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都到西京变迁 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中心东移
在我国古代，东京、南京、西京、北京、中京最初并非地名，而是代表了在地名之上所加的一种政治地位。不过在这古代五京之中，只有北京和南京转变成了地名，而其它的三京除了东京被日本使用了之外，都消失在了历史的风烟中。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从洛阳三千年来的名称变迁来看这个问题。
自古以来的东都地位华夏文明始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而在中原，并非后世的南北之争，而是沿黄河的东西之争。夏商周三朝，夏在中（豫西晋南），商在东（河北），周在西（关中），所以无论是商灭夏，还是周灭商都是东西之争。
至周朝建立之后，关中地区的“宗周”镐京是周天子所在地和宗庙祭祀之地，也是周朝的龙兴之地；而“成周”洛邑则负责镇守灭商以后的关东之地。宗周镐京和成周洛邑，便是我国古代东西二京的源头，镐京就是后来的长安，洛邑就是后来的洛阳。
这一两京制度在两汉时期固定了下来，长安被称为“西都”，洛阳被称为“东都”，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都描绘的是长安和洛阳。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虽然曾一度混乱不堪，但自从北魏统一北方和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北朝的中心便依然在长安和洛阳之间，这一格局至隋唐两朝而始终不改。022、东都变西京唐朝的灭亡，在我国古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倒不只是说唐强宋弱，而是从宋朝开始，长安便再没有成为帝国的首都，这一格局从朱温建立后梁便开始了。公元907年，朱温篡唐称帝，建立后梁，以开封为首都和东京，同时以洛阳为西京。从东都变为西京，这在洛阳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这一称谓经过后晋、后汉、后周的强化而被宋朝继承了下来。
宋朝有四京：东京开封（汴梁）、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府（河北大名）。也就是说，在我国古代最初的东西二都的衰落过程中，西都长安首先落下帷幕，而东都洛阳则通过“西京”的名号继续成为北宋的中心城市之一。但北宋之后，洛阳的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连西京的政治地位也失去了。宋亡之后，我国的政治中心从东西二都演变为南北二京，至今不变。从北宋灭亡至今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一千年，一千年的时间最终使南京和北京两个名称变成了地名，而洛阳的东都（东京）和长安的西都（西京）之名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烟消云散。033、为何会发生这种转变呢？其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在我国古代有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就是“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史学家曾对于华夏文明的经济文化中心何时南移至江南地区争论不休。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实是东移。而其中政治中心在东移后又向北移至北京，经济文化中心则向南移至江南。无论北京还是江南，相对于之间的长安和洛阳，都是东移。从此，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再是沿黄河的东西之争，而是沿大运河的南北之争。
洛阳从东都到西京的转变，见证的正是关中地区在唐亡之后的迅速衰落，以及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逐渐东移。宋朝赵光义之所以反对赵匡胤迁都洛阳，一方面固然与他的旧部都在开封，鼓吹“在德不在险”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国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开封显然距离大运河更近，距离江南经济中心更近。其二，游牧民族的南下，发生了从西北向东北的转移汉之匈奴，唐之突厥，其南下的主要方向都是河南地。此河南并非今日的河南省，而是指的河套以南之地，汉朝曾在此设立朔方郡，唐朝曾在此设朔方节度使，其作用都是拱卫西都长安。但唐朝灭亡之后，南下的游牧民族开始从东北方向入侵，也就是现在网络上热度极高的“燕云十六州”地区，契丹、女真、蒙古、后金无不如此。
显然，要从燕云地区抵挡游牧民族南下，定都长安和洛阳都过于遥远了，于是北京便成了一个绝佳的定都之所。北京，地处农牧两区的交界处，北部有燕山长城阻挡，西部有太行山阻隔，南部直面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明朝不是一定要“天子守国门”，而是没有办法，南京距离蒙古和女真过于遥远，而开封则已有北宋的先例了。我想，北宋如果有的选，一定也会选择北京，而不会选择无险可依的东京汴梁，只不过北宋收不回燕云十六州而已，北京，也就是幽州，正是十六州之一。其三，整个帝国中心的东移，其实从隋朝修建大运河便有了端倪长安与洛阳之间，从西周算起至唐亡，历经两千年的时间，早已不复汉朝之时沃野千里的样子，财政从唐朝中期便开始逐渐仰仗江淮地区供应。
而大运河的修建，其实最初便是要将帝国东部（从北京到江南）与洛阳、长安连接起来，以补两京的不足。这一大运河在元朝重新开通，从隋朝的“<”型直接变成了“|”型，更为便捷。总之，洛阳从东都到西京的演变，以及长安洛阳两京地位的消失，反映的正是我国在唐宋之际从沿黄河的东西之争向沿运河的南北之争的转变，正是帝国中心东移的结果。如果我们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两部分，那么唐宋之际便是转折点：周秦汉唐是长安和洛阳的东西二京制；元明清是北京和南京的南北二京制。
历史上的那些“西京”城
说起“北京”、“南京”、“东京”，人们都能很快反应过来是哪几座现代城市。这三座带“京”字儿的城市与日本的京都一道，构成东亚仅存的四座仍然保有“京”字的地名。很多人或许有过这样的一个疑问，既然北、南、东三个方位都有各自带“京”的地名了，为何又独独缺了一个“西京”呢？其实，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古代，就会发现中国曾经有过7座被称为“西京”的城市，那么，究竟是哪些呢？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历史？
有实无名的“西京”：西周至西汉的丰镐与长安
丰镐（今陕西西安）、咸阳（今陕西咸阳）、长安（今陕西西安）分别是西周、秦、西汉三朝唯一的京城，并没有明确推行“两京制”，所以也便没有正式被当时的政权称呼为“西京”的城市。不过，由于西周初年周公曾在河洛地区设置洛邑，并称其为“成周”，与宗庙与天子所在的“宗周”丰镐并立，“成周”负责坐镇周王朝在灭商以后得到的东方领土，“宗周”在担当天子居住与宗庙祭祀功能的同时，也有坐镇周王朝在灭商以前的西方固有领土的职能。宗周丰镐与成周洛邑，构成了西周时期在事实上的“东西两京”，为后世“两京制”的最终成型（东汉时期）奠定基础。
西汉王朝始终保持着关中长安的本位政策，洛阳与其他留有行宫的城池没有太大区别，但西汉中后期儒士们已经在以“周公营洛”为标杆，号召统治者迁都洛阳了，王莽的“新朝政权”便响应了儒生的号召，将洛阳升格为“新室东都”，以长安为“新室西都”。“都”与“京”同义，可以说昙花一现的王莽新朝第一次设置了“两京制”，也第一次正式给了长安一个“西京（都）”的京号。
逐步正名的“西京”：东汉至隋朝的长安
东汉政权以洛阳为首都（并改名为雒阳），一下子就持续了一百八十年。由于东汉政权需要宣扬自家政权是西汉政权的延续，也就必须尊隆长安。因此，东汉政权便将洛阳称呼为“东京”，将长安称呼为“西京”，又将南阳称呼为“南都”，实行三都制，给予长安、南阳以特殊地位，从而为东汉政权继续维护西汉帝陵、宣扬自己是西汉的继承人提供制度上的方便。
接替东汉的曹魏政权，继续定都洛阳。曹魏以洛阳为中都，并按照方位设置了许昌、邺城、长安、谯城四大陪都，并分别配上“四方位”，给予东南西北京的称号，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施行“五京制”。其中，长安由于位于洛阳的西边、曹魏版图的西部，所以继续被称为“西京”，并为曹魏政权坐镇雍凉两州，防御蜀汉政权、西羌与西部鲜卑。接替曹魏的西晋政权并没有设置陪都，西晋崩解以后，有且只有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曾经以长安为西京，剩下的政权则并没有设置东西两京。
到了北周再度统一北方的公元577年，北周政权在新征服的北齐故土上以洛阳为东京城，并设置了“东京六府官”，“六府”是北周政权设置在新征服地域的地方重镇行政机构，它是对北周中央六府（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照搬”，从而直接与中央六府对接工作，北周在并州（晋阳）、相州（邺城）等北齐当年的重要城市，都设置了这种全权行政机构。那么相对的，北周的首都长安很可能在当时也便被称为“西京”了――不过，由于北周在设置东京后只存续了四年便被隋朝所取代，并没有史料可以直接证明长安在北周末年便被明确称为“西京”。紧接北周的隋文帝时期，定都长安并且营建大兴城（隋唐长安城），并没有明确建立“两京制”。隋炀帝在仁寿宫变后接班，方才在营建并迁都洛阳后，以洛阳为东都，以长安为西都，长安也便再次正式成为西京。
隋朝在隋炀帝的一系列急政中走向了灭亡，李唐政权最终在隋末大乱中重新统一天下。除了武则天的武周时期与唐哀宗被朱温控制的傀儡时期以外，李唐政权几乎始终以长安为帝都所在，同时是唐王朝的“西京”。
摇摆不定的“西京”：唐朝的长安与凤翔
唐朝在建国以来一直叫长安为“京师”，直到公元742年（唐玄宗时期）才第一次以长安为“西京”。公元757年，由于唐肃宗曾经在凤翔府（今陕西省凤翔县）驻跸指挥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因此改以凤翔府为“西京”，改称长安为“中京”。公元762年，由于安史之乱逐渐平定，便不再称呼凤翔府为“西京”，中京长安也被改称为“上都京兆府”，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唐朝灭亡。
在整个唐朝，长安被明确设置为“西京”的时间只有短短15年（公元742年到公元757年），凤翔被明确设置为“西京”的时间则更短，只有5年（公元757年到公元762年）。但是，长安城毕竟是做了一千多年的西部京师，习惯上还是会把长安称为“西京”。长安之后，凤翔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二个被明确授予“西京”称号的城市。
在从周朝到唐朝的两千年历史之中，以农耕产业为基础的华夏文明始终以关中平原与河洛平原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长安（及其前身丰镐、咸阳）与洛阳各自位于关中平原与河洛平原之上，实现大一统与北方一统的王朝也往往将其帝都选在长安或洛阳。这种摇摆于“东西两京”之间的周秦汉唐定都规律，其实正是关中与河洛在周秦汉唐时期位于整个华夏文明战略中心的体现，甚至即便官方没有授予长安以西京的称号，民间也会在习惯上称呼长安为“西京”或“西都”，这种习惯甚至影响到了宋元时期，著名元曲大家张养浩的一句：“望西都、意踌躇，宫阙万千都做了土”，便是明证。
“东京”变“西京”：五代十国时的洛阳
后梁政权取代唐朝之后，便以首都开封为东都、以陪都洛阳为西都，而后虽有后唐政权再度以长安为西都，但取代后唐的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则先后把位于南北大运河枢纽的开封当作首都，并称其为“东京”，相对的“西京”则被安排给了洛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要知道洛阳在唐末以前的历史中，总是以“东京”“东都”为其京号的，却因为关中与中原地区在唐宋之际的持续衰落，而变成了五代政权与北宋政权的“西京”。
除了北方的五代政权有设置西京外，南方十国之中的南唐、吴越两国也有设置“西都”，南唐国的“西都”便是国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与南唐陪都东都江都（今扬州）并称“东西两都”；吴越国的西都则是首都杭州，与吴越陪都东都越州（今绍兴）并称“东西两都”。所以，金陵（今南京）与杭州也曾短暂做过东南割据政权的“西京”城。
由盛而衰的“西京”：宋辽夏金时的洛阳与大同
北宋政权实行“四京制”，分别设置“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邯郸大名县）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而洛阳作为北宋的陪都，保有了“西京”的名号，洛阳在当时甚至成为中原士人的文化中心，二程在此开创“洛学”，司马光在此编著《资治通鉴》，如欧阳修等文豪又多有在洛阳任官创作的经历。南宋偏安后，只是以杭州为“临安”，在理论上并没有放弃已经被金国所占领的北方四京，可以说，洛阳依然是南宋政权在名义上的“西京”。
与两宋政权同期存在的北方辽、夏、金政权，也学着中原政权的模样，设置了西京。辽朝与金朝的“西京”，都是大同府，也就是今日的山西省大同市。大同由于始终处于辽金版图的西部重心地带，所以获得了两百年左右的辽金西京地位。与宋辽金并立的西夏，以其首都兴庆府为“东京”，以军事重镇西平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为“西京”，从而模仿中原政权形成两京并列的形制。
辽宋夏金以后的元明清三朝，在长达七百多年的时间里，均未曾设置过西京或西都，所以西京、西都之名号，便没有像南京、北京那样从“京号”转化为地名，这才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综上，中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7座“西京”城，它们的名字与对应的设置西京的朝代分别是：
长安（陕西西安）：东汉陪都、曹魏陪都、北周首都、隋初首都、唐朝首都、后唐陪都
凤翔（陕西凤翔）：唐朝陪都
洛阳（河南洛阳）：后梁陪都、后晋陪都、后汉陪都、后周陪都、北宋陪都
金陵（江苏南京）：南唐首都
杭州（浙江杭州）：吴越首都
大同（山西大同）：辽朝陪都、金朝陪都
西平（宁夏固原）：西夏陪都（寒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