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歆掷金到王戎钻枣，魏晋时期士人的金钱观缘何发生如此巨变？

在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中，“视钱财如粪土”一直是儒学士人标榜自己清高傲岸的必备言辞。但事实上，爱钱是古往今来大多数人的天性。

早在先秦时期，苏秦就曾发出“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的感慨。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中也表达他对金钱的态度和看法，从自己的遭遇出发，向世人讲述金钱的重要性。

不过，金钱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虽然不可或缺。但在不同的时代，受不同的社会风气影响，人们的金钱观也天差地别。而这种差异在魏晋时期这个动乱的时代，则显得尤为明显。

一、从华歆掷金的典故可以看出，魏晋前期的士人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儒学的金钱观，或对金钱毫不看重，或只是抱以利用的心态

魏晋前期，社会主流思想还是继承自两汉时期发展壮大的传统儒家思想。

虽然因为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使得世道人心丧乱，传统儒家思想有所式微。但掌握着思想权威的世家集团却一直以传统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所以这种思想在经历汉末乱世后并未绝迹，反而在魏晋前期重新焕发生机。

传统儒家思想对金钱的观念十分淡薄，团为他们将社会公利置于个人私利之上，重义轻利是儒家基本立身要求之一，在儒学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魏晋前期儒生大多也践行着这样的金钱观。不过在现实中，这样的观念又可以分为“金钱豁达者”和“金钱冷漠者”两种类型。

顾名思义，“金钱冷漠者”即是对金钱持冷漠态度的士人，这种人在两汉时期和魏晋前期并不少，而且由于当时崇尚儒学经义的风气，即便一些士人并非“金钱冷漠者”也喜欢将自己标榜为“金钱冷漠者”以博取名声。

“金钱冷漠者”中，最负盛名的莫过于管宁和华歆二人。刘宋文学家刘义庆就曾在其著作《世说新语》的《德行篇》中提到：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

除了对于金钱的漠视之外，金钱冷漠者还有一种在生活中节俭的作风。节俭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子贡曾说孔子有温、良、精、俭、让等诸多良好品德，其中的俭就是指节俭。

“金钱豁达者”在这方面的主要表现是“不持俭索”，或以金钱养士从而实现某种政治日的，或以金钱作为厚自奉养的基础，与金钱冷漠者不同，金钱豁达者认同金钱的价值，并把金钱作为实现自我追求的手段。

豁达的金钱观既要求承认金钱的价值，又不能为外物所累，这需要面对诱感有清醒的头脑，纵观正史所载的金钱豁达者，皆是有着虔诚的事业追求或者精神信仰，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不管是“金钱冷漠者”还是“金钱豁达者”从本质上来说都是金钱观淡薄的典型，他们对于金钱要么毫不看重，要么仅仅只是抱以利用的心态。对于这些儒家士人而言，金钱远远没有自己的名声重要。

二、由于时局动荡和儒学式微等因素影响，两晋时期的金钱崇拜风气非常猛烈，以王戎、石崇为代表的士人不仅俭吝刻薄而且贪纵聚敛，

然而，魏晋前期这种金钱观念淡薄的风气在进入两晋时期后便彻底烟消云散了。

两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风气最为混乱的时代之一，以八王之乱为分界线，西晋流行攀比炫富，东晋流行空谈吸毒。加之司马家族得位不正的客观现实和衣冠南渡后东晋朝廷偏安一隅的病态情绪影响，整个两晋时期的社会风气都呈现出一种异样的扭曲和病态

正是受这样的社会风气影响，在两晋时期，传统儒学思想开始逐渐凋零，士人的思想文化层面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于是士人在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从统一有着比较规范的生活的规范，到各自跟随自己的心愿而活。

与此同时，商品经济的萌芽又使得金钱在士人的精神生活中逐渐占据不可估量的地位，于是士人的金钱观念出现了二极分化，由曹魏时期勤俭豁达转变为崇拜金钱，渴望金钱的拜金主义。

最能体现这一转变的莫过于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了，王戎出身琅玡王氏，是典型的高门子弟。早年的王戎不仅参与过灭吴之战，立下功勋，还善于治理地方，结交士人。最重要的是，王戎所在的王氏家族，本身就是豪富之家。

但就是这样一个富甲一方的名士对于金钱的态度却相当吝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一毛不拔，即便是自己的亲生儿女嫁娶之时也不愿施于财物。《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王戎吝于财货的一个小典故：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不过，戎虽然吝啬，但这也仅仅只是他的金钱观有些问题而已，并不会危害到他人。与吝啬的王戎相比，铺张奢靡的石崇则危险的多。石崇作为当时西晋的上层权贵，在生活中极尽奢华浪费。史载：

“石崇厕，常有十馀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

但问题是，这样的豪富生活并不是石崇自己努力得来的。而是石崇在担任荆州刺史期间，通过抢劫行商、贪污受贿等手段才聚集了大量财富。而且除了石崇以外，这样的权贵并不在少数。

由此可见，两晋时期的金钱崇拜风气依旧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对于底层士人或者有操守的少数高门子弟而言。爱财或许仅仅只是表现在吝啬等方面。但对于绝大多数权贵阶层而言，爱财往往会成为他们贪污受贿、横征暴敛的理由。

三、魏晋时期士人的金钱观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曹魏九品中正制的颁布使得整个社会的上升通道被门阀士族垄断，失去希望的底层士人为求生存只得“吝于财货”

从魏晋前期管宁、华歆二人对金块的不屑一顾到两晋时期王戎、石崇等人对于金钱的孜孜以求，魏晋时期士人的金钱观之所以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有很多方面的原因。

其一，两晋时期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东晋时期，商品税甚至成为国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得金钱具有较大的效用；

其二，两晋时期政局多变；很多士族家国观念相较前朝出现了地位倒置现象，高门士族为了使自己的家族经久不衰形成了务实的家风，而财富的积累对于文化、政治处于弱势的家族提高地位具有一定的作用。

其三，两晋时期谈玄成风，玄学倡导人性解放，而有些士人不免矫在过正，走上了纵欲的道路，放纵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于是就出现了金钱崇拜规象；

不过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制度的变化。魏晋前期，刚刚经历汉末军阀割据的曹魏政权不仅内部百废待兴，而且外部威胁也一直不曾停歇。为了守护辛苦创下的基业，曹魏政权的奠基人曹操不得不尽可能地挖掘有用的人才，以促进曹魏政权的发展和壮大

这个时期的曹魏政权在选取人才方面极其高效，不管是世家贵族还是底层寒门，只要有真才实学统统可以得到重用。正因如此，这个时期的社会风气一直都是一种积极乐观、昂扬向上的风貌。

但是等到曹操去世之后，继任的魏文帝曹丕为了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颁布了代表世家利益的九品中正制。从此，曹魏政权选官用人的渠道被世家大族掌握，底层寒士即便是有经天纬地之才也无法被任用，而高门子弟无论再怎么顽劣不堪也总有一份前途。

司马家族篡魏立晋后，由于其本身就是世家大族的代言人，且其皇位来由也是因为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在各方各面都对世家大族进行了妥协和让步，国家政权体系的人才来源也彻底被世家大族垄断，整个社会的上升通道被完全堵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升无望的底层士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将目光转向金钱，并将之视作奋斗目标。而上流权贵们由于不必担心自己的前途问题也纷纷将目光对准金钱，希望借助金钱来彰显自己的魅力。

由此可见，从华歆掷金到王戎钻枣，魏晋时期士人的金钱观之所以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九品中正制这项特殊的政治制度。不可否认，这项政治制度作为贯穿中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人才选拔制度，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这项政治制度不仅堵死了下层士人的上升通道更是直接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让一向“视金钱如粪土”的儒家士人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奴隶，这样的前车之鉴实在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晋书》

《世说新语》

《三国志》