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一共经历的三次黑暗的宦官时代

中国宦官什么时候起源的？

中国宦官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揭秘中国古代后宫为什么要有太监？

中国的太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啊？

中国出现太监的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中国什么时候出现太监？为什么出现？

中国的太监是从哪个朝代开始有的？

中国历史上宦官权力最大的是哪个朝代？唐朝，太监掌握皇帝的废立。

中国历史上出了那些牛逼的太监？

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太监是谁？蔡伦、郑和太监掌权大多遗臭万年也有些在历史上青史留名

中国古代的十大太监？中国古代著名太监？

太监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中国的太监何时出现的？宦官始于中国古代的哪个朝代？夏朝

书上说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宦官时代，是哪三次？

宦官制度是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附属物。在古代，不仅中国有这个制度，外国也有。《楚汉传奇》记，宦官（huànguān），是中国古代专供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自东汉时期开始，均为被阉割失去性能力的人。

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各朝各代，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柏杨说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二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

中国宦官起源于夏朝。宦官是中国古代京城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先秦和西汉时期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则全为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

宦官，也称太监、公公、寺人、阉人、内官、内侍、中官、中涓、内竖、中贵人，是指古代宫廷中替皇室服务并阉割掉外生殖器的男性。宦官是负责宫廷杂事的奴仆，不得参与国家政务，但因与皇室朝夕相处，遂能博取信赖或有可乘之机，故在一些朝代中存在着宦官掌握国家政务大权的情况。中国早期宦官不一定都是阉人，在东汉之后才完全使用阉人做宦官。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

在中国，商朝时的甲骨文中曾出现“凸刀”字，其义与阉字相通，可见当时已有将人阉割；但未见有将他们作宫庭内侍的记述。西周时开始有使用阉人的记载，《周礼》内有“宫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绝也”。当时的阉人被用来作“寺人”、“内竖”、“阍人”等职，但是人数不多且地位低下，只是负责杂役、传令等工作，是家臣的一种。随着专政王权的发展，到了战国、秦朝时，受宫刑的人大量增加，使用阉人的机构亦增多，阉人当政亦开始出现。

到了汉朝，侍候皇帝的人统一被叫作“宦者”或“宦官”。据说此名是出自拱卫在天帝星旁一个叫“宦者”的星座。至东汉时，规定宦官全部要用阉人，大规模宦官当政亦在当时首次出现，东汉末年成为宦官与外戚之间彼此厮杀的舞台，称为“第一次宦官时代”。

唐代开始有所谓的“市舶宦官”，即“中人之市舶者”，专门负责管理东南沿海地区海外贸易，《资治通鉴》亦载：“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舶之利，时以宦者为之”。韦某是有史可考的第一位市舶宦官。之后，在唐代安史之乱后再次出现大规模宦官当权，称为“第二次宦官时代”。这是由于唐代后期宦官自殿中监李辅国开始掌握了军权，“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日后宦官不但总领神策军，而且还组建牙队，最后形成专权，甚至有立废皇储之大权，宦官凭借手中的兵权，生杀废立皇帝有如儿戏，顺宗、宪宗、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和僖宗都是由宦官扶立的。唐文宗甚至称自己不如周赧王和汉献帝。

宋代对宦官参政防范较严，太祖时，不令宦者“预政事”，宦官到一定年资必须转出外任。故宋代虽有童贯、梁师成等祸国的宦官，实际上权势滔天，甚至大过了宰相，史称“媪相”与“隐相”。

至于“太监”此一名称，最早出现于辽，本来是政府高级职位的名称，并不一定由宦官担任。至明朝时，宫廷内设十二监二十四衙门，提领者被称为掌印太监，俱由宦官出任。低阶宦官名“少监”、“中监”，高阶宦官是“太监”；于是“太监”变成了高级宦官的称谓，后来成了对宦官的统称。

宦官在明代发展至顶峰，虽然明太祖明令禁止宦官干政，但明成祖夺权后开始重用宦官。明初交趾监军马骐激发交趾人起兵脱离中国独立，明末时曾经有过宦官数万名，据王世贞《龠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人复乞收入。”宦官遍布政府各部门，以太监充任的特务分布全国，尤其是天津、泉州、宁波、广州等对外商船贸易海港港口必定派驻“税监”太监，称为“第三次宦官时代”。明朝东厂都可以随时发号施令权利大于法。宦官最为强劲的时候，应该算是明朝崇祯皇帝时期的魏忠贤了。魏忠贤，鼎盛的时候号称9000岁，结党营私，成立了阉党，硬杠朝中大臣，可谓一时权倾朝野。想想一个阉人，却自认为只比皇帝低一级。何其疯狂。崇祯多次怒斥太监：“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宦官时代的结束，一定是王朝的覆亡。王夫之在《沿书引义·舜典四》中针对太监议论：“宫刑施之，绝人生理，老无所养，死无与殡。无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故宫者，均于大辟也。且宫刑之后，二气时乖，肢体外痿，性情内琢。故阉瘸之子，豹声阴鸷，安忍无亲。且刑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道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何惧乎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而又美其名曰，姑且怜其无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间，不知埋下祸根深矣。宦寺之恶，甚于士人，只因其无廉隅之借，子孙之虑耳，故悯不怕死，何况乎其以淫而在傍君主之侧耳。”

到清朝时，宦官统统称为太监。清朝对太监控制得十分严格，除了清末有一两个受宠的太监外，宦官弄权的情况没有出现。

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时，宣布宫中永远不用宦官，宫中仆役全部由女官担任。

第一次宦官时代

皇帝的依靠

第一次宦官时代是在东汉末年的汉桓帝年间。当时，大将军梁冀独揽朝纲，身为皇帝的桓帝对此十分不满，却苦于朝中尽是梁冀的心腹而无计可施。后来，他想到宫中的太监算是自己的奴仆，大可加以利用。于是，汉桓帝和单超等几位大太监密谋要除掉梁冀，为了表示决心和真诚，汉桓帝甚至将单超的手咬出鲜血来起誓。

果然，事成之后，单超等十三位宦官均被封为列侯，这是宦官在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从此，宦官以正式的政府官员身份出现于东汉末年的历史舞台。鉴于和皇帝有着黑社会弟兄似的血盟，单超等宦官的亲友故旧一夜之间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长官。这些宦官和他们的亲戚一旦掌权之后，除了贪污和弄权，没有别的爱好。

汉桓帝出于对宦官们功劳的肯定，同时更因为这位同性恋皇帝十分宠爱宦官张让，他对这些奴才们的胡作非为不但没有一丁点儿反对，反而像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在为孙儿的调皮露出会意的微笑。他不止一次说，张让是我父，赵忠（另一个宦官）是我母，他们不会干对不起我的事情。

在皇帝的默许乃至纵容下，早已对士大夫恨之入骨的宦官们搞了三次大的政治恐怖活动。第一次是166年，宦官们诬告正直的首都监察长官（司隶校尉）李膺蔑视大赫令，与太学生们结党营私，在宦官的鼓动下，全国抓了三百多人。第二次是169年，一个叫张俭的官员看不惯宦官们的胡作非为，上书汉桓帝要求诛杀侯览等人，宦官们立即报复，被诬为党人后处死者数百人。第三次是172年，再次搜捕党人，抓了一千多人。

第一次宦官时代结束于189年，宦官们将大将军何进骗进宫内杀死，何进手下的禁卫军官袁绍和曹操率军攻入皇宫，对宦官们进行了绝灭性的屠杀。无论老幼，无论作恶与否，全都一律砍头。其中固然有为非作歹的十常侍，更多的却是那些无权无势、处于奴隶地位的小太监。滑稽的是，一些年长的洛阳市民，因为没有留胡须的缘故，也被当做太监杀了。

东汉皇帝寿命普遍不长，皇帝年幼继位，太后辅政，外戚专权尤烈，皇帝长大後想得到外力支持，必须跟宦官联合。东汉第四任皇帝汉和帝刘肇。他与宦官郑众联合，逼迫外戚窦宪自杀，开启东汉宦官专政之门。第六任皇帝汉安帝刘祜，皇太后邓绥听政，邓骘封上蔡侯，刘祜跟宦官李闰、江京合谋，逼迫外戚邓骘自杀。第七任帝北乡侯刘懿逝世时，宦官孙程、王康、王国发动政变，迎立汉安帝的儿子汉顺帝刘保登基，从此宦官持有皇帝立废大权。

这些宦官特点十分明显，也就是他们采取的方法，大部分都是在皇帝和外戚(大多数是皇后妃嫔太后)，她们这些干政的中间，夹缝生存，也就是墙头草，然后慢慢地在这中间壮大自己的实力，进而开始把持朝政。东汉时，主要皇帝大多英年早逝，继位的太子也都年龄较小，这个时候宦官专权，就开始活跃起来了。自汉和帝十岁继位起，此后的历代东汉皇帝都是年幼即位，史上最著名的汉殇帝，刚过100天就当皇上。他当然是对什么都一无所知，话还不会说。

这个时候一般都是太后所谓的垂帘听政，实际上就是直接把持朝政。而许多太后，并没有历史上像冯太后，包括慈禧那么厉害，毕竟是后宫出身，并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和好的建议，这个时候一般都依赖于自己的娘家，哥哥或者是其他人，就相当于是外戚干政。但是皇帝长大后，肯定不愿意再被母亲这边把持，而这样就会与外戚利益冲突。可在皇帝从小到大，除了他的母后妃嫔，陪在身边唯一的算是男性的就是太监。他从小到大都是被呵护，肯定没有一点势力，唯一依靠和信任的就是陪他长大的宦官。可宦官而野心也大，一旦他帮皇帝夺回了权力，就开始露出本性，开始专权。

东汉末年汉灵帝时，又有宦官十二人干政，称“十常侍”，“十常侍乱政”。十常侍，是指东汉灵帝时操纵政权的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个宦官，他们都任职中常侍，所以被称为"十常侍"，其首领是张让和赵忠。皇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十常侍推动了汉朝的灭亡，是引发了汉末时局大动荡的主要原因。

东汉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刘宏死，弘农王刘辩继立为汉少帝。何太后兄何进请董卓入宫除宦官，结果事机不密，何进先被十常侍中张让、赵忠等杀掉。司隶校尉袁绍得知何进被杀的消息，派其弟袁术与曹操杀进皇宫。袁术放火，把皇宫的大门烧了。大批的兵士冲入皇宫，见了宦官就杀。有的不是宦官，只是因为没有胡须，或不明显，也被错杀。随後董卓率兵入洛雒阳，废少帝，杀何太后，立傀儡皇帝汉献帝刘协，尽揽朝政。至此东汉气数将尽，中国即将进入三国时代。

中国的第一次宦官时代，皇帝的依靠！

皇帝与其外戚的斗争必须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没有外部支持的皇帝在脆弱程度上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东汉第十任皇帝刘缵被他的配偶毒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皇帝获得外部支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与士大夫结合，另一种是与宦官结合。然而，加入士大夫可能很少，因为皇帝离他们太远，不知道谁是依附他配偶的走狗。唯一的办法是依靠太监，别无选择。第一个攻击外戚的是东汉第四任皇帝刘肇。他与宦官郑众联手，强迫配偶窦宪自杀。然后，第六任皇帝刘祜与宦官李闰和江京一起，强迫他的配偶邓骘在窦宪之后自杀。当第七任皇帝刘懿去世时，太监孙程、王康和王国发动宫廷政变，欢迎第六任皇帝刘祜的儿子刘宝上位。这是一个单调的场景，让人感慨。第一批新贵是在女性关系的基础上上台的，昂首阔步，很快所有人都被拖到刑场，像猪一样被杀。第二批新贵也是基于女性关系上台的，昂首阔步，独霸天下，很快他们都被拖到刑场，像猪一样被杀。在第三批、第四批和第五批之后。我们相信，像窦宪和邓骘这样的财团中也有非常聪明和有才华的人，他们不能不警惕。但是权力的混乱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控制局势。

150年代后，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梁冀外戚掌权，东汉第11任皇帝刘志在第10任皇帝刘缵中毒后，对梁冀投以怀疑的目光。刘志与五个太监合谋采取行动。他知道自己面临最大的危险，他的生命和未来完全掌握在和他一起密谋的太监手中。在策划一个盛大的时机时，刘志曾向一个名叫单朝的太监发誓要咬他的胳膊流血。他和太监们脱离了他们的官方身份，成为了黑社会的兄弟。因此，在杀了梁冀并屠杀了梁姓戚族全家之后，刘志将参与阴谋的五名太监封为一等侯爵，其他八名太监封为二等侯爵。从那时起，宦官就以官方政府官员的身份出现，与刘志对抗联盟，咬紧了手臂，他们的家人和亲属也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脑。这些新贵与太监出身相同，行为也一样。他们只知道腐败和权力。他们甚至比掌权的配偶更糟糕。这使得原本致力于攻击财团的士大夫阶层遭受更严重的伤害。他们愤怒地回头与外戚联合，将目标对准太监。

和过去不同，只有在皇帝面前抱怨。士大夫财团联合阵线利用政府权力与宦官进行血腥对抗。宦官的反应自然也同样强烈，中国开始了第一个宦官时代。从公元159年13名太监被封，到公元189年所有太监被杀，总共31年。我们列出了过去31年中双方之间的重要斗争。太监和士大夫之间的斗争是血腥和悲惨的。然而，必须特别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关于宦官罪恶的信息都是文人和官场的话，而且一方的话不一定可信。即使可信，宦官确实犯有严重的罪行，但他们的严重程度仍不及文人和官场的一半，因为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一直称仁”和“德”是最高的政治理想。根据这位学者官僚的宣传，据我们所知，只有三起太监杀人事件，分别发生在公元160年、166年和179年，分别是杀害赵岐一家、杀害平民女孩和杀人悬尸。这位士大夫更加残忍。公元160年，就连太监的客人都被杀了。

166年，就连太监的朋友也被杀，甚至太监的母亲也被杀。很多时候，他们在政府大赦后被杀，他们以折磨太监为荣否则他们不会骄傲地记录下来。像北京首都驻军司令阳球一样，他在审讯王甫和王萌的宦官和儿子时亲自指挥酷刑。王萌恳求他:“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知道我们必须死。”。但是请记住你的同事们的感受，怜悯我父亲的晚年，教他少受痛苦。"这暴露了阳球上的伤疤。他又羞又怒，用泥堵住王萌的嘴。这对父子被活活打死。注意阳球。他娶了宦官家族的女儿，并通过向宦官磕头逐渐提升，但他本质上仍然是一名士大夫。有一种现象容易引起误解，必须加以澄清。有人可能会说，士大夫对宦官如此残忍，但事实上，士大夫对平民也是如此。赵宣在过去20年的哀悼中有5个孩子，他没有违法，但是陈蕃宰相杀了他。

北海国相孔融在他父亲的坟墓前斩首了一个他认为并不悲伤的人。在士大夫和宦官之间的斗争中，宦官有更多的获胜机会，因为权杖就在他们身边。东汉十二位皇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依赖太监，刘宏指着两名臭名昭著的太监说:“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忠是我的母亲。”然而，宦官权力的基础并不稳定。它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愤怒和喜乐，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就像阳球杀死王甫父子一样，皇帝答应审问他是否被王位弹劾。由此可见，宦官的力量不足以让人恐慌。对于士大夫阶层来说，稍微注意一下方法和纠正宦官政治的弊端要比纠正财团政治的弊端容易得多。然而，士大夫李膺、张俭和范滂的领导人使用了一种高压的反宦官狂热，这导致了宦官在公元166年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长达18年的党争，并导致了整个局势的恶化。

第二次宦官时代

家奴成为恶魔

第二次宦官时代在唐朝中后期，历时一百余年。唐朝最有名的宦官是高力士，但真正揭开第二次宦官时代帷幕的，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皇帝对拥兵自重的将领们充满了疑惧，疑惧的结果是发明了让宦官出任监军的办法。

监军是一个权威的职位，一纸密告往往使高高在上的皇帝最容易相信“家奴”，从而使统帅们人头落地。曾在大唐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高仙芝和其副手封常清，就因不能满足任监军的宦官边令诚的勒索而被诬以谋反的莫须有罪名而被双双处死。等到安禄山的部队打进潼关兵临长安城下，这位被皇帝认为忠心耿耿的边令诚第一个揣着皇宫的钥匙向叛军投降。扑灭安史之乱的重要将领仆固怀恩，一门之中为国战死四十六人，女儿也为了国家的和亲政策而远嫁异乡，仅因为得罪了宦官骆奉仙，骆便诬他谋反，仆固怀恩深知如果这个诬告一旦上达皇帝耳中将会是什么结果，于是，这位一向忠心耿耿的统帅真的只得叛变了。

出任监军的宦官有着如此令人可怖的力量，在军队里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往往把精锐的部队选拔做自己的卫队，把挑剩下的老弱残兵给将领们带去冲锋陷阵。一旦取得胜利，宦官立即派人飞马向皇帝报告，功劳全在宦官；一旦失利，罪过理所当然由将领们承担。

宦官监军不但没能如唐朝皇帝们所想象的那样有利于对军队的掌握，反而使它成为一个火药桶，宦官则是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线。他们不是诬陷统帅叛变或是谋反，便是将他们逼得叛变和谋反。昭义监军、宦官刘承偕经常凌辱军政首长节度使刘悟，甚至异想天开地想绑架他。刘悟忍无可忍，不得不铤而走险，他将刘承偕杀死后脱离唐政府，并发表声说，仆固怀恩本来不反，被你们逼反；我本来也不反，今天也被你们逼反。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征讨河溯四镇有功，皇帝派宦官马承倩前去慰问。马在临返长安前，李宝臣亲到其下榻处表示感谢，并送礼物绸缎一百匹，马却嫌太少，把这些绸缎全部扔在路旁大骂而去。李宝臣又气又怕，他的部下对他说，我们现在效命沙场，正是国家用得着我们的时候，宦官还这样对待我们；如果有一天天下太平，我们还能活下去吗？李宝臣恍然大悟，旋即脱离中央。

世界上没有人能阻止宦官的暴行，因为皇帝是他最强大的后台。唐宪宗李纯在位时，不少大臣提醒他宦官们长期随意诬陷那些不能满足他们欲望的大臣，唐宪宗根本不信。他说，宦官怎么敢诬陷大臣呢？即使真有这回事，我这个当皇帝的也不会听。并十分自信地宣称，宦官不过是一个家奴，为了方便，差使他们奔走而已。如果违法乱纪，除掉他们就像拔掉一根毫毛一样。

宦官的确是皇帝的家奴，但这些家奴势力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仅对他人是恶魔，对皇帝也是一只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李纯在无比自信地夸口之后，仅过了不到十年，就被宦官也就是他的家奴陈弘志所谋杀。

此后，纵观大唐中后期，宦官谋杀或是任意罢黜皇帝的事件屡见不鲜。唐昭宗李晔本是一个力求有所作为的君王，但在宦官的制约下，不要说作为，就连自身的性命也难保。

900年，掌握神策军的两个大宦官刘季述和王仲先借口李晔酒醉后杀了宫女而将李晔逮捕，立李晔的儿子李裕为帝。在将李晔逮捕后，两个大宦官当面斥责他的种种过失，每斥责一条，就用手杖在地上画一条线，结果一直划了十多条。这位可怜的皇帝低着头不敢吭声，幸好何皇后求情，才得以免死，但仍被这两个可恶的家奴关进了少阳院中，并用铁汁将门锁封死，派出一支军队看守。“上求钱帛俱不得，求纸笔亦不与”。

当时正值冬天，后妃和公主们没有过冬的寒衣，李晔想要一顶帽子，后妃和王子王孙们想讨几件衣服，结果都被拒绝，啼饥号寒之声远近可闻。第一次宦官时代的经历告诉我们，宦官一旦取得了最高的权力后，一定会导致天下大乱，而天下大乱之后，他们往往也难逃被诛杀的结果。第一次宦官时代如此，第二次也是如此，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903年，后来代唐称帝的朱温派军队杀进长安，也对宦官来了一场大屠杀，包括那两位亲自斥责皇帝不听他们教导的大宦官在内，统统死于非命；其他不在长安而被派到各地的宦官，也在同时被斩尽杀绝。

第一次宦官时代的经历还告诉我们，宦官时代的结束，一定也是一个王朝的结束。果然，四年后，唐亡。

第三次宦官时代

宦官好像是明王朝皇帝的灵魂

太监代代有明朝特别多为何明朝的太监都很厉害

第三次宦官时代在黑暗的明代来临。这一次宦官时代从王振当权到明王朝灭亡，历时达二百三十年左右之久。用柏杨的话说，宦官好像是明王朝皇帝的灵魂，明王朝皇帝不能没有宦官，犹如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自明朝中期开始，除了极个别皇帝外，几乎每个皇帝都有其宠信的宦官。

其实，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史上宦官乱政的教训太多，对宦官一直抱着怀疑态度：“初，太祖禁中官预政”，然而，“自永乐后，渐加委寄”。

第一个宠信宦官而倒了大霉的明朝皇帝是英宗朱祁镇。朱祁镇即位时只有九岁，王振任司礼监大太监，朱祁镇对这个看着自己长大的和蔼可亲的没有胡须的中年人十分亲切，尊他为王先生。朱祁镇的祖母张太后曾因王振假传圣旨而欲取其性命，由于朱祁镇的极力求情乃得免。不久，太后去世，王振大权在握，“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

侍讲刘球因上疏劝朱祁镇亲政，王振以为他在敲山震虎，即令锦衣卫将其逮入狱中，乱刀砍死并肢解。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对前来视察的王振没有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便指控他盗砍国家树木，在大学门前带枷示众三天，太学生数千人奔走哭号亦无法解救。司法部副部长（大理少卿）薛（王宣）没有在街上向王振敬礼，被污以贪污罪处死。一时间，王振权倾朝野，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王佑没有胡须，王振问他原因，王佑竟然说：“老爷没有，儿子辈安敢有。”

是时，瓦刺进攻大明，王振大约为了树立更大的权威，坚持要求朱祁镇亲征。朱祁镇本身是个没意的脓包，真的就听了王振的话，仓促间连粮草也没带够，竟然在奔到边境的路上就有士兵饿死。到了大同，王振还要北进，但派出去的几支部队都被消灭了，军心大乱，王振不得已，悻悻地下令退兵。

退到土木堡时，瓦刺铁骑追上来了，兵部尚书邝野要求部队立即入关防守，但运送王振沿途搜刮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到，王振坚决不许，并痛骂这位可怜的兵部尚书不懂军事。瓦刺骑兵却不怕这位王公公，迅速地将这支腐朽的军队团团包围，朱祁镇身为君王，竟然成了俘虏，而王振则被悲愤的军官樊忠用铁锤打碎了脑袋。

朱祁镇在瓦刺做了几年俘虏（明朝土木堡之变皇帝被俘虏有了2个年号的皇帝），后来被释放回到北京，并成功地发动了政变（整个一个窝里斗），重又登极。这时，这位糊涂的皇帝依然对王振念念不忘，竟亲自主持为这位宦官招魂，并建了祠庙祭祀。

明武宗正德时代的大宦官是刘瑾。刘瑾本姓谈，因为无法谋生而冒一位姓刘的宦官的名而进了宫。与王振一样，他也是在正德童年时起就伺候他，使正德对他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而这种亲切感则成为他日后谋取政治权力的最大的本钱。

与王振的单枪匹马不同，刘瑾有一个由宦官组成的核心集团，号称八虎。刘瑾等人原初并不想干预政治，只是“尝慕王振之为人，日进鹰犬，歌舞，角力之戏，导帝微行”。由是，正德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进内官监，总督团营”。在刘瑾的教导下，原本就好动的正德更加荒淫，大学士刘健和谢迁及李东阳等人大为不满，要求正德杀掉八虎。刘瑾等人是时羽翼未丰，大为恐惧，要求放他们一条生路，愿意去南京守陵，再不回朱正德身边。

迂腐而固执是文官的特点，谢迁等人教条地认为君子小人誓不两立，坚持要将他们处死。八虎转而求诸正德，并极力挑拨。当时，正德还是十多岁的小青年，逆反心理十分严重。次日早朝，朝臣们都以为八虎将人头落地，不料，圣旨却宣布把谢迁和刘健撤职。

刘瑾在引导正德冶游玩乐上颇有一套，因此深为他喜欢。他每当有要事请示时，故意选在正德正玩得高兴的时候，正德总是不耐烦地说：我拿你来干什么的，你不会处理？这样，刘瑾成了大明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他用皇帝的名义公布奸党名单，将那些反对过或有可能反对他的人尽数列入其中，然后令全体朝臣跪在金水桥边等候宣读。不久，有人将一封匿名的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信塞在大殿上，正德看了后，竟然在上面批示：你所说的贤能的人，我偏不用；你揭发的人，我偏要用。

对此，刘瑾下令追查到底是谁写的信，他将包括各部部长在内的三百多名官员集中跪在奉天门前的烈日下，这些高级官员从早晨一直跪到傍晚，包括顺天府推官和兵部主事在内的一批官员竟然焦渴而死。天黑以后，没死的官员们被抓进了锦衣卫的牢房。

在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朝代，都曾经出现过权势熏天的大宦官，其权利之大世所罕见，很多人将这种现象统称为"宦官专权"。而明朝的宦官之乱更是让人震惊，曾出现过像王振、魏忠贤这样手握重权的宦官。只是，明朝的宦官之乱，到底能不能算得上宦官专权呢？

宦官专权形成原因

宦官专权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下的伴随品。在中国，皇帝将自身的权利分一部分给自己的奴仆宦官，让他们去干预朝政，这样就会形成宦官专权。一般情况下，产生这样的现象，会有两个原因：第一，皇帝因为外朝中文官集团的威胁；第二，则是皇帝和文官集团、相权的权利发生拉锯战。

但是，因为官宦身份特殊，离皇权很近，很容易就形成专权的局面。只是，所谓的宦官专权，多是发生在中央集权加强时期，也就是上文提到的皇帝和文官集团产生拉锯战时期，可是明朝建立没多久，丞相就被废除，此背景不成立。再者，就是宦官在，皇权争夺战时曾立下不世之功，之后因功得到重用，比如，安史之乱后的李辅国，而明朝并无这样的现象。另外，宦官专权的情况多是发生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发生上文提到的皇帝觉得文官集团做大，有权臣当道，皇权受到威胁时，皇帝借宦官来打压朝臣，宦官借此手握重权，才会形成专政的局面。

除此以外，宦官专政还需要一定的政治背景。当一个王朝的政治开始变得腐败，才会发生皇权旁落到宦官手中的事情，因为，每个王朝的中后期，经济因为稳定的发展十分富庶，而经济的繁荣自古以来都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比如，唐朝后期甚至发生了刘季述废立皇帝的事情。所以，一个皇帝，如果勤于政事，颇有政绩，宦官是没有机会接触到皇权的。反之，当皇帝开始怠政，就会将自己的皇权交给宦官，宦官也因此得以向上爬。

所以，宦官专政是宦官们的乘虚而入。不仅，可以插手朝政，甚至可以左右朝堂的动向，甚至是皇帝的废立，宦官已经不再是皇帝的附庸，而是成为了真正的主体。唐代的宦官才称的上是完全的宦官专政。

明朝宦官当权现象分析

在分析了宦官当权的背景和形成原因后，我们再来一一对应明朝是否符合宦官专权的条件。宦官专权多是发生在王朝的中后期，而明朝在建国以来，就被朱元璋废弃了丞相制，很大的加强了皇权，并没有来自文官集团和相权的威胁，也不会产生和相权斗争的拉锯战。此外，太监被禁止读书，没了读书的前提，不会诞生独断朝政的宦官。

到了明代的中后期，虽然发生了皇帝怠政的事情，也出现了一批权力极大的宦官。只是，明代的宦官之乱却并非是宦官专政，只能算是宦官做大，因为宦官专政是需要宦官完全摆脱皇权，拥有极大的自主权。但是，明朝的宦官只是假借皇权，在皇帝怠政之时，掌握权力，并不能完全的左右皇帝，更不能左右朝政，甚至是废立帝王。

比如，明代自永乐皇帝后，宦官的权势开始得到加强。但是，明代的专制主义制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虽然出现了宦官权力加强的现象，但是，本质是皇帝借宦官集团，统治大明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明的特务机构，就是最好的例子，大部分人也是宦官；此外，宦官还监管各地的盐税，为皇帝的内库敛财；宦官担任监军，是在各地担当皇帝管控各方权臣的眼睛。所以，宦官虽然权力不小，但是都是依托于皇权、讨好皇帝，并不能决定朝堂的具体走向，更不可能控制皇帝。

因为，明朝建立后，就发生了几次大的兵变，几次血洗不仅使得皇帝换人，更使得皇帝的威望极高。宦官即便在后来有了识字的机会，目的也是皇帝为了借宦官制衡百官，也就是说宦官手中的权利是皇帝给的。即便皇帝怠政，做木匠、养豹子、逛妓院，但是皇帝依旧是皇帝，只要皇帝的身份在，他一句话就可以罢免宦官，重新将权利掌握到自己手中，比如正德皇帝坚持御驾亲征之事。

即便是明朝有过宦官冯宝手握票拟、批红之权，拉拢了首辅张居正，一时间风头无两的事情，但是，这也是有大前提的：那就是皇帝愿意。明朝的政治制度，经过改革后，军权一直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不同意调动兵马完全不可能，只要宦官胆敢像唐朝一样废立帝王，耿直的大明文官们，不打死他们才怪！而土木之变后，朝臣们当堂打死锦衣卫和王振的手下就是最好的证明。

明朝宦官现象总结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大明的建立初期，废丞相、改革政治制度、兵变等等事情，使得皇帝已经总览大权，地位尊崇。大明政治清明时，宦官只是皇帝的奴仆，不可能沾染朝政；政治不清明时皇帝怠政，宦官也只是假借皇权狐假虎威；即便因为皇帝为了统御、制衡、监视百官，赋予了宦官们权利，但是只要皇帝愿意，他们是手握重权，皇帝不愿意他们就还是奴仆的身份，宦官在明朝是皇权向外伸的触角，但是从来没有可能能够代替皇帝、左右皇帝、甚至是废立皇帝。何谈宦官政权？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

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宦官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甚至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的天下，染着斑斑血迹。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这名太监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一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权，是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

朱棣儿子宣宗朱瞻基采取了一项措施，在宫中设立“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

至英宗朱祁镇时代，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是在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

武宗朱厚照从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政府大权。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以后魏忠贤的专擅独断，不过是这些前辈们的历史延伸与再现罢了。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这个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耻之为“最大的太监帝国”。

不过明朝的太监不能废立皇帝，不能掌握军权了。司礼监只是为了制衡内阁的手段，崇祯杀魏忠贤遇到什么困难了？皇帝一言决生死还严重？

中国古代史上的三次宦官时代

中国古代“宦祸”达到顶峰的，是东汉后期、唐朝后期和明朝中后期。这可以叫做中国古代史上的三次宦官时代。

（一）东汉的宦官之祸

东汉是刘秀（光武帝）所建的皇朝。从公元25年开始，到220年汉献帝被废为止，共延续195年。

但这个皇朝的皇帝，从第四代刘肇[zhào]起，都是短命而亡，新上台的都是“幼主”，于是政权主要控制在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手中。

这两大集团各谋私利，互相斗争，政治日益黑暗；到后期，发展成宦官专权的局面，政治更加腐败。

从公元92年到159年，外戚和宦官共发生四次大的斗争，都以外戚失败，宦官胜利而告终。宦官集团逐步加强，并独揽大权。

1、宦官郑众捕杀窦氏

公元88年，东汉第三代皇帝刘炟[dá]（汉章帝）死，由十岁的儿子刘肇（汉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

当时寡妇孤儿掌大权是有困难的，于是窦太后以哥哥窦宪为侍中，出入宫廷，执掌朝政。后又任车骑将军、大将军。窦宪虽有军功，但他任人唯亲，其亲属、亲戚都无功受禄，靠裙带关系担任显要官职。窦氏权倾京师，为非作歹。监察部门不敢揭发。窦氏集团还阴谋杀害刘肇。刘肇得知，惶恐不安。

公元92年，十四岁的刘肇与中常侍（宦官）郑众密谋，捕杀了窦氏同党，窦宪自杀，窦太后被迫交出政权。这是宦官对外戚的第一次打击。郑众因功封侯，宦官的政治势力大大加强。此后，宦官员额增多，担任“中常侍”的就有十人。中常侍是皇帝的主要侍从，掌管传达诏令和文书等，权力极大。

2、宦官李润、江京诛戮邓氏

汉和帝刘肇的皇后邓绥，比较有政治才能。公元105年刘肇死时只有二十七岁，邓绥二十五岁。她立出生仅一百天的皇子为帝，即殇帝。

殇帝在位一年就死了，邓太后又立刘肇之侄刘祜为帝，即安帝。当时安帝十三岁，由邓太后临朝。其兄车骑将军邓骘掌权。邓氏能严肃吏治，约束外戚，同时却重用宦官，使之权力加强。安帝是先帝刘肇的侄子，自认为名义不正，加之邓太后迟迟不给他交权，因而心中不安。

公元121年，邓太后死。安帝的亲信、乳母王圣于宦官李润、江京等诬告邓氏有“废立”之谋，邓骘被迫自杀。邓氏其它族人或自杀，或被免官。

这是宦官对外戚的第二次打击。李润、江京都因“功”升任中常侍，江京还兼任“大长秋”。大长秋掌管宣达皇后旨意，管理宫中事宜，为皇后的近侍。李润、江京与安帝的阎皇后之兄阎显共掌朝政。

3、孙程捕杀阎氏

阎皇后既妒忌又贪权。她毒死了太子刘保的母亲李氏，又要陷害太子，将刘保贬为济阴王。公元125年，汉安帝死，阎后想长期掌权，就与阎显、江京等人迎立小儿刘懿为帝，是为“少帝”。几个月后，少帝死。她又想再立一个小儿。但事还未成，“中黄门”孙程等合谋杀掉江京、阎显，迎立原太子刘保为帝，即汉顺帝。阎太后被囚禁。这是宦官对外戚的第三次打击。

4、单超等诛除梁氏

汉顺帝在位时，他的皇后梁氏之兄梁冀担任大将军。公元144年，汉顺帝死。梁冀立两岁的小儿为帝，是为“冲帝”。

第二年冲帝死，他又立八岁的小儿为帝，即“质帝”。质帝虽小，但却知道梁冀专权骄横。公元146年，一次朝会时，他说梁冀“此跋扈将军也。”梁冀怀恨在心，就把质帝毒死，另立宗室十五岁的刘志为帝，这就是汉桓帝。

桓帝初立，梁太后临朝，梁冀专权近二十年。其亲属党羽布满朝廷和地方各州、郡。大小官吏升迁，先向他谢恩、送钱物。地方官吏向中央送贡品，要将最好的先送梁冀，次品送给皇帝。梁冀还任意敲诈勒索地方富豪，劫掠量人为奴，又在洛阳周围强占民田，调拨劳力为自己建造园囿，周围千里。

他家前后有七人封侯，出了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其余任卿、将、尹、校的，有五十七人。汉桓帝本是梁冀所立，他也惧怕梁冀。公元159年，梁皇后死。桓帝与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五人合谋除掉梁氏。

事前，桓帝知道面临最大危险，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参与合谋的宦官之手。在密商大计时，桓帝曾把宦官单超咬臂出血，作为盟誓。这等于他们之间摆脱君臣名分，成为黑社会的弟兄。他们出动虎贲、羽林千余人包围了梁府，梁冀自杀，梁氏族人亲戚不论长少一律弃市。因牵连被杀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有数十人，故吏、宾客被免官的有三百余人。当时朝廷为之一空，正常上班者寥寥无几。从梁家没收的财货被出卖后，共得三十多亿。

事后，单超等五人因功同日封侯。即历史上有名的“五侯”。唐朝诗人韩翊诗云：“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这首诗是宦官权势炙手可热的写照。

汉桓帝刘志依赖五个宦官除掉了梁冀家族，消灭了主要的政敌，可是大权落入这“五侯”之手。当时有“五邪肆虐，流衍四方”之说。

此后，东汉政权为宦官所垄断。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员的身份出现，他们的家族和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的首长及其他显官。这些新贵的出身跟宦官相同，行为也相同。得势后就贪污弄权，抢夺民财，及时享乐。

中常侍侯览侵夺宅社三百八十一所，侵夺田地一百一十八顷，营建第宅十六区，还虏掠良人为奴婢。其兄侯参任益州刺史，诬人以“大逆”之罪，捕杀后，便霸占其财产。前后侵夺民产以亿计。

公元167年刘志死，汉灵帝刘宏上台，外戚窦武等人本想除掉宦官，不料计划泄露，宦官曹节发兵逮捕窦武，窦武自杀，家族被抄斩一空。于是刘宏也成了宦官手中的傀儡。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皇帝位子，极力买好宦官（十常侍），居然无耻地说：“张常侍（让）是我父，赵常侍（忠）是我母。”他索性不理朝政，致力于搜刮钱财，挥霍享乐。除了公开卖官以外，还派人到他的老家河间为他“买田宅，起第观”，作为他一旦下台后继续剥削人民，奢侈享乐的退步。

公元189年他死了，外戚何进立刘辩为帝。何进密谋召军阀董卓带兵进京除掉宦官，计划泄露后宦官抢先杀了何进。中军校尉袁绍又率兵一举诛杀大小宦官两千余人。从而结束了为时几十年的宦官专权的局面。

但董卓进京后废掉刘辩，另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此后各州、郡的实力派不听朝廷之命，各树旗帜，图谋自己的发展，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汉献帝也先后成为董卓、曹操手中的傀儡，直到公元220年他被曹丕废掉为止。

东汉的宦官把持朝政，窃威弄权，梁冀甚至敢于毒死皇帝，到了唐朝，宦官废立皇帝，杀害皇帝的事件就屡见不鲜了。

（二）唐朝中后期的宦官之祸

唐朝是中国古代繁荣强盛的大朝代，从公元618年到907年，前后共289年。在其初期，宦官人数不多，并且没有什么权力，仅在宫内掌管门阁守御及扫除、膳食等事，不能干预政治。

宦官干预政治，开始于唐玄宗时期。宦官高力士最得唐玄宗宠信，权势极大。凡四方所进文件，都要先经高力士阅看，小事便由他直接处理，大事才交给唐玄宗裁决。朝中许多大臣如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高仙芝等，都是以巴结高力士而取得将相高位的。

甚至太子李亨（唐肃宗）呼高力士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他为“阿翁”，驸马辈呼他为“阿爷”。

但在“安史之乱”以前，高力士等宦官虽然弄权，只是由于皇帝宠信所致，其威权不能超越皇帝。而到“安史之乱”以后，宦官权势进一步扩大，甚至权出皇帝之上，立君、废君、弑君如同儿戏。

1、宦官掌管禁军，执掌机要。

唐肃宗李亨首先任用宦官李辅国掌管禁军，唐代宗继续任用宦官程元振和鱼朝恩先后掌管禁军，但还没有制度化。

而到唐德宗在位时，经过几次藩镇变乱，他更加不敢信任武将重臣，以为家奴宦官最为可靠，因而设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官，全用宦官充任，以统领左右神策军以及左右天威军等禁军。

此后，宦官主管禁军成为定制。除了由宦官掌管禁军以外，还用宦官执掌机要。

唐代宗时，增设“内枢密使”一职，由宦官担任。其职务是承受章奏，传宣诏令等。

从此，宦官正式参预国家机务制度化，其政治威权更大。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切重要事务，都受到宦官节制，如宦官李辅国公然对唐肃宗说：“大家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甚至皇帝的立废生杀也在宦官掌握之中。

唐穆宗李恒、文宗李昂、武宗李炎、宣宗李忱、懿宗李漼、僖宗李儇、昭宗李晔等都是宦官所立，而顺宗李诵、宪宗李纯、敬宗李湛均被宦官所杀害，昭宗也曾被宦官所囚禁。

2、宦官祸害社会

宦官大肆掠夺土地，霸占民产，京城长安一带的上好田宅，有一半被宦官所占据。特别是宦官所主持的宫市，残害人民尤甚。

所谓“宫市”，就是宦官为皇宫到市上采办物品。名为“市买”，实则强取。常以低价强买人家值钱之物；甚至拿了东西分文不给。

大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一诗就是为“苦宫市”而作。还有一些称作“五坊小儿”的宦官（五坊即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每以捕捉进奉鸟雀为名，把网张在人家门口和井上，不许人家进出和汲水，必得财物方才撤去。又到饭店吃饭不给钱，任意敲诈勒索。

3、南衙北司之争

宦官的专横跋扈，不可避免地同皇帝及朝官发生冲突。皇帝及朝官不堪忍受宦官的压制，曾不断展开反对宦官的斗争，图谋铲除宦官势力，但都归于失败。朝官同宦官的斗争，史称“南衙北司”之争。

南衙指朝官，北司指宦官，因为朝官衙门在南面的皇城，宦官机构在北面的宫城。“南衙北司之争”发生过多次，其中比较激烈的有以下两次：

（1）“二王八司马”事件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唐顺宗李诵即位后，任用王叔文、王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韩晔、陈谏、凌准、程异等人，出台了一些改革弊政的方案，史称“永贞革新”。

其内容有罢斥酷吏，抑制割据，革除官吏在正税以外的额外进奉，撤除扰民的宫市及“五坊小儿”，还准备从宦官手中夺取禁军指挥权。

结果宦官首领俱文珍乘唐顺宗患病之机，联合一些反对改革的官僚，逼迫唐顺宗退位，拥立太子李纯为帝（即唐宪宗），把革新派人物全部贬逐。王叔文被贬后又被杀害，王伾也死于贬所，其余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均被贬为远州的司马。这就是“二王八司马”事件。

（2）甘露之变

唐文宗李昂在位期间（827－840年），又任用李训、郑注等人，谋除宦官势力。公元835年，李训做了宰相，郑注出为凤翔节度使，准备内外合势，消灭宦官集团。

开始李郑二人利用宦官内部的矛盾，先后收拾掉韦元素、王守澄等几个大宦官；后来李训急于建功，贸然采取行动，以致败了大事。此年12月14日（旧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按照李训的布置，奏称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降有甘露，想引诱宦官去看，借此围而杀之。

唐文宗便命“神策军”左右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众宦官到石榴树前观看。仇士良等转过大厅，见韩约变色流汗，不禁起疑，恰巧此时风吹幕起，又发觉有伏兵，立即惊骇奔还，劫持唐文宗进入宫内，同时派出神策军大杀朝官。李训、韩约、郑注等均被杀，其他朝官被杀者不计其数。这就是历史上的“甘露之变”。从此以后，朝廷大权全归北司，北司压迫南衙，宰相和朝官均被轻侮，唐文宗处于宦官的监视之下，无奈地说：“周赧王、汉献帝被强诸侯控制，我被家奴控制。相比之下，我连周赧王、汉献帝都不如。”他最终在囚徒生活中死去。

唐文宗以后的六任皇帝，除了武宗、宣宗以外，都在宦官掌握之中。唐僖宗称宦官田令孜为“阿父”，昭宗时的宦官杨复恭自称“定策国老”，称皇帝为“门生天子”。

宦官专权的局面延续到公元903年。这年宰相崔胤决心除掉宦官，他建议唐昭宗：“以宦官典兵预政，倾危国家；不剪其根，祸终不已。请悉罢内诸司使，其事务尽归之省、寺，诸道监军俱召还阙下。”唐昭宗听从了这一建议，就命宣武节度使朱温（朱全忠）率兵在长安一举杀掉宦官七百余人。凡出差在各地的宦官，就命各地方就地处决。

皇宫内只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备洒扫”。宦官是几乎杀尽了，而政权并未回到皇帝之手。唐昭宗完全被朱全忠控制，从长安迁往洛阳。

到第二年（904年）就被朱派人杀死。十三岁的李柷被立为帝，朝廷实权归于朱全忠。三年后朱全忠废李柷而自己称帝，国号“梁”。唐朝的统治就此结束。

（三）明代的“阉祸”

明朝初年，为了防止“阉祸”，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准识字，若干预政事则处斩。

1399年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却得到建文帝朱允炆左右宦官的暗中协助。燕王称帝后，就对宦官逐渐信用。他在原有的锦衣卫以外，设置新的特务机关“东厂”，由宦官提领，其权在锦衣卫之上。

这两个重叠机关的任务是侦缉民间秘密活动并监视各级官吏的行为。

到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1426－1435年），又设立“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教宦官识字。朱元璋不许宦官读书识字的制度从此废除。

明成祖朱棣已经让宦官提领“东厂”，使他们握有一定的权柄，后来则进一步在宫内设置了宦官二十四衙门，即十二监、四司、八局。二十四衙门之首为“司礼监”，其中设提督太监，兼督“东厂”；设掌印太监，掌章奏；设秉笔太监，掌照阁票批硃，就是代皇帝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用硃笔裁定。这样，宦官既掌握厂卫，又有“批红权”，其位便在内阁之上了。

明英宗时（1436－1449年），宦官王振专权，群臣争相攀附。如工部尚书王佑当着王振之面自称为儿。王振问他“为什么不留胡子？”王佑答：“老爹没有，儿子怎敢有？”王振听了大喜。到1449年，瓦剌南侵。王振挟明英宗“御驾亲征”，导致英宗被俘，王振也被乱兵杀死。抄家后发现，王振家产有金银六十余库。

宪宗时（1465－1487年），宦官汪直专权，以致当时的人“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

武宗时（1505－1521年），宦官刘瑾专权，内阁大学士焦芳与之勾结，朝廷大政的办理不由内阁，而由刘瑾。刘瑾还可以把大臣的章奏带回家中去处理。1510年刘瑾被捕后，抄出家产计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白银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其中大部分是文武官僚所敬奉。宦官专权，使官场贪污成风，明朝的政治更加腐败。

明末的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明世宗朱厚熜（1522－1566）崇信道教，长期不理朝政。

神宗朱翊钧（1573－1620）吸食鸦片，长期不上朝，不接见群臣，不批答奏章，使大批奏疏“留中”（把奏疏留在宫内不予答复），中央官员缺而不补，政府工作运转几乎处于停顿。但在疯狂搜刮民财方面，他颇为清醒。他派出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吏骚扰地方，引起民变。

熹宗朱由校（1621－1627）深居宫中以做木匠活为乐，把大权交给宦官魏忠贤。魏忠贤在神宗时进宫为太监，熹宗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结纳皇帝的乳母客氏，得到信任。朝廷腐朽邪恶势力都投到他的门下。

致使魏忠贤势力日益膨胀。他的走狗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称号。

从中央到地方，党羽密布。他被称为九千岁，甚至九千九百岁。当时，一些正直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权，反对矿监税使，反对皇帝宗室大量占田。他们在无锡东林书院聚众讲学，批评朝政。魏忠贤诬蔑他们是“东林邪党”，大肆进行迫害。

162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魏忠贤反诬杨涟受边帅贿赂，将杨逮捕入狱，惨死狱中。

1626年，魏忠贤大杀东林党人，并作“东林点将录”，出动东厂特务，按录捕人，通缉追捕，所杀不可胜数。1627年，明熹宗死，崇祯皇帝即位，处决客氏和魏忠贤及其党羽。但他不久又放手任用宦官，直到明朝灭亡。1644年李自成军队进攻北京，太监杜勋作内应，另一太监曹化淳开城投降。崇祯帝走投无路上吊自杀，跟他一道自杀“殉国”的是太监王承恩。可见专制帝王是离不开宦官的，他们总是周而复始地让宦官干政。

（四）三次宦官时代的比较

东汉后期是宦官与外戚交替把持政权。皇帝年幼，太后称制，便依靠外戚掌权。皇帝成年后则依赖幼时的亲信宦官们从外戚手中夺权，然后大权归于宦官。其实，即使是外戚掌权也要利用宦官。因为在不许“外男”进入的宫廷环境中，外戚与太后之间传递信息仍要通过宦官。

唐初宦官一直局限于宫中服役，他们处于受压制状态，没有形成势力。“安史之乱”以后，皇帝越来越不信任带兵的将领，于是作为“家奴”的宦官就有了出头的机会。他们先后担任监军，统领禁军，直到出任枢密使。以合法身份掌握军队，并控制文职。这标志着宦官对朝廷的全面专权。因而他们可以废立甚至杀害皇帝，其权力为历代宦官之最。

明代宦官专权，从原因到情况均不同于汉、唐两朝。一是明朝中后期君臣之间长期隔绝。从明宪宗到神宗的六任皇帝很少与群臣见面，并把签批文件、处理政务的具体职责交给宦官，使宦官成为君臣之间传递信息的唯一渠道，给了宦官窃威弄权的便利条件。二是君主纵容宦官。当有朝臣上书抨击宦官时，皇帝一般都是训斥朝臣，直接为宦官辩护。如明宪宗时大学士商辂上书论汪直之罪，宪宗大怒，说：“一个宦竖就能危害天下吗？”三是相权的衰落。朱元璋废丞相，“六部”首长直接对皇帝负责。明成祖朱棣正式正式设置内阁，作为皇帝与六部之间的一个办事处。但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顾问，并不执政。自“二十四衙门”设立之后，司礼监太监有权参加内阁议事，秉笔太监有权代皇帝用硃笔裁定内阁“票拟”的谕旨。这就使宦官凌驾于阁臣之上，促成了宦官专权的制度化。四是“阉党”助虐。在宦官专权的形势下，无耻官僚投靠宦官形成“阉党”。他们为了保官升官，丧尽廉耻，甘心为虎作伥。这种情况在魏忠贤时期登峰造极。不过，明代宦官的跋扈却没有象汉唐两朝那样使皇权失控，相反地是宦官的权势始终处于专制皇权的制约之下。宦官只能在“投皇帝之所好”的前提下，将自己的意志与皇帝的意志合而为一发号施令。一旦皇帝听从了新宠宦官之言，决定除掉失宠宦官时，一道圣旨就可以除旧换新。汪直、刘瑾、魏忠贤等“权阉”的结局正是如此。这正如明代文人王世贞所言：当时的宦官“能为乱而不能为变。”

在中国，延续近三千年的宦官制度随着清朝的灭亡而退出历史舞台。它既是君主专制制度的附属物，也是腐朽的后妃制度的附属物。宦官是肉体被摧残的“刑余”之人，即所谓“腐竖”、“宦竖”，有着奇耻大辱的生理缺陷，是终身的宫廷奴隶。

这种地位导致他们在精神上被扭曲。他们必须含垢忍辱，用谄媚和机警，以及偶然的好运，才能保卫自己。少数的“幸运者”在入宫后被“资深”宦官收为养子。在养父培植下，逐渐熟悉宫廷的人事规则，接近或触及皇帝的权力魔杖，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一旦掌握权力魔杖，就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专横跋扈，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祸害百姓，罪恶累累。出现于东汉、唐、明朝的三次“宦官时代”就是典型的事例。也有个别受到皇帝器重而做出重大贡献的，如东汉的蔡伦改进造纸术，明朝的郑和率船队下西洋。而那些“幸运者”以外的大多数宦官都是没有独立人格、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的“会说话的工具”，而皇帝和皇族则可以任意凌辱、拷打或屠杀他们。其最终下场都是在“不得见人的去处”悲惨地死去。

可以说，中国专制时代的宦官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奴隶制残余。

唐朝和东汉的灭亡很相似，宦官专政与藩镇割据有何关系

“安史之乱”与唐朝灭亡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黄巢起义”，“黄巢起义”则源于“宦官专政”和“藩镇割据”。在这点上，唐朝灭亡和东汉灭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1）东汉灭亡、唐朝灭亡的原因类似

公元859年，唐宣宗病死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两大势力影响下，878年爆发了“黄巢起义”。藩镇势力趁机疯狂做大，最终唐朝也由皇朝的部将、投降将领朱温（朱全忠、朱晃）推翻！

东汉也是如此，因此长期皇权却为。东汉从第三位皇帝开始，其皇权就受到外戚地影响。最终，东汉皇帝找出了宦官帮忙抵挡外戚，由此拉开了七十年的外戚势力和宦官地熬斗。

最终，大将军何进作为汉灵帝的何皇后的哥哥异军突起。那时的东汉皇帝已经被宦官控制，政权斗争天平转向了宦官。

可以说，东汉和唐朝的灭亡都源于：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

（2）“安史之乱”后，乱作为的皇帝导致“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因为叛乱对“武将”非常不信任，在某种程度上逼得武将、藩镇们开始自保。例如气死李光弼、逼反仆固怀恩等（它们只是典型案例，还有不少藩镇被抑制案例）。

“藩镇势力”被削弱的同时，肃宗、代宗时期的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三大宦官崛起以及元载专权等陆续出现。看表面皇帝一直受气主儿。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

文臣根本没有军权；宦官虽有一定军权，但因为有众多平乱武将、藩镇存在，皇帝消灭宦官仍然是很容易的。但为什么皇帝愿意听命于宦官？削武将的军权才是关键，皇帝也是认可的。

（3）有作为皇帝不时地出现，使得“藩镇问题”影响降低，但“宦官专权”更严重

因为有着郭子仪等一大批英武人士，以及德宗、文宗、武宗、宣宗等较有作为的皇帝出现，降低了“藩镇”破坏作用。但是，大部分皇帝对宦官地抑制都肌无力，宦官专权问题一直没有改变。

然而，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其实是一体两面，中间夹着的是皇帝权力被削弱。

皇帝乱作为时期、皇帝不作为时期，宦官专权做大，藩镇藩镇实力也做大。遇到有作为的皇帝，在联合文臣、藩镇（或宦官）抑制宦官（或藩镇）下，藩镇和宦官势力反反复复直到唐宣宗病逝，二者才真正走上不可扭转之路。

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都属于权力争夺。

宦官专权控制中央；

藩镇割据控制地方；

哪方权力扩张后都想吞并对方。

但无论哪方消灭对方的原因都不是为了天下，而是为了自己的权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藩镇们”只要胜利对宦官的屠杀是比较狠的。例如朱温夺了唐朝天下前后，打着的旗号就是诛杀宦官。相反，宦官们总是以皇帝名义去讨伐藩镇。

他们呀都不是什么好鸟。

明亡于万历虽然绝对了些，但道出部分事实。

明朝有东厂还要建西厂，特务统治真的可以确保政权吗？

甘露之变中，唐文宗要有曹髦的勇气怎会失败

藩镇如果不忠于皇帝，皇帝没有依靠的力量，宦官也就敢大胆妄为。举例：明朝的武将都忠于皇帝，宦官虽然敢欺负文官但他唯一不敢欺负的就是皇帝。所以古代唯一能够制衡宦官的就是武将。所以政府必须管好武将。

皇帝明知宦官专权的危害为什么没有从根本上杜绝？

宦官专权是唐朝在中国历史上独有的时代标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中央集权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殊性。二是皇帝行使权力处理朝廷日常事务的现实需求。个人精力又无法将天下大小事情一把抓，只能分权给身边的人去管理。皇帝用人有三个原则，一是朝臣，二是宗室外戚，三是宦官。

朝臣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名正言顺，但朝臣不是自己人，皇帝很难对他们放下戒心;宗室就更不用说了，朝廷皇室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事情屡见不鲜。只有宦官是最让皇帝放心的，因为宦官是个不完整的人，其集团的特殊性，注定了宦官只能是效忠皇帝。

唐朝皇帝知道宦官专权的危害，却为何没有从根本上自理呢?

宦官是不会削弱皇权的，皇权强则宦官强，宦官们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此，不管唐朝宦官专权如何严重，皇帝照样对宦官宠信不衰。而朝臣，宗室外戚的种种行为也为宦官手握大权创造了好的条件和机会。

唐朝后期朋党争斗和官僚的投靠使得宦官势力得到极大发展。中唐以后，官员的来源大都来自科举考试和边塞将领入京为相，在政治斗争极其激烈的京城，这些根基薄弱的官员就会找政治势力来做靠山，以期达到巩固权势，升官晋爵，有皇帝身边的宦官为自己的势力说话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宦官也需要这些外朝的人士以达到扩大政治基础，排挤政治对手的目的。像中期著名宰相元载就是通过投靠大宦官李辅国向皇帝推荐，逐步取得皇帝信任而获得相位的。不过宦官专权骄横，夺去了许多朝臣的权势与地位，也引起了朝臣和宦官之间的斗争。

唐朝后期发生了多次“南衙北司之争”，在这期间，宦官凭着手中的军权，皇帝的宠信，发动了二王八司马事件，甘露之变一系列政变，使南衙势力大大削弱。南衙到了后期甚至连立皇帝这种大事都没有发言权，全凭宦官的意见。

中唐以后外戚宗室势力的衰微，也给宦官势力膨胀提供了大好机会。皇帝以内廷牵制外朝，是常用的统治术。在内廷中，除了利用宦官外，还倚重外戚勋旧势力。作为帝王母后亲属的外戚，又大多出身于官僚士大夫之家，具有一定的政务处理能力。

由于血缘关系，他们很容易与皇帝形成强大的政治同盟。事实上，这些外戚内辅帝王，外控宰辅，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在外戚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宦官势力必然被分割，外戚给皇权带来的危害远远大于宦官，而这些正是唐朝皇帝戒备的地方。

所以，外戚是绝不可能亲信的，只能是平衡朝政的工具。没了外戚，皇帝在宫廷中也只能依靠宦官，宦官势力正是通过皇帝信任而膨胀起来的。

外戚和朝臣势力的衰微给了宦官势力发展的机会，而混乱不堪的唐朝宗室内部，也让宦官得到大规模的重用。李唐王族出身于胡汉世家，李渊母独孤氏，李世民母纥豆陵氏，李治母长孙氏，均为汉化胡人。

李唐王朝的支柱北周“八柱国”军事集团，又多是鲜卑拓跋氏出身。这使得唐朝宫廷中保留着浓厚的异族风格与习气，皇位继承受胡人“诸子有勇力者即位”的影响甚深。

唐朝二十四位皇帝，嫡长子继位的寥寥无几，大多数皇帝都是依靠武力夺取政权的。依赖暴力给唐朝带来的就是动荡不安，宦官久居内廷，对宫廷的任何事情了如指掌，还有往来导引，开关宫门，扈从侍卫之便利。如果宦官依靠政变拥立新君，新君在立足未稳，朝政大乱的局势下对宦官的依赖只会加深。

唐朝后期一系列糟糕的政治形态，导致皇帝逐渐丧失政治信心，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许多政务都要由皇帝最终拍板，皇帝疏于朝政，最高权力自然落入宦官手中。宦官还拥有皇帝赋予的权力，为了不让权力流失，千方百计的让皇帝沉湎与酒色。一个胸无大志的皇帝，是宦官集团为了权力极力要塑造的模板。

曾侍奉过6个皇帝的大宦官仇士良，专权20余年，皇帝虽对他多有不满，但又舍不得除掉他。就是因为他“有术自恃，恩礼不衰”，让皇帝欲罢不能。他的“固宠术”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皇帝玩弄声色犬马，高高兴兴，乐此不疲。皇帝大权和享乐一样都少不得，所以，宦官专权的危害也就如应时而生的雨后蔓草，有了滋生的温度和土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

不干政，不越权，不营私结党，为什么宋朝的太监最老实？

南宋绍熙五年（西元一一九四年），光宗禅位寧宗，拥立有功的赵汝愚当上宰相。赵汝愚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儿子赵元佐的七世孙，也就是他的七世祖具有宗室身分，算是皇族子孙，即使宗室祖先已经去世近两百年了，他还是被参奏一本：依照祖宗家法，宗室不得为相。政敌就用这个理由斗赵汝愚。

如此重重防范，在宋朝历史上的确发挥了特殊作用。宋朝一路下来，一共出现九次由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情况，或因为皇帝早逝，太子即位时还很年少，或因为皇帝患病，也有为了稳定政局的。这在所有朝代中是次数最多、比例最高的。然而对比其他朝代，宋朝并没有因为皇太后、太皇太后听政而引发外戚干政专权的问题。

为什么说在朝代竞争中，宋人格外自豪“祖宗家法”？

祖宗家法发挥作用防范了外戚之乱，这一点就胜过绝大部分的其他朝代。宋人的政治意念、政治论述中经常强调：自己的这个朝代没有宫闱内乱，也没有外戚之祸。这确实是祖宗家法发挥作用才形成的。换另一个角度看，正因为祖宗家法对宗室、外戚做了那么严格的防范，才使得皇太后听政如此普遍，不会被视为侵害皇权的严重威胁。

为了防堵外戚而有那么严密的宫禁，连带使得宫中与朝中的互动极度稀少，也极度困难。外面的人，就连太皇太后的弟弟都进不来；后妃不只出不去，甚至连宫中都无法随意走动，越过界线进到下一个院子都可能被砍头。如此，还能承担内外传讯功能的，就只剩下宦官了。

于是相应地，宋朝宦官人数很多，而且宦官很重要。光是在《宋史》中，就有五十六名宦官有传。不需读《宋史》，我们看《水浒传》，小说里有一个大宦官童贯，他出场的时候是带兵的。宋朝的宦官是可以带兵的。

再看《宋史》，留名青史的五十六名宦官中，他们身上有过的军职头衔平均一人超过一个。最高的是童贯曾统领军队打西夏和辽国。最低的位子则是“走马承受”，虽然名称看起来挺卑微的，但在军中其实权力也不小。

这反映了祖宗家法用以节制宦官的另一项规定，就是宦官只能管武人，不能管文人。我们很容易以为宦官权力很大，大到甚至可以管军队、管武将，但其实应该倒过来看，在文武分途、重文轻武的原则下，祖宗家法限制了宦官，宦官的权力只及于武人武将，不能再向上干预文官。

祖宗家法中管宦官最彻底、最凶狠的一条，是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在重文轻武的制度中，让宦官绝对无法取得文人的资格，不可能有文人的地位。到了南宋，有受到宦官协助而取得宰相位子的，想要改变这情况，要教内侍识几个字，却也仍然被其他官员动用祖宗家法挡住了。宦官可以在军队里监督将领，但因为没读书、不识字，也就不可能真的和文官分庭抗礼。

祖宗家法还管宦官必须定额，不可以随便增加。在现实上，宋朝的宦官是有增加的，但定额规定还是相当程度约束了皇帝的主观任意权力。想要多用几个宦官，皇帝必须下一道诏书，说明基于什么理由、什么需求。如果交代要多二十名宦官，等到这二十个位子填满了要再增加，又必须下新的诏书。如此使得宦官人数在宋朝没有快速且无节制地成长。宋代宦官最少的时候大约五十人，增加到最多时也不过两百五十人，和其他朝代相比，那真的是很节制了。

还有一项特别规定，宦官的品秩是独立的，不和文、武官杂混。宦官不会有武资，更不可能叙文资。如此一来，就杜绝了二品宦官去指使三品武官或三品文官的可能，宦官的品秩只能在自家内部比。宦官品秩再高，在朝廷官僚体系中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