的地区才会出现,而永州凭借潇水的河道,还算是湘南开发较成熟的地区了。
对于远在湖北的长官来说
湖南除了一些湘江平原地带外
估计都是迷雾世界
所以实际上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尽管用湖广代称两湖,重要的还是湖北地区。所以连他们自己都经常对湖广和湖北这两个概念傻傻分不清。
《宋史·高宗七》记载:绍兴十八年闰八月甲子,“命临安、平江二府,淮东、西、湖北三总领所,岁籴米百二十万石,以广储蓄。”但其实当时和淮东淮西并列的行政概念应该是湖广。只是因为当时征粮的主要地点是鄂州、荆南和九江,总领所的住所也是在北边,所以把湖广和湖北给用混了。
淮河、环太湖、鄱阳湖、汉江
乃南宋粮食重镇
在这个时候,湖南的确是没有什么存在感的。
打出来的存在感
帮助湖南刷出存在感,并且最终催生了两湖分家的,倒不是湖南人自己,而是隔壁的贵州。
不知道贵州少数民族群众
是不是要沿沅江而下,直捣湖北?
明朝末年,贵州势力杨应龙起兵反明,席卷整个贵州,一度将战火带到了湘西。这时候在明朝的官方文件上,仍然以两湖为一省,设湖广巡抚。无奈湖广巡抚距离战事太远,实在鞭长莫及,急需有人分摊湖南的军政管理权,弹压叛乱。
有点可爱的万历帝
于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阁臣沈一贯上奏,请求增设一名能够总管湖南战事的长官,为湖广巡抚分忧。这个消息还惊动了万历皇帝本人,批示道:“川贵总督、抚、道俱已近播弹压,惟湖广兵将不济,饷又未备,倘致失期,巡抚岂能逃其责?楚地辽远,抚臣顾管难周,欲添差一员督理监视,该部院议处来看。”难得地批准了阁臣们的请求。
于是湖南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正牌长官偏沅巡抚,督办兵粮,抵挡杨氏叛军。从这个官名其实也能看出来当时的统治者仍然是不舍得将两湖彻底分开的。偏为偏桥卫,位于今天中国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经是沅江的上游地区;沅自然就是沅江流域。
也就是说,一直到了明代,当人们在考虑两湖分家的时候,还是希望能把湘江流域整合进湖北,而甩掉湘西沅江流域的包袱的。
估计在湖北的长官
巴不得把鄂西湘西这些“宣慰司”
都推给川贵方面
但这样的规划显然很不负责,而且有些一厢情愿。原因是经过唐朝之后又一千年的融合和发展,湘江流域的文明程度已经相当高,一个体现是湖南学子在初级科举考试中的表现和湖北考生不相上下。湘东湘南丘陵中的少数民族也在逐渐接受汉化和整合,湘江流域已经有了有自己独特的城市群和文化特征,并且足以和江汉平原分庭抗礼,不会轻易低头。
湖南的书院甚至比湖北还要更多
所以到了万历年间,其实两湖地区的分隔已经自然形成了。比如两地的税收和漕粮,其实就已经实际上分开上缴,来自武昌的命令在长沙被拒绝执行也是常有的事。
行政上确认两地分家,已经在所难免。
学术上对两湖分家的具体时间还有争议,有人认为是康熙年间,也有人认为是雍正年间。但这具体的年份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到了乾隆前期,在官方文件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民间已经逐渐将湖南湖北和湖广成功区分开了。
清代湖南已经于今日区别不大了
但由于中央政府对湖北的偏爱还是能从版图划分上一眼看出来。
今天的湖北基本沿袭了清代“湖广湖北省”的形态,在版图上跨过了长江,把包括松滋、公安、石首在内的一部分和湖南文化更亲近的地区划了进去。武汉也在凭借省版图完全控制长江水道的优势,极力拉拢身为湖南经济老二的岳阳,隔着洞庭的长沙却几乎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洞庭湖以北、岳阳、九江
武汉都想要。。
对于古代统治者来说,这样的安排是合理的。如果南方不幸有变,连通行政中心和叛乱的湖北就会成为抵抗的第一线。让湖北拥有更多的缓冲空间,在利用长江天险之前更好地消耗对手,才能让统治者高枕无忧。
而在现在的格局下,要盘活中部区域经济互动,两省之间模糊的边界划分就很难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