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天”而遭雷劈？商王武乙冤大啦

武乙，名瞿，商朝第 27 任君主，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其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 1147—前 1113 年。

武乙是一位很能折腾的君王。在继位第三年的时候，《竹书纪年》说他“自殷迁于河北”，实际上是说武乙在黄河以北设立了行宫，但具体地址目前尚不得而知。但仅仅 12 年之后，他又在沬即今河南淇县，修筑了一处行宫，就是大名鼎鼎的朝歌。

武乙时期，经过祖甲对祭祀制度的改革，商王朝最高统治阶层已经意识到所谓天神全能的荒诞，更注重人本身的作用，尤其是商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能动作用。但商王朝自建国以来就是个迷信盛行的国家，《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这种建立在敬侍鬼神基础上的文明还是一种很原始的宗教形式，张光直先生称之为“萨满式的文明”。这从商人凡事都要提前贞卜以揣度天意就可略见一斑。

祖甲发明了周祭制度，主祭人由原来的贞人集团变为由商王本人亲自担任，实际上等于是祖甲从贞人集团手中夺回了作为神人之间媒介的沟通权力，进而言之，就是商王可以直接打着“帝”的招牌，以“帝”的名义，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这种把戏，作为朝廷重要官员的贞人集团，显然也心知肚明。一方面，贞人集团想拿回原属于自己的权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想以此制衡商王，使他不至独断专行，为所欲为。贞人集团要夺回这个权力，能拿出手的唯一理由就是搬出上帝和天神，从多方面压制商王。应该说，自祖甲改制以来，这种“王权”和贞人集团之间的夺权斗争其实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武乙是个率性的君王。也许是这种无时无处不在的权力斗争让他动辄得咎，不能率性而为，武乙因而产生了“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想法，于是，他就令属下做了一个木偶人，称为“天神”。他和“天神”赌博，命人代“天神”下注。“天神”输了，武乙就羞辱“天神”。武乙觉得这样做还不解气，就又让人制作了一个皮囊，盛满污血，高挂起来，然后拈弓搭箭，昂首射之。武乙自称为“射天”。

武乙此举或许就是要警告那些想用天神压他一头的贞人官僚：天神在人面前不过就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罢了，我既然敢辱它、射它，收拾你们又算得了什么！还是闭上你们的嘴巴，谨守臣子的规矩，这样才不至于大祸临头。

但这种乖戾的举动在迷信思想极为严重的商代自然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疯狂叛逆行为，不但不能为朝野上下所理解，就连近 1000 年之后的太史公也囿于自然科学知识和“正统”立场的局限而无法领略其中奥义，正颜厉色地斥之为“无道”。

巧合的是，事过不久，武乙率领人马到渭河平原打猎训练军队，不幸被暴雷击中身亡。这种情况发生在现在也就是个巧合的自然现象，但在 3100 多年前盛行迷信的商代，这自然会被认为是武乙由于“射天”而遭到了老天的报应惩罚。所以，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煞有介事地说：“武乙无道，祸因射天。” 武乙也因此几乎被所有的典籍史料视为无道、暴虐的代名词，其实都是一些无稽之谈。

武乙轻慢鬼神，可以看作是晚商社会进步、殷人认识水平提高后，商王因不甘沦为鬼神傀儡和被贞人集团绑架而采取的打击社会上鬼神观念和神权势力的大胆之举，是商代社会由神权政治向王权政治转变的标志。

武乙时，后来作为商王朝掘墓者的周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首先露面的是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我在《前中国时代》中已述及，周人始祖后稷是东方帝喾族群西下“邰”地的一支，同当地属于有邰氏支族的姜原氏融合而成的一个部族的首领。“邰”就在今关中西部扶风周原姜原村一带。客省庄二期文化就是以后稷为首的先周族人留下的文化遗存。后稷在尧舜禹时迁徙到了今晋南稷王山一带，成为华夏联盟集团的一员，并先后得到尧舜禹的首肯，出任执掌农事的稷官。

但后来后稷的儿子不窋在夏初担任稷官时，因帝启不务农业，将不窋的官职废除，不窋无奈逃到了“戎狄之间”。 再后来，第四代商先公公刘迁徙至“豳”地，即今陕西省旬邑和彬县之间。

公刘在“豳”地拓展疆土，勘测水源，开荒种粮，创建了寓兵于农的军事组织，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就地取材，建起了宫殿宗庙。《太平寰宇记》记载其风俗是“好稼穑，务本业”“尚勇力，习战备”，公刘治下的“豳”地由此呈现出“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民赖其庆”的繁盛景象。

但到了商代晚期，由于羌戎游牧集团的兴起，居于“豳”地的先周人不断受到游牧部落的骚扰和袭击，弱势的周人无力抵抗，古公亶父遂率族人翻山越岭，重新迁回了周原，即岐。古公亶父在周原变革戎狄的风俗，营建房屋城郭，“邑别居之”，同时还设立了五官职事 ，施行仁政，感召了当地土著，“从之者如归市焉。一年而成三千户之邑，二年而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周人由此跨入初国阶段的文明社会。

商西北疆时常遭到羌人方国的骚扰袭击，让商王头疼不已。或许武乙早就想在那里找一个可以信任的方国，作为他的代理人，牵制在西北经常骚乱的羌人，替他看守西北疆的大门。武乙继位第三年，也就是他在黄河以北营造行宫的那一年，古公亶父前往殷都朝见他。

古公亶父想找一个可以让周人发展强大的靠山，武乙想找一个可以让他放心的西北疆看门人，双方你有情我有意，于是一拍即合。武乙把岐地赐给了古公亶父 ——实际上是以“王赐”的形式从法理上承认了这块地方属于周人所有。周人名正言顺地如愿成为商王在西北疆的代理人。这成为周人崛起的开始。

武乙不会想到，他给他的商王朝找来的不是看门人，而是实实在在的掘墓人。

——本文摘自李琳之《晚夏殷商八百年》，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有需要者，可参读原著。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元中国时代》《前中国时代》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商亡这三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7月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20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