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的国君该叫“公”？还是“王”？
首先要意识到的是，上古汉语里对君王的称谓本来就很复杂，一篇文章不可能把它完全讲解清楚。光是“君、王”二字就有一堆派生词用于指代诸侯或天子，而且有些是天子专用，如大君；有的专指诸侯，如邦君、国君。春秋战国更是周朝礼制衰微、崩坏的时代，各诸侯国君的称呼比之先前就更复杂多变了。
史书里对诸侯国君的称呼，可分为爵称和非爵称两种。爵称即称呼国君的爵位，把“公、侯、伯、子、男”加在他们国名的后面，例如《春秋》记载鲁僖公二十一年的诸侯会盟：“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
《周礼》关于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及其封地的说法
尽管周王室已难以掌握大权，但直到春秋晚期，诸侯的爵称仍基本维持不变。正如瞿同祖评论的：“宋永称宋公；齐、鲁、卫等永称为侯；郑、曹、秦等总是称伯，楚、吴等国总是称子；许永称为男。”
这五等爵制里，最让人困惑的莫过于“公”。春秋有影响的诸侯只有宋为真正的公爵，但我们在史书里可以见到太多的“公”，如齐桓公、晋文公；又如《左传》里会用“公”来称呼鲁国国君，尽管鲁为侯爵。此外，若是查了诸侯国的历史，更会发现他们在最初分封时往往是“公”，如鲁国始祖伯禽是鲁公，齐国始祖可能称“文祖齐公”，晋国始祖燮父也可能称过晋公。
要解释这个问题，需要先说明“公”这种爵位。“公”是周代地位最高的爵位，“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也是最特殊的，其称号并不世袭，公的后代可能只是候、伯，侯、伯的后代也可能变成公。活着称“公”者几乎都是地位很高的内服王臣，西周早期诸侯称“公”的现象之所以多见，正是因为此时很多诸侯国君仍在王朝中央兼职。到周王朝后期，这种情况便不再多见，春秋时期入周王室任执政“卿士”而称为“公”的诸侯，似乎只有郑国的武公、庄公。
郑庄公在繻葛之战击败了周桓王率领的联军，确立了郑国的“小霸”地位
因为它意味着崇高的荣耀与地位，周天子也会命某位立下大功的诸侯为公。最有名的案例是卫国国君，一开始他们只能称“伯”，直到贞伯之子“厚赂周夷王，夷王命卫为侯”，让他升级变成顷侯；顷侯的孙子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于是再次得以升级，可惜这次升级无法遗传，在《春秋》里对其后人称谓仍然是“卫侯”。
春秋诸侯中，宋国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其国君是殷商王者之后，因而历任都可称公，看上去的效果等于世袭公爵头衔。
至于其他称“公”的诸侯，用的就不是爵称了。有的“公”是诸侯国内对他的尊称，春秋经传中鲁国十二君都可称为“公”便是此类，滑稽的是，这种“公”有时会与别国国君的爵称混用，像“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夏，四月，壬戌,公及晋侯盟于长樗”。
我们更为熟悉的“公”则是谥号，晋文公重耳逝世时，《春秋》记述为“晋侯重耳卒”，下葬时，则说“葬晋文公”。值得说明的是，诸侯谥号并非一开始就可以称“公”，春秋早期制作的晋姜鼎上用的就仍是“文侯”（与晋文公并非同一人）。
春秋晚期，称谓上的礼制已严重崩坏，不满低级爵称的强国国君便开始自行升级。其中最为激进之辈，当属僭越称“王”的楚、吴、越三国。这一变化相当讽刺，因为楚、吴、越一直被中原诸侯视为夷狄，故只以低级的子爵来称呼他们，哪怕他们受封之初未必只得到子爵称号，如吴国国君本为伯爵，春秋经传却一直称为吴子。
等到这些蛮荆之国真的不鸟诸夏的秩序了，中原诸侯又只得在爵制上帮他们升级，来换取他们不做得太过。吴晋黄池之会，晋国使臣回复吴王夫差，让吴国把自称的“王”改成了“公”，还说这样能叫诸侯没理由拒绝。其实他虽然是维护周天子独一无二的地位，但不经过天子，擅自封“公”，同样逾越了周朝礼制。
行至战国时期，中原诸侯也学起了夷狄的行径，自行称王便变成了常态。如秦孝公之子是秦惠文王，田齐桓公之子称齐威王，赵武灵王的前任国君是赵肃侯……不光诸侯自己和他们国内的官员会用“王”的称谓，像孟子这样游走诸国的儒家思想家也大方地称呼起“王”来。
而那些著作时间比战国还晚的史书，称谓的混乱问题就更普遍了。司马迁的《史记》，甚至安排孔子说了一句：“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完全没有在乎“诸侯无二君，而周无二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