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蒋在上海打老虎 蒋经国与杜月笙上海大斗法
打开中国作战地图，现在国民党军队除了控制若干大城及连接各城的铁路沿线之外，黄河以北已经赤焰处处。然而，就许多中国人来说，当前头号大敌是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而不是共产党。战争费用创造出巨额预算赤字，投机客借机操纵图利，助长通货膨胀，大火燎原。上海趸售物价由1945年9月至1946年2月，增加五倍，一年之后又涨了三十倍。政府采行各种措施，包括把工资盯住生活费用运动、冻结物价与工资，工业物资及消费物品实施配给，等等，但是统统不能奏效。一包米在1948年6月售价法币六百七十万元，8月份已涨到六千三百万元。
8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命令，要求老百姓交出所有的金、银及旧钞“法币”，换取新钞“金圆券”。兑换率是三百万法币换一元金圆券。同时，政府禁止工资与物价上涨，也不准罢工及示威游行。这时候，民心普遍希望(虽然还不到相信的地步)政府这次言出必行，会严格执行法令规定。政府的三大经济管制区集中在上海、广州和天津。上海管制区还涵盖南京市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可以说是成败利钝的考验关键。如果经济改革在上海能成功，其他各地也可能成功。
8月21日，蒋介石任命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赋予警察权。俞鸿钧出身上海富商家庭，曾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念过研究所。不过，俞鸿钧只是名义上的督导员，蒋经国奉派担任他的副手，但大家都晓得真正担纲做事的是蒋经国。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虽然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忌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经国是可以承担此一任务的唯一人选。”
蒋经国8月20日抵达上海，立刻投入工作，当地英文报纸形容他是“在上海打经济战的主帅”。他第一道命令就是要王升把戡乱建国第六大队带到上海。戡建第六大队抵埠之后，蒋经国以上海市复员青年军注入，扩大编制员额，也派出其他大队分驻辖下三个省。蒋经国不信任上海市官僚，派戡建大队人员进驻各个治安机关，如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警备司令部、铁路警察局等单位。
上海各地旋即出现公告，凡检举违反经济管制者，经查属实，可以得到没收的黄金、银子、外币或囤积物资价值之三成作为奖金。老百姓也可以把密报消息，投进设在街头的建议箱，各方报告开始涌进蒋经国设在中央银行内的办公室。同时，大批青年男女亦主动支援警察及王升的戡建大队检查工作。上海街头到处突检市场、仓库、工厂囤积的物品，查核申报存货与现场实际数量是否吻合。
蒋经国和部属审阅检举函，必要时即对可疑设施突击检查。对奸商速审速决，罚款、坐牢，不予宽贷。官吏贪污，刑罚最为严重。财政部一位秘书(译按，陶启明)和上海警备部两名军官(译按，张亚尼、戚再玉)经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孔宋家族成员孔令侃在上海经营一家扬子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孔令侃在商界的诨号是“南京老虎”，他和青帮首脑杜月笙关系不错。杜月笙的绰号是“大耳杜”，有时候被称为“经济老虎”。
杜月笙不但是黑社会头子，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也位居要职。他长久以来和宋子文、孔祥熙有密切往来，传说跟蒋介石还是拜把兄弟。当经国抵达上海时，杜月笙请他吃饭，小蒋婉谢。杜月笙可不习惯被人这样谢绝。
另一只“老虎”是杜月笙的“外甥”万墨林，因为日本占领时期从米粮上赚得大钱，绰号“米粮老虎”。蒋经国的检查小组一开始就逮捕万墨林，罪名是非法囤积稻米，迫使米价上扬，不当侵占政府米谷贷款。蒋经国更放胆逮捕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理由是投机炒作、囤积居奇，非法在股市交易。同一天(9月3日)，他逮捕了一家棉纺厂和一家香烟公司经理，宋子文投资的永安棉纺厂经理也不能幸免，甚至棉布商公会、纸商公会、食用油商公会以及米商公会会长，统统抓起来。戡建大队喊出“我们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口号，赢得“打虎队”的美誉。
蒋经国命令各业公会会长转令会员厂商，“以8月19日的市价，将货品上市供销”。譬如，永安就被控，在实施物价管制后，把生产的布匹囤积在仓库。除了杜维屏等少数人之外，这些商人准予交保释回。次日，又有许多商界闻人一一被请进牢房。9月7日，上海银行公会同意，市内全体商业银行把持有的外币和金块交给中央政府。蒋经国掌握情报后，赶往南京，坚持逮捕财政部钱币司司长戴铭礼。据报导，戴铭礼供出许多高级官员和金融界人士，非法由上海的银行私运外币、黄金到香港。
上海的外侨对于这些表现大为赞佩。英文《华北日报》9月11日指出：“过去三星期的经验，让老百姓觉得现况有了更张，产生相当大的希望。”
此时，经济改革实施已近一个月，物价明显稳定下来。这段期间趸售物价指数，只上升了百分之六，有三千多名套利者被捕。但是，蒋经国认定通货膨胀不是关键问题，国民党若要扭转颓势，唯一的方法是不再扮演既得利益团体的政党，要再度成为社会革命政党。9月12日，他在上海体育场对五千名复员青年军群众演讲，并率领群众唱《两只老虎》歌曲，呼喊口号“打倒奸商、投机客！”“搞革命！”“扫除腐败势力！”全场热情澎湃。
蒋经国明白宣示，他的目标不只是控制住物价，还要终结全国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他在演讲中只有一次提到“共匪”，讲话重点集中在富人的巧取豪夺：
我们过去和外国敌人……帝国主义者……作战，现在我们在国内有了新敌人，就是乡村的土豪劣绅、城市里的奸商、投机客……政府颁布的经济新政策，不仅只是法令，也有心发动社会革命运动，象征着实现民生主义的开端。稳定物价只是技术工作，我们的目标是终止财富分配不均。明白地说，我们应该防止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
有人批评说，经济管制可能迫使工厂关门，蒋经国提出驳斥：“有钱能买香水、吃许多猪肉的人毕竟是少数。如果猪肉、香水从市面上消失，没有什么问题。只要老百姓不饿肚子，所有的百货公司、大餐厅关了门，不会有问题。”
蒋经国在日记里对富人的不齿更加鲜明，他写下：“他们的财富和洋房，是建立在人民的骨骸上。”他向商界保证，政府会持续保护私有财产、鼓励民间企业，但是他也抨击“所谓的经济学家声称，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应从经济观点着手”的看法。他说，这种人错了，“经济结构是以社会、政治力量为基础”。
这一时期，蒋经国还在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某个星期天上午，有位部属到他住所进见，看到他在读俄文本的《列宁全集》。蒋经国也替遍贴全市的海报，亲撰口号，其中有一句是“打倒豪门资本！”一般解读，这是影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于是他把它改成“打倒官僚资本”，这又是一个左派词语。
蒋经国最得意的口号是，“搞革命，双线作战！”照他的解说，“搞革命”就是实行总理遗教，支持总裁，依据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双线作战”就是反共，同时还要和国民党内贪污腐化反动势力，以及土匪恶霸作战。
蒋经国对于中国人民面临的挑战，用很简单的话表述：“中国是资源丰富、人力充沛的优秀国家。如果在能干的领导人率领下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中国不仅可以成为强大的国家，还可以领导世界。”考验的时刻即将到来。他对友人说：他们此举“成败关系到国家命运……以及我们团体的命运”。
一年之前一般还认为国民政府不可能败北，此时却似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国军在东北的辽沈战役惨败，局势逆转。毛泽东发布格杀人民公敌之令，名单中当然少不了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以及宋庆龄除外的全体孔、宋家族成员。共产党地下组织、煽动者在市内甚为活跃，甚至渗透到蒋经国的办公室。可是，经国并没有强调共产党颠覆渗透的危险。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时，除了偶尔例行性地称他们为“共匪”之外，继续避免针对中共政治谩骂。他不希望重复父亲1927年在上海清共的大动作。更重要的是，他认知到任何大规模清共屠杀行为，都会引起反弹。
虽然蒋经国每周七天，天天辛勤工作，夜里却往往与朋友饮宴酬酢。有时候，莫斯科时期的同学王新衡(当时在上海市负责军事统计调查局的情报活动)会安排上海电影明星和“社交花蝴蝶”，参加聚会。蒋方良偶尔带子女到上海相会，但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然而，据一位亲信副手的说法，蒋经国在上海这段期间并没有婚外情。
蒋经国取得父亲的同意，他在上海的基本政策可以放手去做，但是要让俞鸿钧和上海市长吴国桢知情。基本上，他主持上海的经济、金融、商业和相关警察功能，不需请示别人。吴国桢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蒋夫人关系密切，他觉得没有面子，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介石不准，退回辞呈。另一位上海吴先生蒋经国的老师吴稚晖则支持经国，鼓励他坚持下去。有一天，有位受到调查的商人持吴稚晖的信到经济管制处拜会蒋经国。这封信要求经国不要对持函人被指控之经济犯罪施惩。半小时之后，吴稚晖派人送来另一封信，说明吴老所认识的这个生意人登门求助，还说吴老若不写信给经国替他求情，他就要自杀。吴稚晖要经国不理会第一封信，凡事依法处理。
9月下旬，经国一度陶醉在他希望把赣南经验，搬到上海，乃至华中成功推动的喜悦心情中。据“中央通讯社”报道，上海工人狂热地相信，“只要‘小人物的大朋友与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就可以放心，不会再受到大投机客的压榨”。然而，“中央社”也报道，“大企业和权势家族”正在酝酿搞走蒋经国。
谢伟思此时已调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任职。他向华盛顿报告，青帮头子杜月笙非常生气儿子遭到逮捕。为了向经国证明他儿子是被刻意挑中、打击，杜月笙提出“四大家族”以及若干华北军事将领在上海从事经济犯罪的证据。隔了几天，谢伟思又报告，宋子文派妻子到上海，劝经国对永安案宽大处理。蒋经国向父亲报告逮捕杜维屏的始末，9月24日，蒋介石发电报给杜月笙，电文却见诸上海《申报》：“我兄若能协助经国在上海经济管制工作，无任感荷。”这似乎等于老先生公开声明，他不会介入，让杜维屏获释。这里面的内情含混不清，但是，显然杜月笙接到电报后，前往拜会经国，抱怨他们父子被挑出来遭受刻意打击，他交给经国一份非法囤积物资的公司名单(包括孔令侃的扬子公司)。
几天之后，蒋经国的朋友贾亦斌对上司捶桌抗议：“如果孔令侃没犯法，还有谁犯法？”经国没有回答，但是事后告诉贾亦斌：“我无法忠孝两全。”贾回到旅馆，给经国洋洋洒洒写了十四页的长信，叙述他的失望：“我原本认为国民党已经没有希望，但仍寄希望在君身上……但是这件事点醒我，君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贾亦斌离开上海。在当年年底之前，就与中共取得联系，开始秘密和共产党合作。过后不久，蒋经国根据杜月笙提供的资料，控诉扬子公司经济犯罪，逮捕孔令侃若干职员。据一个说法，经国把孔令侃软禁，基于礼貌，通知了蒋夫人。宋美龄闻讯立刻赶到上海，和经国及外甥一起见面。她对两人说：“你们是手足，没有理由互斗。”孔令侃暗示，经国如果不撤销控诉，他会不惜暴露让蒋家及政府难堪的事。最后，孔令侃做出和解，据说交给政府六百万美元，然后前往香港，再转赴纽约。杜月笙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不久，杜维屏缴了大笔罚款给政府，获准结束事业，前往香港和父亲会合。永安公司以低于成本四分之一的价格，抛售囤积的大量棉花。永安的大股东郭氏家族，也移居香港，上海终于扫除了孔、杜家族。但是，这时候蒋经国的经济管制措施已在瓦解，一般印象是，他在扬子公司一案被迫屈服。
资本主义社会，即使具备最佳条件，也很难持续实施物价管制。除非通货膨胀的根本病灶通常是公共部门产生巨额预算赤字得到解决，物价管制注定失败。国民政府推动的币制改革，六个星期就垮了，包括唯一一个认真推动、执行的地区上海，也都失败。基本症结是未能全国普遍一致执行币制改革。由于上海以外地区物价迅速攀升，商人和民众拥入城里，买尽一切商品、物资。虽然当年秋天浙江、江苏省谷物大丰收，上海却严重缺粮。原料也一样缺乏，生产商遂停止生产。
币制改革的第一周，中央银行发行三千万元金圆券，换取百姓缴交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可是当乐观消退，那些迟不兑换的人证明比较明智，可是守法者(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老百姓)家财全毁了！办法的严重不平等也是显而易见。凡在国外持有超过三千美元以上外币或金银资产的人，只需申报，不需缴出来。这项例外规定适用存在香港的外币及金银资产，因此对孔、宋家族和杜月笙等人乃是开恩之举。那些具有不足三千美元外币资产(就一般中国人而言，已是大笔财富)的人，则根本不必申报。《时与文》杂志叹息，这整个过程只是“表面弄点改革，实则维持旧秩序”的把戏。蒋经国呼吁要采取措施，减低贫富悬殊，根本没被政府理会。到了10月底，棉花、药品、卫生纸、棺木寿具及其他物品，全部从市面上消失。教员、专业人士以及小生意人，过去从来没有支持共产党的念头，现在开始认为不管换了谁上台当政，都比国民党要好。
经济危机告急之际，前线又传来噩耗。山东省会济南未经太多抵抗，于9月24日失守。国民党军在东北守住的几个城市也岌岌可危。东北新任“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建议突围，把部队由海路撤回华北。蒋介石命令他奋战下去，七个星期之内，蒋介石折损四十万兵力，另十四万人坐船逃回关内。
10月底，蒋经国对中国之命运忧心忡忡之际，接到父亲紧急命令，召他到南京开会。行政院决定解除全国对物价冻结之前令，这道命令还画蛇添足地声称，日后将与商界研商，再依据生产成本冻结物价。次日，蒋经国的办公室发表一纸声明，他向上海市民道歉，告诉他们业已清楚的消息他的任务失败了！他承担起让上海市民痛苦加剧、而非减轻的全部责任，然而声明的口气挑衅大于后悔，他说：“我绝不愿将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到任何人身上去……我坚决相信，自己所指出的(9月21日演讲的)《上海何处去》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我恳切希望上海市民应用自己的力量不再让投机奸商、官僚政客和地痞流氓来控制上海，我始终认为上海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物价立刻飞腾。到了11月6日，上海物价比起8月间，涨了十倍以上。中央银行印制所日夜赶工，印制现在已经不值钱的金圆券。
1948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杜鲁门意外胜选，力挫杜威，终止了国民党政府盼望美国对华政策会有转寰的希望。几天之后，国军最后一支部队撤出东北。毛泽东花了三年的时间，征服了广阔的东北，也占领了大块华北平原。现在，他和同志们预备发动下一阶段战事把国民党军队赶到长江流域去。
蒋经国进谏父亲，大幅改组政府、军方人事。可是，蒋介石不准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接近蒋经国的人士认为此举代表蒋介石无意大幅更张人事。蒋介石现在已经接受，无法避免在中国大陆落败的命运。虽然他必须精心设计，让毛泽东摸不准他会转进何处，却已开始规划退到台湾。未来，忠心比什么都重要。他认为，目前不宜清除CC派、黄埔系和宋家姻戚等支持者。但是，他在军中恢复设置政治部(原本在美国压力下，政治部改名新闻部)，让经国非正式接掌。蒋经国立刻开始重新部署政治指导员，配属到营级单位。
11月5日，蒋经国回到上海，召集亲信开会。他说：“现在，我们失败了。我不晓得我们应该往哪里去，也不晓得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以后可能就知道。将来各位应维持纪律，照顾好自己。我不确定我们是否会再一起工作。”他和众亲信话别时，痛哭流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