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政府走向灭亡的导火索 究竟是铁路还是暴雨

满清政府走向灭亡的导火索，只是一条铁路

20世纪初年，帝国主义列强如英法美俄日德等国家不断地扩大在中国的资本输出，这些国家通过在中国输出资本而用其获得的利润来回哺自己国家，为了使自己的国家能在当时的殖民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和更大的势力范围，他们竞相争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

我们都知道，铁路运输是一种极其便利的运输方法，通过铁路运输，能更容易地调动物资和军队，能把势力轻而易举地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如果一个国家丧失了铁路权，那么那个国家在外敌的入侵下则难以还手。

在1905年前后，中国爆发了要求把铁路收回主权的运动，但是，在这潮流下，当时的清政府为了省钱筹资军费，准备把川汉铁路的建筑主权卖给英国，这一消息传到了四川人民的耳朵里，激起了民愤，当地人民自发地筹资修建川汉铁路，就这样，当地人请来了建筑师和工厂师，川汉铁路开始在民间修建起来。

但是孱弱的清朝政府已经答应了英国准备转让修建主权，为了不得罪当时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大的帝国，清政府下令把民间已经修建好的川汉铁路收为国有，准备出售。听到这个消息，当时的人民愤怒起来，并且采取了行动，川汉铁路的股东自发地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并请求人们反抗清政府的作为，保护好川汉铁路的主权。

“保路同志会”的思想得到了当时无数人民的认可，许多人参加了这场抗议，半个月的时间不到，呼吁保护铁路的人民已经超过了十万人，这是一股非常强大的抵抗力量。

当时里里外外都虚弱的清政府是害怕民间运动的，于是，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逮捕同志会的领导者浦殿俊，罗伦等人。获知这一消息后人民的愤怒彻底被激发了，上万成都人请求总督放人，但是赵尔丰却给守卫队下达了对抗议者开枪的命令。

四川总督赵尔丰

抗议者惨遇屠杀，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国，无数对清政府抱有一丝幻想的人也对他失去了信心，并且加入到了全国各地的起义军队里面。数月时间，中国的大地上不断爆发出起义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中，孙中山的同盟会决定顺应历史的潮流，引导了武昌起义，而武昌起义就像一点火苗，点燃了整个中国的火药桶，用烈焰淹没了延续几个世纪的清王朝。

1911，大清完蛋的导火索：竟是因为几场暴雨？

国父孙文

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满洲大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我看到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日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

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街上到处是灯红酒绿，胡同里的生意好极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极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国爵士巴恪思尘封了68年的《太后与我》所说的，不少有权有势的满洲人都在澡堂里忙着同性恋。

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国。巴恪思告诉我们晚清最后十年中满洲王公大臣和将军们的私生活。由于缺乏旁证，他的回忆录不能完全当做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当做完全的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这样进入他们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

晚清当然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消灭，大家会拍手称快，没有人会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脱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不在掌权人的意料之中。

“慧星现，朝代变”

历史不是一根直线，从来不是笔直前行，而是变幻莫测，充满了变数。它有很多的意外，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一不小心被一块小石子绊了一脚，你就跌到隔壁房间去了。百年前发生的这场革命，一场改变历史的革命，相比较而言，死的人很少，因为参与的多方力量都有相对的人性底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辛亥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做是一次和平转型。

在《百年辛亥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序篇，我讲到“神秘预兆”，在大清朝垮台之前，出现了很多神秘的预兆，比如说老百姓中纷纷传说天上将会出现一颗慧星，慧星现，朝代变。

浙江富阳的少年郁达夫每天半夜起床，跟着大人到富春江边上看彗星，彗星出现就是天下要动刀兵，朝代要更迭，他说他连续起了好多次都没有看到，但是有人看到了。

有个人叫郭廷以，他后来成了有名的历史学家，少年时代他生活在河南息县，他看到彗星了。另外一个人，政治学家萨孟武在福州读小学，亲眼看到了彗星滑落；当时只有9岁的丁玲在湖南常德也看到了。还有其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他们的身份或是官员、学生、士绅，在日记里分别记录了在三个不同地方看到彗星的情况，综合而言，可以证明那个时代彗星的滑落对民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到处都有这样的想象，这种想象其实不是从1911年开始的，从1908年就开始了。光绪帝、慈禧太后在一天内先后离世，当时清国的朝廷命官、地方士绅和普通读书人都在日记中写下了他们内心的震惊，清国怎么一夜之间失去两个领导者？

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电视、网络，消息仍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北京城飞到了广州城，这太可怕了，举国上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接下来怎么办呢？选新君，这一点慈禧在临死之前已经安排好了，1908年慈禧太后在死之前24小时安排了自己的接班人，一个3岁的、还在吃奶的小溥仪。溥仪非常不愿意，哭哭啼啼的，最不愿意的就是溥仪的妈妈，溥仪的爸爸载沣也只有26岁，抱着儿子进宫，简直就是一次诚惶诚恐的履冰之旅，太可怕了。

末代皇帝溥仪

当溥仪登基时，3岁的小孩是要哭闹的，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那一刻大声痛哭，不肯坐上去，怎么劝都不行，喊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父亲把他按住，有一个站在他面前的人上前来说：“皇上龙体不能损伤，这么哭下去对龙体不利，能不能让他不哭？”下面的大臣跪的满地都是，但是皇帝一直在哭闹，所以行礼还没有完毕，太监就把他背走了，背的时候说：“完了，完了，回去吧。”

在中国人听来，这些都是很不吉利的话，这些话进入了一些当事人的日记，也进入了当事人后来的一些回忆，相互参证，基本上是可靠的。这个事传到民间，大家纷纷议论，统治中国的大清国要完了，要回东北老家了（其实此时的东北经历了闯关东，早已不是满人的地盘）。

“宣统”年号一公布，“宣”跟“完”字很接近，“统”跟“结”很接近，从1908年到1911年，短短的两三年间，民间到处传言大清国要完结了。再加上随着一定程度的开放，一些满清当年入关时的暴行公布于众，驱除满洲，汉人独立的思想在民间尤其是南方异常盛行。

于是据传唐代人写的《推背图》、据传明代刘伯温写的《烧饼歌》开始流行。民间说《推背图》和《烧饼歌》里已经预言清朝要完蛋了，写的非常清楚。

“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他们解释“百”字上面的“一”减去，是个个“白”字。因为革命者都是排满主义，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白盔白甲，是要为明代最后一个汉人皇帝崇祯戴孝。

其实比白盔白甲更具有符号性的是，那个时代所有的省份和城市在独立起义之后采用的旗帜并不是统一的，有青天白日旗、十八星旗、五色旗、八卦旗等，但是辛亥各省光复时最流行的旗帜是白旗。

有些人在白旗上面写了一个中国的“中”字，或者写一个汉族的“汉”字，比如成都在“汉”字外面再画18个圈，更多的就是一块白布。为什么采用白旗？就是因为《烧饼歌》早就预言过了。

辛亥革命中的白色旗帜，中间书写了一个篆体的“汉”

为什么武昌起义后会拉出来一个黎元洪做革命？有人也从《烧饼歌》里找出一句诗，“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他们认为这就是黎元洪的“黎”字。综合当时报纸的记载，好多人的日记和回忆可以确认，那个时代的《烧饼歌》《推背图》确实是最流行的读物，是中国人改朝换代时的一个心理寄托。

一场雨压垮一个朝代

大清朝为何脱轨？第一个因素就来自这些神秘预兆，其背后是人心的变动，人心思变。当然真正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夏天都是雨，不光是辛亥年的夏天下雨，辛亥的前一年1910年的夏天也一直在下雨，1909年也是连年的大雨，湖北、湖南因水成灾，夸张一点儿说，是一场雨压垮了一个朝代。

因雨成灾，粮食没有丰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长沙。长江流域出现四百万以上的饥民，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汤，但是老天爷偏偏要跟爱新觉罗氏作对，当长江流域大水成灾的时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汉城可以划船，同时山东巡抚告急山东缺粮，甚至连东三省也因雨成灾。鱼米之乡、江浙二省此时也出现粮食危机。

少年徐志摩时在杭州府中读书，有一天去看电影，发现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原来有人在抢粮，把米店抢了，原因是大米价格太高而买不起。他电影也没看成，黯然回到学校宿舍，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写在私人日记里面的，可信度很高。

清末难民

粮食危机可以说是大清王朝脱轨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辛亥革命的满清遗老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字林西报》说，参与武昌起义的新军，革命党人还比较文明，革命有节制，但是长江流域有几百万饥民，这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会失控。

当时清廷度支部已没有什么钱，隆裕太后至少三次从宫中拿出现银赈灾，给江苏、四川和湖北，当革命发生以后，她一面压制革命，一面赈灾，因为饥民才是她政权最大的威胁。

粮食危机还带来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近代化的社会永远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当大米危机出现的时候，大清朝或许还有救，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就真正没救了。

1911年10月12日以后金融危机首先在北京出现。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间，内阁竟然没开会，王公大臣没有做出一个决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策：出兵镇压，派荫昌去。

荫昌是个满人，自然是清廷死忠。他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戏，但这次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当他15日傍晚登火车的时候，朝廷前一天已下达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

荫昌

荫昌出发前，管铁道的邮传部长盛宣怀来了，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只要保全汉阳铁厂，奖励十万大洋。盛大人下车时还对着火车窗户跟荫昌说：“这个事情别忘了。”荫昌说：“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准备好就行。”这句话让外国记者全听见了，他们的理解是：原来朝廷派兵南下军饷没准备好。第二天，日本、英国等国记者纷纷发布消息，到处都传开了，国库当时还是有两百万大洋，13日就拨出了五十万军饷。

但是，这个消息一登出来，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意味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大家都到银行取钱，最起劲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两以上的巨额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

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宁肯背在身上重一点，但是踏实，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他们每天在日记里写着：今天大米价格又飙升了，而且店里没有那么多米卖给你，警察出来维持都没用。

接下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他们向外国人紧急呼救，外国银行原来对中国银行很好，这个时候就不好了，因为不相信中国银行了。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门了，门口贴出告示“因现金告急，暂停营运”。从南到北，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稳定的东三省像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

谣言最终变成了事实

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是逃难潮，他们兑钱出来做路费，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像严复这样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连房子都租不到，最后只好在小旅馆里住，因为他跟外国人关系很好，外国人说“你可以到烟台来，我借个房子给你住”。

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亡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贵得不得了，米也贵得不得了，当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满为患的时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和逃难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大清朝的脱轨，可以说是因为下雨，也可以说是因为谣言。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真假莫辩，当时的南方人都沉浸在中国光复的兴奋之中，凡是讲革命党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可以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但过了几天，北方那些仍在满清统治下的愚民，眼中的“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

大清朝之所以脱轨，不光金融有问题，银行要关门，国库也没钱，这是财政困难。一个天朝大国，到了国库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是落到满洲贵族私人的口袋里了，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的国库没钱。

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给那些汉人官员工资，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显赫的盛宣怀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等了45天，终于等到了二百两银子，船票涨价，路费都不够，最后在天津的典当行典当凑齐了450两，终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长时间。

袁世凯后来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钱吐出来，一次一次的逼，拿到巨款后他还是不肯出兵打仗。为什么清朝最后没有以血流成河告终？而且，当时南北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集聚的南北战争，只是在一些有“满城”（驻防八旗居住的城池）的城市爆发了一些战斗，并且将满人屠杀殆尽。

三方妥协的革命模式

袁世凯早就想好了，要是动真格的，跟南方革命党人拼命，就算赢了，也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朝廷还是要收拾他。

再说，南方各省包括陕西等北方省份，上下都是“光复中华”的口号，有骨气的汉人都站出来反抗满洲的统治，象征汉人屈辱的辫子被一刀剪了，革命党地区的满人都被杀干净了，可谓士气正旺。真拼起来，估计他这样的清国奴一个也活不了。

南方革命党人，哪怕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后也是没钱，双方没有大打出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无论南北双方，财政都非常困难，外国不肯借款。

从大清朝的脱轨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都比较节制，隆裕太后和载沣、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在那个时代，他们最终被动地找到了一条解决政治危机的途径。这套模式就是妥协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解决这样重大的社会变动。

因为三方的被动而导致三方的妥协，让以暴政和屠杀奴役中国的满洲统治者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而是各方妥协，很多人对这样的被动很不满意。但我觉得被动是正常状态，主动才是历史的意外，主动的背后也有被动的因素。

被动并没有什么不好。隆裕太后是识相的，她做出的决定，避免了剩下她手底下那数以百万的满洲同胞也遭到血洗和清算。站在袁世凯自己和其他大清奴才的角度，他在辛亥那一年的选择也是正确的。

清末革命团体分布图

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等这些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他们的力量曾经非常小，经常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但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换来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实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当他们掌握了南京政权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举兵北伐，和袁世凯决一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愿意妥协，并交出南京政府，让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要隆裕太后等满清皇族宣布退位，还中国人一个独立。

在南京，国父孙文带领新政府要员去明孝陵祭祀明太祖

告慰这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前辈

实际上，国父革命口号里头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正是取自明太祖北逐蒙元的檄文

虽然三方都不是最满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强接受，而普通的中国人却少牺牲了很多生命。革命的结果不是要让某一方独赢，一些人胜利了，但大部分人都失败了。所以此时此刻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愿意放弃权力，鞠躬下野，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是真正的豪杰，不愧于圣贤二字，可谓中国的脊梁。

今天，当我们回望一百年前的中国，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相信史实，回到历史的原点，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在那里面找到我们的起点，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在历史中找到我们的明天。昨天是我们的历史，今天也是我们的历史，明天也将成为我们的历史，在历史当中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未来。中国的历史不是某些英雄、伟人和统治者创造的，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