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犹行秦王政”，重农抑商是几千年传统

商政不相融的历史积淀

在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四大行业中，“商”明显被排在了最后，当时的人们视之为“贱业”，还引伸出“无奸不商”“贩夫俗子”“蜀贾卖药”等成语。

有个有趣的现象，在《史记》之后，正史中很少出现关于商人的完整记录，关于太监、贼寇、甚至关于妓女的记录，都远多过商人。因为在当时的统治阶级看来，商人或是生意人都是上不得台面的角色，也不可能参与政治，而商人去治国平天下，更是莫大的笑话。

所谓“千年犹行秦王政”，“秦王政”的一大内容就是轻商。早在孟子时代，就把谋求厚利的商人看作“贱丈夫”，在《孟子公孙丑下》中这样记载道：“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而历史对“贱丈夫”进行打压更是屡屡不止，不仅是孟子这样的儒家中的一派所积极拥护的，也是管仲、商鞅之类的轻重家、法家所积极实践的，于是，“秦王政”绵延了千年。其实包括轻商在内的“秦王政”，都是商鞅改革的政治遗产。它第一次提出了“事本禁末”，所谓“本”，就是农业，而此外的产业、行业、职业，尤其商业，都是“末”。商鞅认为：“治国能搏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农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

所以，自商鞅开始，中国的商人开始了作为帝国二等公民的漫长历程，这一历程，至少绵延了千年，到宋代才有所改变。什么是二等公民呢？其实就是为商人们专门设置的“市籍”，这种级别甚至比普通百姓的“编户齐民”还要低一档。

所以在当时来看，“市籍”的人身权利相当卑微，在秦汉，只要政府愿意，就可以随时“举以为收孥”，充军发配，并且，这种卑贱的身份在代际之间不得更改，世代相传。在秦帝国的统一战争中，作为战利品之一，所占领地区的商人连同手工业者，往往都被迁徙发配到边远地区，如“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又如“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而这样强行驱逐的目的有两个：一、剥夺这些商人们的财富，为帝国的急剧扩张提供资金支持；二、削弱被占领地的精英群体，防止可能的暴动反抗。

二等公民还有另一重大体现，在于商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不能担任公务员，如汉文帝时“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成为宋之前的中华帝国的官场主旋律，同时，也被剥夺经济权利，不得购置田产，比如：《史记平准书》中记载的“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和《汉书哀帝纪》中记载的：“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犯者以律论。”

除此之外，二等公民还有第三个重大的体现，是对商人征收高额税赋，用司马迁的说法，是“重租税以困辱之”。“重租税”本是经济手段，用这种经济手段对商人“困辱之”，则是典型的政治目的了。以税收作为财富的调控手段之一，且这种调控手段并非建立在共同的契约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单方的予取予夺中，其目的就是确保政府做到“富能夺，贫能予”，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绝对性作用，这是管仲式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后人称道的汉武帝时代，对商人们来说，大约是最大的梦魇了吧。汉武帝政府不仅通过“算缗令”向商人征收重税，以支撑国家机器的巨大开支，更通过“告缗令”鼓励民间大力告发商人税收违法行为，且举报者可从中获得巨额利益，以此对商人形成了普遍而持久的高压。

二等公民的其他体现，还在于商人甚至在服饰方面受到限制，自汉初明确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类似的禁令居然直到宋代才陆续废止，林林总总的限制，用汉代“悲剧总理”晁错的话说，就是“法律贱商人”。其实这种轻商、贱商、抑商，无非就是基于意识形态层面和政治层面上的顾虑，害怕商人阶层借助资本的力量成为帝国的第二个权力核心，从而威胁到政府的权威性。

在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中，“农本商末”观念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调，由此形成“重农抑商”的政治方针也成为古代统治者惯行的基本治国之策。自战国时形成“奖耕战”、“抑商贾”政策始，秦汉后“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渐成国策，到宋元“专卖”法乃至明清“海禁”，均是重农抑商政策之表现。“重农抑商”、“农本商末”政策也深深制约和影响着中国的历史。

在当时那个背景下，商人和政界似乎永远不搭边。但要说到商政身份“转型”的故事，也不是没有：

“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比如前半生从政，辅佐一个濒临灭亡的国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在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为官场中人树立了一个既能入朝建功、又能下野善终典范的范蠡，也被后世为官者奉为楷模，他辞官经商三度富甲天下，被历代商人尊为“商圣”，在国家危难，百姓流离时又散尽家财，救济苍生，后被世人奉为文财神。

与之相反的是弃商从政的吕不韦，同样的身份“转型”却又不同的命运。战国后期的吕不韦原本在赵国经商，然而他向往着权力，向往着政治。不过他也真是个天生的政治家，有着常人没有的政治敏感。偶尔和在赵国当人质的秦国贵族子楚结识，就像做买卖一样，一眼就看出了这人质的价值，认为“奇货可居”，于是就开始了政治投机生涯。

吕不韦不仅将自己的女人送给子楚，更是出谋出资，费尽心思，比如通过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买通华阳夫人，帮助这个“秦诸庶孽孙”返回秦国，取得王位继承权。果然，子楚继位后，吕不韦当上相国，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谁知好景不长，嬴政继位后，不仅对吕不韦是自己亲生父亲的谣言恨之入骨，而且对吕不韦功高盖主的权势忌惮和不满，于是将其革职发配，举家迁蜀，后来吕不韦自尽而亡。尽管经过苦心经营，他登上了相国的位置，最后还是被革职发配，饮鸩自杀，可悲可叹啊！

对比两个人不同的行径，范蠡功成身退，弃政从商，可谓渗透了人生，进退自如，去留无意，自己的一切皆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可反观天赋异禀的吕不韦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让人唏嘘，其实，那是因为商政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