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第一位踏上日本本土的中国将军
在日本投降书上,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的代表,时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的名字紧跟在美国代表尼米兹将军之后。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军民浴血奋战八年,以伤亡3500万人的代价,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为二战的胜利做出了的重要贡献。二战胜利之际,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空前提升。除了参与组建联合国并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外,在密苏里号举行的受降仪式上,中国作为大国代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签字国。
图:徐永昌将军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
徐永昌将军在美军的指引下登陆密苏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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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降仪式之前,徐永昌将军视察东京湾。作为第一位踏上日本本土的中国将军,徐永昌面对东京湾上的各国舰队,感慨万千地对随行人员说:“甲午之役,果能一胜,则我海军今日不悉何似?”受降仪式之后,当时有记者采访徐永昌,希望他在这胜利的时候能向国内的人说几句话。徐永昌思考一番之后,说道:“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今天每一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也可同样的回想一下过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当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
为纪念东京湾受降,徐永昌还将自己签字时所用的钢笔刻上“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二日在东京湾签日本降书之笔”的字样,装入一个镌有“万邦咸宁”的绒盒内,并将其献给了政府。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密苏里号,各国将士翘首企盼胜利的时刻
1945年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战败国,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
图: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签字受降
花絮:麦克阿瑟5支金笔签字见证历史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麦克阿瑟在签字时特意用了5支笔。后来他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了身边的人。
麦克阿瑟用第一支笔签了“道格”两字,送给站在身后的美军中将温赖特;第二支笔接着写了“拉斯”,然后送给英军司令珀西瓦尔;第三支写了“麦克阿瑟”就收起来,送给美国政府档案馆;第四支笔签了职务“盟军最高统帅”,送给他的母校美国西点军校;第五支笔签了年月日后,送给爱妻琼妮。
麦克阿瑟之所以要将两支笔送给温赖特和珀西瓦尔,是因为1942年3月,在日军集中兵力大举进攻菲律宾巴丹半岛的美、菲军队时,美国政府为防止麦克阿瑟上将成为日军俘虏,命令他立即将指挥权交给刚接任驻菲美军司令的温赖特,然后派专机将麦接走。
麦克阿瑟走后,心里总觉得对不起温赖特。不久,巴丹半岛沦陷,温赖特和原英军驻新加坡司令珀西瓦尔以及美、菲约5万名官兵都成了日军俘虏。温赖特和珀西瓦尔被日军关押在沈阳集中营。在牢中3年,他们吃尽了日本人的苦头,险些被折磨死。麦克阿瑟邀请两人一同参加受降仪式,就是想让这两位死里逃生的战友享受一下胜利的喜悦,让他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昂起头来。
历史是不容被涂抹的,一如麦克阿瑟的潇洒和他的5支笔,被当成了胜利的纪念,永远地铭记了下来。
中国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签字受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商震将军陪同。
有很多人疑惑为什么1945年受降的时候,蒋介石不派何应钦、陈诚去,派了一个晋系的徐永昌去?有当时日本虽然投降,但国共内战一触即发,何应钦、陈诚作为陆、海军最高统帅,受降期间在国内指挥,接收日军物资,比远赴日本走过场要重要得多。实际上何应钦是坐在8月份的“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受降席上的,密苏里上的投降仪式真的就是走过场。
二战四大战胜国中美英苏国旗,代表中国的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二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一身戎装
蒋中正不仅是同盟国中国国内战区的最高统帅,而且包括缅甸战区,菲律宾战区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包括中国,缅甸等几个国家合称为中国战区。
宣布抗战胜利后重庆民众夹道欢迎二战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先生
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巡视山东,在济南接受当地父老呈献“民族救星”锦旗,也是山东父老的心声。
1945年9月3日,陪都重庆,中国人民高举同盟国领袖的头像庆祝胜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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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二战海报:上面写着“中国,第一个投入战斗的国家”
美国二战海报:中国是我们和日本战斗的第一个盟友,象我们150年前争取民主一样支持中国
签字仪式在密苏里战列舰前甲板2号主炮塔右侧举行。日本投降使者衣冠整齐但表情复杂,在场的美军第10集团军司令史迪威在回忆录称“当我们凝视他们时,他们忍辱受屈的脸上表现出凶残仇恨的神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他的臣民宣示结束罪恶的侵略战争: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对于战胜方而言,日本并不是这样就可以终止战争,必须举起手来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国政府与日本陆海军向同盟国投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日本投降使者同时呈交正式的天皇《投降诏书》与大本营《关于陆海军投降的总命令》(即盟军最高统帅部《第1号命令》之翻版)。上午9时,仪式开始,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简短致辞后,令日方代表在《降书》(InstrumentofSurrender)签字。
战败国日本签字人
战败国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与政府,日军大本营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大本营在投降书分别签字。
重光葵与梅津美治郎本没有列入东京国际军事检察团拟定的甲级战犯名单,苏联检察官在正式起诉前夕才到达东京就任,立即要求追加重光葵与梅津美治郎为甲级战犯嫌疑。
重光葵(1887-1957),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即进入外交界,二战期间最高职务是1943年4月至1945年4月的外务大臣,日本在这个特殊的时段恰好无外交可言,重光葵因而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罪责最小的外务大臣,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处以最轻的7年徒刑,1954年继冈崎胜男(投降使者之一)任鸠山一郎内阁外务大臣,1956年主持谈判、签订《日苏共同宣言》,结束两国战争状态。
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期间,重光葵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是处理该事件的首席代表、《“济案”协定》签字人。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期间,重光葵又任首席谈判代表,与日军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第3舰队参谋长岛田繁太郎同在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此前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纪念天皇生日集会重光葵被朝鲜义士尹奉吉炸断左腿、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被炸死。
苏联检察官提出追加重光葵为甲级战犯嫌疑人的理由是重光葵1936-1938年任驻苏大使时侵犯了苏联利益,特别是张鼓峰边境冲突事件及重光葵参加的外交谈判,苏联早已将重光葵列为敌对分子。
梅津美治郎(1882-1949),陆士15期毕业生,1934年5月-1935年8月任中国驻屯军司令期间压迫中国签订《何梅协定》,七七事变时任陆军省次官,1938年5月-1939年9月任山西第1军司令,仅凭这几条梅津美治郎就是重要侵华罪犯。梅津美治郎任关东军总司令将近5年(1939.9-1944.7),既远离东京,又远离亚太主战场,从而避开了更多罪责。东条英机下台后,梅津美治郎出任参谋总长收拾残局。8月14日天皇裁决投降,由梅津美治郎主持,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陆军教育总监土肥原贤二、第1总军司令杉山元、第2总军司令畑俊六、航空总军司令河边正三6人共同签署《陆军坚决遵旨行动》的特别文书。
“九一八事变”以来有五任参谋总长,“九一八事变”当事者金谷范三已病亡,任职最长的闲院宫载仁王是皇族,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杉山元自杀,东条英机算作首相,梅津美治郎不巧成为列名甲级战犯的唯一代表。加以日本陆军的罪孽深重,梅津美治郎既然进去了至少就是无期徒刑。梅津美治郎病死于巢鸭监狱,狱中曾皈依基督教。
苏联方面对梅津美治郎的最大忌恨是1941年的“关东军特别演习”破坏日苏中立关系、牵制苏联对德作战。
美国国务院对《波茨坦公告》初稿的解释中曾提出必须由天皇在投降书签字,征求各国意见时英国首相艾德礼怀疑这是否明智,最终达成的共识是不强令天皇或皇族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出席签字仪式。
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受降,他身后站立的是各签字国代表。
中国受降将军徐永昌: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
1945年9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将军,率领中国代表团来到了东京湾,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在58岁之年,徐永昌登上了人生最高点,留下了千秋万岁名。
这一天的早上,由中国代表团最先出发,登上了美国密苏里号主力军舰。当徐永昌率领同仁从扶梯走上军舰时,军乐奏起。其后,盟国各国代表团依次登舰。
受降会场布置在军舰的甲板上。上午9时,受降签字仪式正式开始。徐永昌站立在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的左侧。两人的身后,分别是中美两国的代表团成员。徐永昌的左边,依次是各国代表团的团长,每名团长的身后都肃立着该国代表团成员。
在他们的面前是日本代表,中间隔着一张桌子。在麦克阿瑟将军发表了简短讲话之后,签字开始。顺序是这样的,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以及日本政府签字,然后是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签字。接下来是盟国代表签字受降:麦克阿瑟代表盟国签字,然后是尼米兹代表美国签字,接着是徐永昌代表中国签字,此后依次是英国、苏联、澳洲、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代表签字受降。
二百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记者到了现场,记录这一人类历史的重大时刻。有记者请徐永昌对国内的人说几句话。他说:“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假如他的良心告诉他有过错误,他就应该勇敢地承认过错而忏悔。”在举国欢腾之际,这番话有点不合时宜。5年后,徐永昌解释自己为何会说这番话:“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圉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
胜利并没有让徐永昌开怀许久,在他心中,有着各种远忧近虑。他的同仁似乎也还没来得及为这一场胜利做好迎接的准备,在受降的前一天晚上,他的随从丢失了原先备好的用来签字的笔,他于是赶紧让内弟到东京的街上买笔,才避免了一场尴尬。
这一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说:“雪耻之日志(按:1928年济南惨案以来的日记),不下15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地投降了。50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屈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
1928年,日军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派兵进驻济南,在济南大肆展开杀戮。从这一天起,蒋介石一直坚持写“雪耻日志”。徐永昌签字受降前两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还为了英国拒绝把香港归还给中国而痛愤不已。
对于国民党而言,抗战胜利的确并不意味着完全雪耻,因为新耻已经纷至沓来,比如英国不归还香港、苏军盘踞中国东北,这些既困扰蒋介石,也萦绕在徐永昌的心头。9月3日,中国代表团的同仁准备在东京设宴畅饮,并将这视作“痛饮黄龙”。徐永昌极力劝止,事情没有做成,同仁对此心有遗憾。
徐永昌在日记里说:“诸人不悟忧难之将临,似怪余不尽人情者。”
战胜国签字人
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作为同盟国的总代表主持受降,《降书》特别写明了日本向同盟国投降,而同盟国即《波茨坦公告》署名的美国、中国、英国与附署的苏联四大强国,战胜国方面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代表出席,麦克阿瑟致辞时身后站立第一排9人就是各签字国代表。
同盟国代表麦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1880-1964
1935年麦克阿瑟卸任美国陆军参谋长,赴菲律宾任军事顾问,1941年7月太平洋战云密布时,麦克阿瑟被美国政府召回现役任美国远东陆军司令,1942年4月任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1945年4月美国决定撤销太平洋战场两大战区,麦克阿瑟的职务又回到美国远东陆军司令。8月15日,杜鲁门总统宣布麦克阿瑟任盟军最高统帅,主持对日受降与占领日本。无仗可打了,麦克阿瑟梦寐以求的亚太战场最高指挥官终于不能实现,而盟军最高统帅实际上不仅不能指挥他国军队,就连旗下美军也急剧减少。麦克阿瑟时年65岁,已有8年不曾踏上美国本土,本该解甲归田,不料又在改造日本的新舞台上再叱咤风云6年。
8月30日,麦克阿瑟座机从马尼拉飞往本州岛神奈川县厚木机场,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艾克尔伯格与第11空降师官兵在此迎候,麦克阿瑟随即驱车前往横滨市设立前方指挥所。
9月2日签字仪式结束后,麦克阿瑟发布命令在日本全国实行军管,重光葵闻讯后于3日清晨赶往横滨求见,劝说麦克阿瑟保留日本政府功能实现占领的目的,不要使用军管手段。麦克阿瑟仔细听取了重光葵的陈述,决定收回成命、立即取消军管。
美国代表尼米兹
ChesterNimitz,1885-1966五星上将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舰队遭受惨重损失,司令金梅尔被追责免职,56岁的海军部航行局长尼米兹少将临危受命,圣诞节夜赶赴瓦胡岛收拾残局,一个月后就奋力发起反击,企业号、约克城号航母编队攻击了日军在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的基地。4月尼米兹兼任盟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太平洋战场尼米兹、麦克阿瑟两大统帅争雄,陆军、海军谁的功劳最大也许永远争辩不清。杜鲁门将盟军最高统帅一职给了麦克阿瑟,这让海军愤愤不平,但陆军毕竟是国家第一军种,麦克阿瑟的资历也远超过尼米兹(1930年麦克阿瑟任陆军参谋长时尼米兹才是第20潜艇分遣队上校司令)。
8月29日,美军第3舰队司令哈尔西率部首次驶入东京湾锚泊,次日尼米兹与哈尔西分别从南达科他号、密苏里号战列舰登陆神奈川县横须贺港,日本横须贺镇守府司令户冢道太郎海军中将正式交出横须贺基地,尼米兹在此主持升旗仪式,作为美国海军征服日本的象征。9月1日尼米兹赴横滨拜会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杜鲁门为了平衡陆海军利益,将日本投降式安排在海军军舰上举行,尼米兹代表美国出席,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破例并排悬挂陆海军五星上将旗。
10月5日美国举办“尼米兹日”,这一天的活动包括尼米兹在参众两院发表演讲、乘坐敞篷车游行、接受总统授勋。11月尼米兹回国任海军作战部长,一年后退役。
中国代表徐永昌
XuYongchang,1887-1959,上将
徐永昌幼年即入宋庆的武卫左军,曾就学随营学堂、陆军部将校讲习所、陆军大学,1920年始为直系孙岳部属,参与1924年北京政变,后接替孙岳统辖国民军第3军,1927年率部加入晋系,1935年首批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1938年1月徐永昌参与中枢、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签字当日徐永昌发表感慨,大意是中国自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始长期遭受日本侵略、欺凌,今日得以扬眉吐气,从受害一方说,应当“自固吾圉,改良政治”。
英国代表弗雷泽
BruceFraser,1888-1981,海军上将
战争期间弗雷泽曾任皇家海军本土舰队司令,1943年12月指挥北角海战击沉德军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1944年8月后任英国东方舰队司令、太平洋舰队司令,战后1948年任第一海务大臣兼海军参谋长,1951年领海军元帅衔退役。
苏联代表杰列维扬科
KuzmaDerevyanko,1904-1954,中将
杰列维扬科1942年5月4日任西北方面军第53集团军参谋长,后任第57集团军参谋长、近卫第4集团军参谋长,参加库尔斯克、布达佩斯、维也纳等作战,1945年4月晋升中将。欧洲战事结束后由近卫第4集团军的司令、参谋长转任远东第35集团军司令、参谋长。8月9日远东战役第35集团军担任虎林、密山方面作战,时任司令扎赫瓦塔耶夫中将、军事委员丘布诺夫少将、参谋长沃隆佐夫少将,杰列维扬科应当在此前数日被任命为苏军驻盟军最高统帅部代表。8月25日杰列维扬科抵达马尼拉(未赶上19-20日的洽降),27日奉命代表苏联出席日本投降仪式,12月任盟国对日委员会苏联代表,1951年离任回国。
在日本期间,杰列维扬科的一项特殊使命是考察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情况,有关报告对苏联研制原子弹极有参考价值。杰列维扬科可能遭受核辐射而患病,于1954年去世。杰列维扬科为何在风云变幻的战争年代连任三年多集团军参谋长?凭什么成为旷世大典上的大国代表?在将星如云的苏军中杰列维扬科寂寂无名,又过早去世,其事迹在文献资料中难以寻觅。杰列维扬科出生于乌克兰,2007年乌克兰追授其乌克兰英雄称号。
澳大利亚代表布莱梅
ThomasBlamey,18841951,陆军上将
布莱梅曾参加一战、晋升准将,复员后曾任维多利亚警察局长,1935年受封爵士。1939年二战爆发被召集派往中东作战,历任澳军第6师长、第1军军长、英军中东副总司令,参加巴尔干战役等。1942年奉召回国,以澳大利亚陆军司令身份先后兼任美澳联合司令部副司令、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陆军司令。但布莱梅不仅指挥不了美军,澳军也常被麦克阿瑟直接调遣。麦克阿瑟根本看不上这个胖子“警察局长”,1943年初西南太平洋战区新设第6集团军建制,集团军司令克鲁格、第7舰队司令金凯德、战区空军司令肯尼被麦克阿瑟称为他手下的“三K党”,布莱梅的陆军司令形同虚设。布莱梅在麦克阿瑟手下艰难共事,直至麦克阿瑟北上攻打菲律宾,从婆罗洲到所罗门群岛所有地域作战全由澳军独力担任。
布莱梅9月9日在马鲁古群岛北端的莫罗泰岛主持日本陆军第2军,海军第23、25特别根据地队投降仪式。《第1号命令》公布的6名受降指挥官,布莱梅是唯一出席两次对日受降仪式者。布莱梅1950年获元帅衔,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防部广场以他命名。
加拿大代表科斯格罗夫
LawrenceCosgrave,1890-1971,陆军上校
科斯格罗夫毕业于皇家加拿大军事学校,一战时因伤一目近乎失明,太平洋战争期间任驻澳大利亚武官,战后最后任职驻葡萄牙代办。投降书签字时,交付日本的那一份科斯格罗夫没有紧挨布莱梅名字而是空一行签名,即占用了法国代表位置,致使后四名代表签字位置全错。日本人在离开现场前发现了这一错误,认为有损文件合法性,无法向天皇、国会交差,当即提出交涉。麦克阿瑟令参谋长萨瑟兰处理,萨瑟兰用钢笔将文件上四名代表对应的国名一一涂改而轻易搞定。
法国代表勒克莱尔
JacquesPhilippeLeclerc,1902-1947,陆军上将
法兰西之战时勒克莱尔任第4师参谋长,败退至英国后加入自由法国,后在北非作战,诺曼底登陆时任法军第2装甲师长,指挥攻占巴黎、斯特拉斯堡作战,1945年任法军远东总司令。9月12日,勒克莱尔又在新加坡出席了日军南方军、第10方面舰队投降仪式,仪式由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海军上将主持。法国人如此急于表现显然是为了挽回在亚洲的损失。战后勒克莱尔任北非法军总监,不久死于空难,追授元帅。现今法国陆军AMX-56主战坦克以勒克莱尔命名。
荷兰代表赫尔弗里奇
ConradEmilLambertHelfrich,1886-1962,海军上将
赫尔弗里奇1939年10月任荷属东印度军总司令。1942年1月美英荷澳四国政府决定成立“美英荷澳联合战区”(ABDA),英国陆军上将韦维尔任司令,韦维尔1月15日到达巴达维亚视事。2月12日赫尔弗里奇接替美军T.C.哈特任ABDA海军司令,ABDA海军在2月20日巴厘东海峡海战、2月27日爪哇海海战、28日巽他海峡海战遭遇惨败,仅荷兰就有2艘轻巡洋舰、3艘驱逐舰沉没,韦维尔无奈于3月9日爪哇岛沦陷前建议撤销ABDA。此时荷兰亡国已近两年,赫尔弗里奇与残兵败将待在锡兰岛打发日子。1945年赫尔弗里奇再任荷兰海军司令,战后任荷属东印度军司令,1949年退役。
新西兰代表伊西特
LeonardMonkIsitt,1891–1976,空军少将
伊西特1942年被派赴英国组建皇家新西兰空军海外总部,1943年7月任皇家新西兰空军参谋长,多次参加盟军最高军事会议,1946年退役进入商界。
盟军最高统帅部《第1号命令》规定各地日本陆海军部队向美中英苏澳五国统帅缴械投降,澳大利亚因而在签字国排名第五。其后的签字顺序为什么是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可能是以国名字母为序,若按战绩新西兰明显超过其他三国。
除麦克阿瑟注明盟军最高统帅外,11名签字者的职务、军衔并没有写在投降书上。签字者职务最低的是苏联杰列维扬科,军衔最低的是加拿大科斯格罗夫,但科斯格罗夫是外交官,责任大、地位高,不是一个集团军参谋长可以相比的,因此苏联代表杰列维扬科是12名签字者级别最低者。
大国苏联的签字代表级别显然太低,在美国人大出风头的地方,斯大林不会允许苏军统帅来捧场,斯大林曾经不满意在艾森豪威尔总部举行的德军签字投降式,惩处了出场的苏军代表,还逼迫美、英同意再举行一次以苏军为主的签字投降式。
签字现场的其他人物
奉命前来签字投降的日本使者共11人,在密苏里号战列舰甲板上分三排站立,前排是签字人重光葵与梅津美治郎,后两排是日本外务省、陆军、海军随员各三人。
第2排左起:大本营陆军部第1部长宫崎周一陆军中将,内阁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长官冈崎胜男,大本营海军部第1部长富冈定俊海军少将,内阁情报部第3部长加濑俊一,大本营陆军参谋永井八津次陆军少将。
第3排左起:军令部兼海军省原副官横山一郎海军少将,内阁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第3部长太田三郎,大本营海军参谋柴胜男海军大佐,首相秘书官杉田一次陆军大佐。
这9名随员战时劣迹相对较少,多有驻外经历,很少或没有作战部队主官经历,除柴胜男外陆海军随员战后都在内阁复员省、盟军最高统帅部任职,多人再度进入政界军界。日本人似乎清楚对劣迹的判别标准,办理投降的、与盟军最高统帅部打交道的都必须排除极端恶劣分子。
签字仪式在密苏里战列舰前甲板2号主炮塔右侧举行。日本投降使者衣冠整齐但表情复杂,面前长桌上摆放着即将签字的投降书,乃日本民族与国家命脉之所系,在场的美军第10集团军司令史迪威在回忆录称“当我们凝视他们时,他们忍辱受屈的脸上表现出凶残仇恨的神情”。参加典礼的美军将领身着制式衬衫军便服,高矮错落、姿态各异。背景的三联装406毫米主炮威风凛凛,旁观美军官兵或站或立,全然一副街头看热闹的模样,麦克阿瑟仅仅下令“任何人不能吹口哨”。现场没有彩旗飘扬、没有威武的仪仗队,这可能是史上最不严肃的世界级大典了。
美军众多风云人物出席:第1集团军司令霍奇斯,第6集团军司令克鲁格,第8集团军司令艾克尔伯格,第10集团军司令史迪威,陆军航空队司令斯帕茨,陆军航空队远东司令肯尼,太平洋陆军参谋长萨瑟兰,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司令魏德迈,第3舰队司令哈尔西,太平洋舰队两栖部队司令特纳,太平洋舰队海军陆战队司令盖格,太平洋舰队参谋长F.P.谢尔曼等。
麦克阿瑟的参谋长萨瑟兰(RichardSutherland,1893-1966)中将在仪式现场担任跑龙套,由于加拿大代表在一份投降书签字位置发生错误,这一偶然机会使萨瑟兰成为投降书第13位“签字”人。
萨瑟兰在修改交付日方的投降书时,对面站立者是日本内阁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长官冈崎胜男与内阁情报部第3部长加濑俊一,萨瑟兰左侧弯腰者是SidneyMashbir(1891-1973)陆军上校,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日文翻译与情报业务军官。此时正式仪式已结束,现场军官队形解散但尚未离去,有的在交谈,有的好奇地观望长桌上发生的事。
萨瑟兰早年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接受预备役军官训练,大学毕业后加入国民警卫队,1938年在菲律宾服役始跟随麦克阿瑟,1945年底回国,不久即退役。
除加拿大代表外,其它各国代表签字时都有随员陪侍在旁。陪侍麦克阿瑟的是战争初期被俘的菲律宾美军司令温赖特、新加坡英军司令珀西瓦尔(珀西瓦尔与杉田一次大佐在密苏里舰相向而立是颇有戏剧性的,1942年2月15日珀西瓦尔在新加坡福特汽车厂与日军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谈判投降条件,杉田一次就是现场联络与翻译)。陪侍尼米兹的是哈尔西与F.P.谢尔曼,后者是1949-1951年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陪侍徐永昌的是王之上校,后任中国驻盟军最高统帅部首席联络参谋。
历史档案:二战《日本战败投降书》
二战《日本战败投降书》:美国国家档案馆出版,内含裕仁天皇投降诏书,战胜国代表签名
战败日本:1,日本外相重光葵受命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2,日本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受命代表日本皇军将领总署
朕业于受诺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之首脑于波茨坦发表,而后且由苏联参加之宣言所揭载之各款项,对于帝国政府及大本营于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指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签字。
且根据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公布对陆海军之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弃武器,着实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款项,及由大本营公布之一般命令。御名御玺。昭和二十年九月二日,内阁总理大臣各国务大臣(印)。裕仁昭和二十年九月二日
二战《日本战败投降书》:美国国家档案馆出版,内含裕仁天皇投降诏书,战胜国代表签名
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在商震将军陪同下代表中国在投降书上签字。
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签字
附:日本战败投降书全文(中文版)
余等兹对合众国、中华民国、及大不列颠帝国,各国政府首脑,于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于波茨坦宣而尔后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之参加宣言条款,并根据日本政府,天皇,及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令代表受诺之。右述四国以后称之为联合国。
余等兹布告,无论日本帝国大本营,及任何地方所有之日本国军队,与夫日本国所支配下一切军队,悉对联合国无条件投降。
余等兹命令任何地方之一切日本国军队,及日本国臣民,即刻停止敌对行动,保存所有船舶及军用财产,且防止损毁,并服从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及其指示,对日本国政府之各机关所课之一切要求,应于以应诺。
余等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对于任何地方之一切日本国军队,及由日本国支配下一切军队指挥官,速即发布其本身或其支配下之一切军队无条件投降之命令。
余等兹命令所有官厅、陆军及海军之职员,命令其遵守其施行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为实施此投降文件,认为适当而其自己发出,或根据其委任发出之一切布告其指示,且命令右开职员,除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或根据其事务委任,与解除其任务以外,均须留于各自原有地位,且仍继续行使各个之非战斗任务。
余等兹为天皇、日本国政府、及其继续者,承约切实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条款,发布为实施宣言之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及其他特派联合国代表要求之一切命令,且实施一切措置。
余等兹对日本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命令,即速解放现由日本国支配下所有联合国俘虏,及被拘留者,且执行对彼等之保护、津贴、给养,及对指定地点之迅速运输等措置。
天皇及日本国政府统治国家之权限,置于为实施投降条款采用认为适当措置之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限制下。
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二日午前九时四分,于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签字之,并根据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及日本国政府之命令且以其名义。
重光葵
根据日本帝国大本营之命令且以下名义。
梅津美治郎
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二日午前九时四分,于东京湾为美利坚合众国、中华民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及与日本国存在战争状态之其他联合国之利益受诺之。
联合国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尼米兹元帅
中华民国代表徐永昌上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狄里夫杨柯中将
澳大利亚联邦代表浦列米
加拿大国代表柯司克列失
法兰西国代表克列克
荷兰国代表赫尔佛尼兹
新西兰代表依西特
蒋中正: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书
日本已向我们联合国家正式签订降书,世界反侵略战争至今已经完全结束了。我们中国八年来艰辛的抗战,到今天才算是达到了最后胜利的目的。今天是薄海腾欢的一天,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艰难备尝痛苦之余,应该庆祝鼓舞的一天。我们遥祭国父,告慰我们中华民国开国导师在天之灵,也可以告慰国民革命先烈和抗战期中慷慨捐躯的军民先烈之灵。我全国军民经过这八年来无比的痛苦和牺牲,始结成今日光荣的果实;这一个光荣的果实,是全国同胞每一个人所应该十分尊重的保持的,祇可使之发扬光大,不可使之有所损害,以至于丧失。中正个人感怀过去全国的奋斗,抚念当前的满目疮痍,更觉得感想万千,不知所云。
在此从战争到和平的紧要关头,我们正与各盟部,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侵略主义酿成的险恶局势,共同缔造东亚与世界普遍永久和平与安全;我们更须在四邻亲睦,四境安定之中,收拾战局,恢复秩序,救济收复区被难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遗族,安辑闾阎,医治疾苦。而且为使过去牺牲真正有代价,更必须在此时此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我全国同胞在过去曾经团结一致以支持抗战,争取胜利,在今后必能团结一致,使民主与统一共底于成,使民生主义的政策与计划在我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得以贯彻实施。因此在薄海欢腾同祝胜利之今日,仅以国民政府关于内政最重要最具体的方针,陈述于我全国同胞之前,共资策励。
第一、我们革命抗战的目的,不只是在战胜敌人,并且要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在此八年抗战之中,我全国军民,历尽艰辛,今当抗战结束之后,全国同胞应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全国人口大多数为农民,其次为工人,我们作战部队兵员的补给,以农民为主要来源,而后方武器与民生物资的生产以工人为基干。在此抗战的绵长岁月之中,工商都市大批残破不堪,于是军队兵员的补充,与国家战费的负担,乃大部分部落在农民的肩上。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农民之服役者,与工人之生产者,皆应使之早日减轻其义务与负担。
国民政府体念及此,决定在今日颁发明令,全国兵役,自今日起,一律缓征一年。全国军队现役士兵,亦由军政机关拟定退伍步骤,分期实施。国民政府对于战士授田的办法,亦已依照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纲领,次第订定,克期实施。凡我曾经陷敌各省本年度的田赋,一律豁免一年;后方各省亦定于明年度豁免田赋一年。并责成主管机关和地方政府,依照二五灭租的原则,参酌各地实况,拟订灭租办法,限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呈请国民政府核定,予以实施。我们认为,必须农工有喘息之机,而后社会有苏生之望;而且必须农村生活有提高的方法,而后工商都市有复兴的基础。所以国民政府为全国同胞谋休养生息的最低限度办法,不得不着重于农民与工人的负担之灭轻,使其生活得以改善。至于其它积极方面,民生主义政纲和政策之实施,国民政府自当视此为实现三民主义之首要,引为政府今后最大之职责。
第二、抗战结束之后,民主宪政不容再缓。国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实现理想的最要关键,还政于民,而国民大会是国民政府还政于民必经的阶段,也是国民革命必须完成的重要程序。在抗战发动之初,我们预期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全功于一役。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我们认为:宪政实施愈早愈好,因此召开国民大会不可再事迁延。我恳切希望全国同胞与各方贤达能一致真诚的为国为民尽量协助政府这一个政策,促成国民大会的及早召开,以祈求民主政治的及早完成,而不可再加以阻挠。当此长期抗战胜利结束的时期,正是建国大业开始的机会,政府施政的方针,必将本于大公,出以至成,祇要是在革命建国的最高原则三民主义不至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与,方能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
尤愿社会贤达,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共策和平建国的百年大计。而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政府甚愿博访,期无缺憾,就是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和其它有关的问题,政府亦可顺应舆情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至于保障人民自由问题,国民政府除已切实施行人身自由保障法以外,且已决定克期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使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并将制定公布政治结社法,使人民有结社的自由。务使各政党皆有共同的轨辙和合法的地位。如此,民主政治始能追溯英美以树立五权宪法的典型。总之,我们要实现民主政治,应以法治为宪政的基础,以宪政为民权的保障。军阀时代以武力作政争,藉地盘以自固的恶习,早成过去,决不是现代民主国家所当有,亦不是和平建国时代所许可。必使国内一切问题皆循政治方法求得解决,各方意见遵循法律轨辙以为标的,而后我革命先烈及全国同胞五十年来所共同祈求的根本大法,不至重蹈民国初年的覆辙,这是我们政府唯一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最迫切的需要。
第三、国家的统一,是近代立国绝对必需的要素,抗战结束之后,国家统一,必因国民全体的协力爱护而有坚实的保证。我们知道,国家统一是抗战胜利的保证条件,我们更要知道,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唯一基础。惟有统一的国家,才能收获最后胜利的成果;亦惟有统一的国家,才能保障民主制度,发扬民意,集中民力,维护主权的独立,完成建国的大计,以贡献于国际和平与世界的繁荣。我们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可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军队;惟有军队不受个人私利一党私见支配,而后国家的统一,乃有真正确实的基础。我今日代表政府特别负责声明,凡受国家编组和恪遵军令的军队,其待遇必一视同仁,决不有所歧视;而且中国国民党二十年来之军队党部,今已完全撤销,以树军队国家化的先声。我们希望全国同胞,认定军令政令的统一,为国家存亡所系的命脉,共同一致,期其实现,加以维护。谨掬衷忱,为我国家的前途与人民的福利作恳切的呼吁。
上述三点,是我们当前最低限度的设施和最为迫切的要求。祇要全国同胞抚循革命的历史,接受抗战的教训,自能领悟破坏之后,必须继之以建设,则破坏时期所受痛苦牺牲,终算是获得了宝贵的代价。八年以来,我沦陷的同胞,或流离转徙于异乡,或颠顿病困于穷途,亟侍救济;尤其是残臂断股的战士,和孤儿寡妇的遗族,未尚抚恤;与后方同胞服兵役者,为国忘家,从事生产者负担綦重。言念及此,不胜战栗。所以我们今后的工作,不独要恢复战时为平时,并且要转化无业为有业。我们国家的基础,比联合国任何一国为薄弱,我们抗战的时间,比联合国任何一国为久长。我们不但要在战火的废墟上精诚团结,一德一心建立现代国家,并且要充实国力,与联合国共同负起国际和平世界繁荣的责任。
我们在创巨痛深的破坏之后,面对着任重道远的建国大业,深觉工作的纷繁,弥感责任的重大。我诚恳希望全国同胞,对于上述最低限度的设施和最为迫切的要求,要举国一致积极推进,期于完成。我们过去的工作,是军事第一,胜利为先;我们今后的努力,则在国家统一,政治民主。我们祇有共循统一与民主的道路,完成建国工作,实行国父的三民主义,才能同臻于国力充沛民生康乐的境域。五十年国民革命所期求,八年抗战所祈向,就在于这个最大最后的成功。总之,我们必须以和蔼亲睦共同互助的精神,正视八年来国内残破创痍的现实,而导国家于复兴;更必须以坚救刻苦,自觉自勉的精神,使我中国跻于平等自由的现代国家之林,以慰国际友人的期望。我在今天溯忆抗战的初衷,敬悼忠勇的先烈,感谢友邦的援助,怀念人民的痛苦,真觉得志想无限,特以这个内政方针普告于全国国民,切望真纯坦白,共矢精诚,同负责任,以实现我们国家民族迫切的要求,达成我们全国一致奋斗共同建设的使命。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九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