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蜀王们坐拥天府之国 成严世蕃富豪榜首富

朱元璋是穷苦人出身，好不容易“祖宗埋正”了夺得天下。为人父母，心疼子孙后代，其心可鉴。朱元璋对子孙后代的疼爱方式是：不让后代吃苦，包养一切！

《明史·诸王传·序》中说，朱元璋不管子孙“贤愚”如何，一律“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

在这样的制度庇护下，包括蜀王在内的各地亲王及其子孙后代们，都过着富庶的生活。具体到蜀王，不仅享受丰厚的岁禄，还有皇帝的各种赏赐，坐拥天府之国，占有众多土地和税收，可谓是躺在金山上过日子，在明朝中期甚至成为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蕃制作的富豪榜首富。

宗室子嗣分等级，享受相应的待遇

他把宗室子嗣分为亲王（分镇各地的藩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8个等级；女子封为郡主、县主、郡君、县君、乡君，夫婿都叫仪宾。

其中，在对应的爵位上，王是二等，将军是三等，中尉四等，女封主、君是五等。

具体的标准是：皇帝的儿子，除太子外，其他人都封为亲王；亲王的嫡长子，满10岁时，册封为王世子，世子的儿子立为世孙；亲王的其他儿子，年满10岁被封为郡王。

郡王的嫡长子是郡王世子，其他儿子被封为镇国将军，孙子为辅国将军，曾孙为奉国将军，四世孙为镇国中尉，五世孙为辅国中尉，六世孙以下，都是奉国中尉。

对于女子，亲王的女儿都叫郡主；郡王的女儿叫县主，孙女叫郡君，曾孙女叫县君，玄孙女叫乡君。

这么分等级的目的何在？为方便享受待遇。

朱元璋不是要包养后代一辈子吗？后代对应的等级，就在生活的各方面享受相应的待遇标准。

宗室享受的待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上”是指王室，“下”是指文武百官。

三品的镇国将军俸禄，与正一品的文武官员相当；四品的辅国将军，相当于正二品的官员。

在享受的待遇中，最主要的是岁禄（相当于是年薪），以实物米为标准，以石为单位。

这里的“石”不是石头的“石”，而是古代计量单位，念dàn，10斗为一石，10升为一斗。

古代计量单位容积变化较大，明朝的一石米，相当于现在的60公斤。

洪武9年（1376），朱元璋定下标准：

亲王岁禄为米5万石，钞2.5万贯，锦40匹，紵丝300匹，纱罗各100匹，绢500匹，冬夏布各1000匹，棉2000两，盐200引，茶1000斤，马匹草料月支50匹。

郡王岁禄6000石，钞2800贯，锦10匹，紵丝50匹，罗25匹，纱25匹，绢100匹，夏布100匹，木棉布100匹，棉500两，盐50引，茶300斤，马匹草料月支10匹。

亲王世子待遇与郡王相同，郡王的世子，待遇减半。

5万石米的岁禄，换成现在，是什么概念呢？

5万石米，就是300万公斤米。按现在普通散装大米每公斤4元计算，300万公斤米就是1200万元。

1200万元，养活一大家人，没有房租（王府都是朝廷出钱修建的）、水电气视讯网络等费用，更没有交通旅游费用，王府的其他大小官员、杂役等，都是朝廷发工资，没有别的经济负担，日子过得还是非常舒坦的。

蜀王宗室待遇：每年近27万石禄米

朱元璋虽然从一个无家可归的僧人成为了大统一国的皇帝，但他的成功离不开一个人，这个人承认朱元璋，没有看不起这个僧人而是接受了他，并且把自己的继女嫁给了他，这个人就是郭子兴。

郭子兴让义女嫁给朱元璋，他的亲生女儿也后来嫁给朱元璋，也是后来的郭惠妃，朱元璋一口气从干女婿变成真女婿，可是那时的郭子兴已经看不见了。

当时郭惠妃给朱元璋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其中的长子就是朱椿。那年是洪武四年，朱椿出生在南京，他是朱元璋的第十一子。

朱椿出生的时候，朱元璋已经是皇帝，洪武三年，他刚封了九个儿子为藩王，朱椿没赶上第一次的封爵，所以他只好作为皇子在南京学习，受到传统的诗书教育。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第二次封儿子们藩王的时候，朱椿被封为蜀王，朱元璋按照成都的红照墙建成规模大的蜀王府，沿锦江建造了筹边楼、望江楼、散花楼等建筑物。也就是后来成都人经常说的"古皇城"。

朱椿没有遗传父亲的残忍、冷酷的性格特点，和他的几个哥哥完全不同，他的诗书气息浓厚的行为大气适中，温文尔雅，诸子百家都有涉猎，就像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样。

朱元璋非常喜欢这个读书人的儿子，所以被称为"蜀秀才"，可见朱椿的书卷气息很浓郁。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特意派朱椿去凤阳。朱椿可没有虚度光阴，在凤阳住了五年拜名士为师，求学，研讨历史。这么努力的朱椿在学业上成为所有弟兄种的佼佼者。

但是，快乐的日子也结束了，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命令去成都的就藩，同行的是他的妻子。由于四川地形复杂，气候变化，他害怕儿子不习惯待在那里，特意指示户部支付朱椿30万张钞票作为安家使用，同时在四川番号杂居，人员复杂，为了保证朱椿的安全，他特意护送朱椿数万护卫，给了这些人赏赐，让她们务必保护他在成都的安全。

朱椿虽然喜欢读书，但绝对不是那种书呆子。他抵达成都后，首先把自己几年前写的"忠孝为藩"四个字挂在王府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表明自己和子孙总是觉得安心做一个藩王，二是对外宣布自己没有野心，想成为忠于国家、孝顺父亲的藩王而已。

当然朱椿也在保护四川，做着稳定繁荣四川的政治任务。朱椿考虑到四川省位于西隈，形势复杂，少数民族比较多，文化也相对落后，不能单独采取军事征服的方式，这种方法他也不擅长。他采取了长期"以诗书礼乐化一方"的战略。

他减繁就简，削减赋税，禁止向百姓摊派，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兴办郡学，大兴教化，大力推广《孝经》、《仕学规范》，使世风日淳；访贫问孤，广泛招揽人才，礼贤下士，因此使得蜀地逐步恢复成为昔日的天府之国，四川从此几十年没有大的战乱，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不过朱椿这个藩王虽然做的很好但是也有担惊受怕的时候，使得他完全知道了伴君如伴虎的道理，第一次就是就藩没几年父亲兴起蓝玉案。

蓝玉和朱椿有着特殊关系，他们二人是翁婿关系，也就是说蓝玉是朱椿的岳父。当朱元璋在南京杀了蓝玉全族，并牵连几万人的时候，朱椿和自己的王妃在成都吓得瑟瑟发抖，朱椿这个时候或许体验到了当年八哥自焚前的那份恐怖。

不过朱元璋并没有处罚自己的儿媳妇，而是看在儿子的面上网开一面。同时朱元璋将处死的蓝玉“剥皮实草”，传阅全国，作为警告实物让所有藩王官员接受教育。当传到成都的时候，一向尊重长者的朱椿是在不忍心看到岳父的遗体这样光天化日的被人四处传阅，而是冒险将其收了起来，当然安葬他不敢，而是秘密的放到了王府里。对朱椿的这一举动，朱元璋并没有怪罪，相反他还很欣慰自己的儿子有如此的孝心，总之他没有再过问这件事，直到蜀王府在明末被张献忠攻破，人们才发现蓝玉的人皮一直被供奉在蜀王府，朱椿和他的后人一直用这样的方式对蓝玉尽孝。

第二次就是在靖难之时，朱元璋死后，朱允炆决定削藩，先后处理了五位藩王，此时未被涉及的藩王人人自危，就连一向低调，毫无野心的朱椿都感到了大难临头，毕竟侄子太狠了，说削就削，甚至于自己的弟弟都被逼死了。不过朱允炆从开始到最后都没有对朱椿下手，他依然在成都当着他的蜀王，管理着四川。

朱允炆之所以不动手处理蜀王，可能是因为朱允炆比朱椿只小六岁，虽然是叔侄，但是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玩耍，一起学习，感情很好，自己实在下不了手，不过最重要的是朱椿就是个纯粹的文人，虽然有军队，但是指挥军队是外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所以朱允炆选择放过了朱椿。

朱允炆不但没有对朱椿动手还把代王朱桂送到成都，这个代王朱桂是朱椿的同母兄弟，为人残暴，坏事做尽，所以被朱允炆废了。朱允炆把他送过来就是让他来亲哥哥身边接受教育，潜心改造重新做人。

朱椿终于从恐惧中松了一口气，暂时没事了，他还没有对弟弟展开教育，燕王朱棣就造反了，对于四哥和侄子的大战，朱椿同众多分封到外地的兄弟一样冷眼旁观，采取超然的态度，既不帮朱允炆，也不支持朱棣。

可是对朱棣来说，这样的态度最好，因为自己是造反，道义上是不占理的，所有人都可以名正言顺的讨伐自己，现在保持中立不给自己背后插刀就是帮自己了。

第三次就是在四哥当了皇帝之后。历时四年的靖难之战后，朱棣成了大明新的主人，朱椿前往南京对四哥表示祝贺。但是在面见朱棣后，朱椿察觉出了一丝不一样的气氛。

朱椿饱读诗书，十分熟悉历史上的典故，虽然朱棣当着所有人的面夸奖自己，但是他从四哥热情的态度中察觉到了四哥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四哥了，他对他们这些镇守各地手握兵权的藩王弟弟们有了疑心。

果不其然，没过几年周王代王等曾经被朱允炆处理过的藩王又一次受到了朱棣的处罚，其中齐王被废掉。

朱椿虽远在成都，但是听闻消息也吓得魂不守舍，虽然自己没有造反的野心，但是也不想被皇帝随便找个理由处理掉，自己只想做个藩王就此一生就满足了。可是要保住王位就必须让皇帝信任自己，可是怎么才能让皇帝相信自己呢？就在朱椿想办法的时候他发现了自己的弟弟的阴谋，他最后用自己的弟弟换来了自己这一脉的繁华。

朱椿一共有两个同母弟弟，一个是代王朱桂这个只想着胡作非为的弟弟，另一个是谷王朱橞。

这个谷王和燕王同为塞王负责镇守北方，靖难之时，他放弃封地逃回南京。对于如此“忠心”的叔叔，朱允炆命他把守金川门。可惜的是当燕王打到南京，他选择了四哥，打开了城门。

之后朱棣将朱橞改封到了长沙以示奖励。可是朱橞为人骄纵不法，对奖赏不满意，居然想造反，于是他找到朱椿自己的同母大哥说了自己的计划，朱椿自然不可能答应，对弟弟严格教育了一番，没有上报这件事。可是朱橞并不死心，正巧这个时候朱椿的三儿子崇宁王朱悦燇犯了错误跑到叔叔那里。正在家里研究造反的朱橞发现这个侄子长得很像朱允炆，于是准备拿他当挡箭牌，表示要扶立建文帝复位。

朱椿正在寻找儿子，最后发现儿子跑到弟弟那里还要一起造反，感到这是惹了大祸了，为了自保，他马上向朱棣回报了弟弟和儿子要造反的消息，同时宣布断绝和他们的关系，强烈要求处死朱橞。

朱棣对朱椿的表现很满意，朱橞的造反还没具体行动就被抓了起来，之后朱橞被废成为“谷庶人”。

对于“大义灭亲”的朱椿，朱棣很满意，这下子他彻底放心了，朱椿不会威胁到自己和后人的皇位。朱棣给予了朱椿极为丰厚的赏赐并称赞朱椿“此心周公忠存王室之心也”，也就是说朱椿仿效周公诛杀弟弟稳定了国家。

朱椿通过亲人稳固了自己的地位，虽然在情理上有些残忍，但是也说得过去，朱橞也是咎由自取，放着自己的好日子不过非要造反，要是他真的起兵，兵戎相见，倒霉的还是老百姓，朱椿的所作所为客观上减少了一场兵祸。

此后朱椿在成都过着富足安心的藩王生活。永乐二十一年，朱椿在成都病逝，享年53岁，消息传到北京，朱棣很伤心，下令给弟弟的谥号为“献”，就是聪明睿智的意思，第二年朱棣也在北征中去世。

后人

朱元璋给朱椿这一脉定的辈分是：“悦友申宾让，承宣奉至平，懋进深滋益，端居务穆清”

朱椿本人和朱棣关系的融洽，给后人提供了榜样和借鉴，此后蜀王虽然和朝廷关系越来越远，但是双方关系越来越好，历代藩王对皇帝忠心耿耿额，同时历代皇帝对蜀藩很放心，奖励不断，这种融洽关系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历代蜀王不但没有受到皇帝的怀疑猜忌和责难，反而成为皇帝们交口称赞的“贤王”。

朱椿为了保证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世代相传知礼守法特意写了两副门帖“亲藩礼重宾师位，朝野名高孝义家”，“子孙同膳三千指，诗礼传家四百年”明确了子孙后代的发展方向和教育方式，因此两百多年间蜀藩没有出目无国法，犯上作乱的纨绔子弟。

由于历代有方，明孝宗朱祐樘对蜀王管治宗室管制宗室的方法很是推崇，于是下令把“献王家范为诸宗法”向其他藩王推广，以便更好地管理朱氏子孙。

不过朱椿之后的藩王很混乱，先后经历了隔代相传，兄弟相传，侄终叔继几种传位方式，之所以造成这种原因，是因为朱椿的儿子孙子大多数早死而且无后。

朱椿有六个儿子，四个死在他的前面。他最喜欢的儿子是长子朱悦燫。这个儿子很像他，尊礼守法，好学不倦，是一个风度翩翩、温文尔雅、知书识礼的读书人，而且朱棣很喜欢这个侄子，如果没有意外他就是下一任蜀王。可惜的是朱悦燫二十二岁就死了，朱椿很伤心，于是他将自己在成都北郊的凤凰山修的蜀王规格陵寝让给了朱悦燫，让儿子死后体验一把当蜀王的感觉。

第二个儿子名叫朱悦爠，这个儿子从小时候起就不被朱椿喜爱，按照规定他被封为了郡王，可是他不甘心，想当蜀王，在大哥死后，他觉得怎么也得让他当，可惜的是朱椿最后决定把王位传给长孙朱悦燫的儿子朱友堉。

朱悦爠很不高兴，为此没少被朱椿责打，后来朱椿死后，侄子继承王位，朱悦爠编造了一堆朱友堉的“罪行”。

没想到此时已经是朱高炽当皇帝，他对这一类争夺王位的事很反感，于是彻底调查，最后传出了朱悦爠是诬告，朱高炽大怒，不过他还是网开一面让朱悦爠去了湖南，一直到死都没让他回四川，等于和蜀王一系断绝关系了。

最让朱椿担惊受怕的就是他这个三儿子朱悦燇。这小子本来犯了错，害怕父亲跑到了叔叔谷王那里，没想到被谷王说动，自己冒充建文帝要做一番大事，幸亏自己的父亲发现及时，才避免了一场大难。

朱棣没有为难朱悦燇,他知道这小子没什么心眼，于是就让他回成都，让朱椿管教。或许是闯出这么大祸，心情郁闷，回到成都两年就死了。

四儿子六儿子则是很年轻就死了。

最然人没想到的是老五朱悦菼最后居然继承了王位。朱椿死后，长孙继承王位，可是朱友堉很年轻就死了，于是王位传给了朱悦燫的三儿子，可惜这位蜀王也很年轻就死了，这样老大一支断绝，老三老四老六早死了，就连老二也在侄子头一年死了，这样王位继承人只剩下了老五朱悦菼。他这样一个本没有继承蜀王希望的地位最低的庶出王子，最后凭借活的长成为了新一代蜀王，可以说是明朝藩王中超级大逆袭。

不过朱悦菼的蜀王并不安生，远在湖南的朱悦爠的子孙对他很不满多次谋取王位，甚至对朱悦菼和他的儿子后来的蜀王痛骂。这父子两个遗传了朱椿的性格再加上自己出身的低微，对朱悦爠一系的挑衅根本不敢反驳，不过好在他们父子本身是遵纪守法的贤王，再加上和皇帝关系好。成化帝对朱悦爠的后人一顿申斥，这才平息了蜀王王位纷争，最后的蜀王都是朱悦菼的后人。

明朝末年在位的蜀王是朱至澍。当时张献忠率领大军在四川一代攻城掠地，这位朱至澍没有利用自己有权有势有钱的优势组织军队修筑城墙抗击张献忠。等到张献忠打得差不多了，直奔成都而来。面对危险，他才想起悬赏杀敌，可惜这个时候人都跑的差不多了，有钱也没用了。朱至澍这个时候想到唯一一件事就是逃跑，只要离开成都张献忠能奈我何。

成都的官员和百姓一听蜀王贪生怕死要逃跑，赶紧前来劝谏，表示蜀王是成都百姓的支柱，他要是逃跑，谁还会留下保卫成都，朱至澍眼看众怒难犯只得返回蜀王府。

不久成都被张献忠攻陷，朱至澍想起张献忠在湖北把楚王喂鱼的惨状就不寒而栗，与其死得那么惨不如自己死，可是自己就这样孤零零的上路太寂寞，于是带着自己的妃妾跳进王府的八角井自杀，随后张献忠攻进蜀王府，没逃了的宗室被俘后都被杀了被害，蜀王的财宝全成了张献忠的。蜀王一系自此烟消云散。

不过朱椿还是有后人一直生活到现在并且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他的一个后代逃亡到广汉，几代之后一名叫朱深秀的人迁居彭州，而朱深秀之孙朱益淳是个头脑精明的商人，靠作茶叶生意成为彭州一大望族。这一支后来出了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的朱清时。

朱椿在洪武23年（1390）就藩成都后，蜀王府长史陈南宾按例向朝廷奏请5万石禄米。

但朱元璋认为，云南刚平息不久，大军所需粮饷都是由四川供给，四川百姓负担较重，如果再承担蜀王的岁禄，老百姓就更苦了。

所以，朱元璋回复说：“蜀王禄米，宜且停五年。”如果蜀王想申请赏赐，由朝廷运送银两过来。

朱椿的运气不算好。5年后，按说就该恢复领取5万石禄米的待遇了，结果朱元璋反悔了。

洪武28年（1395），朱元璋重新制定宗藩俸禄制度，并成为后世执行的定制。

重新制定制度的原因，用朱元璋的话说，是“朕今子孙众盛”，如果亲王们都领5万石米的岁禄，朝廷负担就重了。

况且，“天下官吏军士多，俸给弥广”，等着领朝廷俸禄的还有那么多，不得不精打细算过日子啊！

朱元璋把诸王召集到京城，当面解释了原因，并给出了新的俸禄标准：

亲王一万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以200石递减，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100石递减；公主及驸马2000石，郡主及仪宾800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以200石递减，县君、乡君及仪宾以100石递减。

如此一来，亲王的年薪相当于只有240万元了。但这个年薪，日子还是过得不错。因为亲王的收入，不仅仅只靠这笔年薪，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收入。

到明朝中后期的嘉靖、万历年间，随着各地宗室人口的膨胀，岁禄开支成为朝廷的一笔不小的负担。对宗室限薪，势在必行。

嘉靖44年（1565），制定了《宗藩条例》，其中规定：

亲王岁禄还是一万石米；郡王不管是新封的还是袭封的，都减为1000石，而且米占三成，其余七成折算成钞；王府下的将军、中尉，虽然岁禄不变，但将军级别的，米也只占三成，其余七成是钞；中尉级别的为四成米、六成钞；郡主、县主、郡君、乡君及仪宾，二成米、八成钞。

时任蜀王朱宣圻很会来事，主动为朝廷减轻负担，申请削减1000石岁禄，受到嘉靖帝的大力表扬。

万历33年（1605）四月，朱宣圻“以赡养不敷，求复原辞禄米一千石”。万历帝“特许之，仍不为例”，恢复了蜀王一万石岁禄的待遇。

具体到蜀王府，蜀王整个宗室一年的岁禄又是多少呢？

万历版《四川总志》记载了一组数据：“蜀府岁支禄米一万石，内江、庆符、石泉、德阳、南川等府各禄米一千石，每郡主岁支实米五百石，每县主岁支实米四百石，成都广丰、广宁二仓，岁拨收米二十六万七千八百九十余石。”

每年近27万石的禄米，全由四川本地官府和老百姓承担，经济压力还是不小的。

历代蜀王多次得到皇帝的丰厚赏赐

除了岁禄，蜀王还经常受到朝廷的赏赐。

如“绢、布、盐、茶、马、草等，各有支给”，“又有草场、滩地之赐”，婚丧嫁娶、修建宫殿城池，为宗室服务的仪仗、卫队、官员以及宗室遗孀等的临时性补贴，更是难以计数。

成化9年（1473），明宪宗一次性就赐给已故的汶川郡王王妃蒋氏“食米三百石”，赐给永川郡王女儿、新都县主“食米二百石”。

以首任蜀王朱椿为例，永乐14年（1416），因揭发同母弟弟、谷王朱橞谋反有功，朱椿入朝觐见明成祖朱棣，朱棣对朱椿的赏赐非常大方：

黄金200两，白银1000两，钞4万锭，一条玉带，金织衮龙紵丝纱罗衣服9件，紵丝纱罗各50匹，绒锦10匹，彩绢1000匹，兜罗棉10条，高丽布100匹，白米1000石，胡椒1000斤，良马10匹，金鞍两副。

这已经算够多了，但朱棣觉得还不够，又赏赐朱椿，出手更大方：

白银4500两，钞10万锭，米一万石，紵丝500匹，纱罗各250匹，绢1000匹，兜罗棉60条，苏木5000斤，胡椒3000斤，珍珠192两，马105匹，金鞍两副，火者（受阉的仆役）100人。

朱椿把朱棣两次赏赐的物品装车，准备返回成都。

朱棣觉得朱椿的车上还可以装更多东西，又赏赐白银3000两，米一万石，杂紵纱罗绢2000匹，马100匹，火者100人。

不仅如此，朱棣还爱屋及乌，对跟随朱椿到京城的蜀王府官吏，也给予了赏赐。

朱棣对其他藩王也是这么慷慨大方吗？答案当然不是。

因为朱椿识大体、懂大局，关键时刻忠心拥护朝廷，所以很得朱棣信任。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朱棣对朱椿的赏赐“倍诸藩”，也在情理之中了。

除各种临时性的赏赐外，历代皇帝还对各亲王冠以各种名目的赏赐。

一是新皇帝登基，要对各地亲王加以赏赐，以示普天同庆。

洪熙元年（1425）七月，明仁宗朱高炽即位，赏赐各地亲王，其中蜀王获赏白银300两，文绮10表里，锦3匹，纱罗各10匹，兜罗锦3匹，西洋布5匹，钞2万贯。

正统元年（1436）五月，明英宗朱祁镇登基，赏赐各地亲王“一扇”。

这算比较抠门的了，不过礼轻仁义重，普通的扇子，由皇帝赏赐，其意义大不一样。

天顺8年（1464）二月，明英宗朱祁镇经夺门之变后第二次登基，赏赐各地亲王白金文绮，又赏赐蜀王世子白银300两，紵丝罗10表里，纱10匹，棉3匹，钞2万贯。

二是对蜀王的进贡给予回赏。

嘉靖39年（1560）五月，蜀王朱宣圻向朝廷捐资黄金1000两、白银一万两，嘉靖帝“赐以金币，仍降敕褒谕之”。

嘉靖41年（1546）四月，朱宣圻又向朝廷进贡四川特产川扇，嘉靖帝回赐白银300两，文绮衣服3件。

万历24年（1596）二月，朱宣圻进贡川扇，万历帝赐银100两、大红罗衣一件，并亲笔回书以示嘉奖。

三是每年大庙或节日时，各地亲王或宗室进京，皇帝也要给予赏赐。

洪武35年（1402）九月？（这个时间有错误），朱椿进京拜见朱元璋，朱元璋赐朱椿钞2万锭，他的随从官吏也受到赏赐。

永乐2年（1404）二月，朱椿的世子朱悦燫进京拜见朱棣，朱棣非常喜欢这个侄子，赐钞2000锭。

永乐3年（1405）二月，朱椿入京。辞别时，朱棣不仅为他举行告别宴，还“赐赉甚厚，并赐其从官钞有差”。

还有其他的赏赐，这里不再赘述。

成都的良田沃土，蜀王府占了七成

除岁禄、赏赐等，蜀王府还有在地方上的收益，如地租、税课征收等。

朱椿刚到成都就藩，朱元璋就把“成都府万年池及南渎庙池”的地租，赏赐给了他。

朱元璋还把成都税课司“都司东，洪武间建，钦赐蜀府”，商税成为蜀王府的一大笔日常收入。

这笔收入甚至影响到了民生。弘治2年（1489），四川遭遇饥荒，朝廷把蜀王府的“土地利息、税司课劝扣一年”。

朱元璋后来又把大量庄田赏赐给朱椿。清嘉庆《金堂县志》记载，朱元璋“以三学（山）、云顶（山）及走马滩，赐蜀藩为金雁庄”。

有资料说，朱椿有300多个王庄，每天由一个王庄提供膳食，一年才轮换一遍，“富无与比。”

清嘉庆《四川通志》记载，金堂县南有一座金线庄，是“明蜀府仪宾冯时美故庄”。明孝宗朱祐樘曾经一次性地赐给“寿王保宁王府田四百三十顷有奇”。

朱元璋曾规定：“郡王诸子年十五，人赐田六十顷，为永业。”这些田地，是新增的，不是从王府固有的田地中赐予的。

不过，在洪武28年新的标准中，永业田制度被废除。

抗倭名将、曾任四川巡抚的谭纶说，蜀王府拥有广大的庄田，是蜀靖王朱友堉奏请归还二护卫军后，那两个护卫军的军屯田地全归了蜀王府。

到万历34年（1606），四川巡抚孔贞一上奏朝廷说，四川向来有沃野的说法，成都府11个州县的良田沃土，蜀王府占了70%，军屯20%，老百姓只占10%。

蜀王府为什么会占有这么多土地？

除朝廷赏赐、私下占有外，还有接受投献这一方式，投献是指主动把田地投靠蜀王府。

成都市龙泉驿区档案局（馆）的胡开全先生认为，这一方式在明朝中后期比较普遍，原因在于老百姓的赋税负担沉重，把田地投靠王府，可以逃避相关赋税，因为王府的田地是不用承担朝廷赋税的。

在承担朝廷沉重赋税和只须缴纳王府地租的选择上，老百姓当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作为王府，也乐意接受投献。

投献蜀王府的百姓，《明史》称之为“蜀中奸民”。

另外，蜀王府还有一种非常“高明”的攫取土地的手段通过修建寺庙的方式，让土地归为王府所有。

朱椿到成都就藩不久，听闻灌县秀峰山（今都江堰市赵公山）风景如画，遂捐钱让工匠在山上修建上皇、中峰道观寺庙，又建一亭子，取名“蜀府官山”。

如此一来，这座山就成了蜀王府的私有财产。

蒲江县有一座圆觉寺，始建于北宋淳化元年（990）。在万历2年（1574）的一座石刻上，有“南川王府所属圆觉寺”字样。

这说明，本来是己有的寺庙，也成了蜀王府的私有财产。

王府占有大量田地，并不是只有蜀王府才这么做，其他地方的王府做得更过分。

明朝中叶后，景王、潞王在湖广等地的庄田达4万顷，福王的庄田有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

吉王在长沙有田地七八十万亩，长沙、善化两县田地的40%，都是吉王的。河南全省的土地，一半是各大王府的。

那么，蜀王府到底有多少田地？

没有具体的数字。张献忠占据蜀王府后，把王府的各种图集、田册付之一炬，所以无从得知。

严世蕃制作富豪榜，蜀王占据首位

蜀王府的富庶，当时是天下闻名的，被称为“首富”。

明朝人王世贞在他的笔记《弇州史料后集》中，记载了首辅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做的一个富豪排行榜。

严世蕃这人对财富一向比较热衷，每当他的财产新增加100万两，就要开一个盛大的庆祝酒会，让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喜悦。

这样的庆祝酒会，一共开了4次。不过，后来严家被抄家时，财富远不止这个数目。或许是因为钱增加得太快、太容易了，他已没有当初的喜悦感了。

严世蕃闲得无事的时候，曾经与亲信“屈指天下富家”，也就是制作了一个富豪榜。

这个富豪榜有标准，分为首等和二等，资产白银50万两以上，才有资格进入首等。

首等榜上一共有17个富豪，包括蜀王朱让栩、黔公沐朝弼、太监高忠、太监黄锦、成国公朱希忠、魏国公徐鹏举、都督陆炳、太监张永的两个任职锦衣卫的侄子、山西有3人、徽州有两人，贵州土官宣慰使安仁等。

榜单明确表明：蜀王占据富豪榜首位。

与严世蕃富豪榜相对应的是，明朝人陆釴也在他的《病逸漫记》中说：“天下王府，惟蜀府最富。”

谭纶也说：“蜀府之富，甲于天下。”

同为明朝人的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蜀藩“富厚甲于诸王，以一省税银皆供蜀府，不输天储也”，蜀藩“拥厚赀，为世指名”。

张瀚曾经到过成都，他的话点出了蜀王府富庶的一个原因。

万历年间曾任工部尚书的内江人何起鸣，在《条议宗藩至切事宜疏》中分析说：“查得分封地方，山西、湖广各十处，河南七处，陕西四处，江西、山东各三处，四川、广西各一处。”

四川只需要供养一个亲王，而四川向来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其产则有五谷、六畜、金银、竹木、丝麻、木棉、盐油、铜铁、药物之利，足以丰殖，不假他方。”

万历帝朱翊钧上位后，在弟弟潞王、儿子福王就藩时，赏赐了数以万计的庄田及其他财物，使得他们的财富超过了蜀王。

尽管如此，蜀王仍是富有的。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从蜀王府攫取了大量财富。彭山江口沉银中，打捞出不少原属蜀王府的金银财宝。

末代蜀王朱至澍在危难之际，仍吝啬得不愿把财富拿出来招兵买马自保。

一座金山，最终也未能保住，自己倒落了个投井自杀的下场。

清朝人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成都有虎》中记载，清顺治年间，清兵在被毁成废墟的蜀王府中捕猎，还经常在废宅中找到为数不少的金银，“或盈千累百，或数十金”，这种情况持续了两三年。

虽然蜀王府占有了大量田地，一些老百姓失去土地，转为流民或佃户，挤压了民众的生存空间，但成都府在整个明朝却很少发生动乱，也没出现大规模的流民流离现象。

这说明，蜀王府对民众的压迫并不是很重，甚至蜀王府还在与地方势力争夺田地的过程中处于弱势。

末代蜀王朱至澍时，蜀王府百户杨琨的儿子杨桂，霸占蜀王府田地不交租粮，并围攻蜀王府，就是一个例证。

懵懂的末代蜀王要钱不要命

公元1644年，张献忠率军大举攻入四川，并于当年7月分兵三路向成都进发。此时成都尚有三万精兵，士民踊跃上城守卫，各地援军也先后到达，成都百官都聚集到蜀王府听从蜀王统一调遣，颇有一番众志成城的气势。按照当时的形势，只要不出大的差错，守住成都还是很有可能的。

“八大王”张献忠，比李自成的名声可要恐怖多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的消息传到了成都。神器无主，瞬间让一些人动起了心思，撺掇蜀王“监国”（临时代理皇帝职权）。大敌当前，蜀王朱至澍却经不起诱惑，居然公然在百官面前讨论起此事。

此时的成都群臣，以四川巡按御史刘之渤为首，具体的城防工作也是他在布置。当他听到蜀王居然要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又气又怒，当即冲出王府，跳进了金水河，还一边大呼：“我这就去见大明的历代先帝！”

刘之渤还是被人救了起来，但他又把自己关在家里，三天不出门。他一“罢工”，成都城防立刻松了下来，农民军的细作乘机潜入到了城内。

到了第四天，刘之渤终于在百官的请求下出门了。他带着百官来到蜀王府，商讨御敌之策。他对蜀王说，现在成都城内已经不稳，请蜀王拿些钱出来，犒赏军民，把士气重新提振起来。

按理说，这个建议并没有什么问题，成都府库早就空了，就只剩蜀王府有钱，而且一旦城破，蜀王一家必死无疑，于情于理，这都是蜀王“毁家纾难”的时候。

但朱至澍给出的回答却让人无言以对，“孤库中钱粮有数，只有承运殿一所，老先生等拆去变卖充饷”，这简直是在耍赖皮了。

刘之渤厉声说道：“殿下！承运殿无人买得起，唯有李自成是受主！”（注：当时张献忠还没有称帝，名义上还是李自成的属下。）你这样一毛不拔，那就等着李自成来拔你的毛吧！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结果还是“蜀王终不悟”，要钱不要命，还真是明末藩王的共同基因。蜀王都不肯出钱，其他人就更不愿意了，当天成都的郡王、缙绅就逃跑一空。

几天之后，成都军民就在没有军饷和赏赐的情况下，跟张献忠率领的农民军陷入苦战。最终，农民军里应外合，炸塌了成都城墙，涌入了城内。

这个时候，蜀王才知道自己将迎来多么悲惨的结局。他可能会想到，李自成攻破洛阳后，万历皇帝的亲儿子福王朱常洵，被炖成了一锅人肉汤；可能会想到，张献忠攻破襄阳后，襄王朱翊铭痛哭流涕跪求免死，却仍然免不了身首分离；还可能会想到，农民军所过之处，没有一个宗室能够免于一死。可他并不知道农民军为什么这么恨他们，但蜀王一系的结局已经不可避免了。

绝望的朱至澍跟王妃一同跳进了王宫里的琉璃井中。

三天之后，蜀王尸体被捞了出来，张献忠亲自砍了三刀，然后让人抛进了锦江。蜀王宗室及家人总计数万人，除了一个远支的郡王逃出生天之外，全部被杀。至于蜀王府的巨额财富，一些在战火中化为灰烬，还有一些成为了今天“张献忠江口沉银遗址”的一部分。

蜀王朱至澍没有他先辈的运气，没能埋在蜀王陵的风水宝地中。他的悲剧，有他自己的愚蠢和吝啬的因素，但实际上，他和明末其他惨遭屠戮的藩王一样，是为几百年来贪欲无止境的宗室还债。这样的悲剧，心疼儿孙的朱元璋倘使看见，不知道该作何感想？老朱，都是你乞丐抠门基因给后带来的不幸。

民间不靠谱传言：蜀王会炼金之术

在民间，关于蜀王府如此富庶的原因，还有一个传说：朱椿就藩成都时，朱元璋赐给了他炼金之书。

在清朝人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彭遵泗的《蜀碧》、嘉庆年间王昶等人编修的《直隶太仓州志》、徐鼐的《小腆纪传》等书中，都记载说朱元璋曾赐给朱椿“鸿宝之书”。

吴伟业在《绥寇纪略》写道：“盛传蜀王能作黄金。自献王得鸿宝之书于内府，子孙善黄白冶化，然皆积不用。”

《直隶太仓州志·杂缀》更是把此事说得有声有色。

一个自称是蜀王府内江郡王乳母之夫的老囚犯说，炼金之术出自一个叫铁冠的道人，他把炼金术传给朱元璋，以此资助朱元璋起兵。

朱椿到远离京城的成都就藩，那时成都因地处西南远离中原，在时人看来是很偏僻的地方，朱元璋觉得很亏欠朱椿，就把炼金之书赐给了他。后来，此书被焚，失传了。

这个传说当然只能是传说。如果真有炼金术，明朝中后期，朝廷就不会为财政入不敷出焦头烂额了，崇祯帝朱由检也不会因为拿不出银子而低三下四地向朝臣们借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