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中国人的悲哀就是朱元璋这个乞丐上台了
在以往的历史书写中，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常常被描写为一位从社会最底层经过长期奋斗，最终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结束异族统治，恢复汉族“正统”，勤政清廉、励精图治乃至“治隆唐宋”的伟大帝王。
元末群雄并起，征伐不断，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徐州的李二，赵均用，濠州郭子兴，孙德崖，湘汉流域的布王三、孟海马；蕲，黄的彭莹玉、徐寿辉等，方国珍，张士诚，陈友谅，经过多年的群雄厮杀，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大明王朝。因此朱元璋灭元几无贡献，打农民军摘桃子捡漏成功建立帝业，朱元璋自己都承认“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朱元璋这个人论出身是所有皇帝中最低的，正是因为他的这种出身，决定了他所建立的大明帝国，跟宋朝的气质完全不一样无比的小农，无比的low。尽管当年起兵的时候，朱元璋喊出的口号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但是朱元璋恢复的却并不是原来的那个宋朝，而是大量的继承了元朝的制度，而且从一个农民的视野和角度，来统筹和规划整个明帝国。朱元璋的国策是清晰的，对内把明朝变成一个固定的，想种庄稼一样的管理人民，规定了每一个人的职业，而且这种职业都是世袭的，你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你的一生就已经被规划好了，而且不允许更改。你也不能到处跑，出门需要官府的通行证，在朱元璋的眼里，全体臣民变成了不会动的庄稼，出产粮食默默地耕耘一生，朱元璋用一种计划经济的思路，把全国都给安排得非常细致，什么地区该交多少税，该出多少兵员，该服多少劳役等等，这些朱元璋都规定好了，朱元璋就希望老朱家的子孙们，遵从祖制就行，能万世不易。
对外的话，朱元璋采取的是防守策略，在明确了边境之后，朱元璋用祖训的方式，明确告诉子孙，大明朝有15个不征之国，这些国家在不攻打明朝的情况下，是不能出兵征伐的，朱元璋就是个地主，牢牢地筑起篱笆，保护好自己的土地和财产，同时严令子孙，不要出去惹事，关起门来过好小日子就行。《皇明祖训》写了啥？明朝皇帝有遵循祖制吗？
明朝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陆军与水军力量，却由于秉持内敛的疆域政策，对周边国家不采取主动征伐态度【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八年版的《皇明祖训》宣布将朝鲜、日本等15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这15个国家是：朝鲜国（今朝鲜）、日本国（今日本）、大琉球国（今日本冲绳）、小琉球国、安南国（今越南北部）、真腊国（今柬埔寨）、暹罗国（今泰国）、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后被安南灭国）、苏门答剌（今苏门答腊岛八昔）、西洋国（今科罗曼德尔海岸）、爪洼国（今爪哇岛）、湓亨国（今马来半岛）、白花国（今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三弗齐国（今苏门答腊岛巨港）、渤泥国（文莱）】，在明初大体收复元朝旧疆之后，进一步将飞翔之翼剪断，在北部边疆也放弃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并且在北部边疆大规模修建长城，在东部沿海构建类似长城的军事防御体系。为其他文明的东进提供了历史空间，是近世中国被其他文明赶超的关键原因。长城防不住北方骑兵，为何中国各朝仍要修建？
由此可将明代中国的历史时代称作“明长城时代”。可见，从14世纪以来世界史的视角来看，明朝的疆域政策使中国在世界近代史开启之初，便站在了与世界主流背道而驰的历史方向上，不仅深刻影响了明代中国的历史道路，而且影响了近世时期中华文明的整体走向。朱元璋的本质是封建统治者，希求一个封建帝皇能够博爱亲民爱民。但是他的一些做法是进步的，这取决于他的出身和他的人生经历。
他终究没有逃过他的那个时代的局限。矬子里面拔将军，朱元璋以一介布衣当上皇帝，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他如何为民，对百姓多好。朱元璋憎恨官员，这些人不论是开国元勋，还是达官显贵，毫不手下留情，开刀问斩，并不是有权有势的达官显贵欺压百姓贪赃枉法，而是害怕他们取而代之。屠杀官员并不是为广大穷苦百姓发声的，而是为了加强朱家的天下。朱元璋也没把百姓看待到这个高度，他的藩王制度真的在意的在朱氏家族的无限繁殖，设立一套制度让全中国人都要供养每一个姓朱的。朱元璋26个儿子的下场给子孙取名到清朝差点被杀绝。
但是，在历史学者张宏杰看来：
从世界史视角观察，朱元璋的统治使中国社会体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现了重大退化，导致中国从明代开始与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进，永远失去了在人类文明中的领先地位。
在著作《倒退的帝国：朱元璋的成与败》中，张宏杰揭示了一个令人扼腕是事实：
如同使殉葬制度返祖一样，从世界史视角观察，朱元璋的统治使中国社会体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现了重大退化，导致中国从明代开始与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进，永远失去了在人类文明中的领先地位。
十四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而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却进行着相反的事情。朱元璋的社会理想，颇具社会主义精髓。他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圃谡χ冢远啪魏尾话捕ㄒ蛩亍V煸鞍讶涑闪艘桓龃蟠遄∠硕嘣筒慵斗⒄沟目赡埽晒倭虐煲磺惺虑椤T谒耐持蜗拢竺魃缁岜涑闪艘桓龃蠹嘤骷豆僭倍际怯洌邪傩斩际乔舴浮0傩丈杂杏庠接妫虺头A⒖膛范矗?“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如果把异族建立的王朝元朝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意外，那么作为一个汉人政权，朱元璋直接继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却是恰恰相反的。
宋朝是一个非常富于“现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出现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拿国家财政收人来比较，宋朝国家财政收人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这些动乱，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近三百年，正是中国大幅度后退，西方大踏步前进，双方擦肩而过的时代。
明朝是个落后的朝代，从朱元璋开国制定的种种制度可以看出，他希望打造一个农民眼中的稳定国家，眼光过于局限，制度过于繁琐，国家的活力荡然无存，官员的贪腐没有被抑制，落后的金融制度和重农抑商让中国错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
明太祖朱元璋为何过河拆桥大杀开国功臣？
在父亲朱元璋连续多年、大规模屠杀功臣后，太子朱标终于看不下去了。
这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朱元璋连续利用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前后屠杀功臣、官员十多万人后，这一年，功臣宰相李善长一门70多人也被朱元璋下令全部斩杀，对此，接受儒家教育长大的太子朱标规劝父亲朱元璋说：
“陛下诛杀过多，恐怕会伤了和气。”
朱元璋听后默默不语，第二天，他把太子叫去，指着放在地上的一根长满刺的荆棘，让朱标捡起来。
太子朱标怕扎手，犹豫着不知如何下手。
这时朱元璋才慢慢开了口，说：
“我是怕你不好拿，为你剥光了刺，再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人，都是对国家社稷有危险的人，除掉他们，对你是很有好处的。”
在朱元璋看来，太子性格文弱，所以他血洗英才荟萃的功臣集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为孱弱的后代接班铺平道路。
▲朱元璋（1328-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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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可不是这么说的。
在1368年建立大明帝国后，起初非常推崇《孙子兵法》的朱元璋改变了口吻，改而将兵术权谋斥之为卑劣之术，对此他经常对臣子们公开说：
“用仁者无敌，恃术者必亡。”
然而，在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屠戮功臣行动展开后，朱元璋却改变了口吻说：
“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
在朱元璋看来，大明建国之初，蒙古人残余的北元势力仍然虎视眈眈，在辽东、今天的内蒙、西北以及云南等地都对大明帝国形成夹峙之势，所以他起初仍然需要利用群臣，等到北元势力逐渐扫清后，他开始觉得，他当初赖以起家的淮西功臣集团，很碍眼了。
朱元璋祖籍本是沛国相县，即今天的江苏沛县，与同样喜欢屠戮功臣的汉高祖刘邦所在的丰县同属今天的江苏徐州市。由于家境贫寒，到了朱元璋的祖父辈时，举家一再迁徙，而朱元璋则是出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由于家境贫寒，在亲兄弟和堂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他起初连正式名字都没有，父亲只是给他随便起了个名字叫朱重八，至于取名朱元璋，那已经是参加起义军以后的事儿了。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皇帝，中国历史上唯二白手起家的大一统皇帝。出身贫农的他，经历过无依无靠，颠沛流离的乞丐生活，那段岁月让他饱尝世态炎凉与心酸，更切身体会到社会底层人民的贫苦与无助；后来朱元璋又一路披荆斩棘、历经艰辛、几经生死，这才得以反元建明，坐上了皇帝之位，就这样，朱元璋将自己活成了传奇。身为中国古代“出身最寒苦”的帝王，明太祖朱元璋的十六岁那年，即公元1344年，却是他青春记忆里最苦的一页。
就是从这一年春天起，一场空前的灾害席卷了江淮大地。先是从年初到春夏，当地久旱无雨，满眼都是枯死的庄稼，苦熬了几个月后，非但没盼来雨，却来了铺天盖地的蝗虫。蝗虫过后又是席卷州县的瘟疫。
要知道，就算之前几年相对风调雨顺的年景里，作为苦老百姓的朱元璋一家，二嫂三嫂甚至大姐夫全家都已贫病而死。这时摊上这么大的灾，当然也更顶不住，是年四月初六至四月二十二日，朱元璋的父亲、大哥、大侄、母亲先后亡故。原本贫寒却其乐融融的一个家，转眼间说没就没。
正是这场痛苦的告别后，朱元璋与幸存的二哥大嫂等人，开始分散逃荒。他个人则是先入皇觉寺再投郭子兴，“从乞丐到皇帝”的奋斗路从此启动。以这个意义说，这一刻，却是他人生里痛苦且重要的转折点。
不过，就是在这场“转折”前，少年朱元璋却还有一道“坎儿”：父母兄长的骸骨怎么安葬？
当时的朱元璋一家，就剩了几个幼子妇人，既没钱买坟地，更连棺材寿衣都置办不起。总不能让父母大哥曝尸荒野吧？朱元璋硬着头皮去求地主刘德帮忙，却被挨了一顿痛骂。正在走投无路时，“刘德地主”的亲弟弟，同样“有点钱”的刘继祖看不下去了，慷慨划出了自己家的一块地。家里穷得叮当的朱元璋，又把仅有的衣物裹在父母大哥身上，这才总算让亲人们入土为安……
这一场人生变故，无论生活的残酷，还是世态的炎凉，短短几天，十六岁的朱元璋都已尽尝。
而放在元末的大历史下，朱元璋一家的遭遇，更是元末社会的缩影。虽然一直到明朝年间，许多士大夫都在念叨着元朝“赋税甚轻”，但享受这“赋税轻”特权的却都是达官贵人们，苦老百姓却在沉重的赋役下苦哈哈的熬。
元朝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都是小民皆无盖藏。号称“富庶”的浙江，1334年的一场大灾，饥民就多达五十多万户。可元王朝的统治却日益赋税，国库的储备多被挥霍，老百姓赶上天灾，不但没人救，税赋照收不误，于是也就有了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比如朱元璋一家人。看过这一幕，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号称“史上版图最大”的元王朝，突然就“挑动黄河天下反”了。
后来，在自己亲自撰写的回忆这段流亡生涯的文章《皇陵碑》中，朱元璋动情地回忆说：
“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快佯。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
后来君临天下的朱元璋衣锦还乡，不但在这里重修了宏伟皇陵，还亲笔写了《大明皇陵之碑》，碑文里那句“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可以说是一字一泪。可见，哪怕已登基称帝，十六岁那年的悲伤、耻辱、告别，依然在朱元璋心里，有着挥之不去的记忆。
那么，在朱元璋这段“痛苦记忆”里仗义出手，帮助朱元璋“迈过人生一道坎”的邻居刘继祖，后来又怎样了呢？
以《万历野获编》等史料的记载，作为一位元末大乱里少见的厚道人，刘继祖的慷慨帮助，朱元璋也一直没忘。明朝立国后，刘继祖获封为“惠义侯”，从此世代享受侯爵待遇。朱元璋更亲自执笔，写下了对这位“邻家大叔”的感恩：“尔发仁惠之心，以己沃壤，慨然见惠。”可以说，是一桩“好人有好报”的真实故事。
▲朱元璋
1352年，25岁（虚岁，以下皆同）的朱元璋在儿时小伙伴汤和的劝说下投奔红巾军，由此开始了他驰骋一生的军事生涯，由于出生于淮河流域，因此朱元璋的功臣集团多为淮西人，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洪武三年（1370年），他封赏李善长、徐达、常茂（常遇春之子）、李文忠、邓愈、冯胜等六人为公爵，六人全部为淮人；另外，他又封侯爵30人，其中绝大部分也是淮人，对此当时的诗歌描述说：
“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尽淮人。”
然而，辅佐自己起家的“淮西勋贵”集团仗着自己劳苦功高，集团内部难免时时曝出掠夺民田、贪赃枉法等行为，对此，朱元璋特意命令工部铸造铁榜告诫功臣集团：
“不以功大而有骄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故能享有荣盛，延及后世。”
对于起家自社会最底层，当过牧童、和尚和乞丐的朱元璋来说，他对于权贵集团有着本能的敏感，有鉴于元朝末年社会豪强并起、欺凌百姓以致亡国的教训，朱元璋一直保有警惕；但另一方面，在取得天下之后，在朱元璋看来，这些曾经的儿时伙伴、一起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功臣兄弟，眼下，似乎越来越碍眼了：
“此等愚夫，不学无术，勇而无礼，或闲中侍坐，或饮宴之间，将以朕为无知，巧言肆侮，凡所动作，悉无臣礼。”
于是，在光复北京，随后又相继平定西北和辽东，基本扫荡北元的势力后，觉得功臣们已经无甚大用的朱元璋开始下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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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三年（1380年），决定对功臣集团先发制人的朱元璋，突然以图谋不轨的罪名，将宰相胡惟庸诛杀，并屠灭三族、株杀其“党羽”共15000多人。
在诛杀胡惟庸后，朱元璋马上宣布取消中书省，废除了当时已经存在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并宣布由皇帝本人直接管辖六部，由此，在中国历史上能起到制衡皇权作用的相权被废除；同时，他又将原来统管军事的大都督府拆分为中、左、右、前、后等共五军都督府，通过分权牢牢控制军队，从此将政权和军权牢牢掌握于皇帝一人之手，使得中国的帝制在朱元璋以后开始趋于巅峰。
为了管控功臣集团和整个帝国，朱元璋还宣布设置锦衣卫，并由皇帝亲自控制，四处侦察帝国官员的举动，对此朱元璋不无得意地说：
“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通过革除相权、掌控军队以及制造特.务统治，朱元璋的皇权越发巩固，然而他对功臣集团还是不放心，诛杀胡惟庸等功臣整整十年后，到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继续兴起党狱，宣布将当时已经77岁的前任功臣宰相、韩国公李善长一门七十多人，以及猛将陆仲亭、唐胜宗等一大批功臣宿，以协助胡惟庸造反等名义全部诛杀，而整个胡惟庸案前后历时十多年，“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
▲胡惟庸（？1380）。胡惟庸案，是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开始
也就是在这时候，太子朱标站了出来，委婉劝告父亲朱元璋“以和为贵”，然而在朱元璋看来，太子受儒生教导性格文弱，完全不似他这般“杀伐果断”，为此，朱元璋甚至下令斩杀被自己称赞为“开国文臣之首”、曾经当过太子朱标十几年老师的功臣宋濂。
对此，与朱元璋一起起自寒微的马皇后劝告朱元璋说，“民间百姓尚且懂得对老师以礼相待，何况宋濂早已致仕（退休）多年，与朝堂已无瓜葛，久居乡里，为何要杀他？”但朱元璋坚持不肯赦免宋濂。
到了吃饭时，马皇后故意不沾酒肉，朱元璋觉得奇怪就问为什么，马皇后就回答说，宋先生要死了，我是在为他祈福。朱元璋至此才动了心。另一方面，平时为人文弱的太子朱标更是挺身而出，为自己的老师宋濂进行“死谏”，以投河自尽为要挟，于是，朱元璋才宣布放过了宋濂，将其全家流放到茂州（在今四川北部），而年老多病、经不起长途颠簸的宋濂，最终死在了流放路上。
就在李善长被杀后第二年，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论韩国公冤事状》，公开为李善长叫冤。王国用说，李善长与陛下出生入死，生前封韩国公，位极人臣，并且还是皇帝的亲家（李善长的儿子娶了朱元璋的长女临安公主），如果说他自己想图谋不轨还说得过去，但说他要帮助胡惟庸造反，实在太荒谬，难以服众，也请求陛下以此为戒，不要再行杀戮。
王国用本是抱着必死的信念上书，没想到朱元璋不知是否一时良心发现，竟然没有发怒，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明白，整个胡惟庸案前后所诛杀的功臣集团及连坐的三万多人，其实基本都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只是为了巩固老朱家的天下，有些人，不得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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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后来对功臣集团大开杀戒，但其实早在大明建国初期，朱元璋与功臣集团，也曾经有过一段“温馨岁月”。
在历经十六年的征战后，1368年，41岁的朱元璋登基称帝，起初，他与功臣们的关系还算融洽，洪武初年，每当有功臣去世，朱元璋甚至经常感伤不已，例如“鄂国公常遇春卒，灵车之至，（朱元璋）亲临奠···痛哭而还。”大都督府同知康茂才在陕州病逝后，朱元璋甚至“亲为文祭之。”“卫国公邓愈卒，（朱元璋）哭之恸，诏辍朝三日。”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元璋越来越冷酷。
应该说，年轻时长期紧张的战斗生活，使得他在残酷的战争中，本来就种下了阴冷残酷的种子，到了晚年后，随着国事的繁冗劳累，朱元璋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当上皇帝不久后，朱元璋就“患心不宁”，得了心跳过速的病症，甚至常发高烧，“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心里一烦，早期对待功臣和部属的那种忍让和细心，便开始消失，变成经常想杀人。
朱元璋有一次曾经微服私访，当听到有个老妇人在路边与人交谈，竟然将“皇帝”称呼为“老头”后，朱元璋回到宫中，立马下令将老妇人所在的社区居民全部杀光，并且说，“张士诚死后，当地人至今还叫他‘张王，但对我竟然大胆叫‘老头，真叫人活活气杀。”
▲朱元璋传世画像的另外一个版本，隐喻着某种意蕴
不仅如此，朱元璋对待身边的嫔妃也是动辄杀戮。有一次，鲁王的母亲郭宁妃、唐王的母亲李贤妃、伊王的母亲葛丽妃因为触怒朱元璋，竟然被同时处死，朱元璋并且下令将三人的尸体用同一个大筐装了埋在南京的太平门外，后来朱元璋怒气消除打算以棺木入殓三人，挖出尸体时却发现早已腐烂无法辨认彼此，因此只得勉强立了三个坟墓，以致后来唐王悄悄祭奠，都不知道自己的母亲究竟是那个坟墓。
后来，楚王的生母胡充妃由于被怀疑堕胎，也被朱元璋暴怒之下斩杀“投其尸城外”，楚王后来哭着请求将母亲尸体带回下葬，朱元璋只下令给了一条胡充妃生前用过的衣带，后来楚王只能带着衣带回到封国，为母亲做了个衣冠冢。
在诛杀胡惟庸、废除宰相制度后，尽管将政权独自在揽，但这也造成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给自作自受的朱元璋带来了巨细无遗的海量工作，根据史书记载，仅仅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在八天时间里，朱元璋就审批阅览了内外诸司奏札共1660件，处理国事计3391件，平均每天要批阅奏札200多件，处理国事400多件。
尽管朱元璋自恃精力过人，将政权、军权全部独揽，但这也造成了一个恶果，就是大明帝国的官僚集团在杀戮压顶的高压政策下，普遍不愿担责，因为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皇帝说了算，那么官员又有什么责任呢？
由于政务的最终审决几乎全部揽到了自己头上，这也使得朱元璋逐渐不堪重负，临死前几年他就对身边的侍臣说：“年老，精力已倦。”
但就在这个时候，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1355-1392），年仅38岁。
史载朱标去世后第三天，朱元璋“御东角门，召廷臣谕之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因之大哭不止”。
接班人的突然死亡，也在大明帝国再次掀起了腥风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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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标去世这一年，朱元璋已经65岁，在朱元璋看来，他所剩时日已经无多，而朱标的儿子、皇孙朱允炆这时才年仅16岁，为了帝国接班人的江山巩固，朱元璋觉得，他有必要继续为后代“开路”。
在朱元璋的逻辑里，尾大不掉的功臣集团将是后代子孙的隐患，为此，他先是将以胡惟庸、李善长为首的文人功臣集团连带其宗族、下属共三万多人全部斩杀，而武将功臣集团此前之所以还没大规模清除，是因为蒙古人残存的北元势力仍然还在，他仍然需要猛将们为他卖命追剿蒙古人。
但是到了明朝建国19年后，洪武二十年（1387年），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等率军20万人最终平定了辽东；到了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又带兵远袭捕鱼儿海（今中蒙边境之贝尔湖）的北元朝廷，并俘虏了元主脱古思帖木儿的次子地保奴、太子必里秃妃等王侯贵族共3000多人，以及北元朝廷的宝玺、图书、金银印章等，给予了北元朝廷以毁灭性的打击。
▲剧照：击败北元的蓝玉也被灭族
在看到北元势力已经被击垮后，朱元璋觉得，武将集团们也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他开始寻思着下手的机会，也就是在这时候，太子朱标的病逝，更加使他觉得，如果不在他有生之年加速铲除剩下的武将功臣集团，那么他年幼的皇长孙也将很“危险”。
于是，在太子朱标死后次年，朱元璋就以“谋逆”的罪名，将大将军蓝玉以及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全部处死，前后“族诛者万五千人”，几乎将整个大明帝国的开国武将集团杀了个精光。
至此，在前后将文臣和武将两个开国功臣集团及其家族、下属共45000多人全部斩杀后，大明帝国的开国“功臣宿将相继尽矣”。
对此，后来清朝学者赵翼评价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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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朱元璋并不满足。
就在陆续诛杀开国功臣集团的过程中，朱元璋又对整个官僚集团和民间地主豪强大开杀戒。作为当过牧童、做过和尚和乞丐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自卑感，也因此，与作为贵族出身的刘秀和李世民宽待开国功臣不同的是，从社会最底层踩着无数尸体、攀爬到帝王之尊的朱元璋，内心深处涌动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偏颇、狭隘的世界观，对于功臣豪强更是有着发自本能的警惕和敌视，尽管这些人曾经是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兼兄弟。
当上皇帝后，由于需要修撰自己的帝王出身和谱牒，为此朱元璋曾经动过念头，想攀文豪朱熹为祖先，但因为太过勉强，最终只好作罢，后来，他干脆坦言说，自己“本淮右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但这种事，只能他自己有所感触的时候，偶尔提一下，别人，是不能说的；说了，那就是揭帝王伤疤：找死。
朱元璋晚年时，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在写的一份奏表内有“作则垂宪”四个字，朱元璋认为“则”与“贼”近音，是在讽刺他农民军出身，因此暴怒之下杀了林元亮；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在写的一份《正旦贺表》，文中有“容性生知”四个字，朱元璋也认为，“生”与“僧”近音，是在讽刺他当过和尚，立马就将蒋镇斩首。
在朱元璋看来，尽管贵为帝王，但这种贫微的出身，是他极度自卑的根源点，谁要是敢掀这个老底，或者是影射讽刺，那立马，就叫他人头落地。
而作为穷苦出身的孩子，朱元璋则认为，天底下的官僚集团，也应该勤俭节约，于是，朱元璋强行压低官员俸禄，部分底层官员俸禄“月不过米二石，不足食数人”，以致很多官员“不足以资生”、“困于饥寒”，后来的史学家感慨说：明朝的官员，是历朝历代工资最低的公务员群体。
由于国家定下的工资如此之低，实在难以养活一家老小，因此在朱元璋时期，部分官员难免多点想法，对此，朱元璋则发起了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反贪运动，在他治下，明朝官员贪污六十两就会被斩首、剥皮填草示众，而追究起来，朱元璋时期很多官员的所谓“贪污”，竟然是“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书四本、袜一双”。
当时，户部尚书滕德懋被人举报贪污，朱元璋随即下令将他斩杀，并且还命令剖开他的肚子看看里面有什么，当看到滕德懋肚子里都是一些粗粮杂菜后，朱元璋才感慨说：“原来是个清官啊！”这种畜生皇帝跟传说中的暴君商纣有过之无不及吧？
▲朱元璋下葬的明孝陵
就在不停地斩杀开国功臣集团的前后，朱元璋也对整个官僚集团发起了大清洗，其中仅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1382年）和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就前后连坐斩杀近8万人，以致大明帝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民间豪强，“大抵皆破”。
由于在任官员频遭杀戮，朱元璋时期，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洪武十九年（1386年），两浙、江西、两广、福建地区的“所有司官，未尝任满一人”，因为他们全部在任期内要么被拘捕、要么被杀了。
这种不分青红皂白，针对整个官僚集团和民间豪强、乃至普通有钱人的大规模屠戮杀害，也使得传为江南首富的沈万三家族几乎被灭门，而读书人则“多不乐仕进”、“以溷迹无闻为服，以受玷不录为幸”，部分人甚至不惜采取自残的方式来避免被录取为官，以求自保。
在这种恐怖的社会氛围下，朱元璋幸存的臣子们每日也都是战战兢兢，以致许多官员每天上朝前，都要和妻儿子女诀别，因为不知道自己那天会被随意处死，如果当天活着回家，就要私下庆贺。而这些幸存的臣子们据说每天上朝，还要揣测下朱元璋的玉带怎么摆放，如果朱元璋把玉带高高贴在胸前，那就说明他老人家今天心情好，可能不会杀人；但如果朱元璋的玉带被按在肚子下面，满朝文武大臣就知道完蛋了，不知道又要杀谁了。
比起杀人生，更可怕的是朱元璋杀了中国人的“灵魂”
满清的闭关锁国等政策固然造成了中华文明的落后，但是，正所谓清承明制，清朝做的不好，那么追本溯源，责任在明朝，很显然，这些与一手缔造明朝的朱元璋有着密切的联系。朱元璋由于眼光等方面的局限，的确在创立明朝之后推行了一系列不合时宜，倒逆策的政策，造成了中国落后，加速了明朝衰亡。可以说朱元璋是中国文化衰落的幕后毒手。
如果从朱元璋所实行的四项国策来看，中国在近代落后于世界，确实与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个方面：儒学思想的提倡和宣扬，以及八股取士，严重打压了中国百姓的创新能力，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朱元璋所推行的儒学思想中，他提出了最重要的三点，百姓必须“敬天”、“忠君”、“孝亲”，这成为了朱元璋掌控百姓，巩固中央集权的愚民政策。
到了明朝时，中国文化有衰退的趋势了，而朱元璋在这一方面，其实算是引导文化钳制的一个“先驱”了。
朱元璋因为自己草根出身，而且大字不识一箩筐。所以很明显有很强的文化不信任感，以及自卑心理。这从朱元璋大搞文字狱便可以看出，他多疑，他猜忌，他总觉得背后有人嘲讽他的出身以及它没有文化的事实。而文字狱这一现象从朱元璋开始一直到清代，就再没有结束过，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荒谬。中国的文人都是高贵而不可侵犯的，这从屈原开始便已经成为中国文人的一大性格特点。但是抄家、落狱、流放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让中国文人一再失了风骨。是文官讷讷不敢言，文人落笔不敢书。但其实文字狱就像是秦朝的焚书坑儒一样，只能带来一时的文化专制，一旦文化的气息轻松起来，其实一切都还是活跃的，只是暂时沉睡了而已。
但朱元璋除了文字狱以外，还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这对中国的文化有着几乎灭顶的影响。朱元璋众所周知，他独裁全国，大批的诛杀有功之臣，开设东厂西厂锦衣卫，实行特务政治这么一来，国家似乎被严格地掌控起来了，但社会气氛是怎么样的，这便可想而知。社会气氛的轻松活跃，文化才会繁荣，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何况，朱元璋还直接问津于文化。朱元璋深深的明白掌权之后的治国更需要文官的辅佐。但他发现从前的科举考试中选拔出来的文官有很大的问题，至于问题是什么，那不言而喻，就是还有很多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思考，有时还会掣肘皇权。经过朱元璋自己多年的设计，他为科举考试制定出了一个严格的制度，基本上来说就是文官必须出自科举考试，考生必须出自官办的学校，考题必须出自四书五经，阐述必须排除己见符合当时皇帝的议论，文体必然符合八股文的要求，而殿是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皇帝自己手中。八股取士，直接限制了朝廷人才的创造力，为明朝培养了一批只会读书，空喊忠君爱国口号的“书呆子”。这些禁锢人的思想的国策，将百姓拉入了愚昧无知的深渊。这样一来，皇帝与朝廷不仅是政治的权利和终端，也是学位考试的终端，更是全国一切文化行为和教育事业的终端。
这个制度乍一看没有文字狱那么血腥，但是他确确实实的把中国文化全盘捏造成了一个纯粹为朝廷服务的工具，文人彻彻底底的成为了皇家的仆役。这样的文化本身的被奴役，那悲剧的便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体文人，他们存身的地方便被围上了高墙，被规划了出路，被统一了话语。他们从最开始的狂躁不适应，最后渐渐的转为了适应那朱元璋就成功了，他成功的将所有的人驯化成了狗。虽然在这种高压政治压抑环境下，中国文人的牢骚，他们的愤怒，有时也可以转化为不错的作品，但是中国文人的整体性格无可争议的已经被改变了。朱元璋不可否认是非常的勤劳，勤恳，但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伤害，这在我们如今看来是十分悲哀的。
第二个方面：极力排斥科学技术的朱元璋，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众所周知，中国之所以会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国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远不如人。朱元璋当时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统治，利用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对于科学技术进行打击阻碍。
在那样的一个封建王朝，人们就形成了搞科学技术还不如考取功名观念。即便百姓有太多的奇思妙想，但是在工匠社会地位低下，甚至被禁锢为贱籍，其名声、收入都远低于儒学家的情况下，考取功名的吸引力远高于发展科学技术。此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极为缓慢，导致中国近代的科技生产能力远远落后于西方。
第三个方面：从朱元璋时期就实行了海禁政策，让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开放走向限制，违背了世界客观发展规律的大潮流，将中国紧紧锁在封闭大陆的体系之中，并导致中国开始逐步落后于西方。宋元时期的政府实行积极开放的海洋政策，这一阶段中国的海外贸易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高度，然而自从明朝建国后，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东南沿海的社会秩序，防止倭寇骚扰，朱元璋开始实行“海禁政策”。
而当时的世界，正处于西方地理大发现时代，海上贸易已经成为全球时代潮流，明朝政府却终止了这种由宋元兴盛起来传统海洋贸易，将中国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甚至拒绝接纳外国文明。这种封闭的国家状态，从明朝一直沿用到清朝，也让中国彻底落后于西方世界。朱元璋乞丐的见识，所实行的这些国策，确实一定程度上耽误了中华600多年的发展进程，延误了中国的发展机遇。
清承明制，清朝变本加厉闭关锁国、奴化教育、剃发易服等政策，使得中华文明开始在全世界落后，中国最终沦为东亚病夫，成为西方列强欺凌的对象。
6
尽管对待开国功臣和全部臣民以“暴酷”著称，但朱元璋对待自己的子女，却是出奇的“温柔”。
童年受穷这段痛苦记忆对朱元璋的影响，却不止是“好人有好报”这么简单。可以说，是影响到了明朝国策国运的方方面面。首先有了这一场“生离死别”，从此朱元璋对于亲情，也就更加的看重。
早在大明建国初期，朱元璋就将自己存活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全部分封为王，当时，朱元璋给明朝官员们定下了历代王朝最低的工资标准：正一品官员年俸禄900石……正七品140石。明朝时一石米折合现在约180斤，以现今每斤米5元计算的话，明朝时，当时一品宰相的年薪约为现今人民币81万元，七品县令年薪约为12.6万元，由于明朝行政官员年薪中，还需要自行承担各种公务费用，这就使得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穷得吃不起肉，以致于当海瑞为老母亲祝寿，破天荒买了一斤肉时，甚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明朝官场。
朱元璋标榜节俭，但是却制定了史上空前丰厚的藩王待遇，规定皇族一旦封为亲王，其年俸禄至少在五万石以上（后来降为一万石），是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十几倍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赏赐。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最优越的生活，朱元璋还规定皇族子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10岁起还可以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发展到明朝中后期，明朝的藩王宗室人数，膨胀到数万人，甚至每年输入京城的粮食，都不够养山西河南几个省的藩王（明朝在河南一共封了十一位藩王五个传到明末），等于是巨大的财政负担。这不仅仅是一桩“不太好”的影响，还导致了养不起生育能力太强的朱元璋子孙们大明就亡了
对于这种帝王官僚集团工资低得无法养家糊口，而皇族成员待遇却远超宰相的畸形状况，明朝有人曾经私下感慨地说：
“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在朱元璋看来，整个天下都是老朱家的，所以他铲除开国功臣、向太子朱标阐述“除刺”的心声，包括强行压低整个官僚集团的俸禄、进而却又厚待亲王宗族，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损天下以肥自家，尽管帝王都有这个倾向，但朱元璋却将这种做法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是中国历代开国皇帝里最没理想，私欲最终的。
▲清代康熙皇帝为了笼络人心，为明孝陵御题“治隆唐宋”碑康熙皇帝评价明朝“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真实吗？
然而，厚待亲王皇族，也给大明帝国埋下了日后的隐患。
从洪武十一年（1378年）开始，朱元璋将封为藩王的各个儿子派往藩国，这些皇子中“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至万九千人”，并且有的藩王镇守北方重镇，例如驻守大宁（区域遍布今河北北部、内蒙、东北等地）的宁王所部“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三卫蒙古骑兵骁勇善战”。
尽管藩王们分驻各地，在明朝初期拱卫了老朱家的“家天下”，但由于藩王们普遍身拥重兵，到了朱元璋晚年，这个问题已经开始引起朱元璋本人和明朝内部的担忧，对于这种分封制带来的隐患，早在洪武九年（1376年），山西平遥一位小人物叶伯巨就公开上书指出“分封过侈”，在后世将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但朱元璋对此的反应却是暴怒，认为叶伯巨公然议论皇族内务，“离间皇帝父子骨肉之情”，于是下令将叶伯巨囚死狱中。
此后，再也没人敢说藩王尾大不掉的事儿了。
但作为皇位的接班人，皇太孙朱允炆也看得很清楚。
1392年太子朱标死后，皇太孙朱允炆有一次跟朱元璋聊天，忧心忡忡地问朱元璋说：
假如“诸王不靖，孰御之？”
朱元璋对此一时语塞，只有对于自己的这位皇太孙和大明帝国的接班人，他才想起了当初那个“胆大妄为”的草民叶伯巨的分析，对此他想了想又反问朱允炆说，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汝意何如？）
从小在皇宫长大、接受儒家教育的朱允炆说：
“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
对此朱元璋点头说：
“是也，也只能这样了。”
尽管为了给儿孙铺路，朱元璋不惜大肆屠戮功臣集团和天下仕民，但对于自己分封藩王的这种肘腋之变，朱元璋却像庸人一样不以为然。
但为了子孙守成需要，他还是决定废除酷刑，于是朱元璋在临死前一年（1397年），正式颁布了《大明律》，不久，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最终走完了自己腥风血雨的一生，终年71岁。而临死，他还嘱咐要让。临终之前，朱元璋发布了最后一道命令“责殉诸妃”，也就是命令46位妃嫔们为他殉葬，到地下去服侍他。这道命令，复活了在中国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的人殉制。
南京明孝陵朱元璋葬于此
中国活人殉葬的制度是怎么兴起的？何时禁止？
殉葬是先秦时代的野蛮风习，贵族们生前钟鸣鼎食，死后还要把生前喜欢的一切，包括美貌的侍女，都带到坟墓中去继续享用。墨子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舆马女乐皆具。”考古发掘战国以前的贵族大墓，常见累累殉人白骨。
随着人文精神的觉醒，从春秋晚期起，这种野蛮的做法就不断遭到人们的抨击。秦国起于西陲，在诸国中文化最为落后，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殉葬者居然高达一百七十七人，秦人因此作了著名的《黄鸟》诗，表达讽喻痛惜之意。墨子批判殉葬制“辍民之事，靡民之财”，荀子则更激烈地批判道：“杀生而送死谓之贼！”随着文明的演进，春秋之后，人们开始大规模制造泥塑木偶代替生人陪葬，人殉现象越来越少，连最野蛮的秦国也于公元前384年正式下令废止人殉。两汉之后，中原王朝彻底废除了殉葬之制。
朱元璋使却中国文化出现了返祖现象。诸宫人中，除了张美人的女儿年仅四岁需要抚养得免一死外，其他为朱元璋侍寝过的近四十位妃嫔、宫人都被迫自杀。《明朝小史》卷三载：“太祖崩，伺寝宫人尽数殉葬。”
诸妃殉葬的具体情景，史书无载。不过朝鲜《李朝实录》中详细地记载了明成祖去世之后妃嫔从殉的过程。明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明成祖效法朱元璋，遗命三十名宫人自杀从殉。太监先是在一间大殿外摆上了数桌食物，让宫人吃了人生最后一顿饱饭，并与明成祖的继承人仁宗告别，然后把她们带到殿内。大殿之内，已经放好了三十多张“小木床”，梁上悬下三十条结实的绳子，末端打好了一个个活结。看到这个情景，一时之间，宫人“哭声震殿阁”，有唤爹娘的，有喊老天的，还有几人干脆晕倒在地。那些清醒的人被命令自己站上木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几个晕倒的，则被人抬着送到绳结中勒死。
《李朝实录》还特别记载了一名朝鲜进献女子韩氏的最后时刻。吃罢最后一顿饭，太监赶宫人进殿，韩氏突然跪爬到坐在殿外与她们“辞决”的明仁宗面前，痛哭失声，说自己在朝鲜还有老母，无人养老，哀求仁宗放她回国赡养。仁宗一声不吭（仁宗不仁啊），不为所动，太监上前，把韩氏拖进殿内。从朝鲜跟来的乳母也站在殿门，和她道别，韩氏把头伸进绳圈之中，回头看着乳母，喊道：“娘，吾去！娘，吾去！”话还没说完，脚下的小木床就被抽掉，转眼之间，命赴黄泉。
明朝特重祖制，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元璋身后的诸妃从殉过程，与此相似。
复活殉葬制，表明了朱元璋对生命特别是对妇女生命的一贯贱视。
朱元璋对女人的态度有些矛盾。一方面，和所有生命力强大的人一样，朱元璋性欲强烈，在年轻时代曾不择手段追逐女人。《国初事迹》记载他强娶民女的历史：“濠州胡家有女守寡，太祖欲纳之，其母不从。后闻随军在淮安，不曾适人，太祖遣人以书达平章赵君用，请求之。君用以胡氏同其母送至，太祖纳之，立为胡妃。”也就是说，在老家时，朱元璋就看上了一个寡妇，想娶她，但她母亲不同意。后来朱元璋势力更大了，对此女还念念不忘，打听到她被军队挟裹到了淮安，就写信给另一位起义军首领，终于弄到了这个女子，这就是后来的胡妃。
在击败陈友谅和推翻元朝后，他将这两处后宫的许多漂亮女子纳为己有。除此之外，俞本《纪事录》还记载朱元璋一度曾与属下的老婆私通，并生了个私生子：“故元帅韦德成妻美，上令移居后庭，通而生子，名曰朱生。”
虽然全力宣扬礼治，但为了弄到想要的女人，朱元璋并不顾忌什么礼法。《国初事迹》载：“太祖选宫人，访知熊宣使有妹年少，欲进之。员外郎张来硕谏曰：‘熊氏已许参议杨希圣，若明取之，于理不妥。太祖曰：‘谏君不当如此！令壮士以刀碎其肉。”也就是说，朱元璋听说熊宣使的妹妹漂亮，让人弄进宫来。员外郎张来硕劝谏他，说此女已经许配人家了，强娶进宫，怕引起非议。这一番好心好意的劝谏，换来的是一顿酷刑。
然而另一方面，朱元璋又将底层文化中轻视女性的倾向发展到了极致。朱元璋特别看不起歌女娼妓之流，命令她们平时必须穿着标志身份的黑色衣饰。有一次，朱元璋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同，还拨了十多个歌妓供他们取乐。不料叶国珍喝了点酒，一高兴，命令歌妓穿上华丽衣服陪坐。朱元璋闻知，在拘执了叶国珍后，又将无辜的歌妓割去鼻尖陪绑：“赐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拨与歌妓十余人。太祖令内官觇视，后国珍令歌妓脱去皂冠、皂揩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壮士拘执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妓妇劓去鼻尖。”
开国之后，朱元璋管理后宫规矩特别森严。自后妃以下以至宫女，所有衣食、用具、金银钱帛等供应，要经过重重复杂的手续领取，如果径直到部里领取，将处以死刑。宫人私递书信出外，将处以死刑。妃子宫人生病，只能派人把症状转告给太医开方，绝不准医生入宫诊治，否则必死无疑。为了抑制宫女的生理需求，传说朱元璋还曾对宫女们施以幽闭之刑。《耳谈》载：“传谓男子宫刑，妇人幽闭，皆不知幽闭之义。今得之，乃是于牝（阴户）去其筋，如制马、豕之类，使欲火消减。国初常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
除了对结发妻子马皇后一直保持着尊重以外，朱元璋对于其他宫人妃子，稍有不满，就举起屠刀。《纪事录》载，洪武年间宫廷内有大量浣衣罪妇，专门为宫内人服务。有一次朱元璋听说她们中间有人与外面相勾结通消息，遂将五千多人包括看守她们的守门人都剥了皮：“上疑其通外，将妇女五千余人，俱剥皮贮草以示众，守门宦者如之。”
甚至对那些服侍他多年的妃子，也不例外。有一次太监在御河中发现了一个堕胎的婴儿，朱元璋怀疑是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即那位被他强逼成婚的胡氏）所为，遂亲手持刀将她砍死，然后把尸体扔到荒郊野外，听任野狗啃食。楚王闻听，千里迢迢奔丧来到京师，到处寻找母亲的尸体也没找到，最后只好拿着母亲生前用过的一条练带回去了。
另一次，朱元璋因为一件小事，大发雷霆，鲁王之母郭宁妃、唐王之母李贤妃和伊王之母葛丽妃三个人同时被杀死，朱元璋还不解气，命人将三具尸体混装在一个大筐中，胡乱埋于太平门外。事情过后，静下心来，朱元璋又有些后悔，命人把几个妃子挖出来正式安葬，不料天气炎热，挖出的三具尸体已经腐烂，分不清谁是谁，只好在尸坑上面堆了三个坟丘了事。
如同使殉葬制度返祖一样，从世界史视角观察，朱元璋的统治使中国社会体制和政治文明都出现了重大退化，导致中国从明代开始与世界文明主流反向行进，永远失去了在人类文明中的领先地位。
十四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
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十四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这些城市居民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其他任何地区所没有的。”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立十二年之后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那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推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相反的事情在发生着。朱元璋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如果把蒙古族建立的元朝视作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意外，那么明朝作为一个汉人政权，直接继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称他的奋斗目标是“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恰恰相反。
宋朝是一个非常富于“现代”因素的朝代。
△《清明上河图》（局部）
大部分人认为中国的极盛期出现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认为是一个衰弱的朝代。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唐朝与宋朝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拿国家财政收入来比较，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额的三倍。
更具说服力的是财政收入的构成。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农业税是国家收入的主体，而宋朝时，工商税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农业税只占百分之三十。这说明宋朝的财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对农民剥削，而是工商业繁荣、生产力提高的结果。
孙隆基在《鸟瞰中国千年史》中说，宋朝钢铁工业高度发达，大型企业通常会雇用数百名全职的产业工人，而政府的两处军工厂聘用工人数多达八千人。“华北的钢铁业以1078一年为例，达年产一百二十五万吨的水平，而英国于1788年亦即工业革命之始才不过年产七万六千吨。”宋朝采矿业发达，信州铅山的一个铜矿就有十余万矿工。煤已经成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除此之外，宋代矿冶、造纸业、制瓷业、丝织、航海业也高度发达，长江两岸，货栈林立，广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远航阿拉伯、马来亚、新加坡和日本。作为经济发达的一个标志，宋朝铸造的铜钱超出唐朝时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时年铸币量五百万贯，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不过三十二万贯。宋朝还发明了纸币，出现了银行和支票这类非常“现代”的金融工具。
△《千里江山图》（局部）
网络作者“Jiangpub”在《中国的大宋，世界的美国》中则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在世界上第一个采取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王安石则是世界上第一个试图对全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专家。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长期坚持募兵制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财政收入供养数量众多的军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转移支付或者社会保障的性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代价。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等，宋代的中国都已经出现，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
美国比较历史家麦克尼尔在《权力的追求》中说：“本书的假设是：中国在一千年前后转向市场调节的行为颠覆了世界史的一个关键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国的例子启动了人类的一个千年探索，去发现在协调大规模行为这一点上，从价格和私人或小团体（合伙或公司）对私利的看法出发，会有些什么成果。”
在“现代”化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实现了突破。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大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里，洋溢着前所未有的生活气息和个人尊严意识。
△《静听松风图》
然而，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却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及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明代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及宋代。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为一亿六千万两白银，而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到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三千零七十八万两，不过是宋朝的百分之十九。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一，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二。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相对宋代，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落后。中国在明朝已经开始落后西方朱元璋罪孽深重
宋代经济奇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人财富的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因此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在他看来，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才是劳动。他说：“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
他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如果没有通行证随便外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游食之罪”，重则杀头，轻则发配到边疆地区。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商人被列为社会上最低一层，想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一个底层人上台结果却是这般鄙视全社会，这是何等的自卑？
△仇英款《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取。”“全国盖满了此来彼往短线条的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能接收一二十个县份的接济；一个县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机构缴纳财物。”“万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江南领先于华北，东部发达于西部，由此带动全国经济成长。朱元璋则始终崇尚平均主义，防止局部地区经济领先发展，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宋代货币高度发达，明时则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这不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许多小商小贩失业，“1544年竟至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对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孙隆基说，“明代中国从蒙古世界系统中摆脱出来，有如二十世纪共产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断裂一般，都不免做出背对世界大势的自然反应。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冒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返祖到三代以前。朱元璋开创的明朝，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中国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庐山高图》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这些动乱，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近三百年，正是中国大幅度后退，西方大踏步前进，双方擦肩而过的时代。
薄情寡义的朝代死了民众那也不可惜
就在临死前发布的遗诏中，朱元璋说：
“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
朱元璋死后的第七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葬朱元璋于孝陵，上谥号曰“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又上谥号曰“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下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1538），明世宗改谥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尽管临死前禁止各位藩王进入京师凭吊，以防止他们趁机争夺帝位，但朱元璋没想到的是，他死后仅仅一年，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他的第四子燕王朱棣就在北平起兵叛乱；又三年后，建文四年（1402年），朱棣最终攻占南京，随后建文帝朱允炆在战乱中失踪，朱棣夺位，是为明成祖（1402-1424年在位）。
而与在崖山之战中，十万军民为南宋跳海殉亡不同的是，不同于杯酒释兵权、宽待臣民的两宋，当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进北京时，从朱元璋时期开始，就喜欢滥杀朝臣的明代，终于走到了离心离德的最后时刻；就在临死前一天，崇祯皇帝在紫禁城中敲遍黄钟，群臣却无人来朝，崇祯对此大喊着说：
“诸臣误我！诸臣误我！”
为他殉葬的，只有一个宦官：王承恩。
从开国到亡国，毁灭的基因，早在当初，就种下了。
农民皇帝朱元璋到底给世界与中国留下了多大的影响？
朱元璋是中国第二个农民皇帝，14世纪末新生的大明在这位皇帝的影响下给世界和中国影响有多大呢？
14世纪前中国是一直领先于西方，应为西方依然处于黑暗的中世纪，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注定要在中西方博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4--16世纪是西方著名的文艺复兴，也是大明的初期和中晚期，也正是这段时间西方追上了东方，但并没有超越东方。西方为何在明代能追赶上东方呢，有人说是文艺复兴，难道就没有我们的因素？中西方的经济差距何时拉开？
这与大明的开国皇帝和他创建的体制有关；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两位农民皇帝：刘邦与朱元璋
刘邦在秦朝是个亭长，严格来说并不能说是个农民，而朱元璋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农民，坐上皇帝的朱元璋将自己建立的大明王朝深深地烙上农民的印记：
1.废除丞相，进一步集权，古代小农家长制的体现
2.海禁；内陆小农重土地轻商鄙视贸易，缺乏冒险的体现
3.建立厂卫制度；乃大明王朝之特色，与朱元章的出身有关
4.严惩贪官；农民出身曾深受贪官压迫的体现
5.分封诸子；深受农村家族管理的影响的体现
6.创下祖制；农民缺乏创新的体现。
总之朱元璋自身的农民特性深深地印在大明的身上，连他的儿子朱棣也遗传了朱元璋的农民气息，发动了郑和下西洋的举动，带有农民的炫富心理，这一系列的农民特性是大明变成一个缺乏创新，闭关自守，缺乏远见的王朝，然而自万历后王朝完全走出了农民气息，因为大明对国家的控制日益放松，文化，经济，科技，在这时开始发展迅速，世界白银产量至明末高达三分之一流入中国，东西交流也略有加强，这一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也开始萌芽，刚刚略超过中国的西方再次被中国甩在后面，大有再次拉开的距离，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切被清军的入关而打断。
悲剧的是大清几乎继承了明朝的所有体制，更悲剧的是大清的统治者更加的保守，更缺乏创新，和迂腐，新建立的大清对全国的控制是强有力的，明初的农民特色体制在大清强有力的推动下，恢复了有效的运行，中国再次恢复了像明初100年时的状态，大清在嘉庆朝时发生了白莲教起义，这次起义冲击力大清对全国的有效统治，像大明万历后一样，嘉庆后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迅速发展，然而100年的差距中国耽搁不起，虽然这时我们也在发展，但西方却将我们远远甩开，清朝的落后是吃了朱元璋建立的体制的亏，由此让我联想道宋元时代
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出生小贵族的他，所建立的王朝没有农民气息，这个王朝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而继承他的大部分体制的大元王朝，也是一个具有开放新和创新性的王朝，保持了中国领先于世界的发展地位，朱元璋所建立的农民特色体制影响了明初100年和清初100年，始中国落后于世界200年发展的历程，不可否认朱元璋是一位农民皇帝，但他不应该做中国14世纪的开国皇帝，14世纪--18世纪正是世界飞跃性发展的时代，他所建立的体制却影响了两个王朝总近2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个人所想他应属于10世纪以前的开国皇帝，因为那是世界发展都很慢，耽误个200年，中国还是能玩的起的。
参考文献：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王天有：《明朝十六帝》，故宫出版社2010年版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傅小凡：《大明疑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