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奇人范蠡，为人、做官、经商，堪为后世楷模
范蠡是战国之初杰出的谋略家，精通兵法，善于权谋和经商，是千古以来罕见的能臣。
范蠡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为人有担当，识大体，重情义，济贫困，受到朋友和乡邻的爱戴；为臣能够高瞻远瞩，忍辱负重，在勾践为吴王夫差作奴仆时，始终相伴左右，矢志不渝，献计献策，保护越王归国。在越国苦身谋划20年，富国强兵之后兴师伐吴，让越王报了会稽之仇；为官，在高官厚禄面前，不迷失心智，能够预见“兔死狗烹”而毅然辞官退隐；为商，能巧用经商之术，仅十几年就成为巨贾，使后人“富者必称陶朱公”。
范蠡能把国事、家事处理得如此圆满，让后人很难望其项背。
范蠡(约公元前536年——448年)，字少伯，又称范伯，春秋末年楚国宛县(今河南南阳)人。范蠡出身微贱，但年轻时就显露出贤圣之明，只因愤世嫉俗，举止古怪，被称为“狂人”。后来被楚国宛令(宛地的长官)文种发现，文种见范蠡知识渊博，富有谋略，深谙“王霸之道”，于是引荐给越王勾践，做了越国的大夫。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听说吴国治兵备战，欲先发制人，派兵攻吴。
范蠡看出勾践心情焦躁，难以御敌取胜，便极力劝阻:“大王不可。治国之道，要牢记三条:一要掌握好持盈之道，二要掌握好定倾之道，三要掌握好节事之道。”他接着劝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恃其功。圣人随时而行，是谓守时，天时不至，人事不应，则隐忍不发。现今君王不盈不溢，未胜而骄，不劳而矜其功，实为逆于天而不和于人，若强行之，必危国家，害及己身。”
范蠡极力劝阻，详细分析了越国不应出兵的原因，但勾践仍然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结果一出征就大败，被吴军围困在会稽山。
勾践身陷绝境，亡国之忧萦绕于怀。范蠡冷静分析形势后，提出向吴王求和是上策。他和文种经过分析，认为吴王夫差好色，权臣伯嚭贪财，是可以利用的突破口。于是，他们用美女8人，白璧20双，黄金千两，买通了伯嚭。
在伯嚭和文种的轮番游说下，吴王夫差决定与越国讲和。
按照吴越两国讲和的条件，越王勾践携带妻子去吴国充当奴仆。临行前，勾践心中悲痛，与群臣哭成一片。范蠡则神态安然地在一旁劝慰勾践道:“臣听说，居不幽者志不广，形不愁者思不远。古之圣贤，都遇到过困厄之难，蒙受过不赦之耻，并不仅仅是君主啊！”
在范蠡的劝导，勾践准备离国去吴，留下范蠡为相管理越国。范蠡说:“对于兵甲之事，文种不如我；至于镇抚国家，亲抚百姓，我不如文种。臣愿意随大王同赴吴国。”
勾践到了吴国后，完全依照范蠡卑作言辞的计划，说得吴王一时怒气全消。再加上太宰伯嚭的暗中帮忙，勾践得以免于一死。但是，在吴国，他们遭受了百般凌辱。在含羞蒙辱的日子里，范蠡仍然“安守被辱之地”，泰然处之，与勾践朝夕相伴，寸步不离，随时开导勾践，并为勾践出谋划策。
在这期间，吴王患了病，勾践闻之，就问范蠡吴王会不会死。范蠡借机献计说:“愿大王自己去请求探视吴王，得见时，要求尝一下吴王的粪便，看一下颜色，然后就拜贺说，吴王不会死的，不久就可以痊愈。日后吴王病好，自然就会相信你，到那时大王就不用犯愁了。”
勾践觉得此计很妙，就依计行事。
第二天，勾践尝完吴王的粪便后，恭贺吴王大病马上就会痊愈，此举果然得到了吴王的信任，并厚礼相待。之后不久，吴王终于赦勾践回归越国。回到越国后，勾践依范蠡之计，任命文种主持国政，范蠡治理军旅，勾践自己则“卧薪尝胆”，苦身劳心，发奋图强。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出兵伐吴。吴王夫差在越军强大攻势下，败守姑苏城。吴王派使者向勾践求和，勾践不忍，有意准降。范蠡见状说道:“当年大王兵败会稽，天以越赐吴，吴国不取，至有今日。现在天又以吴赐越，越岂可逆天行事？20年来，大王勤劳国事，不就是为了报吴国的仇吗？难道大王忘了昔日的困辱了吗？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勾践仍面露不忍之色，范蠡当机立断，击鼓传令，大张声势，率越军攻入姑苏城，吴国灭亡，吴王夫差拔剑自刎。
灭吴之后，越军横行于江淮之间，成为战国之初争雄天下的强国。范蠡因谋划征伐，立有大功，官封上将军。
但范蠡居安思危，以为盛名之下，难以久居，应该适时而退。他久随勾践，对勾践的为人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范蠡看来，勾践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可以同患，难以处安。”范蠡在一次随越王征伐途中，经过五湖时向越王告辞说:“君王好自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越王对范蠡的举动感到非常意外，软硬兼施说服范蠡留下，但范蠡不为所动，还是”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一时不知去向。
范蠡在决定隐退避祸的时候，没有忘记老朋友文种。在出走前，曾劝文种也离开越国，说不然会被越王杀掉。范蠡离去之后，又特意写了一封书信告诫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以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见书，心有所动，但未能果断离越。不久，越王勾践听信小人谗言，赐剑命文种自裁。文种没听范蠡的忠告，落得如此下场。
范蠡离开越国后，几次迁徙，最后移居到陶(今山东定陶县)。范蠡在陶这个地方，除了“父子耕畜”外，把更多精力放在经商方面。范蠡师从计然，尽得其术，用以经商。十几年后，家资巨富。范蠡感叹道:“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因此，散尽大部分家财，分给朋友、乡邻。
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范蠡“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几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这段话表明，陶朱公经商致富之道，主要是善于择地、择人、择时。更可贵的是，他能在经商成巨富后，救济困人。因而他既是商人之祖，也是商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