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五大愚忠能臣 体现出坚贞的报国情怀
在南宋程朱理学中，对臣子有一条行为标准，即誓死忠君。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封建时代，讲究从一而终。所以，不少有实力的重臣，却宁可做“二老板”，就是不想翻脸做“大老板”。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这种人还不少。但无法评价愚忠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吧。聊聊史上最愚忠的几个人，有个别造反都可能成功，看看你最佩服哪一个！
蒙恬奉命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自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阴山，设三十四县。又渡过黄河，占据阳山，迁徙人民充实边县。其后修筑西起陇西的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长城利用地形，藉着天险，设置要塞，有力的遏制了匈奴的南进。后受遣为秦始皇巡游天下开直道，从九原郡（今内蒙包头市西南)直达甘泉宫，截断山脉，填塞深谷，全长一千八百里，可惜没有修竣完工。蒙恬征战北疆十多年，威震匈奴，被誉为“中华第一勇士”。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中车府令赵高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暗中谋划政变，胡亥即位后，赐死蒙氏兄弟。当蒙恬阻止扶苏说：“你我手掌重兵，身系国家安危，虽蒙赐死，也应当面奉诏，非敢惜死，为国家计也。”作为生长在深宫内的扶苏无疑比蒙恬更谙熟政治之中的玄机，却说道，“陛下当年令我监军，已是无立我为太子之心也。今胡亥既定为太子，年最幼，陛下必恐诸公子不服，尤其是我。你我领三十万大军，守边御贼，其势足以谋反，虽陛下神威天降，却也不得不防。陛下赐我以死，正为此也。我一日不死，陛下一日不得心安。”如果当时蒙恬起兵，以他的才华，很可能改天换地，至少可以割据一方。
诸葛亮
从始至终都是忠贞不二的。很多人以为后期扶佐阿斗是愚忠，我看不然，各位太低估古人的智商和情操了诸葛亮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内有各官僚排挤，外有两大强国虎视眈眈，其本人能够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没有被打倒，实在是从学问，做人，行事方面无可挑剔。至于为何孔明先生不去孙吴，不去曹魏，偏偏要和实力最弱的刘老师合拧一股绳，那其中自有一番道理，我这就不废话了，连正史都不用看，多看几遍演义应该也能看出来了。
诸葛亮有一句名言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来成为“臣子”的表率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出诸葛亮的思想。刘备死前，在白帝城曾向诸葛亮托孤，说出“我儿可辅则辅，若不可辅君当自立为王”。当然，刘备是否真心，就不好说了。但不管如何，诸葛亮在蜀国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影响力非常大，想要取代刘禅，可能性非常大，但最终诸葛亮还是忠于汉室。
岳飞
在岳飞的时代，忠君爱国是正统思想，是光荣的，也是正义的，为此而献身，是他高尚情怀的体现，就像现代提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一样．呵呵．我不清楚历史学上对”民族英雄”是怎样划分的，我只觉得，在他所处的时代，保家卫国，抵御外辱，就有资格称为民族英雄！至于这个值不值得学习的问题，呵呵，个人认为，社会发展到今天，观念的进步确实认为”愚忠”是不可取的，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岳飞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高尚品德，这些闪亮的美德不应该被历史局限性这种难以超脱的东西遮盖．而且，君国同体，在封建社会里，忠君与爱国在某种程度上是等同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处于君王与国家并不等同的共和制中的我们，又不应该对岳飞的所谓”愚忠”过分苛责．总之，历史的辨证的分析岳飞这个人物，才能得出比较公正的判断。
岳飞出自汤阴农家，十六七岁从军，历经战火，在南渡后也不过是个小军官，正是赵构慧眼识才，大加提拔，使他在三十二岁时成为方面大帅，如此知遇之恩，岳飞对赵构”愚忠“一下下，岂不是也是应该的？但岳飞的高尚与悲剧之处在于，他恰恰没有简单地、无条件地愚忠于赵构。赵构之志，不过划江而治，东南称帝，先保住自己的繁华富贵再说其他，国仇家恨，都是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事。而岳飞的悲剧之处在于，他没有”愚忠“于赵构的这一想法，他口口声声”直捣黄龙，迎回二圣“，但二圣回来，你又将赵构置于何地？在你岳飞眼中”二圣“自然是国家民族的象征，但在赵构眼里，自己的父亲与哥哥却是对自己皇位最大的威胁，你岳飞将”二圣“迎回，国仇家恨倒是洗雪了，你岳飞也痛快了，但宋高宗赵构我怎么办？正是在国家民族大义上岳飞没有”愚忠“于赵构，才使赵构动了对他的杀机。
方孝孺
明朝，方孝孺（1357-1402），明代大臣、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字dao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蜀献王替他改为“正学”，因此世称“正学先生”。
福王时追谥文正。浙江宁海人（宁海古古称缑城，故时人称其为“缑城先生”）。师从“开国文臣之首”的翰林学士（正五品）宋濂，历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从九品1392-1398），翰林侍讲（正六品1398-1399），侍讲学士（从五品，1399-1400），直至按照《周礼》更定官制，将侍讲学士和侍读学士（皆为从五品）合并为文学博士，并升任文学博士（正五品，1400-1402）。建文年间（1399-1402）担任建文帝的老师，主持京试，推行新政。在“靖难之役”期间，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株10族。
于谦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汉族。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一说桐乡）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与岳飞、张苍水并称“西湖三杰”。与他最有名的事是“土木堡之变”。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考中了进士。
宣德初年（1426），任命于谦为御史。宣德五年升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整顿军备。正统十三年（1448），升兵部左侍郎。次年秋，明京军主力在土木堡之战中溃败，明英宗被俘，蒙古瓦剌军乘胜进攻京师（今北京）。在此关头，于谦反对迁都，力主抗战，升任兵部尚书，率军击败瓦剌军，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战后，他首创团营军制，加强边戍，委任名将镇守。主张以战求和，多次击败瓦剌军的进攻，迫使其首领也先释放英宗回朝。景泰八年（1457）正月中旬，英宗借夺门之变重登帝位。二十二日，于谦遭诬陷被害。后沉冤昭雪，赠太傅，谥肃愍，又改谥忠肃。遗有《于忠肃集》。
曾国藩
1864年，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打击下，太平军最终覆灭。此时，曾国藩手里的湘军，也到了辉煌的顶点。更为重要的是，湘军战斗力可以横扫国内一切其他力量，包括满清的八旗等。
对此，清政府极为紧张，催促曾国藩裁军。当然，曾国藩温顺的像只小猫咪，非常忠心的几乎裁掉了全部湘军。当时离火烧圆明园刚过去4年，沉痛教训就在眼前，正需要国家加强兵力之际。
李鸿章
曾国藩的湘军裁掉之后，李鸿章的淮军慢慢成为了大清王朝的顶梁柱。甚至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故意让李鸿章一人对抗日本，好削弱李鸿章的实力。甲午失败后，李鸿章还是有很强军事实力。
然而，从始至终，李鸿章都很愚忠，一直没想造反自己做皇帝。以列国对李鸿章的支持，造反成功可能性高达90%以上。另外，李鸿章心甘情愿的为满清背黑锅，四处去签订不平等条约。
我们有资格贬低历史上最可敬的人群吗谈古代历史上的“愚忠”
在中国古代，有一种在当时被主流的治官理念和仁人志士视为最高境界而被现代一些人略带贬义而加以形容和描述的对象，那就是“愚忠”。
“愚忠”者都是忠臣，其行为方式是：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绝对忠于自己的君主和国家，始终朝有利于君主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的方向努力。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不会在昏君和暴君（一般都是被奸佞之臣利用和操纵）的贬黜和刑罚面前退却，即使面临个人乃至亲族的灭顶之灾，他们也宁折勿弯，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我们先看看一个明朝的例子：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3月，明朝刑科给事中吴时来与刑部主事董传策、张翀冒着巨大风险同日弹劾明奸相严嵩。由于世宗一直厌恶言官，而且他长期只宠信严嵩，所以三人均下诏狱考讯。不仅如此，严嵩还企图通过三人的口供株连他已视为对手的徐阶。于是发生了以下较量。在这场较量中，三个被毒刑伺候的忠臣展现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熏陶可以赋予一个士大夫多么巨大的人格力量和勇气：“中丞（吴时来）征拜刑科给事中，劾奏时宰（严嵩）诸不法状。
时宰为飞语激怒世宗，逮下诏狱，讯所主使。中丞正色谓两镇抚曰：‘若误矣，吾草诏时自分必不生，即妻子不以告也，况受主使于人耶。两镇抚怒，讯加严，中丞不胜痛，诡曰：‘有已。则曰：‘昔皇祖设科臣，付之以言责，缄默有常刑，凡吾所以言，太庙神灵使我也。两镇抚大怒，讯之以重劈等，则又诡曰：‘有已。则曰：‘昔孔子作经，教人臣以死忠，吾幼而诵法焉，乃兹有言孔子使我也。两镇抚益怒，尽取诸狱具遍讯之，皮肉溃裂至不可复讯，则又诡曰：有已。
则仰天叹曰：‘天生人而赋之忠义之性，遇事则必言，自龙逢比干迄于今，士以忠义陨其身者众矣。吾性乃于彼类，然则上帝使我也。两镇抚怒亦甚，讯亦益酷。气绝者再，终不改词易色。世宗闻而奇之，诏宥死谪横州。”读这些历史，与读后来东林党人不论遭受怎样的摧残也绝不与朝中邪恶势力妥协、读宋朝岳飞在酷刑之下写下“天日昭昭”时的心情完全一样这些英雄为什么不值得我们后人景仰？因为当时政治黑暗、昏君奸臣当道他们就可以采取别的选择吗？那么别的选择又是什么呢？
在宋朝和明朝（尤其是明朝）的历史上，“愚忠”者甚众。岳飞尤其被一些当代人冠以此名。而我认为，“愚忠”者恰恰是封建时代于君主于国家于民众特别是于治官都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一群忠贞之士。在封建国家的官员队伍中，他们是代表正义、刚直、忠诚的具有榜样力量的旗帜，是国家在衰颓之中重新振作奋起的希望。用带贬义的词语来总结和描述他们只能证明我们没有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既肤浅也有失公正客观。“愚”的是我们自己。
我的基本结论是：在一个朝代的官员士大夫之中，“愚忠”者越多，盛世的国家越强大，危难中的国家越有希望走出困境。“愚忠”应该得到后人的理解和尊重。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在专制制度下，君主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朕即国家”，忠君与爱国是不可能分开的。昏君、暴君就是衰落、危险的国家，并且忠臣们只有保持对君主的忠诚才有可能被君主接受，才谈得上进一步谏阻君王、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可能性。
第二，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专制时代，谁是“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不可能有一个公正权威的仲裁者和评判者这就决定了世袭制、“家天下”是当时唯一能在总体上减少因金字塔顶端的权力之争而带来无穷祸患的合理制度。
此外，从古代中国必须要面对的诸多矛盾来看，专制制度也是必然的选择。比如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类大多数成员知识的贫乏、版图的辽阔、交通和信息传递的缓慢困难、民族和文化的差异、外敌入侵的威胁、在水灾、旱灾、蝗灾、疾疫、地震面前人类的脆弱……这一切都决定了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专制集权政治制度之必须。所以，我们用今人的价值标准去看古人对专制国家和君主的忠诚而觉得古人愚蠢或不值恰恰是我们浅薄而滑稽可笑。
一般来讲，每一专制王朝的开国之君是在竞争之中取得政权的，其才干肯定属于一流，在臣民心目中有巨大威望，而且是他领导的政治军事集团结束了分裂战乱，使天下复归安宁，这自然成为臣民效忠的理由。虽然后继的君主的素质必然降低，甚至不称职，但既然世袭制是必须的选择，所以力争把不称职甚至胡作非为的君主的恶行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从而继续维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比其他一切选择更符合国家、官员、民众的整体利益。而“愚忠”者们正是在做这样的努力。
第三，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以“贰臣”为道德的敌人、以“愚忠”为臣子履行道德义务的最高境界符合当时人类的总体利益。按：历史上的“贰臣”分为两种类型：“有奶便是娘”类，即对自己有好处的事就做，谁给自己好处或谁给的好处多便投奔谁。这类人没资格与“愚忠”者相提并论。
“弃暗投明”类。不过，在专制时代政权之间的竞争中，谁明谁暗既可以是双方的自吹自擂，也可以是投机者遮丑的理由。因此，在伦理道德的总体要求中，给官员们随时“弃暗投明”之权利比不给弊大于利。此其一。其二，“暗”和“明”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处于“暗”中之官员从事除“暗”复“明”的工作比简单的“弃暗投明”更符合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也具有更高的道德审美价值和感召力量。
第四，人类在任何时代选择行为规范都是一种利弊互相权衡的结果。只要符合多数人和多数时候的利益，这种道德规则就是合理的，奉行它的人和事就起码应该被尊重和被理解。不管是同时代的人还是后代，都没有理由和资格去加以嘲讽。至于它是否值得现代人类社会传承，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毕竟我们没有理由和资格去要求祖宗的所作所为要符合数百年、上千年后子孙的需要。
只有认清“愚忠”的真实内涵，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封建时代几乎所有高明的思想家、政治家、学者都一致重视对官员士大夫进行伦理纲常的灌输和熏陶，重视把君主和官员修身养性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当然前提，重视在治官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榜样的力量。
才能明了西汉、东汉、唐、宋、明、清等帝国采用的都是专制集权制度却都能屹立200～300年不倒并创造让后人引以自豪的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力量源泉。奉行这些伦理纲常、创造这些力量源泉的人真的是“愚忠”者吗？凡是不符合现代人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规范的古代人都是“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