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鲁版考古“盲盒”！山东4项目入围2022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近日，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启动，32个项目进入初评。山东共有4项进入初评，按年代早晚排序依次为：山东沂水跋山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山东临淄南马坊大墓和车马坑、山东元代济南王张荣家族墓地。万载风沙，沧海桑田，闪电新闻和您一起，探寻齐鲁大地上人类活动的遗迹。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填补了山东及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空白

跋山遗址位于山东省沂水县河奎村，鲁东南沂蒙山腹地沂河上游，北距跋山水库约300米。

锤击、砸击石核、石锤、古菱齿象、披毛犀、原始牛……截止到2022年11月初，跋山遗址共清理出土石制品及动物骨角化石近10000余件。

跋山遗址因底层堆积厚重，文化时代跨度较大，侧面证明遗址被反复利用和长时间占有，是目前山东省发现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

古菱齿象是大型哺乳动物，生活在距今1万—20万年的晚期更新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大象。跋山遗址出土了具有人工加工痕迹的象牙制铲形器，系国内首次发现的对古菱齿象门齿进行加工利用的情况，结合遗址还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骨制品，不排除跋山遗址的早期占有者已经拥有对动物骨骼进行磨制的思维和技术，就目前掌握材料，以象牙为原料制作实用工具，且时代达到10万年前后，在世界范围内也极为罕见。

(古菱齿象臼齿)

跋山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及中国北方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尤其是以古菱齿象为主的动物骨骼化石与大量石器间杂分布，为研究、复原晚更新世中晚期古人类对遗址的利用情况及生计方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学材料，对建立我国东部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序列，论证中国—东亚人类的连续演化，研究当时人类加工工具的技术特点、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复原古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具有重大价值与意义。

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晏婴路以南，庄岳路以东。遗址北距齐国故城约5千米，东距后李遗址约4.2千米，南距淄河约1.2千米，属泰沂山系北麓的山前倾斜平原。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距今大约1.32万年，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类遗址。目前，2022年度的野外挖掘工作已经完毕，研究工作正在进行。

遗址核心区域总面积约400平方米，平面近圆形，遗址两侧有水流活动冲刷形成的浅沟。总计出土遗物1000余件，火塘3处。出土遗物以动物骨骼为主，陶片、陶塑次之，少量石制品、蚌壳制品。其中陶片标本200余件，包括可复原陶器2件。陶片均为夹炭红陶，可辨部位有口沿、腹部、圜底，初步判断器型为圜底盆。其中口沿21件，分为方唇、圆唇、花边三种，近底陶片14件，穿孔陶片5件。另见有陶塑100余件，质地细腻，形状各异，塑形随意;经过烧制，但火候一般。骨骼标本500余件，以环颈雉鸟类和鹿类为主。蚌壳制品25件，其中穿孔蚌器1件。石制品70余件，石料以石灰岩为主，多为权宜性工具。

因遗址年代框架明确，所处节点关键，为建立鲁北地区这一时期的地层编年体系及当时古环境的复原提供重要依据。该遗址发现的早期陶片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遗址之一，也是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同时该遗址出土的夹炭陶反应出该遗址是中国早期制陶工艺最为成熟的遗址之一，对研究中国早期陶器起源影响深远。

该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空白，为认识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地区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此外，遗址保存相对完整，性质明确，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业模式有重要的意义，对华北地区旧新过渡研究影响深远。

山东临淄南马坊大墓和车马坑——山东地区正式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

南马坊大墓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南马坊东南墓地西南部，北距临淄齐国故城约2公里。大墓北部和东部约25米处各是一座长方形大型车马坑。临淄南马坊大墓和车马坑规模宏大，建造考究，是目前山东地区正式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东周时期墓葬。

南马坊大墓由墓道、墓室、椁室、陪葬坑等部分构成，为一座夯土构筑的“甲”字形墓葬。

墓室装饰华美，壁面经反复修整涂抹，并用彩绘帷帐装饰，在南马坊大墓中墓壁和二层台上大面积铺置苇席，仿效了墓主生前的宫室，是一种视死如生观念的反映，深化了对齐国丧葬礼仪、价值观念、装饰艺术的认识。

墓东的殉车马坑，长达25米，共殉车7辆、马16匹，目前已清理完毕。墓北的殉车马坑，长达56米，现正在清理之中。

附葬的两座车马坑是目前山东地区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车马坑，在全国范围内亦属罕见，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临淄南马坊大墓和车马坑首次发现了结构基本完整的木结构建筑模型和加固墓壁的生土垛子，出土了大量带有漆木柲的青铜兵器、排列整齐的车马等。这些重要发现为丰富齐国历史文化以及手工业生产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测年显示，南马坊大墓和车马坑总体属于战国早期。文献记载，公元前481年田成子弑齐简公而立齐平公，始专齐国之政，至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册立为诸侯。南马坊大墓年代正处在

“田氏代齐”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时期，其墓主身份为不低于上卿一级的齐国高级贵族，不排除为齐君的可能，这对研究战国时期齐国的政治格局和文化变迁具有重大意义。

山东元代济南王张荣家族墓地——国内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壁画最丰富的元代墓葬

2021年10月～2022年9月，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对章灵丘北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并清理西汉至清代墓葬102座，其中元代济南王张荣家族墓地最为重要。

发掘区域航拍全景(上为北)

根据墓葬形制、规模、出土器物、石刻、碑文等，结合相关文献，墓地至少包含至张荣玄孙的墓葬，时代贯穿整个元代。其中墓地北起第一排的M83为张荣墓;第二排为张荣子辈墓，包括其一至六子的墓葬：张邦杰(M82)、张邦直(M68)、张邦彦(M81)、

张邦允(M79)、张邦孚(M77)、张邦昌(M74)。

张荣为汉人世侯，被追封济南王，在《元史》《新元史》有列传。共有七子、四十孙，子孙亦多居官位，部分官职较高，其十四位子孙在史书有记载。其中，张邦杰、张宏、张邦宪、张宓分别被追封为齐郡侯、齐郡公、济南郡公等高级爵位。

张荣家族墓葬至少32座，形制有砖雕墓(5座)、石室墓(9座)、土洞墓(18)座。墓葬排列有序，自北向南成排分布，墓向均为190度左右，深度大多5-7.5米不等。出土瓷碗、瓷盘、瓷瓶、瓷罐、香炉、铜镜、镇墓石、陶俑等器物500余件(组)，其中官窑和青花瓷器共计40余件。另外，还发现石碑4件、龙纹碑首2件、赑屃碑座1件、石翁仲4件、石羊3件及其他与陵园神道相关的100余件石刻文物，其中包括济南王(张荣)神道碑、济南王(张荣)子孙谱碑等，石刻文字近4000字。济南王神道碑残长180厘米，记载了张荣的生平事迹。济南王子孙谱碑残长206厘米，共记载了张荣及其子孙共计六代的谱系官职情况。

M83张荣墓全景(上为西)

出土的“大元故济南公张氏神道碑铭”碑首、“神道碑”“子孙谱碑”及石像生，均与M83(张荣墓)开口同一层位，分布于其墓道以南。其中“大元故济南公张氏神道碑铭”碑首位于墓道西南约1.8米处，“神道碑”位于墓道西南约3米处，“子孙谱碑”位于墓道东南约12米处，石像生位于墓道以南约30米处。

张荣家族墓地出土“大元故济南公张氏神道碑铭”碑首

墓地北端中部的砖雕壁画墓M83(张荣墓)规模最为宏大、结构复杂，由墓道、前门楼、前室、后门楼、中室、后室及5个侧室组成，通长34.2、最宽15.1、深6.3米。

墓道平面呈长梯形，底为台阶加斜坡式。两门楼中上部两侧设弧形翼墙，券顶门洞之上现存三层仿木结构，上下均为斗拱、中为格扇门，后门楼上层设一墨书“永安堂”的斗形匾。除前室八边形外、其余各室均为圆形，直壁、穹窿顶。后室三侧室仅建造直壁部分，未与后室连通。墓室内砖雕较少，仅中、后室设斗拱和灯檠，后室三侧室内各一灯檠。门楼和前、中、后三室内壁均布满彩绘。门楼主要为缠枝花卉;前室有莲花藻井、祥云仙鹤、斗拱立柱、侍女图、各类水果花卉等;中室有牡丹藻井、花鸟图、缠枝牡丹、仪仗出行图等;后室有莲花藻井、祥云仙鹤、花鸟图、盆栽花卉、婴戏图、宴享图、备宴图、晾衣图等;后室南过道东西两壁各绘一执戟武士。其中牡丹纹藻井、仪仗出行图、持戟武士图等是山东地区元代墓葬首次发现。墓室虽多次被盗，仍出土随葬品200余件，多为残陶俑。

张荣家族墓地出土部分石像生

其余4座砖雕墓均为单室，2座(M79、M82)位于M83南侧一排，应为张荣的子辈墓葬;2座位于M79南侧一排(M78、M80)，应为张荣的孙辈墓葬。M79、M80均有高大的双层彩绘仿木砖雕门楼，M79门楼中上部设一墨书“静安堂”的斗形匾。M79出土“宣授淄州节度使”碑刻一块。

M83张荣墓中室(由南向北)

石室墓多由墓道、墓门、甬道及墓室组成。墓门多拱形，石板封门;墓室多单室，平面圆形或方形，穹隆顶中部设有莲花藻井。M50墓道西壁近门处有一壁龛。M77、M81石门由门楣、门柱、门扉及封门石板组成。M81门外砌筑八字墙，墓壁东、西两侧底部各一狭小耳室。M74平面近“甲”字形，由墓道、墓门、前室、中室、后室组成。前室近方形，叠涩顶;中、后室墓顶合为两面坡形制，底部平面长方形;后室由石柱分为四室，东二、东一室分别发现一石碑及碑盖，石碑刻有“宣授济南路诸军奥鲁总管张公灵柩”。

土洞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门、墓室组成。其中，M49墓道东壁下部近墓门处设一壁龛，青砖封堵，内有葬具一棺，棺内有幼儿人骨两具。

M83张荣墓前室四壁下部侍女图

张荣家族墓地是山东迄今发现的级别最高、陵园附属物最多、一次性出土文字资料最丰富的元代墓地，意义重大。

张荣墓(M83)是目前全国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壁画最丰富的元代墓葬，其前后双门楼、八墓室的结构为国内元代墓葬首次发现。其后门楼和M79门楼设置墨书“堂号”斗形匾的形式亦极为罕见。

发现一些重要遗迹现象：M49、M50在墓道中设置壁龛，尤其M49壁龛内埋葬人骨的现象在山东元墓中首次发现，全国亦为罕见;M81的八字墙或为后世墓葬中此类设置的滥觞;另外在M83东南部发现明堂遗迹。

M83东南“明堂”遗迹(上为北)

发现的石翁仲、石羊、望柱、神道碑、家谱碑等陵园构件为研究元代陵园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碑刻铭文可与《元史》等文献相互勘证、补史之阙，同时为研究元代时期汉人任用制度、职官制度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墓地布局规整，明显经过规划，对研究元代汉人、尤其是王侯家族的墓地选择及布局、墓葬形制选择、随葬器物、墓上设施等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研究以张荣为代表的汉人世侯家族的兴衰演变提供了重要材料。

丰富的壁画内容和陶俑等随葬品形象展示了民族融合的情景，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形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出土瓷器种类繁多，含钧窑、龙泉、磁州、景德镇等多个窑系，对南宋和元代瓷器研究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研究元代丧葬用瓷和贸易交流提供了新材料。其中元青花瓷器是济南首次发掘出土。

遍布齐鲁山河的遗址，如同远古先民为我们埋下的一个个大型考古“盲盒”，在考古工作者们手中，重新绽放出属于那个时代的鲜明而生动的色彩，也让深厚古老的中华文化不在埋尘，以闪耀的姿态叙述中华文化的强大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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