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的“汉化”：两个民族的融合一种文明的消亡
建立辽国的契丹族群的汉化由来已久。契丹国家的建立就与其吸收中原文化制度直接相关。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
辽太祖统一契丹真正的原因是用汉臣推汉化，甚至建了汉城
辽国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共传九帝，享国二百一十年，在鼎盛时期，辽国的国土超过宋、西夏等周边国家，成为当时亚洲大陆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而它的开国皇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大辽的过程，却是得益于用汉人，并推行汉化得来，当时他甚至建了一座汉城。
夺取汗位
耶律阿保机出生在契丹迭剌部，当时契丹的贵族阶层正在为争夺联盟首领之位而打得不可开交。阿保机的祖父耶律匀德实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杀，父亲和叔叔伯伯们也逃离出去，躲了起来。当时的契丹民族，还是部落制度，通过推选来确定可汗，相当于部落盟主，耶律阿保机通过南掳汉人，北攻女真，获得了重要的人口和土地资源，不仅成为迭剌部领袖，更是成为了实际部落联盟的控制者，并在公元906年，也就是契丹三年一轮的选汗之年，一举推翻痕德堇，成为部落联盟可汗。
但按照契丹的制度，部落可汗是选举制，而耶律阿保机想效仿中原王朝，推行世袭制，当然，他的这一举动彻底应发了部落叛乱，使本来统一的部落联盟再次分裂，仅仅为了平定本部落的兄弟叛乱，耶律阿保机就用兵三次，最终在公元913年平叛成功，但部落实力消耗巨大，《辽史·太祖纪》记载：“士卒煮马驹，採野菜以为食，孳畜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
重用汉人
在辽太祖统一契丹并建立辽国期间，有很多汉人为其出谋划策，耶律阿保机并没有因为其汉人的民族身份而轻视或者排斥，甚至给了这些汉人非常高的待遇和职权，并充分的信任他们，在这些人里最为著名是韩延徽。
韩延徽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父亲韩梦殷曾经担任过蓟州、儒州、顺州的刺史。韩延徽少年时便才德出众，割据幽州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觉得他奇异不凡，征召他为幽都府文学、平州录事参军，与冯道同祗候院，又授幽州观察度支使。公元907年刘守光掌权后连年征战，实力日渐衰弱，想结契丹为后援，就派遣韩延徽出使辽国，在面见耶律阿保机的时候，因为韩延徽坚持不肯向阿保机行跪拜之礼，惹得阿保机大怒，将他扣留下来，让他到野外去放马。耶律阿保机的皇后述律平劝谏，阿保机召见韩延徽并与其交谈，韩延徽的言论深合阿保机的心意，当下就下令让韩延徽参与军事谋划，成为阿保机的主要谋士。在契丹居住很长时间之后，韩延徽因为思念故乡亲人，偷偷跑回后唐，因与王缄产生矛盾，又回到契丹，阿保机没有责怪他，仍然信任重用他，并赐名“复来”，可见辽太祖心胸宽阔。当然韩延徽也没有让耶律阿保机失望，帮他度过难关，建立起大辽国。
建立汉城
在耶律阿保机平了本部落之乱后，除了迭剌部以外，契丹还有七个部落，他们依然要求沿用契丹就制度，也就是选汗制度，耶律阿保机在即汗位的第九个年头，其他七个部落酋长在其出征室韦归来之际，拦道劫持，逼迫他交出了象征汗位的旗鼓。耶律阿保机采用韩延徽的策略，在交出汗位的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因为本部落汉人众多，不好管理，希望建立一个汉城，自为一部，其他的部落得到汗位后，便同意了这个请求。
之后，耶律阿保机在韩延徽等汉臣的辅佐下，效仿幽州的城郭、市里，依托滦河入海口这片区域，建造了汉城，这里有丰富的盐铁资源，有利于耕种，加上于耶律阿保机受到汉臣影响，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和相对平等的民族政策，就连汉人也不想返回家乡。
耶律阿保机见时机成熟，便采纳述律后的计策，派人遍告诸部大人：“我有盐池，诸部同食。只知食盐之利，不知答谢主人，行吗？你们都要来犒赏我！”当诸部首领带着牛羊酒肉来到盐池，酒酣耳热之际，耶律阿保机伏兵四处，杀尽诸部英雄，扫清了称帝建国的最后障碍。次年二月，耶律阿保机仿照汉人体质，正式称帝建国。
推行汉制
耶律阿保机在重用汉人之后，开始推行汉制，主要有以下四点，帮助其稳定了辽国统治。
其一，建都城。由汉臣韩延徽主持，在潢河以北建立皇都（今内蒙巴林左旗），后经历了数次扩建，改成上京。草原民族建都城，实际上是汉化的一种明显特征，这样结束了长期的游牧生活，而转向定居生活，也有游牧生产转向游牧与农耕相结合的生产。
其二，创造契丹文字。契丹民族一直没有自己的文字，耶律阿保机命耶律鲁布古和耶律突吕不仿照汉字偏旁部首创制契丹大字，结束了契丹“刻木为契”的历史，加速了走向文明社会的步伐。
其三，制定法典。游牧民族一般都是奴隶制，没有法治的概念，耶律阿保机在神策六年，命耶律突吕不仿参照汉族法典，制定契丹的第一部基本法典《决狱法》，向封建法治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其四、改革宰相制度。阿保机就任可汗之后，把原来契丹八部分成两个宰相府，北府共辖五个部，以迭剌部为核心，南府共辖三个部，以乙室部为核心，这一举措推翻了此前八部酋长共同选举产生和平等的议事原则，而想汉王朝朝廷决定宰相形式过渡，再后来，两府宰相由辽国皇帝直接任命，彻底废除了部落议事制度，变成了汉民族的家天下，这也为辽太祖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917年春，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上京“建孔子庙”，这是儒学得到契丹王朝正式承认之始。待辽太宗耶律德光从石敬瑭手中得燕云之地后，推行汉法更是势在必行，《辽史·百官志》载：
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根据目前史料，辽代科举始于太宗会同初，988年开科取士成为契丹定制，并由此带动崇儒之风，“至景、圣间，则科目聿兴，士有由下僚擢升侍从，骎骎崇儒之美”。道宗之父兴宗，史书记载他“善骑射，好儒术，通音律”，重熙二十四年（1055年）八月，兴宗病情严重，曾召时为燕赵国王的耶律弘基“谕以治国之要”，如果我们再仔细检视道宗推行的汉化政策，可以发现其中很多是沿袭前朝之术。
史载契丹对中原文化的态度，号称“学唐比宋”。契丹曾是唐代附属国，其建国时间（916年）正是承李唐之末。所以其官制就受唐制影响：“契丹国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经略使，始有唐官爵矣。其后习闻河北藩镇受唐官名，于是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太祖因之。”此后，辽太宗灭石晋，从开封撤军时，取“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因而在修《辽史》的史官看来，契丹的礼仪典章比北宋更具有中原正统性：“至于（辽）太宗，立晋以要册礼，入汴而收法物，然后累世之所愿欲者，一举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敌，席卷法物，先致中京，蹝弃山河，不少顾虑，志可知矣。于是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周、宋按图更制，乃非故物。辽之所重，此其大端。”辽人爱“学唐”，表现在各个方面：君主好唐书，后妃效仿唐风，臣下进谏好用唐典，连伶人打诨求生，也用唐朝的题材。
当然，从历史记载和现代考证来看，在文物典章上，契丹效仿北宋之处甚多，但与“学唐”不同，这种效仿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比超”心态。宋徽宗时期的地理学家朱彧曾指出：
辽人嗜学中国。先朝建天章、龙图阁以藏祖宗制作，置待制、学士以宠儒官；辽亦立乾文阁，置待制、学士，以命其臣。典章文物，仿效甚多。政和壬辰，朝廷得元圭，肆赦；是冬。辽人亦称得孔子履，赦管内。
就此而言，辽国“学唐”就是为了“比宋”，“比宋”又反过来推动了契丹的汉化。此外，契丹还有与北宋竞争“正统”的意图。辽太宗曾从后晋降臣那里得到中原王朝的传国玉玺。开泰十年（1021年），辽圣宗命人“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并作《传国玺诗》诗云：
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
中原既失鹿，此宝归北方。
子孙宜慎守，万世当永昌。
1038年，兴宗又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作为当年科举考试的题目。至兴宗朝关南争地，契丹坚持要北宋在文书上屈称“纳”岁币，已欲凌居北宋之上了。至道宗年间，辽与宋朝争胜的心态更加强烈，其中表现在辽国对高丽的册立书中已经公然以中华正朔自居。据《全辽文》卷二《遣耶律思齐等赐高丽国王册》、《遣萧好古赐高丽国王太子册》记载：
“朕以昊苍眷祐，宜宗贻范，统临天下，四十有三载矣。外康百姓，内抚诸侯。咸底于道，而海隅立社。北抵龙泉，西极鸭绿。祗禀正朔，奉输琛赆……朕荷七圣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眷言日域，夹辅天朝。”
又据《辽史》记载，北宋欧阳修在其撰修的《新五代史》，将契丹列于四夷之一附录于书后，该书流入契丹后，大臣刘辉上书云：“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妄加贬訾。且宋人赖我朝宽大，许通和好，得尽兄弟之礼。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经意。臣请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道宗“嘉其言，迁礼部郎中”。1100年，北宋元符三年，哲宗病逝，徽宗继位，道宗又因“有司案牍书宋帝‘嗣位为‘登宝位，诏夺宰相郑颛以下官”。
另外还有一段辽国以中国“自称”的故事。见于《辽史·刘辉传》：
大安末，（刘辉）为太子洗马，上书言：“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
这里的“中国”一词本身还兼具文化意义，“中国”就是“诸夏”。契丹以“诸夏”自称，也大致在道宗朝或略晚一些，如《萧义墓志铭（天庆二年1121年）》云：“我道宗大孝文皇帝嗣守丕图，奄有诸夏”，“夷夏”的区分是文野之分，而文野是后天可变的，故夷夏也是可以互变的，这为北方民族政权以“中国”自居提供了理论依据。道宗曾经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呈皇太后。该诗今已佚，存宣懿皇后萧观音的同名应制之作传世，云：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
文章通鹿蠡，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
又《契丹国志》记载，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道宗不以为然，以为“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华夷同风”，“彬彬不异中华”，表明契丹此时在文化上已经拥有一定的自信，自认与中华无异。这与道宗后期对高丽文书中以“正统”自居相呼应，显示了他对中原文化的某种认同，只是这种认同不能等同于对“北宋”的认同。
契丹自建立辽朝后长期奉行的“汉化”政策，实际上是契丹民族作为一个民族最终消亡的主要原因。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经说过：“客观的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历史领域是一个捉摸不定的领域，它只是形象地被再创造，再现于我们的头脑中。”今天，站在一段历史最终胜利者的中华民族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内心窃喜于中华民族文化力量的强大和包容性；但站在契丹民族的角度，却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尤其是在自清末至今的这一百多年中，中国所有的有识之士都在讨论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问题时，反思和借鉴契丹民族的消亡，其意义就显得更加重大和深远。一段时期以来，中华文明的“自信心”问题以及中华文化向何处走的问题，甚嚣尘上而不得其解，大抵都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如何解决中华文明所带来的“治乱循环”问题；二是如何解决中华文明体制下的“劣币淘汰良币”问题；三是如何解决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共生共荣”问题。而反思于契丹民族的消亡原因可以看出，因为中华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承等原因，中华文明自先秦时期所形成的优秀基因，随着“服从、服务”于历代中央专制集权需要，而不断加以改造和阉割，自宋以后，便失去了有利于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建设性方向，而形成了一种以顺从为主流、以奴性为表征、以权力为核心、以自利为原则、以圈子为载体的劣质文化生态，这样的文化生态，不但在主观上腐蚀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性，而且在客观上排斥任何优秀文化或文明的接引和生长；不但深刻影响了历史上所有进入中华文化圈的民族（如党项、契丹、元朝和清朝），而且时至今日还随着大量国人的足迹而影响到一些西方国家。这样的情况既使少数保持清醒认识的有识之士为之深忧，亦使一些人提出“全面西化”的过激言论。可谓不得其本。《要略》以为，当今中华民族精神层面所出现的问题既有“基因传承”的原因，也是长期历史环境所造就，寻求根治的“良方”，一方面要回到先秦百家争鸣时期去“探病之源”，一方面也要回到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解药”，而尤其是在配制“药方”之时，既要考虑到中华民族的“肌体”适应性而标本兼治，还要考虑到药方的“副作用”而勿使中华文明的本体受到过分戕害，以防中华民族像契丹民族一样在“过渡汉化”的过程中而丧失了民族主体性而造成恶果：也许，这正是今天我们重读契丹民族文化融合历史的意义所在。
屡易其主：韩延徽为何颇受史家称赞
核心提示：在韩延徽所处的时代，君主诱使别人的追随者转向效忠于自己的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君主自身的权力。它们清晰地表明：阿保机的魅力赢得了众多非契丹的臣僚和将领来为其治国。即使11世纪的史家以11世纪的标准，试图将辽的成就归功于南人，但他们仍然无法逃避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在此被讨论的南人将自己的忠诚献给了一位北朝的君主，这么做本身就证明了那位君主的合法性。
屡易其主：“贰臣”韩延徽的仕途
韩延徽的材料相对较少，有些还不可靠。《旧五代史》甚至都没有他的记载，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也只是对他做了简单的勾勒。但是欧阳修还是值得称道的，因为他将韩延徽从尘封的历史中解救了出来。虽然考虑到欧阳修在写作时有其道德动机，但我们想他这么做应当有自己的理由。《资治通鉴》有许多关于韩延徽的记载，大多可以在《契丹国志》以及之后的《辽史》中找到，当然《辽史》也有其独有的材料。
韩延徽(882959)生于黄巢起义时期的边境幽州(在唐被称为卢龙)，他身处一个要对忠做出频繁选择的世界。在韩延徽25岁时，他与父亲已至少给三位将领效力过，其中两位将领是以篡权上位的。在幽州境内，长久以来就有节度使世系割据的传统，离韩延徽最近的是李茂勋家族，统治时期为873885年，后来由与李茂勋毫无亲缘关系的李全忠接管幽州。这些家族的节度使任命韩延徽的父亲韩梦殷相继为蓟、儒、顺三州刺史。
895年，韩延徽13岁，新任幽州节度使李匡筹被扈从官刘仁恭取代。我们无法知道韩梦殷对此次易主的反应，也不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在此之后他“少有英才”的儿子韩延徽因得到刘仁恭的赏识而获任用。韩延徽的职任要求他必须完全或是绝大部分时间待在这个区域的中心幽州，并且有一段时间他与冯道同在祗候院效命。
在随后的907年春，刘仁恭被其子刘守光取代。虽然韩延徽曾得到刘仁恭的青睐，但他却转而为刘守光效力，在其手下任参军一职。虽然为原来主人的儿子效力并无不妥，但刘守光的篡逆行为似乎使这一问题复杂化。《辽史·韩延徽传》对此保持了沉默，也暗示了这一点。出自对韩同情者之手而且可能后来未被改动过的《韩延徽传》，也仅是轻描淡写地记述了韩延徽主人的谋逆行为，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实用主义精神。
在那种环境下，韩延徽选择留任原职无可厚非。唯一吸引我们注意的是，这与后来的行为标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辽的早期成就相反，韩延徽的到来和他在辽初的成就被认为相当重要，以致在四种文献中被记载了七次。所有人都认为刘守光很可能是在907年派身负重任的韩延徽去与阿保机交聘的。韩延徽见阿保机不拜，阿保机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马。后来，阿保机召见韩延徽，他深得阿保机意，阿保机用以为谋主。在其新任上，韩延徽以唐朝的管理模式，监管安排南朝流民在辽定居。他还帮助阿保机“平定”了诸部。
以上仅有的这几件事不仅表明韩延徽已做好了面对强权的准备，而且还表明他是一个值得肯定且干练的管理者，具有领导才能，能够白手起家。这也是那一时期的统治者看重汉官的地方。这些事没有告诉我们他对自己的处境和选择是怎样的感受，但是通过分析文献中对这些事的解释，我们一定会有所收获。因为这些文本历经了三个多世纪的编纂和修订，所以每一次的编纂与修订都会体现出不同的关注点。通过将这些关注点不断变化的材料与早期的记载对比，我们即使不能深刻地理解10世纪本身，但至少也能深刻地体会到：对于最早记录韩延徽这些事的人来说，这些事并非那么重要。
史家眼中的“贤者”：“贰”或“不贰”不重要
《通鉴》记载了韩延徽在辽的早期经历，它将韩延徽描述为一个守节不屈之人，对阿保机的文明开化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还将他描绘为一个推动南朝归附者在辽定居之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一个天才，因为司马光倾向于将韩延徽抵达辽的时间定在911年冬至912年。从911年冬截止到913年，除了其他事情之外，韩延徽在最多两年的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事情：牧马于野、获得阿保机任命、推动南朝归附者定居、帮助阿保机平定诸部以及为辽开牙建府。
《通鉴》对《旧五代史》的记述做了重要的补充，这些重要的补充也为后来的文献所沿用。《通鉴》的这些补充赞扬了述律后对阿保机的建议，她向阿保机指出应当利用韩延徽的长处，而不是用一些卑贱的劳筋苦骨之活来侮辱他：“……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节不屈，此今之贤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礼而用之。”这对强调韩延徽的品质是一个贡献，比《新五代史》记载详细，因为《新五代史》仅仅只是说皇帝“知其[韩延徽]材”。《通鉴》没有批评韩延徽辅弼阿保机，却暗示他守节不屈。
韩延徽的守节不屈使其成为“今之贤者”(这也是我要强调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且，司马光选择述律后所表达的观点，说明司马光也认为：在辽政权内的一些人(包括女性)也公认守节不屈是衡量越境入辽者的标准。
但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守节不屈是10世纪初所展示的或是得到公认的价值观，是不妥的。因为这仅是一个将最早一批为辽效力的南人作为蛮夷开化者来展示的经典故事。作为一个未开化的独裁者，阿保机一开始并没有一个用人的标准。但随着阿保机将韩延徽的例子作为学习的催化剂，同时在述律后明智建议的促进下，他开始认识到道德，并且学会以此来选择良臣。虽然司马光将阿保机的转变归功于韩延徽，但他还是将阿保机与那些无法应对越境事宜且反复无常的暴君区别开来。他将阿保机归为一个能够看到守节不屈这一优点、愿意向臣僚学习并奖励他们功绩的明君。因此，臣僚为君主忠心效力巩固了君主的统治。通过展示这些，司马光已经默认了阿保机作为辽朝皇帝的合法性。因此，欧阳修没有记载此事不仅意味着他不愿承认阿保机有这样一个学习过程，还意味着与故事里的主角以及与其同时代的司马光相比，欧阳修在文明与野蛮之间画了一条更为严苛的线。
似乎司马光看重的是韩延徽为辽开创了一个稳定的局面。《通鉴》是第一个告诉我们韩延徽为安置南方流民做出贡献的史书。在阿保机新近获得的这些南人中，大部分人可能是被阿保机俘掠入辽的，也有许多人是作为流民或是因刘守光的暴政入辽的。韩延徽“……始教契丹建牙开府，筑城郭，立市里，以处汉人，使各有配偶，垦艺荒田。由是汉人各安生业，逃亡者益少。”韩延徽被视为一个能给民众带来安定生活、为百姓带来福祉、减少流民的人，他所做的这一切又反过来促使了税收的增加。简而言之，他实现了儒家理想中强国与富民的平衡。《通鉴》使用“汉人”一词，可能是司马光在暗示韩延徽帮助的是自己的同胞。但是很明显，韩延徽在此关注的不是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是百姓的纳税能力。
在此，他只是辽朝一介勤勉的官员。然而，欧阳修却通过强调文化差异来展示韩延徽作为臣僚的美德。虽然所有文献都记载韩延徽帮助阿保机平定与辽相邻的“诸部”，但是《新五代史》却特别提及：阿保机“平定”党项和室韦两大部，完全是出于韩延徽的计策。可是《新五代史》却没有记载他在安置汉人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功劳。所以虽然欧阳修并不认为韩延徽为辽建立了唐制，但就韩延徽平定那些尚不及阿保机开化的“夷狄”而言，他则被欧阳修视为官员的楷模，因为他使世界变得有序。奇怪的是，韩延徽与任何已知的“平定”党项和室韦的记载都对应不上。《通鉴》和《契丹国志》仅说征服“诸部(国)”。因此，欧阳修夸大了韩延徽在征服诸部中的作用，目的就是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
忠贞不贰？英明的君主更具吸引能臣的魅力
《辽史》强调的是制度而不是道德使命，才是对国家进行有效管理的基础。很明显韩延徽负责“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辽史》三次提及韩延徽是辽朝财政制度的建立者，并且提到他曾任幽州观察度支使，也意味着他有财政工作的相关经验。因此，我们认为辽朝需要的只是一个专家，因而无需考虑这个专家的道德是否高尚，也无需考虑他是汉人还是蕃人。
在《辽史》中，韩延徽的积极主动充分地反映了作为君主的阿保机不仅擅长选任臣僚，而且信任他的臣僚。但是韩延徽为阿保机效力的热情更意味着韩延徽忠诚的转变，这在所有文献中都记载得很清楚。从纯粹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明智的越境行为。韩延徽先前的主人刘守光，不仅危险而且野心勃勃。911年在他遭到来自太原晋的猛烈进攻之后，他的政权已岌岌可危。没有人再会回到他那里。对于韩延徽来说接受现实似乎是明智的，他发现自己幸亏在刘守光政权最后崩塌前逃了出来。我们也应当明白在一个藩镇的政治结构内能够获得的升迁和机遇是有限的，韩延徽要么越境进入一个帝国的朝廷任职，要么足够幸运能给一位赢得这个帝国的节度使效力，但这根本是一件无法预知的事情，也是一件完全不能指望的事情。
但也有一些其他促使韩延徽越境入辽的因素。在辽，韩延徽发现自己深受欢迎。他处在一个令人激动的位置上。在这个职位上，辽朝放手让他从无到有地为新王朝设计一套新的治理模式，他似乎也有志于去完成这一切。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像韩延徽这样有着实际经验的人在辽朝初创阶段千金难求。阿保机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需要农耕人口的归附，因而对待他们的方式与对待被征服的游牧人口不同。当韩延徽承担这项任务的时候，他只有二十来岁，因此他的管理经验一定是有限的，但是他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去做那些被认为需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他深刻地理解了边疆地区社会的多样性。这里混合着农民、牧民、商贾、各种语言，以及各种文化的变体。韩延徽成长于卢龙/幽州的一个官宦家庭，在那里他获得了人生第一个官职，这些不仅给予了他管理农耕人口的经验，而且也使他熟悉了游牧者的生活方式和需求，因为经营与游牧者的关系也是作为边境刺史的韩延徽的父亲所要处理的政务之一。
这些记述也表明：在韩延徽所处的时代，君主诱使别人的追随者转向效忠于自己的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君主自身的权力。阻止像韩延徽这样的官员选择另一个主人是一件困难和微妙的事情，需要安全和生活上的激励机制。此后的三种文献都提到阿保机以韩延徽为谋主，因此对其“举动访焉”。实际上，对于臣僚而言，他们并不受边界的束缚，他们有选择主人的自由。每位君主或多或少都会给予侍臣一些奖励和机会。一个重要的臣僚可以利用自己的稀缺性获得更好的待遇和更高的职位，韩延徽就是获益者之一。因此，他是这一时期实践互惠互利型忠的各级臣僚的典型代表，也是政治分裂时期的典型代表。在阐释这个互惠互利型忠的时候，虽然所有文献强调的重点均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清晰地表明：阿保机的魅力赢得了众多非契丹的臣僚和将领来为其治国。即使11世纪的史家以11世纪的标准，试图将辽的成就归功于南人，但他们仍然无法逃避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在此被讨论的南人将自己的忠诚献给了一位北朝的君主，这么做本身就证明了那位君主的合法性。
（本文摘自《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原文题作《边疆地区的忠缔造者与儒家》，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