诬陷周文王的崇侯虎，甲骨文洗其冤屈，史记又一记载被推翻
关于崇侯虎，《史记》中说得非常清楚，周文王实行仁政之后，吸引了很多贤者投奔，这时崇侯虎嫉妒周文王，就向商纣王打小报告诬陷周文王：
《周本纪》：“崇侯虎谮（诬陷）西伯于殷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羑里。”
通过这段记载可见，商纣王囚禁周文王的原因在于崇侯虎的诬陷。既然是崇侯虎的诬陷，那么周文王必然是清白的，商纣王是昏庸的，一个“谮”字就将司马迁的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
然而，甲骨文卜辞却显示，崇侯虎不可能诬陷周文王，因为崇侯虎不是纣王时的人，而是武丁时代的崇国国君。
崇国是一个历史极其悠久的诸侯国，最迟诞生于帝尧时期，被封在“崇”，夏代《连山易》中记载“鲧封于崇”。
所谓崇地，其实就在如今河南登封嵩山一带，因为“嵩”是“崇”的异文。鲧是大禹父亲，由此来看大禹应该也在嵩山附近。
前些年，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考古发现一座1万平的小城，外面还有一座30万平的大城，其中小城比大城年代要稍微久一些。同时，战国土层出土的文物上，清楚地刻写着“阳城”二字。因此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就是“禹都阳城”，小城是鲧的，大城是禹的。
也就是说，崇国是夏族建立的诸侯国，大致位于今天嵩山一带。但在商汤灭夏之后，就将崇国迁到了今天西安西南部的鄠邑区。崇国新地盘，南依秦岭、北临渭河，处于渭水平原的中心位置，但也正好处于关陇地区戎狄部族进入中原的咽喉要道。因此，商王将崇国西迁，动机并不单纯。
崇国位于边疆地区，自然经常面临异族威胁，导致崇国战争不断。武丁时期，商王朝南征北战，涌现了一批名将，除了没有被史书记载的妇好之外，还有崇侯虎、望乘、沚戓三人。
甲骨文卜辞记载，崇侯虎备受重用，多次跟随商王出征，涉及他的记录高达30多条，是一个维护商朝边境安定，保卫中原文明的英雄人物。崇侯虎与当时的望乘、沚戓两人，商王武丁的三大征伐名将。
武丁与纣王相隔了近200年，崇侯虎是武丁时代的名将，自然就不可能诬陷周文王了，因此史记中的记载是对崇侯虎的污蔑。由于司马迁《周本纪》的资料源于周朝文献，因此应该是周人对崇侯虎进行了污名化。
但问题在于：周人为何污蔑崇侯虎呢？其实，可能与周崇的历史有关。
武丁时期的甲骨文卜辞中，有多条“崇侯伐周”的记载，说明崇侯虎多次对周国进行过征伐与钳制，让周人非常痛恨崇侯虎。
到了商代晚期，崇国与周国是西部两个大诸侯，于是崇国就被商王用以制衡周国，在商朝的挑拨下，导致崇周之间矛盾重重。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周国与崇国争夺夏人势力支持，周文王的妻子叫“太姒”（大禹姓姒），崇国也是夏代后裔，只要崇国不灭亡，周人就很难整合西部夏人力量。
《周本纪》记载：周文王被释放之后，征服了山西运城、陕西大荔附近的虞芮二国，接下来接连攻打犬戎、密须、耆国（山西长治）、邘国（河南焦作），临死前一年才攻打崇国。从地理位置上看，周文王明显是将实力最强、最难打的崇国放在了最后。
《左传》记载：周文王围攻崇国三个月无果，“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落”，即在城外堆土为山，然后借此破城。可见，周国攻打崇国的过程何等之艰辛，损失估计也很大。
总之，由于崇侯虎与后来的崇国，都给周人造成了惨痛的损失，让周人深恶痛绝，于是周朝建立之后，就污蔑崇国历史上的知名人士——崇侯虎，这一过程中可能以讹传讹，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最终变成了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
可见，诬陷周文王的不是崇侯虎，准确地说应该是“末代崇侯”。与此同时，所谓“末代崇侯”诬陷导致周文王被囚也是无稽之谈。
笔者认为，商纣王囚禁周文王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末代崇侯”的诬陷，而是随着周国势力急速膨胀，已经威胁到了商朝在西部的稳定统治，所以就像囚禁季历（姬昌之父）一样囚禁了周文王。如果崇国的实力还能制衡周国，相信商纣王不会囚禁周文王。至于文丁杀季历，而纣王放姬昌，原因在于纣王时东夷造反，商夷战争激烈，纣王担心杀掉姬昌会激反周人，导致商朝东西两线作战。
总之，所谓“末代崇侯”诬陷周文王，采用的是儒家春秋笔法，里面删除又隐藏了很多内容，目的是塑造周文王的仁义、崇侯的奸诈、商纣王的昏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