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李学实(中)在轻工部。
近两年反腐败打了很多“大老虎”,一些领导干部的贪腐程度令人心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曾担任高级领导干部。忆起那时的生活点滴,令人多生感慨。
部领导聚餐抓“大头儿”
1967年12月后,我先后任第二轻工业部军管会主任,轻工部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轻工业部党组副书记等职。我在二轻部和刚刚合并为轻工业部(1970年4月,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合为轻工业部)那段,北京没有家,就在办公室放张单人床,既是办公室又是家。1971年,才在北京安了家。
机关有大小两个食堂,我有时在小食堂,有时也在大食堂和机关干部一起排队买饭。机关和家中饭菜花样少,吃腻了,偶尔就到饭馆解馋。到饭馆去一般是轻工业部的几个领导,有时也拉上余秋里。余秋里那时协助李先念抓国务院日常工作,因为工作接触多,他又没架子,大家就熟悉了。当然不是公款吃喝,而是自掏腰包,但经常是以开玩笑的方式抓“大头儿”让级别和工资高的几个部长付账。余秋里是老红军、老革命,更是自愿争当“大头儿”。
那时饭馆少,营业时间短,一般让秘书事先联系饭馆,包一小房间。当饭菜吃得差不多时,有人有事提前走了,有的借口方便不回来,留在最后的自然开钱,这就是抓“大头儿”。当然,不能老让老实人开钱,下一次自然会有人装傻的,几次下来,基本上就是AA制了。
管造酒也难买到茅台酒
那时,在市场上几乎见不到茅台酒。我到轻工业部工作后,虽然造酒业属轻工业部管,但我要买茅台酒也不容易。别人也知道我的脾气,不敢给我送礼。轻工业部副部长谢鑫鹤曾任贵州省副省长,在他调任第二轻工业部副部长时,带来20瓶茅台酒,埋藏在地下,每年春节只取出一瓶。“四人帮”被打倒后,据说从王洪文办公室抄出几瓶茅台酒,但全是开过封的。原来,那是人民大会堂每次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装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买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但也说明这茅台酒是多么难买。
在用车方面,除了远距离和有时间要求的工作会调用公车外,部机关的干部,包括几位部长都习惯了挤公交、骑自行车上下班。那时北京冬天多雪,道路湿滑,上下班途中摔跟头的屡见不鲜。
传说中的高级干部“特供”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困难,老百姓中广泛传说高级干部有特殊供应。若说无,那是说瞎话。若说有,的确不像传说的那样多。
十三级以上干部属高干,我是十级。在军队,我是副军级;在轻工业部,我应是部级或副部级。可是,我的特供是什么?就是15斤大米和几两油。我的购粮证的特殊供应栏内是这样写的:“每月大米15斤整。”不是增加15斤定量,是在定量之内,而普通老百姓每人每月只能买3斤好大米。如果说还有的话,那就是作为军人,我在炮兵司令部第三食堂,可以按每人每天二两的标准购买大豆,还可以买一点粉丝、麻酱。这些是地方干部所没有的。可能有的干部走后门买东西,那是违纪,不是特供。(口述/北京李学实95岁整理/李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