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南汉国非汉人建立 或是穆斯林人
五代十国版图
南汉国版图
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权之一，刘氏家族在岭南地区建立了十国之一的南汉，其开国者为刘谦父子。
刘谦（？－894年），又名刘知谦，字德光，唐朝末年时人。刘氏祖籍河南。因祖上刘仁安为潮州刺史，后复迁广东番禺，所以他们就从河南来到广东。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年），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之后又攻掠湖、湘之间，刘谦以军功官拜封州刺史、贺江镇遏（è）使，此地是通往中原地域和控制岭南的水陆交通要道，具有十分重要战略地位。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刘谦就有兵马一万余，舰船百艘，在南方沿海很有声望，成为粤西和桂东地区的强有力的地方割据势力。刘谦生有三子，长子便是刘隐。
乾宁元年（894年）冬12月，刘谦就病逝了，临终告诫其子“今五岭盗贼方兴，吾有精甲犀械，尔勉建功，时哉不可失也。”刘隐袭其父之职，经营16年，成为岭南东道最强有力的实力派，升任靖海军候补节度使、观察史，地盘也不断扩大。
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年），韶州（今广东韶关）剌史曾兖发动军队攻打广州，广州将领王璙率领战舰接应曾兖；刘隐一交战就将曾兖的人马打败。韶州将领刘潼重新占据浈阳县、浛县，刘隐率军讨伐，将刘潼斩杀。这样过了几年，太保、门下侍郎徐彦若接替李知柔，上表刘隐为节度副使，管理军政。
刘隐为了自身的利益，投靠朱全忠，入梁后又献“助军钱”20万，以及一大批珍才异宝，被封清海、靖海（交州）两军节度使，910年，更是受封南海王。随着南方各地的群雄割据的出现，南方各区域出现了立国分治的局面。刘隐此时十分注意网罗人才。又使弟刘?率兵东西两道的诸割据者，并新、邕二州，平定江东七十余寨，又辟番禺山扩建广州城，城内建起双阕。
唐末中原大乱，南海是最后一个割据的地方，唐僖宗以后，各个节度使出镇的地方都被割据，天下大乱，唯独岭南地区没有被出镇，所以自刘隐开始割据此地。刘隐、刘龑兄弟自从接受后梁封爵之后，一直奉后梁为正朔，并暗中扩展疆界。经过近三十年的打拼，刘氏兄弟消灭了一些地方势力，为建立南汉国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刘隐病逝，刘龑代替他的地位自立。后梁乾化二年（912年），后梁封他为清海节度使，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后梁乾化三年（913年），又加封为检校太傅。后梁末帝即位之后，将其兄刘隐的所有官爵都授给了他，袭封为南海王。
南汉乾亨二年（918年），刘龑在南郊祭天，大赦境内，正式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刘龑起初想要僭越称帝的时候，非常怕王定保不听从号令，于是派遣王定保出使荆南，王定保返回岭南后，刘龑也怕他不会听从自己的意思，于是派倪曙慰劳他，将他建国称帝的时期告诉他。王定保说：“建立一个国家应当确立一系列政治制度，我一进入岭南，就发现清海军时期的制度仍然存在，这样恐怕会遭到四方的取笑啊。”刘龑听说之后笑着说：“我防备了王定保非常久了，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怪不得他会嘲笑啊。”南汉乾亨三年（919年），刘龑正式册封越国夫人马氏为皇后，马氏是楚王马殷之女。乾亨四年（920年）春天，刘龑设置选部贡举，选拔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同唐朝旧例，以后每年都按照这个方法选取。
刘龑生性喜好炫耀自己，将南海的珍宝全都搜刮来据为己有，将其建成玉堂珠殿。岭北的商贾到达南海的，大多都受到过他的召见，让他们进入宫殿，将他搜去的珠宝展示给他们以夸耀其富。自称本来是长安的贵族，耻于接受蛮夷（指沙陀族的后唐统治者）的封王，并且称后唐皇帝为“洛州刺史”。
南汉乾亨八年（924年），刘龑建造南宫，王定保献上《南宫七奇赋》为其称颂。同年，改名为刘陟。乾亨九年（925年），据说有一条白龙出现在南宫三清殿，于是刘龑改年号为白龙，并于此时正式改名为“刘龚”，以印证白龙出现的祥瑞。当时有个胡人和尚说：“《谶书》曾经有言：‘灭刘氏者龚也。”于是刘龚采用《周易》“飞龙在天”之义，创造“?”字，再次改名刘龑。
刘龑出自富商之家，具有重商思想，富有从商经济。因此，在他统治时期，鼓励发展经济贸易。广州地处南海，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很早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中心。五代时期，虽中国战乱，经济残破，对外贸易已大大萎缩，但广州在南汉统治下，对外贸易规模虽不及盛唐之时，却也持续不衰。这与刘袭在位时，着意招徕海商，“笼海商得法”有密切关系。外贸的结果，使南汉获得丰厚的利益，“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中原王朝）”，号称“富强”。刘龑重视商业，扶持经贸，主观上纯粹是为了满足南汉统治者奢侈腐化的生活需要，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岭南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刘龑接受兵部侍郎杨洞潜的建议，一改唐末以来以武人为刺史的流弊，主要任用士人为州刺史，“稗宣政教”，使“民受其福”，这一做法，使南汉地方吏治比较澄清。在史籍中，可以看到一些南汉地方官施行惠政的记载，州县官吏贪浊残暴的记录却不多见。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南汉地方上真的没有贪官污吏，但这至少可以说明，南汉的地方吏治，总的来说，比以武人为刺史的中原王朝或其他割据政权要好。文士为官，纵或贪浊，其危害性总不如武人作官，愚鲁不驯，性贪行暴，动辄兴兵作乱，荼毒一方。南汉统治岭南半个世纪，历四主，除刘龑外，其余三主都属荒淫暴虐，政治腐败。而南汉不致出现重大动乱，这大约与刘龑用文人治州县，手无兵柄，吏治较清；中央虽乱，地方不乱，岭南人民还能勉强维持生计有关。
南汉这个享祚仅半个世纪的短命王朝，以阉人政治和牝鸡司晨而让后世学者津津乐道。由于当时战乱频繁，传统的谱牒学受到毁灭性打击，所以南汉皇族刘氏的族属问题便成了国内外史学界一桩悬而未决的迷案。
目前，对南汉王室的族属问题存在三种说法：传统中原说、岭南俚僚说、大食（波斯/阿拉伯）说。第一种说法得到出土文物的有力佐证。第二种说法也已刊载在2009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宋史》中。而最后一种说法则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渐受质疑。
位于边远的岭南地区，这一时期氏族混乱，旧籍所载，多言刘氏为汉族，所以长期以来，南汉也被视为汉族建立的政权。近代日本的藤田丰八教授提出异议，认为刘氏是大食商人的后裔，但是事实上，刘氏的身份既不是汉人，也不是大食人，而是岭南一带的少数民族。
南汉国发行的银币造型类似铜钱
南汉统治源自大食的说法，最早见于日本学者藤田八丰的著作《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从考》。藤田八丰在该书中称，南汉皇族刘氏与黄巢、蒲寿庚等人一样，都是大食人。理由如下：
“非我族类”。宋《北梦琐言》记载，北方贵族韦宙准备把侄女嫁给南汉代祖刘谦时，韦宙的家人曾以刘谦“非我族类”为由加以阻拦。
“番鬼是也”。清《南海百咏》记载，南汉后主刘鋹曾为本人和其子塑铜像，工匠做得十分肖似本人。《恭岩扎记》又说，刘鋹父子的铜像面目可憎，俗称“番鬼是也”。
“媚猪”。《清异录》记载，刘鋹非常宠爱一个外号叫“媚猪”的波斯女子。
“广州藩坊刘姓人”。宋《萍州可谈》记载，唐代广州藩坊有一刘姓胡人娶了宗女。藤田八丰判断该刘姓胡人与南汉王族刘氏颇有渊源。
大食商人？藤田教授举后主娶波斯女并宠爱有加，作为例证，认为其与汉族嗜好不同，刘氏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大食人。然而考察南汉史书，载有许多僧人、寺庙，但并无君主信奉伊斯兰教的记载，应该说，南汉皇室主要是信奉佛教。《旧五代史》载：“有梵僧擅占算之术，谓陟不利名龚，他年虑有此姓败事，陟又改名龚”，可见高祖刘陟笃信佛教，并非伊斯兰教信徒。
《北梦琐言》中记载，唐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想要把侄女嫁给刘谦，韦妻认为“非我族类，虑招物议”，不同意这门亲事。虽然唐初还是“沿六朝之风，婚姻尚门第”，但延至五代时，氏族之乱，谱牒散亡，婚姻已不再有门第之见，那么韦氏所说的“族类”，指的只能是民族。在唐代，宦官世家的子女与蛮夷通婚，会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对，武则天时期的宰相许敬宗就是一例，他把女儿嫁给蛮族首领之子，直到死后仍被其他官员议论。
汉族自古“同姓不婚”，唐以后以法律形式规定之。反观刘谦的孙子刘晟，弑兄篡位，诛杀亲族，又娶宗亲之女，如此有违伦常，不避汉族习俗，完全是少数民族的特征。《五国故事》中评价刘晟，更是毫不留情：“晟之所为，虽蛮夷不足以论。”
《十国春秋》载：“烈宗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而封州是“多俚僚”的地方。刘岩即位番禺后（西汉时期赵佗建南越国，也立都于番禺），定国号“为大越”，册封妻子马氏为越国夫人，同时招揽汉族士大夫，提倡汉化，冒称汉姓。随从刘谦父子打天下，草创南汉的臣子们也多为封州人，如苏章、陈道庠等，他们的籍贯在《南汉书》、《十国春秋》中均有记载。如此种种，更加印证了刘氏俚僚的身份。
南汉国军配有成建制的象兵部队
南汉王族刘氏的“刘”是大食人名的音译。但这条理由，藤田八丰本人也认为过于牵强。他坦承自己并不懂相关语言，“刘”是否为大食人名的音译，有待后人再加考证，提出此说不过是为了抛砖引玉罢。
《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从考》在20世纪上半叶问世后，关于南汉皇族刘氏族属的观点就立刻受到国内外史界的热议。有赞同者亦有持异见者。赞同者如中国的陶懋炳先生，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五代史略》，书中便沿用藤田八丰的观点。
唐宋时期的广州的确有不少胡商常驻
反对藤田八丰的人很多，自20世纪以来就不乏对他的论据进行逐条反驳者。因为反对者的意见多雷同繁复，笔者在此只摘一二。
日本学者河原正博认为，大食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群，而南汉官方却是崇佛的。所以，南汉皇族刘氏与“大食”出身不符。他的论文《南汉刘氏祖先考》肯定《北梦琐言》的“非我族类”之辞。但认为彼“族类”不是大食人后裔，而是当时岭南地区被称为“俚僚”或“蛮”的百越先民。
南汉时期的千佛铁塔
刘美崧是支持“岭南俚僚说”的中国学者。他从人种体貌特征的角度出发，质疑藤田八丰的第2条理由。其论文《南汉主刘氏族属为俚僚》，引用《南汉书•后主本纪》所记刘鋹外貌“体质丰厚，眉目俱疏”。对照《新唐书•西域传下》所记大食人“男子鼻高，黑而髯”，判定二者外貌不符。接着，他又指出南汉皇族有同姓通婚的婚俗与独特的墓葬地点，从文化上佐证南汉皇族刘氏应是岭南本地土酋。
藤田八丰的第3条和第4条理由倒很少被反驳，应是学者们对其不屑一顾。毕竟，如果君主娶外族女子便是外族人，那么娶了买木热•艾孜木的乾隆皇帝岂不成了维吾尔人？大清皇帝岂不成了穆斯林的埃米尔、苏丹或者哈里发？
唐朝时西域胡商的相貌一贯比较粗犷
《萍州可谈》的刘姓胡人与南汉王族刘氏的关系更不可考，眼下仍无更多史料文献或出土文物能证明二者之渊源。所以，从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出发，藤田八丰的一家之言不应被轻信。
根据传统史料和近年出土的一系列文物，结合河原正博与刘美崧等人的研究，南汉皇族刘氏极有可能是“蛮化”的南迁北方家族。上世纪出土的《刘华墓志》和本世纪出土的《天皇大帝哀册文》，都有力证明南汉皇族刘氏来自北方。
南汉高祖天皇大帝哀册文
在刘氏家族南迁的过程中，随着与当地原住民的接触不断加深，南北文化在这个家族身上出现交融糅合的趋势。所以，同千年前自诩百越君长的南越国君主一样，南汉君主拥有北方移民和南方土人的双重身份。
五代十国正是我国社会阶级激烈变化的时代，旧族新姓，碰撞交融，刘氏的族属极有可能并非汉族，而是岭南蛮僚，但在政权的建立过程中，汉蛮之间不断交流，南汉境内已然实现了汉化，只是后期又大大地退步了。正如陈寅恪先生说：“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