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并非因“在太行山之西”而得名

山西，旧称“山右”。作为省级行政区的称谓，《辞海》曰：“因在太行山之右（西）得名”。但是，这仅仅属于一种“想当然”式的结论。

如若再问，那么“山东”呢？疑窦会马上出现，《辞海》所谓“因在太行山之左（东）得名”，明显不妥。因为若以太行山而论，堪称“山东”者当首推河北，之所以舍近求远，无疑是行政区划变更的结果，而非地理特征所主导。

由此说来，看似简单的名词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而难言的历史发展逻辑，我们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以正本清源。

1.山西作为地理概念，起初专指关中，后来也被用指太行山以西地区

山西名称的出现，大约始于战国。

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秦与六国有关山之隔，关谓函谷关，山曰崤山，遂有关东、关西（关中、关内）、山东、山西之称。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载楚汉之争时，“萧何填抚山西”，填，乃“镇”也。

而《汉书》卷69《赵充国传》班固“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髙上勇力，鞍马骑射……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因此，清顾炎武《日知录》卷31《河东山西》曰：“古之所谓山西，即今关中。”

山西作为太行山以西地区的称谓，始见于北朝，偶见于隋唐。

《册府元龟》卷622《忠节》记北魏末：“裴延隽拜太常卿，时汾州山胡恃险寇窃，正平、平阳二郡尤被其害。以隽兼尚书，为山西道行台节度、讨胡将军。”

按：汾州、正平、平阳，分别即今山西离石、新绛和临汾。

山西考古发现也证实着“山西”之由来

《北齐书》卷22《卢文伟传》云：“族人勇，字季礼……尔朱灭后，乃赴晋阳。髙祖署勇丞相主簿。属山西霜俭，运山东乡租输，皆令载实，违者治罪，令勇典其事。”晋阳，亦称并州，即今太原，时为东魏大丞相高欢的霸府所在。

《北齐书》卷11《安德王高延宗传》曰：“后主将奔晋阳，延宗言：‘大家但在营莫动，以兵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纳。及至并州，又闻周军已入雀鼠谷，乃以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总山西兵事。”东魏北齐都邺（今河北临漳），疆土跨太行两侧，山西、山东（指今河北）遂成熟语。

隋大业“十一年，炀帝幸汾阳宫，命高祖往山西河东黜陟讨捕”。（《旧唐书》卷1《高祖纪》）

《旧唐书》卷200下《黄巢传》云：陈州刺史“赵犨求援于太原。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诸军，由蒲、陕济河，会关东诸侯，赴援陈州”。

需要说明的是，唐代设置河东道，以太原为首府，辖区囊括今天山西省全境，但史书中的“山西”仍多指关中。

2.辽代，山西成为西京大同及其以北地区的称谓

契丹建国朔漠，后得幽（今北京）云（今大同）十六州，仿唐五京制度，将全国划分为上京（治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京（治辽阳府）、中京（治大定府，今赤峰宁城）、南京（治析津府，今北京）和西京（治大同府）五个道。

其西京道，地处西南，相当于今天雁北、张家口和内蒙古中部地区。西跨黄河，与西夏接壤；南界恒山，与北宋对峙。进而，因在大兴安岭、大马群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与东部四京相隔，遂有“山西”之称。

然而当时“山西”的范围不止西京，亦包括上京道的岭西地区（含今蒙古国）。对此广大区域，辽朝在西京道设立西南路招讨司（治丰州，今呼和浩特东），在上京道设立西北路招讨司（治今乌兰巴托西），统领诸部族骑兵，捍御边疆；遇事，设“山西兵马都统军司”，总统二路边防。在财赋征管方面，设“山西路都转运使司”于大同。从此，赋予“山西”新的地理概念。

大同可谓是“山西”的源头

《辽史》卷9《景宗纪下》载保宁十一年（979）宋太宗灭北汉而引发的战争：三月“己丑，汉复告宋兵入境，诏左千牛卫大将军韩侼、大同军节度使耶律善补以本路兵南援……九月己卯，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沙为监军，惕隐休哥、南院大王斜轸、权奚王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南伐；仍命大同军节度使善补领山西兵分道以进”。据此，知大同军节度使所统“本路兵”即“山西兵”。

再如卷11《圣宗纪二》载统和四年（986）宋辽西京争夺战：“三月甲戌，于越休哥奏宋遣曹彬、崔彦进、米信由雄州道，田重进飞狐道，潘美、杨继业雁门道来侵……庚辰，寰州刺史赵彦章以城叛，附于宋。辛巳……顺义军节度副使赵希赞以朔州叛，附于宋……丁亥，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彰国军节度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以应州叛，附于宋……夏四月……辛丑，宋潘美陷云州……五月……诏遣详稳排亚率弘义宫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军赴应、朔二州界，与惕稳瑶升、招讨韩德威等同御宋兵在山西之未退者……秋七月……宋守云、应诸州者，闻继业死，皆弃城遁……八月……己未，用室昉、韩徳让言，复山西今年租赋。诏第山西诸将校功过而赏罚之……惕隐瑶升、拽剌欻烈、朔州节度使慎思、应州节度使骨只、云州节度使化哥、军校李元迪、蔚州节度使佛留、都监崔其、刘继琛，皆以闻敌逃遁夺官……冬十月……政事令室昉奏山西四州自宋兵后，人民转徙，盗贼充斥，乞下有司禁止。”

文中所谓“山西四州”，俱属西京，其民随宋军南迁，见《宋史》卷5《太宗纪二》：“五月……潘美还代州。徙云、应、寰、朔吏民及吐浑部族，分置河东、京西。”

3.金代及蒙古国时期，山西范畴缩小，先则指代西京，后则专指大同

女真金朝灭辽，又灭北宋，疆域南扩至淮河一线，定都燕京（时谓中都）。承袭辽朝故实，五京依旧，但改“道”为“路”。得北宋之地，将河东路分析为二，河东北路治太原府，河东南路治平阳府；改京东东路、西路为山东东路、西路，山东行政区雏形从此确定。

较辽代而言，金代“山西”的范围逐步缩小，一是蒙古族崛起，蒙古高原脱离所有；二是西南、西北招讨司所统“山后诸部族”，均回缩至西京境内。因此，山西成为西京路的专称。

《金史》卷46《食货志一》记：太祖“天辅六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实之……七年，以山西诸部族近西北二边，且辽主未获，恐阴相结诱，复命皇弟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兵四千护送，处之岭东，惟西京民安堵如故”。

按：山西契丹旧部东迁后，西京的主体地位加强。此前，北宋与女真共谋攻辽，约定燕云之地归还宋朝。

《金史》卷3《太宗纪》曰：“天会二年春正月……甲戌，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宗望请勿割山西郡县与宋，上曰：‘是违先帝之命也，其速与之。闰三月，宗翰复奏曰：‘先皇帝征辽之初，图宋协力夹攻，故许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后，请加币以求山西诸镇，先皇帝辞其加币。盟书曰：无容匿逋逃，诱扰边民。今宋数路招纳叛亡……盟未期年，今已如此，万世守约，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宁，割付山西诸郡，则诸军失屯据之所，将有经略，或难持久，请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请。”（《金史》卷74《宗翰传》）

战争对地理和历史的改变是巨大的

金朝既毁盟约，复南下伐宋，《太宗纪》载天会四年（1126）“三月癸未，银术可围太原，宗翰还西京”。

此事，《宗翰传》记作：“留银术可围太原，宗翰乃还山西。”山西成为西京的代名词。

金代末年，蒙古成吉思汗大兵南下，金宣宗迁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号称南京。南宋谢采伯《密斋笔记》曰：“贞祐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鞑靼残破河东、河北、山东、山西，复一十七府，九十余州，镇县二十余处。”女真千里山河尽归蒙古。

蒙古窝阔台汗时，西京宣德州（治今张家口宣化）地位上升，又名“山西东路”，大同府则为“山西西路”。时中书令耶律楚材奏立十路课税所，宣德、西京各设长官。

既而，《元史》卷4《世祖纪二》载：中统四年（1263）八月，“升宣德州为宣德府，隶上都”，脱离了西京的管辖。从此，西京路唯大同一府，独享“山西”之名。

4.元代设河东山西道，治大同，辖全晋；明初行中书省于太原，山西省成为定名

《元史》卷91《百官志七》曰：“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止为元帅府……每司宣慰使三员，从二品……凡六道：山东东西道，益都路置；河东山西道，大同路置……”

按：河东山西道，亦称山西河东道；河东山西道宣慰使，亦称山西宣慰使、西京宣慰使、西京道宣慰使、大同宣慰使，是元代河东山西道的最高军政长官。

晋善晋美

《元史》卷86《百官志二》曰：“肃政亷访司。国初，立提刑按察司四道：曰山东东西道，曰河东陕西道，曰山北东西道，曰河北河南道。至元六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事。八年，置河东山西道，陕西四川道……二十八年，改按察司曰肃政亷访司……每道亷访使二员，正三品……内道八,隶御史台。山东东西道，济南路置司；河东山西道，冀宁路置司……”

据《世祖纪》，至元八年（1271）“三月乙丑，增置河东山西道按察司；改河东陕西道为陕西四川道”。

就是说，先有河东陕西道，此时将河东与山西合并，改组为河东山西道，总括全晋。其河东山西道按察司，又名太原按察司、太原提刑按察司。

至元二十四（1287）年闰二月，“省太原提刑按察司，分置西京者入太原”。五月，移“太原按察司治西京”。二十五年二月，改“西京路为大同路”。明年八月，徙“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司治太原，宣慰司治大同”。也就是说，最终变动的结果：大同宣慰使（从二品）掌河东山西道军民之政，太原肃政廉访使（正三品）掌河东山西道监察与农事；有元一朝，河东山西道的首府在大同。

《明史》卷41《地理志二》云：“山西，《禹贡》冀州之域。元置河东山西道宣慰司使，治大同路，直隶中书省。洪武二年四月，置山西等处行中书省，治太原路。三年十二月，置太原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卫为山西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由此可见，元代大同的地区行政中心地位，明代以后让位于太原。

明代皇家庙堂太原崇善寺内，贴金菩萨立像为洪武年制

同时可以看到：元朝“河东山西道”，明初改称“山西等处”，山西的地理概念、范畴扩大了，终于实现了与太行山以西的地理特征相吻合。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既于太原设立“山西等处行中书省”，太原遂为省城。山西省作为“山西等处行中书省”的简称，从此闻名于世。

我们检校明代著作，例如明初李继本《一山文集》、杨维桢《东维子集》、苏伯衡《苏平仲集》，明中期夏良胜《东洲初稿》、王祎《王忠文集》、何景明《大复集》、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尹台《洞麓堂集》、髙叔嗣《苏门集》、崔铣《洹词》，明后期阳玛诺《天问略》、汪砢玉《珊瑚纲》等，均书写有“山西省”之称，足证明代“山西省”已经成名。

现在有人讲：“清为山西省”（见《辞海》）、“清代始名山西省”（《山西省情概览》），陋也。

5.《辞海》对山西得名解说的错误根源

通过上述考证，我们对山西省的形成历史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可以判定《辞海》“因在太行山之西得名”的解释，似是而非。其失误在于：忽视了“山西”由地理概念到行政区划的漫长演化过程；不懂装懂，强言附会。

然而，非独辞书作者如此，我们的前辈史学大师亦迷惑不解。

例如《金史》卷108《胥鼎传》曰：“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这条史料记载的是：金宣宗贞祐年间（1213～1217），成吉思汗蒙古大军南征，太行山两侧军民避难迁徙，追随朝廷流亡河南的史实。

而中华书局本《校勘记》云：“按山西与河东意复……疑‘山西当作‘陕西。”其实，山西是大同府为中心的金西京路，河东指太原府、平阳府为中心的河东两路，二者既不矛盾，也不重复。

摘自张焯《山西省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