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是如何被政治化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其他服务行业也处于停滞状态，致使城镇大批初、高中毕业生无法就业。

1968年夏，“积淀”了3年的1000多万中学生，齐刷刷地站在了国家领导人的面前。这部分人如何安排，关系到刚刚稳定的局面能否保持，因此必须就他们的出路做出尽快地抉择。

毛泽东对此也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在1968年4月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指示中批示道：

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在大学，且在中学。

中央据此，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各大中小学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按着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 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后来人们把这个批示精神简化为“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 说是“四个面向”，实质上对于中学毕业生来讲，主要是面向农村。其中“面向边疆”指的是边疆的农村，“面向基层”也指农村的基层，即参加农业生产。

而“面向工厂”那只是一句话而已， 因为在政治动乱的“文革”时期，一切正常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都遭到了瘫痪性的损失，整个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 企业人浮于事，根本不可能再大量地增加新的职工。

各地在贯彻落实“四个面向”的分配原则时，无不把安排的重点放在广阔天地农村。4月21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出的《关于分配中学毕业生的通知》，强调动员“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

通知应用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知识青年 “自觉地报名下乡上山，服从国家的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对于农业户口的毕业生，应迅速动员他们一律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对城市居民户口的毕业生，凡农村有直系亲属的，应动员他们回乡；原籍在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也应积极动员他们回原籍插队落户，参加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凡农村没有亲属的毕业生，各区县都应有计划、分期分批地组织他们下乡上山、下厂、下矿或参加边疆的工农业生产建设。”

紧接着，山东、贵州等省市“革委会”都相继就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作了决定。就这样，一个上山下乡的热潮在全国迅速兴起。

为了尽快解决“老三届”毕业生的分配问题，这时的新闻媒体，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报道骤然增多。1968年五六月份，老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等人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大谈其下乡的伟大意义；新的楷模层出不尽，蔡立坚、吴小明等名字由于新闻媒介的宣传而闻名全国。

陈勇是北京13中的高中毕业生，也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曾在1938年就参加了八路军，年仅16岁，在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付出了受伤三次的代价，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是陈勇心目中的楷模。

小时候，陈勇就有一个伟大志向，长大后也要向父亲那样，做一名解放军战士，可天有不测风云，父母一夜之间成了“靠边站”的走资派，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劳动，参军当兵的梦想破灭了。

正在这时，内蒙古的一个农场来北京招工，陈勇觉得这是一个为革命立功的机会来了，便下决心要到祖国的边疆去干一番事业，父母得知后，不同意他的这个决定，因为在他的前面已经有三个哥哥下乡当了知青，按照政策，他是可以留在父母身边的，况且家里的奶奶和外婆都需要他的照顾。

当时的陈勇是很有对立情绪的，认为这是父母自私，只为自己的私利而置革命事业不顾，你们年轻的时候，还不是扔下家庭出来干革命的？怎么？如今轮到自己的儿子就有私心了？一气之下，他给学校的宣传队写了一封信，决心与父母断绝关系，到祖国最需要的边疆去干一辈子革命。

想不到，他冲动之下写的这份公开信被工宣队报到了北京市委，市委把它当成了典型材料，拿到《北京日报》上发表。一夜之间，陈勇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反潮流英雄。到了内蒙古之后，得到了当地组织的高度重视，不久入了党，当上了农场的副场长。

当然几年之后，有一天他收到了他大哥的一封来信，得知在他走后，奶奶和外婆因为没人照顾已经先后去世，父母亲也因为他的那封信中谈及了他们的私心，在干校受到批判，母亲经受不住折磨，也去世了，父亲的身体状况也不好, 已保送回京休养。他很后悔，为自己年轻气盛之后所造成的结果而感到痛心，直到现在每每谈及此事他都懊恼不已。

蔡立坚可以说是“文革”中由一名红卫兵小将转变为下乡知青的典型。1966年大串联时，她刚满18岁，是北京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中学生。她随该校一支长征队去延安串联，途经山西 榆次县黄彩公社杜家山，这地方总共才5户农家，交通不便，非常贫困。

看到当地农民困苦生活的情景，蔡立坚心血来潮，当即立下当一辈子农民的誓言，并于1968年的3月真的来到了杜家山。落户后，她被选为副队长，在山村办起了学习班，每天组织村民学习《毛主席语录》，每天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偏僻的小山庄响遍了《东方红》、《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嘹亮歌声！”

7月4日，《人民日报》专门为她的事迹发表了评论文章《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赞扬她的下乡举动，说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也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并一再宣称：愿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忠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试金石”。

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就公开说过： “我告诉你们，等到什么时候也得走，十年不招工，十年不当兵，等也是白等。”具体做法是：抓落后典型，组织大家来批判这些不听话的中学毕业生；强制毕业生参加某种学习班，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并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

对于那些不愿到农村去的中学毕业生来说，不可能长期处于抵触情绪之中，更不可能长期在社会上闲荡，时间一长，谁都有可能被迫就范。

据记载：北京101中学于1968年7月底分配57名到内蒙古插队的任务，到8月底仅完成了7名指标。8月30日，工人宣传队雄赳赳地进入该校，短短几天就取得“辉煌战果”。截至9月18日，报名下乡人数达144人，审批了122人，完成任务214%，其成功的秘诀就是强制。

很明显，此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已完全被政治化了，所以，当树典型的手段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时，或者说在树典型的同时，用政治的强制手段便成了制服不愿下乡上山的中学毕业生的杀手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