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尼克松访华长达七年后，中美才真正建交？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从尼克松访华到两国正式建交，美国人何以用了整整七年才最终敲开对华关系的大门？在这漫长的七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中美双方又各自怀着什么样的心态？

（一）

艰难起步：双方靠拢心有余而力不足

中美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双边关系，双方既有天然的、巨大的全方位差异，又存在长期冷战遗留的对抗思维。

尽管尼克松访华之时，两国领导人就确定了建交的前景和意愿，但从中美缓和到中美建交，两国经历了七年之久的漫长等待。

双方的靠拢之所以如此艰难，既是由于美国国会有着强大的亲台势力，也是因为美国同时存在着重视对苏关系和重视对华关系的两种不同主张。

此外，尼克松作为一个较为强势的总统，本有可能打破美国国内反华力量的牵制，但却因“水门事件”失尽了政治筹码。

美国最高决策层中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后继力量不足，也是导致中美关系正常化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中美缓和之后，能够维系并推进两国关系的动力有两项。第一项动力就是两国建交，或者称作关系正常化。

中方就中美建交提出了明确的三点要求，即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废约、撤军”。而尼克松在访华期间就此三项条件，做出了肯定性的展望，承诺随着未来条件慢慢成熟，会兑现这三个条件。

如果两国实现建交，中美关系无疑会因为解决了台湾问题这个巨大的政治障碍，而获得前进的可能性。

尼克松之所以能作出对华缓和的举措，既是因为他信奉了基辛格提出的权力均势理论（balanceofpower），也作为当时美国国内的右派领袖，有能力有魄力挑战保守势力。

遗憾的是，尼克松在第二届任期内迅速陷入“水门事件”的丑闻，并在各方敌对力量的攻击下辞职。这样，美国内部推进对华关系的主要动力就此消失。

第二项能够推进中美关系的动力是，中美在应对苏联扩张问题上存在着潜在的战略交集和共同利益。

如果中美能在应对苏联全球扩张的问题上达成具体的合作，无疑将成为中美关系前进的强劲动力。但当时两国的对苏战略存在根本性分歧。

中国当时正在构建反苏统一战线，并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这样积极的对苏攻略。但美国方面则恰恰相反，当时美国在与苏联的战略对抗中处于守势，不但不寻求对苏攻势，反而进入战略收缩阶段。

此时的美国一方面开始让盟友承担军费支出，另一方面开启了对苏谈判的进程，试图以外交谈判拖住苏联的战略攻势。

这种根本性的对苏战略差异，使得美方没有接受中方的战略倡议。因此两国在具体议题上也没有找到合作的交集。

而接任的福特总统也无力推进对华关系，以至于毛泽东在1975年12月2日会见来访的福特总统时，给双边关系降了温：

“在我看来，我们两国间目前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可能今年、明年或者后年，我们两国间都不会有重要的事情发生。”

这实际上为将来几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定下了停滞的政策基调。

当然，对于两个曾经强力对抗并导致国力消耗的大国而言，能够解除对抗状态，并持续培育战略信任，为最终建交铺垫基础，总是利于两国关系，利于地区和世界和平的。

所以，从此中美关系一直处于停滞，直到迎来了两国领导层的更替。

（二）

漠视中国：万斯重启对华关系缺乏诚意

卡特上台后，其外交班底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有两位核心成员。

一位是掌管职业外交系统的国务卿万斯，他一直重视美苏缓和，尤其是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因此担忧推进对华关系既会触怒国会的亲台势力，也会损伤美苏关系。

另一位是卡特的白宫班子成员，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他主张对苏强硬政策，因此积极推进对华关系，想凭借中美关系制衡苏联在1970年代后半期的全球战略攻势。

换言之，卡特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思路和动力，都是从属于美苏关系的。这两股力量在各自的领域向前推进美国外交政策，并左右着美国对华政策推进的快慢。

就任之初，卡特无暇顾及对华关系，首先是因为他忙于处理对苏缓和，担心轻易触动对华关系会伤害对苏缓和。换言之，此时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多地受国务卿万斯的影响。

其次，新的政府班底正在缓慢吸收、适应前两任政府留下的对华政策，重点就是重新评估尼克松的对华建交承诺。

但与此同时，美方也一直在技术层面为对华关系做着铺垫。经过与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的接触以及政策回顾，1977年的4月，万斯主导下的对华建交的尝试正式开启。4月11日，万斯向黄镇提出了访华意向。

但在4月15日和6月27日提交卡特的备忘录中，万斯表达了一种并不迫切的对华建交方案：将美台关系至于优先地位，因此想在建交三原则上与中方讨价还价，涉及到维持美台经济文化关系、对台军售等问题。

相对于尼克松在建交三原则上的承诺，这一方案显然是退步了。

布热津斯基敏锐地发现，万斯方案的充其量只是恢复与中方的高层接触，而无法实现建交，因此他不断劝说卡特加速对华建交，但未能奏效。

在7月30日的外交决策会议上，势单力薄的布热津斯基无力劝说总统，而缺乏对华经验的卡特过分担心国会亲台势力和台湾当局的反应，因此按照万斯方案确立了对华建交思路。这给万斯访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8月22日至26日，万斯访华。

在与外长黄华的四次会谈中，万斯按照自己的方案在建交三原则问题上开始了讨价还价，结果招致黄华的驳斥和拒绝。

与此同时，8月22日，布热津斯基曾劝说卡特催促万斯尽快实现建交，但卡特担心过快推进对华关系会影响国会审议巴拿马运河条约，所以没有采取新的举措。

8月24日，邓小平会见万斯，批评了万斯方案的两处退步，一是要求中方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属于干涉中国内政；二是在台北的联络机构属于“倒联络处”方案。

因此，万斯积极的对苏缓和和退步的对华建交方案，与中方立场相去甚远，访华以失败告终。

更严重的是，卡特与美国媒体却将此次访问视作中美关系的进展。卡特认为“此行在使同北京政府的关系正常化方面向前迈出了‘非常成功的一大步”。

这种做法不仅令人回想起毛泽东对基辛格“踩了中国人的肩膀跑莫斯科”的抱怨，在中国看来，这很可能是万斯想再次从中美关系中凭空捞取战略利益，因此招致了中方的反感。

9月上旬，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代表、日本客人时，都评论了万斯访华：

“最近，我同美国美联社的谈话引起一场风波，甚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就此发表谈话。我们欢迎万斯来，……但是，他带来的所谓方案实际上比福特、基辛格时代后退了。后来，他向你们日本政府通报，向台湾通报，回去发表声明说中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有所‘松动，‘表现了灵活性，‘访问很有成果。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把真实情况说出来，要不然就让他欺骗了世界人民，也欺骗了美国人民。我对美联社的人说，确实有成果，那就是万斯来了。其他有什么成果？……美国人想用这样的手法来骗人，怎么行？不行！这是政治问题。现在美国总有那么一些人把中国当作一张牌来玩，那怎么行？”

因此，万斯访华实际上加重了中方的戒备心理，中美建交和接触的进程就此搁置起来。

（三）

统一战线：美战略派的崛起与推进对华接触

到1977年10月中旬，布热津斯基重新推进对华关系。他通过奥克森伯格向即将离任的钱大庸参赞暗示，中方应该正式邀他访华。

11月3日，在蒙代尔副总统为黄镇主任举行的饯行宴会上，黄镇向布热津斯基发出访华邀请。布热津斯基由此获得了主动，但也马上遭到万斯的反对。

为了克服万斯和国务院的阻力，布热津斯基不断寻找合作的伙伴，在政府内部联合了重视对华关系的副总统蒙代尔和国防部长布朗，请他们帮助自己去影响总统。

与此同时，他还通过积极的接触，与驻美联络处代理主任韩叙建立起信任关系，中方通过韩叙向布热津斯基通报了中方在国际战略和建交问题上的政策立场。这样就使得布热津斯基在政府内部掌控和推进对华政策时，比国务院更加占据优势。

到1978年3月，卡特最终同意布热津斯基访华的计划，在蒙代尔和布朗的帮助下，布热津斯基开始酝酿、准备推进对华关系的具体内容，包括向中方通报美方的国际战略和战略情报，与中美开启建交谈判。

到5月中旬，卡特下定决心，让布热津斯基在访华过程中相机行事，一旦发现条件成熟，就正式开启建交谈判。

1978年5月20日至23日，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由于在对苏战略上的高度一致，中美双方相谈甚欢，邓小平在北海的仿膳临时安排了便宴，拉近了与布热津斯基的私交。

此次访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一是开启了建交谈判的进程，由于布热津斯基与中国领导人、驻美外交官都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并且凭借着秘密谈判的由头排除了万斯的干扰，由他和总统直接领导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推进建交谈判，从此获得了对华关系的主导权。

二是让中方对卡特的外交班底与分野有了深入的了解，发现了布热津斯基这样的对华积极派。所以在建交谈判期间，中方积极地接受布热津斯基发起的高层接触，既铺垫了双边关系，又营造了谈判的政治氛围。

当然，由于万斯访华的负面影响，中方尽管同意次月开启秘密的建交谈判，但当时的估计是：“看来美国卡特政府尚未下决心，但又要保持接触，以利对苏施加影响。”

所以，布热津斯基传达美国的建交决心后，发现中方领导人仍敦促美方早下决心，他就反复强调美方的决心。直到谈判持续了四个月，美方抛出所有谈判方案，卡特、布热津斯基也不断催促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

在11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指示：“看来美方想加快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外交部先把对方的具体想法搞清楚，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要加快，从经济意义上讲也要加快。”

他指示外交部：“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伍德科克提出的问题谈，要较早正常化，这样比较有利”。此后中方的谈判节奏加速，建交谈判于12月15日完成。

在谈判过程中，布热津斯基从全方位丰富、巩固双边关系，以良好的氛围推进建交进程。

布热津斯基通过总统科技顾问、能源部长等人的访华，对中国积极推进科技、能源领域的关系。

这些积极的举措都通过驻美联络处主任韩叙传回国内，中方也由此清楚地了解布热津斯基在建交谈判和对华政策上的积极作用，他也由此成为中方在推进双边关系、解决难题时的重要伙伴。

（四）

冲破阻挠：合力拯救受损的双边关系

建交给中美关系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双边关系迅速在各个领域铺展开来。

但与此同时，卡特在建交谈判中采用了秘密外交的方式，没有在对华政策上与国会进行协调，引来了国会的政治报复。

亲台派参议员戈德华特甚至纠集了25名参议员起诉卡特和万斯，但更严重的是，国会参众两院将卡特提交的、调整美台关系的《台湾授权法案》，进行了大幅修改。

尽管卡特与国务院努力游说，打掉了几个更加恶劣的修改版本，但参众两院最终形成的立法版本使法案从纯粹的技术性美台关系，升级为美国对台湾地区的安全保护义务，并且以国内立法这种牢靠的方法，巩固了美台关系。

这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干涉台湾问题意味着它无法成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那么中国当时奉行的合作共赢的对美政策将失去存在的依据。

因此，《与台湾关系法》出台后，中国政府面临着两个主要的工作议题，一方面，需要首先和尽快地解决美国国会涉台立法产生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发展势头面临潜在威胁，所以，需要给中美关系注入新的动力，保证两国关系发展的大局。

1979年3月15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法案，3月16日，黄华外长约见伍德科克大使，就美国国会即将通过的涉台法案提出抗议，并敦促卡特政府尽量修改国会的法案，或由卡特总统否决该法案。但实际上，卡特已经无力对抗国会压倒性的投票结果。

3月27日，也就是美国国会正式表决的当天，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会见柴泽民大使，提出了卡特政府处置《与台湾关系法》的方法：总统将公开声明在执行该法的时候，会完全遵守建交公报的精神。

4月10日，卡特在签署法案时表示，在执行法案时会遵守中美建交协议。

这一方法实质上是利用总统在执法时拥有的灵活空间，按照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来实施《与台湾关系法》，以此限制法案的消极作用。

4月28日，中国外交部按照外交惯例向美方表达了抗议。

7月6日，美方复照：“美国将遵守两国建交时达成的各项谅解”，国会最后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并不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符合政府的意愿，但它为总统提供了充分的酌情处理的权力，使得总统得以完全按照符合正常化的方式来执行这项法律”。

这样，卡特的承诺在两国政府间的外交公文中得以确认。

总体来看，中美双方处置法案的过程相对顺畅而有效。但中国领导人在对美接触中最为关注的，还是如何扭转被涉台立法伤害的双边关系。

从4月份开始，柴泽民大使持续向布热津斯基通报中美关系受损的情况，诸如要求改善对苏关系、拉开与美国的距离、贸易谈判缓慢。布热津斯基迅速劝说卡特对中国采取主动，挽救双边关系。

于是美方开始推进最惠国待遇问题、搁置美越建交、积极推动内阁成员访华，先后访华的有副总统蒙代尔、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商务部长克雷普斯、贸易谈判代表斯特劳斯、国防部长布朗、能源部长施莱辛格。柴泽民大使也频繁与他们接触，盛情邀请他们访华。

在双方的积极配合下，一张涉及政治、经济、贸易、军事、能源科技的全方位中美关系网络就初步形成了。

在关系趋冷的条件下，这些举措愣是将中美关系拉回原有的快车道。到1979年的8月份，以蒙代尔访华为标志，中美合作更加密切，双边关系被推向一个高潮。

中美建交谈判：中方有3个条件，美方有2个要求

1978年12月15日，经过半年多的艰难谈判，在克服诸多障碍之后，中美两国最终达成一致，并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次日，《中美建交公报》通过两国主要媒体向世界发表，半个月后的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公报》开始生效，新中国与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式建交。

中美建交，几经波澜。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国际地位也越显重要。此时，在冷战中略显下风的美国，利用中苏交恶的时机，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尝试同中国接触的可能性，以期寻找改善中美关系的契机。

1966年2月起，美国主要官员开始使用“北京”代替“北平”来称呼我国首都。同年7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在一次讲话中表达了想与中国进行双边接触的意愿。9月，美国政府摒弃以往“对华全面遏制”的政策，重新调整为“对华遏制但不孤立”。1969年2月，就任美国总统不久的尼克松宣布一系列新政，其中就包括取消部分对华贸易管制，放宽去中国旅行的限制以及停止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

而中国也注意到了美国这一系列的举动。对此，我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发出了愿意和解的信号，主动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采用“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之间隔绝了20多年之久的交往大门。而后，经过中美双方的频繁磋商和精心设计，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在1972年2月21日实现了其对中国的破冰之旅，中美关系正常化，向前走出了一大步。

令人惋惜的是，本来打算在第二个总统任期期间，就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提前离职，继任者福特也因忙于同苏联达成关于核裁军的各种条约和协定，无暇再顾及刚刚有所改善的中美关系。同一时期，中国也因注意力全在国内事务上，也导致中美关系的发展停滞不前。

直到1977年，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在美国，卡特出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在中国，邓小平正式复出。

1977年8月，卡特派美国国务卿万斯来华访问，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就是想尽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万斯提出了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美国方案，这其中在台湾问题上强调：中美建交后，有必要使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的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而美方将在台湾设立代表机构，不管名称叫什么，都没有外交性质，不履行外交职责。同时，美国希望中国政府不反对美国对中国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也不要强调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听完万斯提出的美国方案，邓小平当即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份方案，不是前进了，而是在后退！中国政府绝不会接受这样的方案！邓小平还特别强调了中方关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底线：美国必须与台湾断交、撤出在台湾的军队和设施、废除美蒋条约！只有做到了这三点，中美才可能有建交的基础。

万斯的访华，虽然没有对中美建交起到实质性作用，但让美国人知道了中国在缓和中美关系上的底线是什么！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再加上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这让卡特政府越发感到早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于是，卡特政府把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上议事日程。1978年5月，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奉命访华，并与邓小平进行了会面。

会谈中，布热津斯基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已下决心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美国已授权其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同中方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谈判。邓小平听后，很高兴地表示：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了。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正常化的条件是断交、撤军、废约，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主权问题。

根据这次布热津斯基访华时与邓小平达成的共识，1978年7月5日，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与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开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谈判，至11月2日，共谈了五次，但成效不大。

主要原因在于尽管美国愿意履行中方提出的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但美方也有自己的底线。这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美方要求在中美建交之后，可以继续向台湾“有限地出售经过十分小心选择的防御性武器”；第二，美方要求中国政府发表“期待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

就在中美建交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通过渠道向中方传话：按照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中美关系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当年12月前后是一个特殊机遇，否则国会明年初开会，先讨论美苏核条约等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将被推到1979年秋后，时机不当，可能会出现困难。

获悉了这些信息之后，结合国内国际形势，邓小平专门指示：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谈判要加快。

在前几次的谈判中，中美双方的底线都已经亮出来了，而且美方也在中方三原则的底线上，做出了妥协，因此后续的谈判主要是围绕如何解决美方的底线问题。

在这个关键时期，邓小平以战略家的宏伟气魄果断地会见了美方谈判代表伍德科克，双方就美售台武器问题进行具体商谈。邓小平先是对美国顽固坚持在中美建交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做法表示了坚决的反对，但考虑到中美建交的大局，中国政府决定将美售台武器的问题留待建交以后继续讨论解决。同时，在发布“期待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声明的问题上，邓小平郑重地告诉伍德科克，中方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就这样，通过相互让步以及搁置争议的方式，历经6轮的中美建交谈判最终结束。中国与美国这两个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迥异，在某些方面还有不同看法和分歧的世界大国，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1月29日，邓小平赴美访问，翻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

中美建交是新中国与西方关系改善的标志性大事。自建交以来，在两国几代领导人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双方在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都卓有成效，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也逐日突出。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当初搁置的部分争议，现在仍没有得到有效处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问题终将会解决！

01

福特无所作为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承诺，如他当选连任，他将在第二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1973年，尼克松连任总统。同年2月15日，他派基辛格再次访华。在此次访问中，中美双方商定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联络处。双方都选派资深外交家担任联络处主任。美国政府任命戴维?布鲁斯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曾担任过美国驻英、德、法大使，并曾在美国驻北京（平）领事馆工作过，他到任第二天即去东交民巷寻访旧居。中国政府任命驻法大使黄镇担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大使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任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为联络处副主任。联络处享受一切外交特权。有人说，联络处是“不是大使馆的大使馆”，但联络处毕竟不是大使馆。

1974年8月8日，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8月9日，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宣誓就任第38任美国总统。

福特就任总统之后，曾表示要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在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4年11月，福特派国务卿基辛格来华访问。当时周恩来因病住院，由邓小平副总理同基辛格会谈。基辛格解释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两个难处：一是美台间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内亲台势力影响很大。基辛格提出两点具体建议：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但要在台湾设立联络处；二、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湾的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十分显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了倒退。

邓副总理明确回答，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倒联络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中国坚持：中美关系正常化要以“三个条件”为前提，即美国必须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废除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和从台湾撤出一切军事力量。在美国断交、撤军、废约之后，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这是中国的内政。用何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1975年12月1日，福特总统来北京，访华四天。他对中国领导人表示，由于美国国内形势，中美关系正常化要推迟到1976年美国大选以后，再仿照“日本方式”采取行动。在此之前，美国驻台美军将从2800人减至1400人。福特一再重弹“期待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老调，说美国“不能在预期和平演变以外的前途的情况下抛弃‘老朋友”。邓小平明确指出：按照“日本方式”，也就是要接受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美台间的民间贸易关系可继续保持。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自己来决定。中国方面还表示，在美国接受三原则之前，中国并不急于解决正常化问题。

毛泽东会见了福特和基辛格。毛泽东本来就对福特的对华政策不满，对于福特的夸夸其谈，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没有本钱，就放空炮。”福特没有听出毛泽东是在批评他放空炮，摇摇头说：“我不相信这点。”毛泽东继续开玩笑说：“就是骂娘，我们有点本钱。”众人听了都笑起来。

福特原想在大选获胜后与中国建交，结果在这次大选中，福特失败，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当选总统。

02

国务卿万斯来华试探

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之初，在对外关系上首先忙于同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卡特与其前任一样仍然面临着美国进一步调整对华政策的重大课题，中美关系正常化未列入重要议程。

卡特政府的外交班子主要倚重两个人：国务卿塞勒斯?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此二人均与洛克菲勒家族有联系，同是“三边委员会”（由美国、西欧和日本这三个世界工业区的一些著名企业家、劳工领袖、学者、政治家等方面人士组成的研究世界问题的国际组织，成立于1973年7月）和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最关键的台湾问题上，万斯的态度相对消极。万斯虽然十分了解中国政府关于正常化的三个条件，但他依然认为，“既然我们决心不损害台湾的安全”，美国就“不能简单地接受这些条件”。万斯主张“谨慎行事”。布热津斯基力主美国早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他曾向卡特总统专门呈文，建议卡特政府重申尼克松对中国所作的五点“承诺”：一、承认中国方面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二、将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三、在我们离开台湾时，我们将保证日本人不进入台湾取代我们；四、我们将欢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不支持台湾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军事行动；五、我们希望美中关系正常化，并设法促其实现。（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第230~231页）

1987年6月29日，中国北京，邓小平与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会谈。后排左一为作者

1977年8月22日至24日，卡特派国务卿万斯来华进行探索性访问。他同黄华外长先后谈了四次。万斯表示，美国意识到使中美双方走到一起的因素。卡特政府强烈认为，他已对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承担了义务。只要美能够找到不会减少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同时又允许美继续同台湾保持非正式联系的基础，卡特总统就将准备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我们承认你们的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我们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和《共同防御条约》将会消失。我们准备从台湾撤出所有美军和军事设施。美国需要在立法方面作出某些调整，以利于安排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同台湾的贸易和其他联系。有必要使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的安排下继续留在台湾。美将在台湾设立代表机构，不管名称叫什么，没有外交性质，不履行外交职责。万斯还表示，美国政府将在适当的时候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心并有兴趣使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政府不发表反对的声明，不要强调武力解决问题。

“倒退是没有出路的！”黄华严词拒绝了万斯的方案，重申中国关于中美建交的三个原则性条件，会谈陷入了僵局。

8月24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万斯。指出：万斯国务卿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案，“不是前进了，而是后退了”。方案集中在两个问题：第一，美方要我们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实际上还是要干涉中国内政。第二，“倒联络处”方案，所谓美国政府人员“在非正式安排下留在台湾”，其实是一个没有标志或大门上没有国旗的大使馆。对这个方案，我们不能同意。要解决问题，就是三条：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案，按日本方案本身就是一个让步。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为了照顾现实，中国可以允许美、台间非官方的民间往来。中国会采取恰当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统一。但是，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中国政府对解决台湾问题是有耐心的，但不要理解为这可以无限期拖延下去。

03

布热津斯基访华

随着苏联继续对美国的挑战，再加上中国决定加速经济发展，卡特政府逐渐感到早日实现关系正常化符合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卡特政府把中美关系正常化提上了议事日程。布热津斯基所倡导的路线逐渐得到白宫的重视。

布热津斯基生于华沙，1938年移民美国，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并在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供职近十年，后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对东欧和苏联问题以及对中国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有很多著作。布热津斯基是几位杰出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一。

邓小平与布热津斯基交谈

1978年5月20日，布热津斯基访华。21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他，并在北海仿膳设晚宴款待。布热津斯基表示，中国在维持世界局势中发挥着中心作用，美中关系在美国的全球政策中具有中心的重要性，美国政府已下决心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但希望在美方作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困难将容易解决。美国已授权其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同中方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谈判。

邓小平表示：很高兴听到卡特总统的口信，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我们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了。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正常化的条件是断交、撤军、废约，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主权问题。“日本方式”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最低方式，就是在正常化的条件下，我们同意日本同台湾之间商业、人员继续往来。我们不能承担义务，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此问题上，双方可以各讲各的，相互都没有约束力。我们同意在北京就正常化问题与美方进行具体谈判。

晚宴的气氛很轻松，邓副总理在祝酒时说，作为高级领导人，他大概只有三年时间，愿意在恰当的时候访问美国。布热津斯基说，希望有一天邓副总理能到他华盛顿的家中做客，结果不到一年就实现了他的愿望。

卡特在日记中写道：“国务卿万斯起誓要保守秘密。我决定不让国务院知道谈判细节，免得国会和公众知道以后会提出强烈反对。……大部分给邓小平的建议和答复都是我和布热津斯基亲自起草，从白宫直接发给他的。”

04

中美进行建交谈判

1978年7月5日，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与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开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谈判。至11月2日，共谈了五次。前四次谈判，成效不大。伍德科克提出一些议程性的东西，如正常化之后美国在台湾存在的性质、正常化时美方的声明、正常化之后美台间的商业关系、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格式等。对中方关切的“断交、撤军、废约”三个条件美方如何实施和作何打算，美方的回答都不具体。

9月19日，卡特总统感到拖不下去了，想加快谈判速度，向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大使表示，现在已接近完成讨论的时刻，美“愿意履行”我方提出的断交、撤军、废约三点，如美在关系正常化后继续向台湾“有限地出售经过十分小心选择的防御性武器”和美在正常化时发表“期待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声明这两个问题“满意地解决”，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就不会有其他的障碍”。双方需要抓住时机，加快速度。

10月20日，我作为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陪同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率领的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美国。就在这次访问中，中美签订了第一个教育交流协议，即教育交流《口头谅解》。美国白宫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在白宫约见我，说中美建交条件已成熟，向我转达了卡特政府希望在年内同中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信息。奥克森伯格说，双方应抓住时机，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立即报回国内。

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对柴泽民大使解释说，按照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中美关系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当年12月前后是一个特殊机遇，否则国会明年初开会，先讨论美苏核条约等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将被推到1979年秋后，时机不当，可能会出现困难。邓小平获悉了这些信息，指示要抓住这个时机，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谈判要加快。

在11月2日第五次谈判中，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基本亮出美方底牌，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与之相互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仍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中方可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别国无权干涉，中国统一的问题是由中国自己解决的事情，中方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中方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切。

在12月4日韩念龙代外长与伍德科克举行的第六次会谈中，美方又就中方关切的几个问题表明立场：一、公报发表后，美方将终止美台条约，撤销对台湾的承认，关闭美驻台使馆，同时召回美国大使，一年内撤出一切军队和军事设施；二、美国将保持与台湾的商务文化联系；三、美在台湾设立非官方机构，由不在政府任职的人员主持；四、由国会通过立法调整原来与台湾的关系，但不会构成对台湾的外交承认。

此时，国际和双方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都要求中美两国领导人抓住时机，作出战略抉择。越南在中越边界不断挑起事端，中国正在考虑对越进行有限的自卫反击。为了牵制苏联，中国需要通过同美国改善关系而增强自己的地缘依托。同时，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看，中国也需要加强同美国的经济和技术联系，而美国也需要进入极富潜力的中国市场。时代在呼唤两国政治家当机立断，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一环。

05

邓小平亲自同伍德科克谈判

为了加速会谈进程，争取年内建交，邓小平副总理决定亲自同伍德科克谈。

12月13日至15日，邓小平同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了四次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韩念龙和章文晋副外长，施燕华做翻译，我做速记记录。美方参加的有罗伊副主任和蒂帕斯女士。

在13日上午的会谈中，伍德科克重申在最近两次会谈中表明的美方立场，提交了联合公报的美方新草案，提议于1979年1月1日双方发表建交公报和有关声明，3月1日互派大使和建立大使馆，希望双方商定美方邀请中国领导人访美的时间。伍德科克还提议，对美台“条约”用“终止”而不用“废除”，以免同国会、参院的纠缠。邓小平表示同意。邓小平表示，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联合公报新草案，但公报应重申反霸条款，以加重分量，同意在1979年1月1日发表公报和声明，他本人拟于1979年1月访美。邓小平说，美售台武器很敏感，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不要卖武器给台湾，并请伍转达给卡特总统。

12月14日下午，伍德科克奉命要求紧急会见邓副总理，提出：一、为了减少泄密机会，美方建议提前于美国时间1978年12月15日宣布建交公报；二、建议邓小平访美时间为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当即决定同意上述两点。

同日晚9时，伍德科克再次紧急约见邓小平，奉命回答中方提出的问题：一、美方同意公报中写入反霸条款；二、总统在回答记者问时将表示，美方在1979年将不向台湾出售军火和军事装备，但这不能影响提供已承诺和起运的军火。邓小平说，那1979年以后呢，是否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伍说，不排除这个可能性。邓小平表示不能同意。

1979年2月，伍德科克赴机场为邓小平夫妇送行

12月15日下午，邓小平再次会见伍德科克。伍德科克说，总统指示我约见您，以确保对美方声明不产生误解，即1979年12月31日以后台湾仍可以从美国购买武器。卡特总统在9月19日对柴大使说过：美国认识到这对中国是个敏感问题，中国不能公开同意美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且根据中方关切，我们在1979年内将不向台湾进一步出售武器，但是在1979年12月31日以后，美是否还能向台湾出售武器，美国国会、美国人民和美国盟国对此都十分关心。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在我们表达我方观点时，希望你们能考虑到我们所关切的问题。

邓小平对美国顽固坚持在建交后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做法表示了坚决的反对。邓小平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不要影响中国采取以最合理的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给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

显然，双方在美售台武器问题上分歧较大，一时难以弥合。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展现了大国领袖风范和博大胸怀，运筹帷幄，以战略家的宏伟气魄，果断决定不让美售台武器问题影响中美建交的大局，同意“按原计划进行”，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售台武器问题留待以后继续讨论解决。

就在这时，中国驻美联络处来电称，台湾当局可能已获悉美国将抛弃台湾与中国大陆建交，在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和美亲台参议员戈德华特的策划之下，已开始转移和变卖其在华盛顿的十几处外交房产，据说有的已低价售给其他国家，有的以1美元转让给亲台反华的“自由中国之友”协会（戈德华特是该协会的主席）。大使官邸双橡园是清朝政府遗留下的外交房产，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当年李鸿章曾在双橡园宴请过美国政府官员。联络处建议在建交谈判中解决外交房产问题。邓小平说，外交房产是小事，中美建交是大局，房产问题现在不具体说，留待以后解决。房产留在台湾手里，毕竟还是在中国人手里，总比卖给外国人好，祖国统一以后还将回到中国。邓小平以快刀斩乱麻的魄力，与伍德科克就中美建交公报和有关安排达成协议。

我参加了上述所有会谈和会见，记录和见证了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

06

发表《建交公报》

12月16日，中国和美国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公报称：“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宣布建交公报的同时，美国发表声明：“美国深信台湾人民面对着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待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中国政府也发表声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在宣布建交后，针对美国政府售台武器，我国发表政府声明称：“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不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中美建交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中确立的原则，但在台湾问题上又比《上海公报》向前迈进了一步。《上海公报》中美方仅仅是“认识到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这并不等于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而中美《建交公报》宣布“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确认“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关于反霸原则，《上海公报》仅将此适应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而中美《建交公报》则将该原则的适应面扩大到全球范围。

1979年1月31日，美国华盛顿，邓小平在白宫东房与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签署了中美在科技、文化及领事事务等方面的三个协定。图为两人当时的合影

1979年1月1日，华国锋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和卡特总统、万斯国务卿相互致电对方国家领导人，祝贺两国建交。中美两国领导人也分别出席了中美驻对方联络处为庆祝建交举行的招待会，并讲了话。邓小平副总理说：“卡特总统在宣布中美建交消息时说，美国并不是出于暂时的策略上的原因或权宜之计采取这个重要步骤。我赞赏这个富有远见的见解。中国政府一向是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说：“中美建交标志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和稳定的时代开始，标志着中美两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稳定的世界作出建设性贡献的开始。我们希望在全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上同具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进行紧密的合作。”

1979年1月15日，卡特提议伍德科克为美国首任驻华大使，参议院2月26日批准了这一任命。中国任命柴泽民为首任驻美大使。中美之间尽管有不同看法和分歧，但两国毕竟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原刊于《纵横》杂志2018年第5期，责任编辑杨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